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消防部队基层广大官兵常年担负着灭火救灾和抢险救援的各项任务，执行任务的频繁性、长期性和突然性使广大官兵的精神压力比较大，特别是现场救援中惨烈场景的直接作用于感官，其救援后极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本身就属于职业心理创伤的高危人群。Witeyeen等发现，在空难的5~8年后，当时参与救援的消防人员、警察不仅存在大量的焦虑、抑郁、睡眠紊乱、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还存在较多的疲劳和躯体症状。2005年新奥尔良飓风灾难后，被疏散受灾人员中62.5%有中重度PTSD症状，救援警察和救火队员中，33%出现典型的PTSD或PTSD合并抑郁症状。

灾害救援人员患病率虽低于受害者但也不容忽视。突发灾难事件中心理受灾人群大致分为五级，除直接卷入灾难的人员，死难者家属及伤员属于第一级外，现场指挥、救护人员（消防、武警官兵、医疗救护人员、其他救护人员）列为二级重点人群。消防救援人员见证了悲惨场面，造成视觉、听觉及触觉等强烈心理刺激，心理防线被突破，心理结构受到瓦解，并影响救援者的战斗力.重大灾难事件可诱发各种精神障碍，消防官兵常年担负着灭火救灾和抢险救援的各项任务，执行任务的频繁性、长期性和突然性使广大官兵的精神压力比较大，特别是现场救援中惨烈场景的直接作用于感官，其救援后极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本身就属于职业心理创伤的高危人群。虽然已知消防员是PTSD的易感人群，但是很少有数据支撑消防员暴露程度与PTSD发生率以及消防员与普通人的对比。本研究旨在对消防员PTSD状况进行深入分析，为提高消防部队战斗力提供理论依据。

消防救援人员PTSD发生率是35.3%，地震救援组、基层消防组和一般院校组PTSD发生率分别为33.2%、23.6%和2.3%。

参加“5.12”抗震救灾的消防官兵的PTSD发生率较高，这高本研究采用较为苛刻的筛查标准，必须要同时满足IES-R于Armagan等对参加印度尼西亚海啸救援的33名土耳其红和PCL-C两个量表的临界分才被确认为PTSD。结果发现消防星月会的成员在救援行动后一个月PTSD发生率24.2%的结果，但低于高平来等人对火灾救援人员PTSD的结果和中国台湾地震的结果。这可能是由于采用不同诊断工具造成。研究发现PTSD发生率一般范围是20.0%~30.0%。唐山大地震PTSD发生率为18.48%，延迟性PTSD发生率为22.17%，救援人员受到伤害的程度，由于其特殊身份，受到伤害后不能得到充分的表露，其总体发生率不会低于23.0%。救援人员既可能是生命受到威胁或严重伤害者，也可能是创伤情境的观察者，这两种情境都可能使救援人员患创伤后应激障碍，同时还会产生其他的心理疾病，如重度抑郁，物质滥用和性功能障碍等问题灾害救援人员PTSD患病率虽然低于受害者，但仍不可忽视。因此救援人员在参与救灾活动后，更应该有专门的心理健康促进服务。基础消防组的PTSD发生率23.6%充分说明了消防员是极易发生职业心理创伤的。本次调查基础消防组人员均来自于各个地区的特勤大队或中队，在日常的灭火救援中特勤人员通常都是急难险重任务的承担者。虽然与地震救援组相比略低，但也高于普通人群。一般院校组成员均采用消防指挥专业的普通新生，他们是未来的消防指挥员，但还没有经历过具体的业务，与普通人无异。5.3%的发生率与个人的创伤经历有关，因为个体亲身经历要比目睹他人经历者PTSD得分更高，发生率也会更高。这与国外研究暴露于极为强烈的创伤之中，大多数受害者均可患PTSD的结论是一致的。但是低于杨晓云等人在医科大学生中所的PTSD调查13.3%的发生率。这可能是因为选择筛选标准的差异造成的，杨晓云等人在研究中选用PCL-C总分38分作为筛查值，与本研究选用50分的筛查值不同。虽然有研究提出降低PCL-C的参考值范围至38分的观点，这虽然增加了诊断的敏感性，但就普通人群而言有过分高估的可能性存在。

