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损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各种灾难对公众的影响正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震惊世界的“5.12”汶川地震使得全社会对严重灾害的关切程度与救助力度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灾难引发的各种精神卫生问题，包括急性应激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与焦虑障碍、自杀、酗酒等行为问题会在灾难后的不同时期相继出现，其中以创伤后应激障碍最值得关注。

灾后PTSD在特殊人群中发病率较高。女性终生患病率是男性的两倍（10.4%vs5.0%），已婚男性多于未婚男性（6.1%vs1.9%）。特定的个性倾向是PTSD易感的重要因素之一，外伤程度与PTSD没有明确关系。Norris等的综述显示灾后PTSD的风险因素包括：灾难暴露程度、混乱的社区生活、女性、少数民族、中年人、贫穷、精神病病史和缺乏支持系统。

Brewin等对灾后PTSD的14种风险因素进行荟萃分析，发现各种风险因素作用的强度各异，影响最大的因子是创伤程度、缺少社会支持和创伤后应激程度；而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可减缓PTSD的发生及减轻病情程度。此外，该研究还表明，与急性PTSD相比，慢性PTSD患者症状较多，麻木程度深，对刺激的惊跳反应高，伴随躯体疾病者较多。性别、既往病史与慢性化没有明显联系。对应激源的回避行为在PTSD慢性化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回避症状随时间而加重，而闯入性症状却逐渐减少，回避使患者缺少纠正负性思维的机会，难以形成有效的应对方式。

由于重大自然灾害，特别是突发性的灾害，具有不可预知性、不可抗拒性并可以造成毁灭性后果。因此，灾害对个体和群体的心理和行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或冲击。

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个体和社会心理应激反应随着时间的变化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具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应激阶段、冲击阶段和复原阶段。

应激阶段一般是灾难发生后几天至数天内，对应于救灾行动中的救助时期。这个时期首要任务是搜救灾后的幸存者，提供必要食物、药品以及安置点等。在这个阶段，个体受到外界强烈的危险信号刺激，身体的各种资源自动地迅速动员起来用以应对压力。由于灾害的突发性，个体尚未来得及从理性层面思考心理上的巨大冲击。因此，诸多心理问题以潜在的方式存在，或表现为一些身体症状，例如，头疼、发热、虚弱、肌肉酸痛、呼吸急促、腹泻、胃部难受、没有胃口和四肢无力等症状。同时，在行为上，灾难幸存者也会出现反应麻木、高警觉、内疚或自责、不相信灾难发生是真实等症状，这些心理与行为表现如不及时处理会导致将来严重的心理疾患发生。从社会心理来看，面临生存的关头，人们会联合起来对抗灾难，与外部救援人员一起营救生命和抢救财产，表现出众多全力以赴、乐观和亲社会的行为。

冲击阶段一般是灾难发生后一周至数月左右，对应于救灾行动中的安置时期。在这个时期，生存已经得到保证，身体的防御反应会稳定下来，警戒反应的症状也会消失，身体为了抵抗压力已在生理上做好了调整。然而。机体为了达到这种“正常”的状态付出了高昂代价，身体虽然能够很好地应付最早出现的应激源，却降低了对其他应激源的防御能力。各种各样的心身疾病或心理问题凸显出来。在一个月内，最为普遍的心理问题是急性应激障碍（acute stress disorder，ASD），灾难幸存者普遍表现为分离症状、闪回或灾难场景的反复再体验和回避行为等。随着时间流逝，大多数人们可以自我恢复，ASD症状会消失。但是，有相当比例的人群很难通过自身努力和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使症状得到缓解。如果一个月后，仍然表现出类似ASD症状，灾难幸存者将会成为PTSD患者，表现出持续的闯入、回避、麻木、情绪痛苦和高警觉等症状。在这一时期，如果给予及时的心理援助，将会减少心理问题恶化的几率。从社会心理来看，随着搜救工作结束，人们突然发现自己力量微薄，并逐渐意识到自身的伤害比最初估计得更为深远和严重。人们会普遍地体验到一种挫折感，产生一种被命运捉弄的感觉，从而感到希望破灭。

