益气法与四君子汤

益气法，即补益脾气之法，适用于脾气虚弱之证。脾气虚的病因，多为饮食失节，精神情志失调，劳逸失度，以及病后的衰弱。脾主运化水谷饮食，故饮食失节，常易引起脾胃病变。李东垣说：“饥饿不得饮食者，胃气空虚，此为不足；饮食自倍而停滞者，胃气受伤，此不足中兼有余。”指出饮食大饥、大饱均可使脾胃受伤。饮食过寒、过热亦能损伤脾气。五味偏嗜，则脏气偏胜，偏胜则病。中医认为，劳逸失度，即过劳、过逸均能损伤脾气而发病，早在《内经》就有“劳者温之，逸者行之”的治法。思乃脾志，思虑伤脾，病后失于调养，往往造成脾虚未复。先天禀赋不足，或妊娠期间失于调养，胎儿营养不良，生后未予及时调理，脾胃素弱。以上因素，均能使脾气受损，造成脾气虚弱。其中有单一致病者，也有数因相兼而致病者。

脾气虚弱，健运失司，症见纳呆，食少，倦怠乏力，气短懒言，大便溏薄，舌淡苔白，脉弱等。脾气虚则运化失司，消化迟缓，故见纳呆食少而便溏；脾虚不能化生精微，则气血化源不足，四肢筋脉失养，故倦怠乏力，气短懒言，舌淡脉弱。脾气虚弱，当以补益脾气为法。药以人参、党参、白术、山药、炙甘草、大枣之属，方以四君子汤为主。四君子汤中，参、术、苓、草四味皆甘温益脾，因有健运之功，具平和之性，无寒热之弊，故名君子。方中以人参甘温，扶脾益气为君；白术甘苦微温，健脾助运，燥湿为臣；茯苓甘淡、性平，既能助参、术以健脾益气，又能渗湿以助运为佐；甘草甘平为使，既能益气，又能和胃，调和诸药。四味配合，相得益彰。凡脾胃气虚诸证，用之则虚得补而气得旺，脾气旺则五脏受荫，周身之机运流通，水谷之精微敷布，病症焉得不除。四君子汤为益气补脾之重方，临床上可随证加减，灵活化裁。本方加陈皮名异功散，治气虚而兼气滞所致之呕吐，泄泻，不思饮食者；加陈皮、半夏名六君子汤，治气虚兼痰所致的不思饮食，胸膈不利，呕吐吞酸，腹胀便溏者；再加木香、砂仁名香砂六君子汤，治气虚兼食滞、气滞所致的痞满，呕吐者。四君子汤加减化裁颇多，但有一个前提，即脾气虚弱的主证不变，仅仅是兼证有所不同。

益气法，用于脾胃不足之证，主以四君子汤。益气之为用，非只一端，且脾为生化之源，五脏之本，故益气亦可生血，益气亦可生精，益气亦可固脱。“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益气扶正即可祛邪。益气之法化裁活用，层出不穷。如益气兼以散滞，用异功散；益气化痰，用六君子汤；益气祛湿，用参苓白术散；气阴兼顾，用生脉散合四君子汤；气血两亏，用归芍六君子汤，或八珍汤；心脾俱亏，主以归脾汤等。中医的基本原则是辨证论治，使用益气法应抓住辨证论治这个根本，才可以立法精当，免于弊病丛生。

非气虚者勿滥用。虚则补之，气虚者补之以气。往往在临床上辨证准确而施之者，确属不易。“大实而有羸状”，如气实者益气，而有腻膈胀满之弊；阴虚者益气，有虚者更虚之殃；外邪未清者益气，有闭门留寇之祸。如此均非益气法所宜。《难经》云：“无实实虚虚，损不足而益有余”，即此义也。

补而不滞。补药多滞，滞于脾则运化不行，故益气之法，必遵补而勿滞之说。试观四君子汤，既有参、术之补，又有茯苓之通。异功散、六君子汤、参苓白术散等，有补有通之义更明。

益气应中病即止。人贵在阴阳、气血之平衡。偏盛偏虚，均使人患病。过用益气则会破坏阴阳的平衡，原病未愈，而新病又生，因此益气之剂要中病即止。此外，食饵的调理，也应适可而止。正如《素问·五常政大论》说：“大毒治病，十去其六，中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