当前消防部队救援后心理危机的严峻形势和灾后危机干预工作严重滞后的矛盾比较突出。对基层消防官兵在救援发生后立即进行有效的心理干预，可帮助基层消防官兵积极应对灾害现场所感受到的痛苦，防止或减轻不良心理社会反应和精神疾病发生，保持基层消防官兵心理健康，保障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和任务的完成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因此，还需要加强消防部队的心理工作水平。

在国内大众游泳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我国大众游泳救生员统一管理的初步阶段，对救生员现状调查与分析，以便从宏观上对我国大众游泳救生员有全面了解，促进小康社会时期我国大众游泳救生员的管理和培养，从而形成有效的大众游泳安全保障体系。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我国17个省（市）的国家级救生员及部分高级、初中级救生员共771人，其中国家级救生员为51人，占全国国家级救生员总人数的87.9%，我国现有的大众游泳救生员队伍的文化素质和学历总体状况良好，其中大学（包括专科）以上学历占42.8%。但初中级救生员中初中和高中学历的占59.2%，文化程度偏低，初中和高中学历的高级救生员（占46.6%）文化层次有待提高，才能胜任培养初中级救生员的任务，同时硕士学历的救生员比例较低。我国大众游泳救生员群体的年龄状况基本合理，60岁以下占99.1%，初中级救生员的年龄主要在50岁以下，其中20~29岁年龄段占37.2%，高级救生员的年龄主要在30~39岁（35.9%）和50~59岁（24.1%），国家级救生员的年龄主要在30岁以上，国家级救生员中60岁以上的占9.8%。

我国大众游泳救生员工作的年限状况是级别越高，其工作年限越长。初中级救生员从事救生工作年限有76%小于10年，国家级救生员中有16年以上救生年限的占60.8%。我国大众游泳救生员主要来源于俱乐部（游泳馆）、高校、中小学、体校和体育局等部门。其中初中级救生员大部分来源于俱乐部（游泳馆）、中小学、高校等部门，高级救生员65%来源于体校、高校、体委，国家级救生员的来源主要为体育局（占1/3）。同时来源于体育局管理者的人数比率随着救生员级别的升高而增高（6.2%vs18.6%vs33.3%），而中小学教师人数比率相反（20.6%vs15.1%vs0）。大众游泳救生员这一职业是适合男性的职业，性别差异大，我国各级救生员的男性比率都在93%以上，国家级救生员女性比率只有3.9%。

医务人员目睹了地震现场的惨状，加之连续几天的拼命救治伤员及被困人员，使现场救治医务人员处于身心疲惫的状态。据文献报道，大的自然灾害发生后，受灾人员和救援人员的心理应激反应具有明显差异性；参与灾后救援的医务人员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发生率可高达9%。目前，针对受灾人员心理健康问题研究的较多，而对于参与灾害救治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与研究较少。。究其原因，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①与参与震灾现场救治身临其境，且在第一时间目睹惨状有关。此次汶川地震，由于破坏性大、人员伤亡惨重、财产损失巨大，给灾区人民带来的是全方位的多重打击。参与救援的医务工作者、消防官兵、武警战士，因为持续工作在救援现场，也是患PTSD的高危人群。本研究结果显示：参与灾后现场救治的医务人员PTSD症状得分明显高于未参与震灾现场救治组。Ursano等研究报道的参与灾害救援的医务人员发生PTSD发生率可高达9%。本研究于灾后第6周筛查出有1例有较明显（中度）PTSD症，且有待于调查者进一步追踪研究。有9例有轻度的PTSD症状，其发生率高达23 126%。②与工作超负荷有关。一些研究表明，重大灾难发生后常见的心理问题包括抑郁、焦虑、PTSD。而作为直接到灾区参加现场救治的医务人员，除了亲眼目睹灾难所带来的惨状外，还担负着超强度的救援任务：连续几天抢救伤员，安抚被房屋垮塌受压的人员，在废墟下徒手挖掘救人，用简陋的工具（消防钳子、菜刀）做截肢手术。这是平时无法想象的场景，也是难以预测的灾难。参与汶川地震伤员医院内救治的医务人员中有45.36%存在心理问题，而未参与伤员救治的医务人员出现心理问题的为9.00%。③其他因素的影响：在调查中发现震后1个月参与现场救治的女医务人员出现的PTSD症状较男医务人员严重，个别女性的PTSD症状明显而持久一些。通过访谈得知，与个别女医务人员自身的职业压力，心理健康状况、人格特征和社会支持有关，还与大量的新闻媒体采访报道导致的不良刺激有关。

