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错失[51]
当我告知朋友们自己正在研究中年危机，我不得不先容忍他们取笑一番，才有机会询问他们要写这个题材有哪些书推荐阅读。得到推荐的大部分是小说，而小说又大部分出于男性作者笔下。有的是我在前面已经引述过的，有的将很快与我们见面。还有其他作品：从幽默小说（理查德·鲁索的《耿直之人》）到黑色幽默小说（索尔·贝娄的《赫索格》），再到荒诞小说（理查德·耶茨的《革命之路》）。[52]这些作品描写的中年危机或多或少有些共性，它们都符合对中年的刻板印象——一段失去机会、愿望受挫、社会负担沉重的时期。在中年，“错失”无处不在。
也有些朋友以亲身经历而非虚构故事回应我，他们发觉自己的阅历就印证了中年危机的这个传统叙事。以下随笔来自一位十分成功的同事：
仅供参考，我最接近中年危机的时候大约是在1994年中段，那时我刚满40岁……我的生活一帆风顺，然而有三个年纪尚幼的孩子要养育，还有一大笔抵押贷款得偿还，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已不可能再转行干点别的……噢，我不知道……也许写小说，拍电影，做个民谣歌手或是做其他什么我曾常常憧憬着想做就能做的事。养家糊口的需要形成一股强劲的力量，将我锁定在那些我一直在做并将永远做下去的事上，随之而来的压抑无穷无尽。当然，尽管难以置信，中年危机可能是种自我陶醉，而且[我妻子]就完全没有遭受其苦。但是现在，我觉得奇怪但十分欣慰的是，它可能是一种文学体裁！
慰藉还有很多，要先认识到，熟悉是领悟的前提。那么对于错失，有什么更有效的慰藉吗？我们也得面对亲身经历。我的情况一言难尽……
起初我想成为诗人。我在7岁时写了人生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诗：一首歌咏荒凉操场的双行韵诗，仿佛艾略特（T.S.Eliot）遭遇了奥格登·纳什（Ogden Nash）。我不会违心地自夸这首诗有任何妙处。后来，我开始在卡罗尔·安·达菲（Carol Ann Duffy）执教的研习班接受严肃的诗歌训练。达菲是现任桂冠诗人，但在当时还不那么出名。她把人物设计布置在纸片上并放进一顶帽子里供我们抽取，让我们从所选人物的视角写十四行诗；而且，前四行必须描写他们透过窗户看到的东西。我选择了“时装模特”，那时我只有12岁，似乎别人有选到“宇航员”。在紧张和尴尬中，我努力想象别人眼里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大概还是人生头一次。达菲喜欢那首诗，我也享受创作它的过程，而且更令我欣喜的是，这首诗与我之前写的任何东西都不同。但是，我最终还是没能做个诗人。
我一度也想从事医疗行业。我父亲就是个医生，他也期望自己的某个儿子能承继家业。他从20世纪80年代的情景喜剧《不要等待》（Don't Wait Up）得到了启发，因为剧中有一对父子都是皮肤科医生。父亲认为皮肤科是个“保险”的行当，因为鲜有病人死亡。可是我更愿意去挽救生命，尽管我晕血。但当父亲的推动变成逼迫，我还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开始读哲学。所以你看，就是现在这样了。
我不后悔自己的决定。我不认为诗歌创作或医疗行业会让我生活得更好，事实上很可能不如现在。我一直很幸运：我幸运地在陷入学术财务危机的时刻得到了哲学终身教职；更幸运的是，我得以在麻省理工学院提供的经费支持和稳定环境中容身；我还有幸拥有诸多优秀的同事和学生。如果你期待我讲一些灾祸，那么你可能得等等。下一章才是关于人陷入不幸时的感受，本章讲述的是我们在顺境中仍会抱怨的事。当我不顾一切地开启了实验，掏出“医生”或“诗人”这些个人履历里藏起来的身份，去追寻可能性之树的一根已被砍断的枝丫，我确实有一种近似于悔恨的失落感（sense of loss）。我再也不会写诗，也无力去挽救生命。我看不到从现在所处的位置走向这些可能性的通路，我也不会有读医学院或成为一个好诗人的未来。（无疑，亲爱的读者，你会期望我要是同时拥有这些身份就好了。）即使我去做了，那也不是我17岁时想象的生活。当回望年轻时的自己，我是充满嫉妒的，因为那时候的我还有选择的机会，还有权利从心所欲地做些什么。现在我的人生已经盖棺论定：航路确定，路径固化，可能性的大门已向我关闭。