复原阶段一般在灾难发生半年后至数年，对应于救灾行动中的重建时期。在这个阶段，大部分人恢复常态，但仍有一定比例的人会受灾难阴影的影响。例如，遭受PTSD症状困扰，体验着长期的慢性疲劳，失去生活兴趣，长期背负着内疚等。从社会心理来看，在重建时期，受灾的人们开始意识到单纯依靠别人的力量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必须要调整自己的状态，尽快恢复到灾前可以从事日常生活和生产的状况。同时，个人对未来生活担忧、因灾经济纠纷和利益分配等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加之这些问题与个人心理灾难阴影的相互影响，会产生系列社会问题。一些地区甚至会出现大规模的上访和集群行为。因此，需要执行长期的心理援助计划。

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灾难带来巨大心理冲击或影响会随着人际传播，特别通过现代媒介迅速传播，产生涟漪效应，会对灾害发生区域以外产生心理振荡。这种心理影响在空间上呈现出“心理台风眼”效应。李纾等在“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社会心理影响研究发现，从灾害发生的中心地带向外扩散出去，灾害的破坏程度一般是逐级减小，但是，社会公众对风险认知或心理恐慌则表现出类似气象学中的“台风眼”现象。具体表现为非灾区居民对灾难的风险知觉、恐慌程度和对灾情严重程度的担忧反而高于灾区居民。随着公众主观判断所在地灾情严重程度的增加（从非受灾、轻度受灾、中度受灾到重度受灾），其对健康（发生大规模传染病的可能性）和安全（需要采取的避震措施的次数）的担忧反而随之减少。结合心理免疫理论和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李纾等提出了灾害心理影响的“心理台风眼”假说。其主要观点是：重大自然灾害后，在空间维度上，越接近高风险地点，心理越平静。2011年，“3·11”日本大震后福岛核泄漏事件，经过媒体传播，产生的心理恐慌直接引发我国各地抢购盐、醋风潮，再次表现出灾害的“心理台风眼”效应。

根据“心理台风眼”效应，可以从空间上将心理援助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灾难中心。这一部分的心理援助对象主要是灾难的直接受害者，他们亲历了生命和财产受到的威胁，很多人失去生命、亲人，财产严重损失，受到的心理创伤最为严重。其次是灾难的周边地带。这一部分的心理援助对象主要是灾难的次级受害者，他们体验到灾难对人们生命和财产的威胁，并目睹受灾情况，心理恐慌度较高。最后是非灾区。这一部分的心理援助对象主要是社会大众。他们通过各种信息渠道，特别是新闻媒体，了解到灾难给灾区人民带来的巨大伤害。由于担心这样的事也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他们对灾情的风险知觉、恐慌和担忧程度都比较高。

重大自然灾害不仅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而且由于灾难造成的多米诺效应会在短期之内在整个地区甚至全国范围内引起心理恐慌。随着营救工作的展开和生产生活的恢复，灾难造成的恐慌会逐渐缩小，但是由于灾难造成的心理压力或创伤会在灾害受难者心中留下长久的影响。因此，世界卫生组织（WHO）将灾难定义为：“一种大大超过个人和社会应对能力的、生态和心理方面的严重干扰”。一直以来，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的救灾行动主要集中在生命营救，以及满足住所、食品、卫生和流行病免疫基本需要的物质援助。近年来，自然灾难的援助策略和模式正在发生根本变化。人们已开始认识到，自然灾难对人类的心理具有非常深刻的短期和长期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显示，自然灾害或重大突发事件之后，约20%~40%的受灾人群会出现轻度的心理失调，这些人不需要特别的心理干预，他们的症状会在几天至几周内得到缓解。30%~50%的人会出现中至重度的心理失调，及目的心理干预和事后支持会帮助症状得到缓解。而在灾难一年之内，20%的人可能出现严重心理疾病，他们需要长期的心理干预。我国对“5·12”汶川大地震后受灾群众的心理疾患发病情况的系列调查发现，受灾人群的心理疾患的发病率较高，仅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一项的发病率往往都在10%以上，甚至高达45.5%”。因此，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需要对受灾人群提供心理援助和社会性的支持。以帮助他们恢复到正常的健康水平，并最终实现心灵的重建。

