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到民国时期

从鸦片战争到民国时期这一百多年，是我国灾难深重、沧桑巨变的重要历史时期。清廷腐败无能、丧权辱国，致使外国列强入侵，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国成立，终结了清朝统治，但之后军阀割据、复辟与反复辟、国内战争；同仇敌忾、腥风血雨的抗日战争……可谓灾难深重。辛亥革命后废州府制，设榆林道，后又废道，各县由省直辖。这一时期，排斥中医思潮泛起，中医趋向衰落。而榆林中医则延续明清之势，顶住阻力，在艰难中行进，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一、医学分科与榆林名医

明清时期榆林医学分科已十分明显。清末至民国，凡有成就的医家大多学有专长，术有专攻。出于临床需要，精于一科或两科，兼习其他者也较普遍。兹仅就主要学科及其代表医家简述如后。

1.内科　内科包罗诸多常见、多发及疑难病证，是一大科。适应需要，从事内科的医生较多。榆林内科医家总体上以《内经》、《伤寒》为典据，崇尚“法不外仲景，药不出本草”的理念。临证立法以“汗吐下和利温清滋补涩”十法为圭臬，处方用药则将“宣通补泻轻重涩滑燥湿”十剂作宗规。也有医家师古不泥，据证灵活变通，或有创新。受金元四大家影响，亦出现学术流派；因地理气候及生活习惯、体质不同，用药殊多酌量。有些医家也很注重采集民间医疗经验、运用地方草药和单方治病。著名内科医家如：

艾崇德（1863～1942）：米脂名医。出身医门，继承家学；同时注重收集偏方、验方，并自制成药应用。从医五十余年，于妇、外等科亦有学验，被坊间称为“药王”。撰有《艾氏医门》书稿。

郭瑞西（1870～1947）：榆林名医。睿智博学，精于辨证，施治灵活。行医五十五年，兼精妇科。每起沉疴，活人甚众，被誉“郭一服”，史称“榆林医界巨擘”。著有《脉说》、《医学集要》等。

霍光熙（1879～1953）：绥德名医。从父习医，十六岁悬壶，组方精当，疗效显著。行医五十八年，兼及妇科、时病，医声远播。曾创办“同心昌”药店，后改办为绥德“保健药社”。

白秀山（1891～1960）：神木名医。生于医门，自幼受其翁定臣熏陶。肄业于北京大学，回乡办学执教。但始终属意于医学，刻苦钻研，不废诊治。学养颇厚，尤其对《伤寒论》理会深刻。

霍静堂（1893～1972）：清涧名医。出身世医之家，学宗经典，注重实践。从医五十三年，亦善妇科，屡起沉疴，名重一时。晚年重视培养新人，倾其所学，执教授徒，颇有成就。

高维岱（1893～1974）：子洲名医。先后修业于山西太原医学传习所及太原中医学校，理论扎实，临证常中西合参，每多效验。从医五十余年，名著乡里。曾任陕西中医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曹天明（1896～1958）：葭县名医。少时习文尚武，后任教数年。喜中医，倾心钻研五载，遂弃教从医。为医三十多年，临证辨治稳健。在葭县、神木、绥德沿黄河一带颇有医名。

孟志刚（1897～1972）：绥德名医。祖籍山西文水，出身医门，肄业于山西大学。迁居绥德后，弃教矢志学医，并开设“志安药房”。尊崇丹溪“滋阴派”之学。医风稳健，翩然有学者风。

李来通（1901～1954）：府谷名医。出身世医之家，承袭家学。外感每法仲景，内伤常宗东垣。临证立法颁方中规中矩，疗效可嘉，深得民望。撰有《临床经验集腋》一书。

李明亭（1903～1981）：子洲名医。师从名医马星耀，业医五十年，经验丰富，兼通妇科，善用针灸。对治疗男性不育症颇有学验，名孚乡里。子洲县卫生局曾编辑刊印《李明亭医案》。

党淑和（1903～1986）：定边名医。毕业于武昌师范大学，曾栖职军旅。中年潜心学医，力读躬行，学术俱增。精于《伤寒论》，旁及诸家，治疗善用经方。在三边一带颇富名望。

樊秉善（1906～1982）：吴堡名医。聪慧笃学，喜读中医经典，后又入陕西中医进修学校深造，学养丰厚。重视民间经验，方药廉简便验，深得群众信赖。曾任陕西省中医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著名内科医家还有：神木杭澍堂、张玉堂、王岐，府谷李杰、张百川，榆林刘济清、安汝祥、邱凤鸣、陈雨田、张陶庵、张鸿儒（席珍）、刘子实、纪文藻、杨蓁，定边苗成元，横山张培田、边威震，葭县苗天培、郭汉都，吴堡吴瑞亭、薛维旌，米脂高增绂，绥德高时臣、田子厚，子洲李锦铭，清涧霍豫州、白云熙、徐能让、郭元熙、张源、师乐天、霍味三、惠仁闻等。