这样的描述可能不讨人喜欢。因自己无法将全部可能性一网打尽而哭诉是不得体的行为，但这么做也有一定意义。也许你期望自己有勇气去过未曾经历的生活，也期望能做那些你本可以做却没有做，而且将来也没机会做的事情。如果你也有错失感，或对一段时光充满怀恋却根本不知道如果真的身在其中会走向何方，你不必因此觉得自己是在犯错。我当然乐意围绕你的故事展开写作，之所以拿我自己为例，除了可操作性的考量外，还在于我沉闷异常的故事更加典型。我计划以职业问题为例，是因为它既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又有思想实验般的典型简洁性。人到40岁时，通常已经换过13个工作，并打算随时跳槽。[53]生命之树无疑有更多枝杈，顺着此人未曾经历的生活肆意生长。我的则着意修剪了。三根枝杈——诗人、医生和哲学家——一根还活着，两根已经死掉，单调递减的事实昭示着任何人都难以摆脱的命运：错失。哲学能帮我们坦然面对错失吗？它能教会我们接受自己壮志难酬的不甘，克服或理解对逝去青春的怀恋之情吗？在本章，我可以宣称，哲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
软体动物的生活
通常，哲学能做的首先是找出事物的特质并给它一个名字。并非你的一切决定都会产生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失落感，我们要做的正是将其中符合定义的识别出来。
假设你将得到一笔奖金且你必须自己选择金额：一张50美元的钞票，或者两张。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我想你会毫不犹豫地选择100美元。做这个决定你不会有任何心理斗争，也不会失落或遗憾。因为失去选择那个更少数额（50美元）的机会而悲伤，才荒谬可笑。拿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用滥了的术语说，你面临的选项的价值是可通约的（commensurable）。
可通约价值通过单一标准衡量测得，因此较大值会抵偿包含较小值。既然你想要钱，而拿到100美元比50美元能更好满足你这个欲望，你没有理由因为拒绝了50美元而感到不满足。
这样的决策机会相对罕见。让我们想个别的例子，假设你必须选择听去一场十分感兴趣的讲座，比如关于星际旅行或关于俄罗斯套娃的历史的讲座，或者去参加一位认识不久并且希望深交的朋友的生日聚会。你左右为难，不过经过深思熟虑，你觉得朋友聚会更重要，所以你就去了。不像在100美元和50美元之间选择100美元，这个决定包含无法抵偿的损失。知识的价值和友谊的价值是不可通约的，可能你觉得选择后者有充分理由，但无论哪种选择价值更大，都不能包含价值较小的那一个。你想听那场讲座的渴望无法在生日聚会上得到满足，它产生的不满足感会一直萦绕在你心头。
这么说可能过于夸张，你不会被错过讲座的记忆持续折磨，但是不可通约性在一些场合会造成更加激烈的矛盾冲突。威廉·斯泰隆（William Styron）1979年出版的小说《苏菲的选择》（Sophie's Choice）中，一位被关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母亲不得不决定自己的两个孩子孰生孰死，否则两个孩子都将被害。[54]她最终选择牺牲女儿，并在痛苦的自责中度过了余生，尽管很难说她当时有什么别的选择。一个孩子性命的价值跟另一个孩子的是不可通约的。在让—保罗·萨特一篇著名的文章中，他记述了自己的一名学生前来寻求建议的事。那名学生问萨特自己应当如何选择人生道路，是该冒生命危险参加抵抗运动，还是留下照顾自己孤单绝望的母亲。[55]难以挽回的损失不可避免。