国际上，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在灾难的援助模式和行动中非常重视心理援助，并将心理援助纳入整体援助战略计划中。比如，在2004年印度洋海啸之后，WHO与受灾国出台了旨在满足心理社会需求及防治心理疾病的战略计划。世界银行和土耳其政府达成的灾后重建协议中规定，援助总经费的1%将被用于心理健康项目。而近年来，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在重大灾难之后，也不断对其国家紧急事件计划进行了调整，以突显心理援助在灾后重建中的地位。因此，心理援助与生命营救、物质救援一样，已成为灾难救援体系和行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PTSD是指在强烈的精神创伤后发生的一系列心理、生理的应激反应所表现出的一系列临床综合征。遭遇精神创伤后71.8%~80%的人会发生PTSD而导致明显的甚至长久的心理痛苦。本调查评估发现地震后极重灾区的社区居民PTSD的检出率为12.4%，提示该社区居民中存在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较以往有关自然灾害后PTSD的发生率稍偏低。相比于国外Tural等报道1999年土耳其地震后PTSD25%的发生率和Armen等报道美国1988年地震后PTSD 74%的发生率较低。

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汶川地区发生里氏8.0级大地震，伤亡惨重，一些灾民和救援人员出现了PTSD症状。PTSD是一种由异乎寻常的灾难或威胁性事件所引发的精神障碍，其特征为创伤或灾难性事件后长期存在持续的警觉性增高、反复出现的闯入性回忆或再体验以及伴随的回避反应等，常常引起明显的心理和社会功能损害，容易慢性迁延。PTSD已经成为灾后主要关注的精神障碍。本文针对汶川地震后PTSD的流行病学现状进行综述。

由于灾民的地理位置、伤亡情况、财产损失等受灾程度不同，出现PTSD症状的严重程度也不同。因为在评估时间、诊断工具以及调查方法等方面不尽相同，得出的PTSD发病率也存在差异。

（1）汶川地震1个月后，灾民PTSD的发病率为15.54%~62.8%。其中王波等应用PTSD-SS量表（刘贤臣等编制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表）对青川409名灾民进行测查，得出PTSD的阳性率为62.8%，伤员PTSD症状总体检出率是51.4%。应用精神科临床诊断后，灾民（安县）PTSD的发生率相对偏低，普通灾民为15.54%，伤员PTSD检出率为23.12%。地震2个月后，彭静等用PCL-C量表对404名灾民进行调查，总分≥45作为高分人群，这一部分的灾民PTSD症状较为严重，占8.91%，极重灾区社区居民PTSD临床检出率为12.4%。

（2）汶川地震后6个月灾民PTSD发生率为18.3%，而同一时点创伤患者PTSD发生率高达25.00%。

（3）毛文君，袁茵等追踪报道了灾民在灾后12个月时PTSD发生率为6%，而灾后6个月时它们是18.3%。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伤员的PTSD发病率比普通灾民高。国外报道重大灾难灾民PTSD患病率为3.7%~60%，也有报道称，在非人为的创伤事件（如事故、自然灾害）中，PTSD的发生率少于10%。中国张北地震受灾人群3个月和9个月后PTSD的发病率分别为18.8%和24.4%，30年后唐山地震所致孤儿PTSD现患率仍为12%。