2.温病　关于“伤寒”、“温热”的讨论，至吴又可《温疫论》开始将温热分离于伤寒之外，到了清代，叶香岩、陈平伯、薛生白、余师愚、吴鞠通几位医家基本完善了温病的理论构架和辨治法则。榆林频繁流行的严重疫病，促使医生们积极钻研、应用温病学术，涌现出一些治疗时症的名家。

袁硕甫（1874～1941）：榆林名医。出身善治时症世医之家，继承家学，又博览医书，治疗各种时症学验丰富，疗效显著。史称“民国以来，对时症有经验者，只此一人”。著有《袁氏秘方》。

雷法义（1870～1947）：绥德名医。感于时势，矢志学医，颇有心得。善治白喉等时疫之症，曾行医于韩城等地，深得群众敬仰。

田副奎（1894～1933）：府谷名医。出身世医之家，至副奎已传十代。善治内科诸症，尤其精于外感热病，曾将祖传治疗经验整理成册。1933年于治疫时染病而殁，年仅39岁。

郭金铸（1898～1925）：榆林名医。生于医门，天资聪慧，青年成名。长于时病、内科，精于方药。在疫病流行时，整日出入病家，积劳成疾，不幸感染而逝，行医仅10年。

袁明一（1900～1943）：榆林名医。师从叔父袁硕甫，耳提面命，尽得其传。疫病流行时，沿门袭染，接诊不暇，救人无数。终因染疫病故，年43岁。

袁明远（1907～1945）：袁硕甫之子，袁氏医门传人。幼承家学，根基扎实，于温病治疗尤有专攻，而立之后方独立行医。未几，染疫殉身，年仅38岁。

以上四位医生，都是在为群众治疗疫病中不幸感染，英年早逝。限于当时的防护条件和医疗水平，面对惨烈的疫情，榆林医家奋不顾身，一心赴救，献出了宝贵生命！出殡时，曾有民众夹道挥泪送别的感人场面。

3.妇科　妇科疾病向来深受医家重视，除了专攻妇科的医生，内儿等科医生也大多精通妇科，对妇科学术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清末民初，榆林妇科医家多奉傅山《女科》为经典；也有榆林明清积累的经验，《妇科汇方》中分5门列62病，仅“产后门”下，就列有38种产后病证，分述证候治疗。可见当时榆林妇科学术已相当完备。妇科代表医家有：

霍冀州（1865～1930）：清涧名医。举秀才，师从其父霍承珍。精于妇科，兼通内科。开设益生堂药铺，以“半积阴功半养家”为开店宗旨，处方力求廉验。

姬连卿（1875～1954）：榆林名医。由设馆教书而改学医、行医。对《傅青主女科》深有研究，受聘在“万全堂”坐堂应诊。自制“千金调经散”疗效显著，曾配制为成药销售。

刘荣胜（1896～1947）：神木名医。随父刘子绍学医，博学多才。行医三十一年，善治妇科、外科，对妇科杂症治疗尤有经验。曾献秘方支持抗日。其弟子亦颇有医名。

张昆明（1889～1951）：榆林名医。少年时立志从医，隐身古刹苦读经典数年。行医四十余载，长于妇科。习用温热药治寒凉，有“温热派”之谓。曾在榆林设馆教授医学。

吕鼎彝（1902～1974）：米脂名医。出身世医之家，擅长妇科、内科，从医五十余年，饮誉东南各县。精于炮制修合，曾制作多种成药应用。晚年著有《妇产宝鉴全编》。

著名妇科医家还有：榆林郭润生、张鸿儒、郭鸿先、姬发武，神木韩体元，米脂吕廷荣、杜世杰，绥德高寅修，吴堡辛培儒，清涧霍大鹏等。

4.儿科　儿童缺乏免疫力，易受疫病侵袭，故凡儿科医生也都熟悉麻痘等时症的治疗。榆林手抄医书有不少儿科或痘疹专著，也成就了一批儿科名家。

景百川（1851～1918）：榆林名医。以善治儿科疾病、精通种痘技术闻名于世。临诊细心谨慎，反复验视，精心辨证而用药廉便。对疫病预防多有贡献。学术传于其子景贤。

麻勃（1862～1937）：榆林名医。弱冠之年开始学医，攻读十年方悬壶应诊。熟读《痧症全书》，颇有创新，治疗痧痘等儿科疾病效果显著。严谨谦和，极富耐心，坊间尊称“麻佛爷”。