关于可通约性，最明晰的例证还是与手段（比如财富）有关，我们追求这些东西是为了更长远的目标。当然原则上，终极价值也可以有通约性。我们在上一章提到过的杰里米·边沁就通过“幸福计算”（felicific calculus，计算过程是用快乐单位来抵消痛苦单位）来理解幸福，而幸福本身对边沁来说则是“衡量对错的尺度”。[56]他将快乐视为一种同质的感受，就像不同的背景杂音，没有本质不同只有强弱之分，只不过快乐是越强烈越好。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有一句著名的误引：“如果快乐不分多少，图钉游戏和诗一样好。”[57]（图钉游戏是一种19世纪流行的英国儿童游戏。）在边沁看来，在两件令人快乐的事之间做出选择，与在两沓钞票之间做出选择并无二致。你还是应当二话不说选择能够带来更多快乐的那个，因为你得到的快乐包含、抵偿了你放弃的快乐。你什么也没有错失，因为你得到的是一样的东西，而且更多。与金钱的价值不同，快乐的价值是终极价值。因为根据边沁的学说，享乐是人生的首要目的。
这样的术语有帮助吗？当我反思那些没做的事——未写就的诗句、没挽救的生命，自我安慰说诗歌、医学和哲学这三者的价值不可通约，这能起到多少效果？你呢？面对已经走过的人生路和错失的一切，上面这样的自我安慰会让你感觉好些吗？可能不会。
但是等等，还有另一个办法来审视我们的处境。为什么明明一切都很顺利，我们还要面对不满足感的困扰呢？为什么人到中年会觉得错失了什么？我们无法拥有想要的一切，我们已拥有的无法抵偿和包含未曾拥有的，因为我们面对的种种选择是不可通约的。世上有太多值得期待、值得关注、值得为之努力奋斗的美好事物，不胜枚举；人生也有丰富多元的价值。除非你对大多数有价值的事物采取无视态度，或者你对于事物价值的认识狭窄到病态，不然你很难不错失什么。可是，没人想要无视美好，没人想变得见识狭窄。
什么样的生活才能让你免遭无可挽回的损失——当你面对两个不相容的选项，它们的价值要么可通约，要么其中之一必须对你毫无价值。那样的话，你就不能同时喜爱诗歌、医学和哲学了，生命中大部分美好的事物都将被排除或抹去。你的精神生活将是单调乏味的：没有内心冲突，但情感生活也毫无丰富性可言。
你可能想追随边沁，学好享乐主义方案，这样一来，唯一的“好”就是快乐减去痛苦这样的“幸福计算”。但是边沁的理论并不那么令人信服，不仅因为生命除了苦乐感受外尚存其他的价值，还因为快乐也常常是不可通约的。当你不得不在看日落和听音乐会之间做出抉择，你也许会决定去听音乐会。而做这一决定时如果你的内心产生了冲突也情有可原，壮美夕阳带来的视觉享受难以因音乐之声得到满足。我们想要的快乐是特定的，而非同质的享乐主义背景杂音。
要实现价值间的可通约性，你必须抛弃不同种幸福的多样性和有别性。你也必须仅关注你享有的数量，而非品质或对象。你的欲望必须极度简化，这要求你消灭掉大部分美好的事物，或者漠然地对待它们。“这样一来你过的就算不上人类的生活，”就像柏拉图在《斐勒布篇》（Philebus）里写道的，“而是软体动物、海洋中有壳动物的生活。”[58]
期望自己的人生没有任何失落，就是期望这个世界贫乏不堪，或期望自己极度地鼠目寸光，以至于对失落全无意识。对此我还有些话要说，从自我反思的角度来讲，由于价值的不可通约性本身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因此面对不可通约性而产生矛盾心理的情况可以理解。但是总体来看，为了弥补伤害而选择自我退化有悖常理。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学到的并不是规避中年危机的方法，而是从容应对它的建议。错失可以说是多彩人生的无情副作用，这点倒给人一些安慰。因为它同时是美好事物存在的反映：它们如此之多，那么令人神往，一份人生不可能囊括所有。即使永生也不能做到：你会在特定的时间做出特定的选择，走出不可更改的人生轨迹，即使一切推倒重来，当时的其他选项也会变得不再一样，你过上的也是不同的永生。结果是，错失依旧发生在你身上。