传染病防治工作者其实也是医务工作者中的一部分，也是PTSD的高危人群。但近年来连续几次新发传染病的大流行，使相当多的传染病防治工作者经历了较平常更加严重的创伤事件，他们的PTSD也引起了重视。目前针对传染病防治工作者PTSD的流行病学研究数据匮乏。但在2003年爆发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流行期间，广大医务工作者奋战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可以从针对他们的一部分研究数据中窥见一斑。

如张克让等使用自拟应激源-认知情况问卷、事件影响量表（IES-R）、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自尊量表（SES）、艾森克个性问卷（EPQ）作为工具，对89名非典流行期间在一线工作的医生进行了调查发现PTSD症状检出率高达25.8%，其中男性检出率（25%）与女性检出率（27%）没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P=0.89），但不同年龄段检出率呈现较大的差异，在30岁（含）以下的医务工作者中为17.5%，而30岁以上的医务工作者中检出率则高达39%（ P<0.05）。McAlonan等对香港两家医院在非典期间工作的医护职工进行了感知压力量表（PSS-10）评估，发现在2003年这些高风险工作人员的平均得分为17分，而低风险工作人员的平均得分为15.9分，两者间没有明显统计学差异；但1年以后再次评估发现高风险组的平均得分上升至18.6分，明显高于低风险组的14.8分（ P<0.05）。该项调查虽然未进行PTSD的筛查，但以上数据提示传染病防治工作者承受较大精神压力，尤其在传染病流行期间，更易发生PTSD。

除了前面讲到的几种职业外，还有一些特殊职业存在较高的PTSD发病风险。

首先是军人。事实上，早期关于男性的PTSD研究数据多来源于经历过战争创伤的军人、退伍士兵。美国Litz等的研究显示，从索马里执行维和任务回国的士兵，其PTSD发生率为8%；Wolfe等人报道，海湾战争退伍老兵的PTSD发生率分别为男性4%，女性9%；Hoge等研究发现阿富汗战争士兵的PTSD发生率为12.9%，而伊拉克战争士兵的PTSD发生率为12.2%。国内关于军人PTSD的流行病学数据多来源于参加过地震、矿难等救援工作的军人，如王焕林等调查参加汶川地震现场救援的军人在6个月时PTSD患病率为6.53%。安飞等调查参加汶川地震现场救援的军人在6个月时PTSD总检出率为5.42%。以上数据显示，军人PTSD发生率与经历创伤事件的严重度有关，战场的惨烈程度显然高于地震现场，因此参加过战争的军人PTSD发病率明显高于参加地震救援的军人。

警务人员经常面临凶杀、犯罪、暴力等社会负面事件，承受着比普通人更大的精神压力。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Carlier等的一项关于内部和外部风险因素对创伤后的警务人员研究表明，7%的警务人员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34%的警务人员患有创伤后应激症状和临界创伤后应激障碍。

此外，新闻工作者、矿工、海员、救生员等均是容易发生PTSD的职业群体。总之，由于职业原因，经常面临创伤性事件、承受较大精神压力的职业，均是PTSD的高发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