梁庭辉（1863～1941）：榆林名医。初为儒生，后弃文学医，师从郭衡甫。长于儿科，善治麻疹、痧症、惊风、搐搦等病。开设广庆春药店，兼授徒传医。著有《古稀从医笔示》。

高瑞堂（1885～1961）：榆林名医。师从郭秉钧，勤奋好学，卓有成就。长于儿科、妇科，能灵活运用经方、时方。行医五十余年，治疗儿科疾病尤有经验。撰有《临证验方》一书。

吕廷弼（1878～1950）：米脂名医。出身医门，跟随其父吕殿阳学医，尽得所传。长于儿科，亦善治妇科、皮肤病。于小儿咽喉疾病独有心悟，治疗每每效验，人称“喉症圣手”。

著名儿科医生还有榆林景星垣、牛文川、景贤、麻厚庵等。

5.外科　榆林由于其军事地位、战争环境，外科历来受到重视。金疮、痈疡、折伤医药齐备。至陈实功《外科正宗》刊行后，中医外科理论、证治、方法、药物都已具备纲领，可供外科医生学习参考。虽然自清以后，榆林外科有所衰退，但外科领域依然不乏名家。

刘子绍（1875～1940）：神木名医。精于外科，善治痈疔疮疡。开设寿春堂药铺，自制“九龙丹”、“灵药”、“黑矾散”等，疗效极好，加之医德高尚，备受广大患者称赞。

刘永光（1889～1972）：靖边名医。祖籍山西，出身医门，少时随父学文习医练武，后从堂兄刘国基学医。长于外科、内科。善用家传“五毒膏”治疗外科疮疡，效果良好。

张鸿业（1892～1966）：吴堡名医。生于中医世家，继承家学，悉读《外科正宗》、《外科大成》。善治痈疽疔疮，常用升药外敷。家传“三仙丹”、“八宝散”等，都能如法炼制。

刘汉西（1892～1976）：绥德名医。因家人有病失治，遂弃职学医，发愤攻读经典，终于有成。熟谙内科、妇科，后与孟志刚合作，致力研究中医药治疗急腹症，颇有成效。

冯应魁（1893～1942）：榆林名医。少贫，中道辍学，入屠帮工渐悟“庖丁解牛”之旨，又随宋姓医家学习正骨，自制“骨骼人”反复揣摩解剖关系，终成正骨名医，手法技艺高超。

张焕彩（1911～1969）：榆林名医。早年为赴蒙“边医”，得治疗梅毒花柳、疔毒疮疡等皮肤、外科病真传，综内服、外治、熏药诸法，取效捷然。曾任陕西省中医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外科著名医家还有：吴堡张常有、李亮光、张鸿儒，榆林张焕成、冯建茹（女）、刘改如（女）等。

6.针灸　针灸是中医最古老也最经典的一种治疗方法，因其廉便有效，又能救急，受到历代医家重视。至明万历间杨继洲、赵文炳编印《针灸大成》、《铜人明堂图》，针灸学术理论、经络穴位明晰，堪为规范。榆林针灸医生不仅钻研方家经典，自己也极力创造利于针灸治疗的条件。榆林张翰甫世家曾自铸高二尺左右针灸铜人，米脂吕鼎彝世家用苎麻裱纸法摹制人体头胸模型，标绘经络穴位，供针灸医疗和学习参考。著名针灸医家有：