所以要告诉自己：尽管我可能会因遗憾而后悔，并且期望万事顺利、心想事成，但我最终并没有办法完全满足自己的欲望。失落感是真实的，必须接受它，而不是期望它远离自己。把你失去的东西当作精彩生活的公平对价，拥抱它吧！
地下室人
这样的结论还不尽如人意。首先，它并没有帮助我们避免错失带来的困扰，而只是要我们接受错失。这实际是种认知疗法，旨在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进而改变我们对某一具体境况的感受，但并不会对这一境况本身做任何改变。此外，它也无法宽慰经历过那些不必要的错误、不幸或失败的人，毕竟要不是因为这些憾事他们本可过得更加称心如意。
我们将在下一章直面这些逆境，但在那之前要先解决一个更迫切的问题：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处理错失的时间维度，也没有把它与怀旧情绪的关系讲清楚呢。为什么人们深深怀念过去那些前路未定的日子？为什么艳慕青春？并非因为那时候的你拥有想要的一切——恰恰相反，求而不得才是童年时代的主旋律。如果你还没有尝过痛失心头所爱的滋味，别着急，你迟早会的。
有关怀旧的奥秘正是约书亚·弗里斯（Joshua Ferris）新近的小说《曼哈顿的孤独诊所》（To Rise Again at a Decent Hour,2014）里探讨的一大主题。故事写的是一个孤独而又漫无目标的男人：他对万事皆无热情，除了波士顿红袜队；他是个无神论者，却对绝对存在、宗教话语与宗教团体充满怀旧感。这是一部关于自由社会中个体生存境况的小说，旨在探讨自由与现代性的错位。[59]就像珍妮特·马斯林（Janet Maslin）在《纽约时报》刊文称，这部小说也是“牙医文学的巅峰”。[60]
身为英国人，我十分清楚“（龋）洞”的字面义及比喻义。[61]牙齿的龋坏不像皮肤长皱纹或中年发福那样不易察觉，它以显著的功能退化传递这样一条消息：你的身体状态日积月累、无法回头地走上了下坡路。牙齿不像骨头那样能够自我修复，只会持续腐坏，仿佛是颅骨暴露在外的部分正在甚至已经坏死。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位存在主义危机的象征人物，“地下室人”，就曾经整个月害着牙痛，不知这是否是个巧合？[62]几年前，在一家大酒店举办的哲学会议上，我问一个工作人员：“你觉得我们是做什么的？”她的回答是：“牙医。”——一个从我们蓄的胡子来看不太合理的猜测，而且不像是赞誉。或许她感觉到了我们与牙医一样，都凝视着深渊。
我们拼命无视自己的身体机能正在衰退的事实，可牙齿却让它昭然若揭，就像弗里斯在小说里叙述的，牙齿“吹着口哨走过犹如坟墓的每一张嘴巴”。[63]我们也会希望扭转它，就像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他用自己的一部关于中年危机的小说——《信息》（Information）——的预付版税去做了大量的牙齿修复治疗。[64]但衰退只是时间问题。“在40岁生日的清晨，他看着镜中的自己，”艾米斯描写他书中的主人公，“理查德感到没人应受到他这样的面容摧残。”[65]就算不在40岁，也会是50岁，或是60岁，身体总会暴露它的年龄。
我多么想告诉你哲学能够帮你终止变老的进程，帮你暂停生物熵[66]的累积。但哲学不能。为了吸引大家来读，本书需要一个附录来告诉你获得更光滑的皮肤、更结实的腹肌和更灿烂的笑容的三个速成窍门。说不定下个版本会有？假如你青春不再的形象会勾起怀旧情绪，如果你嫉妒自己1996年的照片里的面庞，那我能提供的最佳建议就是提早开始怀念。就像诺拉·艾芙隆（Nora Ephron）写的那样：“你在35岁时对自己身体怀有的一切不满，将悉数成为你在45岁时的怀念。”[67]这就是预期怀旧法：想象一下10年或20年后，当你面对着眼前镜中的这张脸，面对着自己现在的身体，你会做何感想。身体可能，也确实将变得越来越糟糕。