总的来说，灾民震后PTSD的发生率8.91%~62.8%，有些报道认为自己的PTSD发生率显得偏低可能与当地的人群特点有关，如向陌生人表露自己的个人情感会让他们感到不舒服，承认自己有精神健康问题会给他们带来耻辱感。有的报道认为震后1年的PTSD、抑郁及焦虑症状发生率明显低于震后半年，可能与对研究对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及政府、社会、家庭的支持等有关。

救援人员包括解放军武警官兵、医务人员等。对于救援人员PTSD的发病率国外的相关报道为5%~20%，我国1999年烟台海难救援官兵的PTSD检出率为17.95%。

（1）谢磊等调查了汶川地震灾后1个月（即急性应激阶段），武警官兵PTSD症状的发生率为9‰。刘庆峰等应用PCL、简易应付方式问卷SCSQ、简式艾森克人格问卷（EPQ-R），在灾后6周，调查军人创伤后应激症状阳性者占总人数的1.94%。其官兵全部为参加抗震救灾的一线官兵，于灾后立即开始救援，饮食供应差，住宿无保障，余震不断且强烈，所负责救援的地区为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场面惨烈，所有的救援官兵均接触过伤员和遗体，所受到的心理冲击很大。但他们创伤后应激症状阳性率较低，与官兵的士气高涨，整体应对冲击有关，同时得到家人和社会的心理支持，这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个体应对心理冲击的能力。沈兴华等发现茂县震后7~9周，军人符合PTSD症状反应诊断的阳性率较低3.9%~4.57%，明显低于灾民的阳性率28.37%。

（2）灾后3个月，救援官兵符合PTSD，症状阳性者为4.67%。（SCL-90，PTSD症状自评量表）与未参与救援的官兵相比，在救灾后3个月救援官兵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心身症状。灾后6个月军人PTSD检出率5.42%。PTSD的发生与16PF中的稳定性、恃强性、兴奋性、幻想性等因素呈负相关，而与有恒性、世故性、自主性、紧张性等因素呈正相关。认为5.42%的发生率是正常的心理反应，因为①武警部队是经过严格的特殊训练，管理高度集中的特殊群体；②军队日常思想工作扎实，官兵心理应激反应发生率低，心理创伤自愈也较快；③参加救援的士官呈高警觉性，显著高于一般士兵。有人报道汶川地震100天后，4.50%的救援者存在PTSD症状，0.40%的救援者PTSD初筛结果呈阳性，认为基本恢复到了正常状态，情况良好。

（3）灾后1周年后救援官兵应激症状已趋于缓解，PTSD患病率为3.45%。焦虑情绪和神经质倾向是发生PTSD的主要危险因素，对救援官兵进行积极有效的心理干预和心理素质训练能有效降低PTSD的发生。

毛文君等报道：地震灾区群众抑郁、焦虑及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明显高于正常人群，三者之间共病率高。

PTSD是灾后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但只是复杂临床相的一部分，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共病是关键问题所在，在NCS的资料中，灾后PTSD患者中79%~88.3%至少共患一种其他精神障碍。

抑郁症的核心症状是情感低落和缺乏兴趣。PTSD患者中48%男性和49%女性共患MDD，既往抑郁病史是灾后出现PTSD的一个风险因素；共病者症状及功能损害比单纯PTSD患者更严重，且预后较差。对青少年而言，在创伤早期即出现抑郁及PTSD预示以后更严重的功能损害。

16.8%男性和15%女性共患GAD。与共病抑?郁不同，PTSD多发生在焦虑之后，提示唤醒和回避症状可能是创伤后患者的应对机制。

7.3%男性和12.6%女性共患惊恐障碍。惊恐障碍的恐惧和回避与预期性焦虑的躯体症状有关，而PTSD与创伤性记忆和情境有关。

尼古丁、酒精和镇静催眠药滥用在PTSD患者中常见，创伤后物质滥用对个体的健康有长久的危害。

PTSD患者有许多躯体化症状，它对患者的正常功能和病程有显著影响，PTSD的躯体化症状为非PTSD的3倍（27%vs8.2%），外伤和感染等可导致躯体症状，但当原发病被控制后某些躯体症状仍持续存在，这可能是创伤性记忆的部分。