朱祥（1855～1915）：榆林名医。御医朱胤之重孙，继承家学，尤其擅长针灸。治多效验。

李文正（1891～1983）：榆林名医。遍读医书，博学多才。对《针灸大成》颇有研究，善用针灸治病，疗效显著。行医近六十年，乡里赠有“万病一针”匾额以颂其德。

李居时（1892～1974）：吴堡名医。师从其伯父李兰相学习针灸，勤学苦练。治疗以针灸为主，亦善用草药、偏方，殊多有效。为医廉洁，颇受尊重。

刘登洲（1893～1972）：清涧名医。刻苦自学成才，独擅针灸，法遵《针灸大成》，手法灵巧，名噪一时。曾受聘为陕西省中医研究所通讯研究员。

梁世珍（1903～1948）：榆林名医。得其祖父庭辉公教授，专心学医，擅长针灸、儿科，尤以针灸治病更为熟练。自行研制弹簧针管快速进针，减轻疼痛，很受患者欢迎。

著名针灸医家还有：吴堡李兰相，榆林高库、林懋森，米脂惠树春，定边杨凯胜等。

7.边医　榆林西北各县与内蒙、宁夏接壤，历来有经济文化交流，明清两朝榆蒙边界开放互市十余处。当时蒙宁两地医药力量比较薄弱，榆林有些医家即移居蒙宁长期业医，如府谷李生华、榆林路游僧迁于内蒙，榆林纪文藻迁往宁夏。还有每年都往内蒙流动行医兼做中药材生意的职业人，被称为“边医”。仅榆林有名的边医就有七八人，其中贾瑢、贾成、贾文华、贾正章一家几代，从业时间最长，医疗水平较高，中药材年经营量达五六千斤。高宽、贺庆等边医也颇有影响。榆林边医在内蒙的活动范围涉及乌审旗、扎萨克旗、鄂托克旗、阿拉善旗、杭锦旗、达拉特旗、准格尔旗以及临河、五原、固阳等河套内外大部分地区，对推广中医药、促进蒙汉医药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药品经营与中药店堂

与医疗相应，中药经营也出现兴旺景象。

1.中药贸易与饮片炮制　中药市场以民营为主。药材主要从河北安国、安徽亳州、本省西安及东北等地采购。榆林地产药材有一千三百多种，其中质量优良的药材如甘草、柴胡、枸杞、款冬花、青蒿、龙骨等也收购使用。“广生西药栈”、“福寿昌药材生理”则购进“个药”，在栈内切片、炮制后，批发给各家药店销售，既可降低成本，保证质量和卫生，又为规模较小的药店提供了便利。有实力的大药店，也自行采购炮制。

为满足市场需求，丸、散、膏、丹等中成药，经营品种繁多。大部分从京、津、沪、广百年老店采购品质优良产品。大型药店建有涉及十余省几十个商家的经营网络。许多药店也自制部分成药应市，如补中益气丸、六味地黄丸、益元散、五苓散、拔毒膏、化痞膏、五粒回春丹、七珍丹等。榆林名医或药店自行研制的成药主要在自家店堂销售，少数销往外地。

2.药店设置与经营管理　明清之际，榆林各县可供统计的中药店堂有265处。到清末民国开业的仍有近200家，其中颇具规模或经营较久的名店有五十余家。药店都是饮片、成药兼营，品种、存量则因资金及规模差别而异。正规药店有严格的用人、培训、管理制度。新进学徒须经试用，培训合格才能成为正式药工。药工必须熟记药性赋、反畏禁忌和汤头歌诀；资深药工兼有带教责任，要熟练掌握炮制技术，诸如清炒、麸炒、土炒，酒炙、蜜炙、醋炙、油炙，明煅、烘焙、煅淬，酒蒸、醋蒸，清煮、汁煮等等。管理正规的药店都有本店自藏“汤头丸散抄本”，记录常用经方、名医名方、本店坐堂医生验方、自制成药配方等，供本店药工学习、查阅及操作时参考。药工还须养成良好从业道德，维护药店声誉。所以，优秀药工对于药店至关重要，多与掌柜、东家关系融洽，服务终身。

3.制药作坊与成药修合　名医世家自开药店或经营有方的老店往往设有作坊，加工制作成药。作坊多设于药店后院或附近，以便管理。制药作坊相当于一加工车间，置有常用设备，可以制作丸、散、膏、丹，包括制作经方成药，及修合自行研发的特色成药。榆林中药炮制修合技术的进步，深受外来药商、药工影响。山西药商武廉忱在榆林开设保元堂、董敩开设万全堂，河南药商李芝在绥德开设同和恒，这些药店不仅极具规模，而且自带山西及河南药工，制作丸、散、膏、丹技术熟练，对榆林中药炮制修合技艺的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山西籍资深药工有张怀、李玉明、沈保润、郭显明等。明清以来榆林各县制作的丸、散、膏、丹有二百五十多种，其中仿制成药123种，自行研发创制的成药达130种。如：榆林保元堂的芦巴丸、牙疳散，万全堂的千金调经散、调经滋补丸、止渴梅苏丸；米脂太和堂的女金丹；葭县天和堂的追虫散、当归红玉膏；定边大德通的状元打虎丹等。

大部分药店医药兼营。或为医生自家开设，或聘名医坐诊，便利群众就医。医生坐堂应诊在我国历史悠久，张仲景也许就是最早的坐堂医。此时榆林，与官医、行医（走方医）游医相比，坐堂医为最主要的医疗力量。《榆林地方简志》记载：“前代（清）设有阴阳官与医官、僧官、道官，为四合所。清末时均已废。”官医的作用几同于无。

明代医药的中兴，为榆林医药的发展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基础。清末腐败、民国混乱造成的医药机构设置匮乏，时疫流行、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也促使民间医药走向兴旺。民国早期汪大燮、余云岫前后掀起的“废除中医”浪潮，对于榆林影响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榆林医药出现了难得的兴盛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