问题不仅仅是失去你的青春容颜。当年华老去后，外貌变化不过是我们的哀悼对象中很小的一部分，年龄的增长还导致精力、体力、活力的耗减，身体机能逐渐衰退。年龄的增长也标志着人生前景愈发晦暗。相比之下，青春代表着充沛的力量和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每当我思索“错失”，每当我嫉妒自己的17岁，以上就是我的所思所想，就是我的怀旧对象。
在这里，弗里斯的小说揭示了一个困惑。看看他笔下那个漫无目标的牙医保罗·奥罗克吧，他不断说服自己别要孩子：
“我想，现在终于3有了可能成为一切的东西了：孩子。从他们出生那一刻，直到你行将离开这个世界，他们聚在你周围聆听你的遗言之时，以及这之间的所有重要时刻。但是要让他们成为一切，他们也必须成3为3（你的）一切：你不能去饭店了，不能去百老汇看剧了，什么电影、博物馆、艺术馆，以及这座城市提供的其他所有活动，这一切都没有了。对于我来说，那并非一个不可逾越的难题，因为这些场所我过去享受得也不多。但是这些东西以选择的形式留在了我的生活中，而选择十分重要。”[68]
拥有一些你终究不会选的选项、一些你不可能去走的道路，对你而言有何价值？对保罗来说，“[每一个]夜晚都是无限的可能性过期的夜晚，都是虚度人生的夜晚，都是机会被一笔勾销的夜晚，而这些机会本可用来不断发展、探索、冒险、希望和生活”。[69]他放弃了一个机会，只为挽留更多自己根本不会选择的机会。这毫无意义！
我的怀旧感与保罗的任性有何不同？渴望拥有开放的未来和全部的机会，这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可再仔细想想，又很难说出个所以然。假如你的人生一切都得偿所愿，你做出的选择都不比你放弃的那些差。（我们暂且不理会错误、不幸和失败。）那么你失去了什么？假如我不认为自己走错了路，那为什么我要怀念还没选哲学、本可以成为医生或者诗人的时光？我从这些新冒出来而我又不会选择的可能性中会得到什么？
终结一个笑话的最好方式是解释它，所以很抱歉，在道德哲学家杰拉尔德·德沃金（Gerald Dworkin）的启发下，[70]这里我要进行一些论述，来解释一下保罗可笑在哪里。（有一点点技术性，难免折损趣味，但能换来理解。）设想一下有A、B和C三种局面按优劣顺次排列，三者之中，相比C你更喜欢B，而相比B你更喜欢A，可你只能选择其中一个。现在假设就像保罗坚信的那样，拥有更多选择很重要：多个备选项的存在就具有终极价值，加上它们作为备选项本身也有价值。这样一来，同时拥有B和C的选择权就优于选择B而放弃其他可能性，这听起来不错。可是诡异的是，如果A只略微比B好一点点，且“还有选择”本身就具有价值，那么显然同时拥有B或C的选择权就优于仅选择A，哪怕单独来看相比B或C你更喜欢A。当你拥有B或C的选择权时，你拥有的是即将选择的B的价值加上选择权带来的价值；而如果选择权带来的价值大于A与B的价值差，单独来看，同时拥有B或C的选择权就优于只得到A。但那多可笑啊！谁会宁愿要在两个不如A的选项中选择一个而不要这个A啊？
这并不是个修辞问题。地下室人享受着他的牙痛，对我这样“自以为是”的人全然不理，而采纳了那个在我看来十分荒唐的偏好：“他们凭什么认定每个人的选择都必须合乎理性、于己有利呢？人想要的不过是独立的选择，不论这独立会花费何种代价，也不论这独立会将其引向何方。至于这选择是什么，当然，鬼才知道呢。”[71]但当你真的和一个享受牙痛的人分享着同样的偏好，你会发现自己又误入歧途了。选择权并没有保罗所设想的价值。
这些都指向前文提到的困惑，它关乎怀旧，关乎年轻时拥有的更多可能性，这正是我的困扰。如果我并不为自己走过的人生之路感到悔恨，那么我曾拥有的其他备选项对我而言又有什么吸引力呢？为什么我会为自己不曾选择过的可能性而纠结？是我犯糊涂了？