（1）在某种程度上ASD可预测PTSD的发生，即大多数ASD患者会演变为PTSD患者。有人认为可有20%~50%急性应激障碍转变为创伤后心理应激障碍。

（2）在性格方面，神经质性格创伤后症状反应明显，外向性格的人比内向性格的人有可能容易产生创伤后应激症状。PCL总体反应及各项症状强弱均与消极应付方式相关。国外的应付策略也分为积极倾向和消极倾向，认为采用积极应付策略的人比采用消极应付策略的人PTSD症状严重。

（3）马强等认为：救灾地区和受教育程度是影响救援人员心理应激状况的主要因素。绝望感、最糟糕天数、烦扰程度这三项指标是心理症状的重要预测指标，这三项程度越重的个体，心理症状越明显，以后发展为PTSD的可能性越大。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预测因素是多方面的，并且各因素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关系。对PTSD预测因素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应及时采取有针对性、切实可行的干预措施，促进灾区人民的心理健康。

张本等认为灾难后孤儿幸存者30年后仍有较高PTSD现患率，青少年阶段、地震创伤的严重程度、人格倾向性及应对方式与现患PTSD相关。6个PTSD的预测因素分别为经历地震时的年龄、神经质、内外向、地震发生后强烈的精神痛苦、反复出现噩梦和消极应对方式。

张理义认为救援类别、社会支持、受教育程度及民族系影响救灾官兵心身健康的主要因素，直接参加抢救伤员、搬运、掩埋尸体等一线救援的官兵，其心身障碍要明显高于未直接参与此类救援的二线官兵，他们在所有症状得分上均明显高于二线救援官兵。

高存友认为生活条件、心理卫生知识、负性应对方式、自信心等因素对官兵的心理应激状态影响较大。

救灾官兵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检出率为24.4%，明显高于同部未参加抗震救灾的官兵。

既往有关PTSD的研究大多针对经历过地震或战争的人群，有关洪灾后PTSD的研究在国内外均少见报道。于1999年11月至2000年5月对洞庭湖洪灾区7-15岁儿童的PTSD发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严重自然灾害如洪水、地震等不但可引起成年人精神、心理失调，也对儿童的精神健康造成损害。此次调查发现洪灾后儿童中PTSD的阳性率为17.11%，提示PTSD在我国洪灾区儿童中并非是一种少见的现象，应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本次调查结果略低于张本等的地震后孤儿PTSD的检出率23%，但高于赵丞智等的地震17个月PTSD的检出率91.4%。PTSD检出率不一致可能与灾害性事件的性质、暴露强度、方法学和人群特征等的差异有关。PTSD的发生存在年龄、地区差异，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洪灾类型、受灾经历、有儿童行为问题等是PTSD发生的危险因素。PTSD的检出率高年龄组大于低年龄组，提示初中生比小学生更易患PTSD（OR=11.62），可能与该年龄段儿童的心理稳定性较差有关。地区差异的原因主要是洪灾类型不同，山洪爆发是PTSD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OR=21.90），可能原因为山洪爆发来势凶猛、突然，对此类事件的发生没有思想准备。本次调查发现，受灾经历是发生PTSD的重要危险因素：曾被水围困等待救援（OR=11.87），曾亲眼看见别人被洪水淹死（OR=101.63），与家人被洪水冲散（OR=11.7），因灾没能按时开学、上课的地方或时间改变了（OR=11.5）等对儿童的心理影响较大，对有上述受灾经历的儿童应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救助。本次调查还发现儿童行为问题与PTSD的发生有关（OR=11.80），严重不良的情感行为模式是PTSD的病前重要易感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