别急着回答，先想想弗里斯和德沃金的论证说明了什么。它给选择权的价值设定了限制。如果在单独考虑时，你喜欢A胜过B或C，那么偏好在B和C之间进行选择而非选A就太愚蠢了。但在一种情况下希望拥有选择权仍可能合乎理性：与其毫无选择权，不如拥有B和C之间的选择权，这样好赖还能选B。
要或不要选择权都有充分的理由。一个局面的意义，可以取决于是否有其他备选方案（不论备选方案是好是坏），它的价值会因此产生差别。苏菲面临的困境的糟糕之处部分在于，她选择了谁，谁便可以活着，可是必定有一个孩子会死去。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做出选择比别无选择更糟糕。
雷金纳德·佩林的生活提供了一个欢乐一些的例证，他是一部风靡荧屏的电视剧的主人公，该剧由大卫·诺布斯（David Nobbs）的小说改编而来。[72]如果有读者没看过这部上世纪70年代末的英国情景喜剧，那我来给你们讲解一下剧情：雷吉·佩林逃离了他在“阳光甜点”餐厅重复、卑贱又无聊的工作，伪造了自己的死亡，把所有衣服和旅行箱都丢弃在一个沙滩上。然而经历了一大堆倒霉事后，他伪装成“马丁·威尔本”回归了原先的生活。他娶了雷吉的“遗孀”伊丽莎白，并回到餐厅取代离职的雷吉继续工作。如此煞费苦心构造一个滑稽的循环用意何在？雷吉想要证明什么？
到底为了什么？证明他不是区区一个弗洛伊德式错误、创伤性经验、失败的教育及无意义资本主义的产物？证明他不只是过去46年时光里每日每夜、每分每秒的产物？证明他有能力按一种无法被完全预料到的方式行事？证明他的过去无法禁锢他的未来？证明他不会按部就班地在某个特定日子的特定时刻死去？证明他是自由的？[73]
冒着终结又一个笑话的风险，我得说雷吉的生活虽然荒谬却也不比旁人差，他要逃离的不是他的生活，而是那种别无选择的感觉。他的天才在于：解开自己作为平凡存在的绳索，只为接下来重新系上它，而绳索因为他的意志表达有了改变。不管看起来多相似，最终雷吉与伊丽莎白的婚姻以及他在“阳光甜点”餐厅的工作与起初的状况已有了某些不同。尽管很讽刺，但这些构成了他自己选择的世界，而不是他无法逃离的监狱。
雷吉·佩林这个形象是对保罗·奥罗克和地下室人充满喜感的反击。他认为拥有选择权很有价值，足以抵抗现状，但尽管如此重视选择权，他还不至于为了能在更糟的结果之中选择而牺牲更好的结果。就这样，他从上述论证的缝隙间一溜了之，仿佛这缝隙正是为他准备的。他堪称是一个存在主义英雄。
在我自己的怀旧中，雷吉也是个值得说说的好例子。即使一切都很好，盼望拥有选择权或憎恶当下的束缚也不是全无道理。现在，我已经不能像曾经设想的那样当一个诗人或医生了。如果我选择继续研究哲学，摆在我面前的就不再是诗人或医生，而是一些更加受到束缚的选项。从这个层面说，我现在所做选择的意义，已不同于17岁的我所做选择的意义了，有些东西已经丢失。中年正在错失的，不只是其他的人生可能性，还包括拥有这些可能性对于当下生活的意义。我希望自己像本章开头提到的同事所想的一样，工作就是因为我想要工作，而不是因为我得赚钱付账。
同时，误解的危险仍然存在。可能性丧失产生的损失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人们也许会错误地把它当成眼前生活缺陷的根源所在。为中年的局限性悲叹并没有错，但如果认为这些局限性恰恰说明放弃A以换取选择B或C的机会（这样分明更糟的激进改变）是正确的，可就大错特错了。事实是，你并没有雷吉·佩林的智慧，你在中年所做的决定无法与20年前的同日而语，更何况即便是雷吉也无法扭转时间的流逝。
所以，下面我提一些哲学建议，如果它们还算不上定律的话。这样告诉你自己：你有理由去改变自己的人生——挫败的工作、失败的婚姻、糟糕的身体状况——但是改变具有的吸引力本身可能就有欺骗性。因为拥有选择具有价值，你将怀念拥有它们的滋味，这是支持怀旧的一个理由。但这一价值很容易被高估。就算可以选择的是单独来看你不会喜欢的结果，但选择权本身可以弥补它们的不足——有这样的想法就太愚蠢了。在拆掉你家之前请三思，想想你痛恨的到底是家里的空间，抑或只是讨厌它有围墙？
一些安慰
究竟是什么把过去与现在、怀旧的渴求与挫败的愿望捏合在一起？我们还有最后一条线索去揭开谜底。到了中年，你将不可避免地错失一些意义重大的愿望，我们的故事就从这儿讲起。“你无法拥有一切，”史蒂芬·赖特（Steven Wright）略带嘲弄地说道，“不然你把它搁哪儿呢？”[74]
错失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在17岁那年，当我不得不决定自己追寻的方向是诗歌、医学还是哲学时，它就真切地出现了，我知道它就在身边。尽管有父亲的坚持，但如果只能把读哲学或写诗作为副业，我不会开心的。不过，虽然当时我意识到有些事不得不放弃，我没有像现在一样觉得失去了什么。这就又有了一条嫉妒青春的理由：不知为何，年轻时的我似乎对愿望落空带来的伤痛免疫。而现在，人到中年的我们暴露在伤痛中。
有什么能够真正解释这一转变的吗？既然错失自始至终存在，为什么它的情绪成本会增加？一个明显的差别在于，年轻时错失尚未到来，而现在它们近在眼前或已成事实。我没有过着之前不想尝试的人生，我也从未去过那样的人生。尽管时间一去不返的特征加重了中年危机，就像我们将在第4章所见，但归根到底，因错失而生的怀旧不是个时间现象。
通过进一步化约我已经十分简单的生活，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说明这一点。假设我必须在18岁确定自己的生涯走向，且无法反悔。这真是个艰难的选择，因为一旦做出决定，18岁的我将即刻感受到现在正困扰着我的失落。我能料想到将被的东西是什么：无法写就的诗歌，不能挽救的生命。这些损失尚未发生这一事实也无法让我免于气馁。
即使在真实的、未经简化的生活中，投身哲学这个可逆的决定有时也会让我遗憾，因为我将因此放弃其他未来选择。当我嫉妒17岁的自己时，我所真正嫉妒的并非未来丰富的可能性，而是那时的无知无畏：17岁的我还不用被迫做出选择并得知自己将失去什么。在哲学家的术语中，真正的转变不是时间上的，而是“知识的”（epistemic）：这样的转变与知识有关。在情感上，知道我将错失一些美好的事物和具体知道将要错失些什么有着本质不同，知道我不会达成所有的目标和知道哪一个无法达成同样天差地别。我是在得知自己无法做诗人或医生的时候才遭遇了错失之痛，而不是在那之前。
或者可以这么说，错失的痛苦发生于我真正做决定的那一刻，发生于我在纠结中郑重考虑的时候。可不止我是这样，有经验证据表明，当选择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时，人们往往深陷于选择的挣扎中。在2001年一项选车行为调查中，购买者面临汽车的各种优缺点，“研究者的结论是，在决策中面临迫不得已的权衡会令决策者不快且犹豫不决”。[75]这个发现站得住脚：它在一次又一次研究中重复出现。[76]在不可通约的价值间做选择，即便只是假设或预想，也会激起愿望落空的感觉，难怪我们会觉得反感。也难怪我们讨厌做决定，因为无论我们怎么选，都明知自己不会满意。
把怀旧与错失联系起来的，不是我们曾经拥有全部的可能性，而是我们曾经不必担负起各种职责，也不必面对因此而来的失去。在现实中，担负起职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在18岁时签署一些不可变更的合同便能一蹴而就的；选择的余地随着时间流逝而缩减。起初你很容易忽略这一事实，直到发现时一切都晚了。就像在我回想着17岁时无忧无虑的生活（那时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会失去什么）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40岁了。
当然，不论我尝试把青春描述得多么令人神往，我的叙述中还是有些不实成分。不知道自己将来不会做什么也有一个主要的缺点：你也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有个办法能揭露出怀旧的冲动是多么反常，那就是设想以别的方式满足怀旧。如果我想要的就是对我正在错失的事不知情，好让自己感觉不到损失，那我为何不期待患上逆行性失忆症？借助忘却过往，我能再度得到17岁时所拥有的，也许我会记得我是诗人、医生或者哲学家，但不记得我到底是三者中的哪一个。看起来可能很奇怪，但这种“情感缓刑”的确有吸引力，我有理由去嫉妒这个健忘的自己，因为他回应了对青春时代各种机会的怀旧之感。我并非嫉妒他的未来，而是与我相比，他能免于悔恨。可即便如此，就算你有机会患上失忆症，我怀疑你是否情愿，至少我不愿意。原因不言自明：失忆是非常痛苦的事，部分因为它包含了身份认同的丧失，这是一个灾难性的状况：我是谁？我正在怎样过生活？
别忘了这些事在17岁时也可能发生。不知道自己将会做些什么或许能令人自由，但它也带来迷茫。作家梅根·道姆（Meghan Daum）新近写的文章提及了这个矛盾：
现在任何场合下我几乎都不是最年轻的人了，我意识到自己对那些时光最为想念的，正是年轻时逼疯我的东西。我想念一切都还没开始的感觉，未来离过去很远，当下还只是准备阶段，规划用什么闪亮的建筑构筑我余生的天际线。但我遗忘了那一切带来的孤独。如果它们都在前方，那你身后就空无一物。你会失去生活重心，也谈不上一帆风顺。你几乎不知道该做什么，因为你几乎什么也没做。说智慧是年龄增长的安慰奖，我猜就是因为这个道理。过去给未来蒙上了阴影，但我们也期待过去馈赠的智慧指引我们做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事，而不是迷惘四顾、逡巡不前。[77]
即使一切顺利，你也可能被怀旧折磨，那时不妨明智地回忆一番当年那荒凉的操场：充斥着不确定、迷惘、希望和恐惧。
我认为，怀念失去的选择权是一种后见之明的表现。回望青春时，我站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位置上，有着大致稳定的身份认同，这让我把相当程度的确信投射进了我的青春里。同时，我假想了一个开放的未来，这种无知让我免于愿望落空。但这期望是个幻想，你不能二者兼得：不能既知道自己是谁，又不知道自己不是谁。
结果就是我们要最后再尝试一次认知疗法。如果与我和华兹华斯一样，你怀恋童年时代那种一切皆有可能的不确定性，告诉自己：你所憧憬的无异于罹患逆行性失忆症。它会导致赋予你人生意义的结构也像失忆一样消解，它具有的吸引力像失忆一样是迷惑性的。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提出两条主要准则：一是你无法免遭错失的困扰，除非你的世界或你对这个世界的回应极度贫乏；二是选择权的价值非常有限，不值得为它抛弃你现有的生活。
以上就是我们借助哲学来安顿过去——未走过的路、未经历的生活——的首次尝试。在某种程度上，怀恋青春和懊悔错失都来自对价值的误测，或者因为我们没有想清楚，年轻时的各种愿望会引向怎样的结果。我们可以从本章介绍的哲学疗法里获得一些适用的对策。我不敢说你能从我的论证中获得多少安慰，我只能希望你有。但是，我可以真诚地告诉你，这些观念帮助我渡过了中年的难关。
我预料到了反对声音。哲学家爱相互驳斥胜过一切，他们会很快提醒你，我把问题简化处理了。毕竟，我给我们讨论的人生问题设定了一个前提，即你我的人生一切顺利。我们可能因为生活中的错误、不幸和失败而过得很糟糕、感到遗憾，但我们讨论时无视了这一点。真正的挑战不是在已经确信哲学并不是一个坏选择的时候，接受自己将无法成为诗人或者医生的事实。真正的挑战是接受覆水难收的事实：那些本不该说的话或本不该做的事不可能再收回，那些曾给我带来伤害的往事也无法再改变，我没有重来的机会。哲学也许能慰藉幸运儿们无关痛痒的抱怨，但它能为其余未受运气眷顾的人做些什么？对这一群人来说，悔恨更加苦涩又无处不在，哲学家们有没有开发或发现什么技术，提供解决之道？在下一章，我们会发现答案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