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评述

作为传统倾销理论的代表，Viner (1950)认为同一商品在不同国家/地区市场上存在的价格歧视现象即为倾销，同时垄断与保护是倾销的基本条件。而现代倾销理论的代表Ethier (1982)则考虑了产品和要素市场，认为倾销的条件之一是存在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销售的现象。Blonigen和Prusa (2015)对倾销及反倾销研究的发展进行了评述。他们指出，传统的研究主要考察倾销发生的条件 (包括市场结构、反倾销法律等方面的影响，以及未发生倾销时被裁定为倾销的原因)，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条件(包括跨国及跨行业的经验研究)，反倾销措施所产生的直接及间接效应，行政、立法和监管过程对反倾销的实施与效应所产生的影响，而最近的研究主要考察反倾销税对贸易产生的种种效应，包括对第三方市场的扭曲，反倾销税对厂商个体产生的效应，反倾销是否对目标产品出口产生了“冻结效应”，反倾销是否导致了企业退出，反倾销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反倾销与国家间的策略性行为的关系，贸易协定、WTO和反倾销的关系 (比如特惠贸易协定对反倾销使用形式的影响、强制性日落条款是否健康运行、WTO对反倾销的约束效力等)。本章属于对反倾销成因进行探讨的范畴，因而主要评述与此相关的文献；而本章的突出特点在于从微观厂商层面对反倾销成因进行探究，因而还涉及异质性厂商贸易理论。

一、反倾销成因探究

(一)微观经济因素

在理论方面，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使用博弈方法对反倾销形成的微观经济因素进行研究。其中，Tivig (2000)通过双寡头模型下两期博弈的分析得出，以低于公平价值的价格进行销售对于整个市场是有益的，即倾销可以提高社会福利。但是反倾销立法阻碍了倾销行为的实施，修改了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Bown (2009)证明了卡特尔产业组织为实现保护本产业、减少外来竞争冲击的不利影响的目的，可能会采用反倾销手段。但是从长期来看，反倾销会阻碍受保护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而Prusa (1994)却认为，反倾销措施会改变进口国企业和出口国企业之间的竞争性质。在进口国征收较低的反倾销税的假设下，他采用Bertrand模型对双方企业的行为进行分析，得出进口国企业和贸易伙伴企业会通过合谋的方式获利。杨仕辉 (2000)建立古诺模型，就贸易伙伴对华反倾销存在的逆向选择问题进行了分析，并通过纳什均衡解释了贸易伙伴对华实行反倾销的内在原因：由于中国对外贸易增长迅速，对进口国同行业的企业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从而引起进口国特别是发达贸易伙伴的反倾销制裁行为。

在经验研究方面，学者们大多从行业层面的微观经济因素展开研究。Krupp (1994)以1976年至1988年美国化工行业的对外反倾销案件为分析对象，认为美国企业发起反倾销时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贸易伙伴产品的市场渗透率、企业自身规模的大小、行业生产指数、产品的边际成本和倾销幅度等。Sabry (2000)、Prusa和Skeath (2002)发现美国发起反倾销并不局限于进口产品以低于其公平价值的价格销售这一原因，产业设备利用率、进口占有率和产业集中度等因素也是影响美国企业发起反倾销的主要因素。王孝松和谢申祥 (2009)使用多年度、跨国、跨行业的混合数据进行经验分析，从申诉方行业的种种特征以及中国的报复能力等方面考察了中国在世界范围内遭遇反倾销的原因。

(二)宏观经济因素

此类文献主要是从反倾销实施者的角度出发，研究进口方的GDP增长率、进口渗透率、汇率变化等因素对反倾销发起与裁定产生的影响。

Knetter和Pursa (2000)选取美国、加拿大、欧盟和澳大利亚为样本，对1980年至1998年的反倾销案件进行研究后，发现反倾销发起方的实际GDP增长率和反倾销之间为负相关关系。此外，美元相对于贸易伙伴货币的升值会增加反倾销的案件数量。此外，有学者认为，不同国家对于实际GDP变动的反应程度不尽相同。Aggarwal(2004)按照国家发展程度对反倾销发起国进行了分类，并认为在经济发展良好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一般并不过多地使用反倾销手段，仅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才会通过反倾销手段来刺激国内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发起反倾销的案件数量则与经济发展状况关系不大。Irwin (2005)在研究美国反倾销立案影响因素的过程中发现，长期来看，实际汇率的变动并不影响反倾销案件的立案数量；但从短期考虑的话，美国反倾销案件的立案数量主要受失业率、进口渗透率和汇率的影响。此外，Prusa和Skeath (2004)指出了反倾销措施的用途，认为发起国可以将反倾销当做策略性工具，对那些曾针对自己发起过反倾销的国家采取相同措施，所以反倾销极有可能成为国家间的报复行为。

苏振东和严敏 (2011)发现，美国对华发起“双反”调查主要受到美国国内经济形势、美元实际汇率、美国进口渗透率及美国国内政局的影响。陈巧慧 (2015)的经验研究指出，美国失业率、贸易伙伴吸收外商投资额、贸易伙伴对美国的反倾销调查等因素显著影响美国的反倾销调查。

(三)政治经济因素

Finger等 (1982)和Baldwin (1985)较早地对影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ITC)裁定的政治经济因素进行了经验检验，他们指出在ITC裁定过程中，不仅经济因素会对裁定结果产生影响，而且来自行业的政治压力也会对裁定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此后Andeson (1993)、DeVault (1993)，以及Baldwin和Steagall (1994)使用ITC公开发布的报告中的数据，对影响ITC裁定结果的因素进行了检验，他们的估计结果与Finger等 (1982)和Baldwin (1985)的结论相反，认为政治压力对ITC裁定结果几乎没有影响。但此后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都证实了政治因素是发起和裁定反倾销的重要动因 (Hansen and Prusa,1996,1997; Prusa,1998)，以至于Aggarwal (2004)指出，单纯的经济驱动很难促使进口国的企业或利益集团发起反倾销，而政治力量是发起反倾销不可或缺的动因之一。

国内学者在考察贸易伙伴对华发起反倾销的动因时，也纳入了政治经济因素。谢建国 (2006)使用计数模型就美国对华的反倾销调查进行研究后，发现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的数量与中美两国的政治联系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从申诉者的政治势力角度考虑，李坤望和王孝松 (2008)以“保护待售”模型为基础，发现最终的反倾销税税率与申诉者政治势力呈现正相关关系，政治经济因素对美国对华反倾销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二、厂商异质性贸易理论

Melitz (2003)首次将企业异质性引入垄断竞争模型，从此国际贸易研究的视角转向了企业层面，逐步形成了异质性厂商贸易理论。Melitz (2003)所谓的厂商异质性主要是指企业在生产率、专用性技术、产品质量以及工人技能等方面的差异，特别是生产率的差异，厂商异质性贸易模型就是探讨异质性企业如何从事贸易活动，贸易对企业的生产率和福利状况会产生哪些影响等问题。Melitz认为，在异质性企业的垄断竞争贸易格局中，贸易自由化可能会导致企业的再分配，进而可以提高整个经济的生产率。Bernard等 (2003)采用了Bertrand竞争而非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主要关注企业的生产率和出口之间的关系，他们还模拟了全球范围内贸易壁垒削减5%的情形，发现贸易额上涨了39%，总生产率也获得了提高。

Melitz和Ottaviano (2008)研究了市场规模、生产率和贸易的关系，指出总生产率水平取决于市场规模和贸易带来的市场一体化的双重作用，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越高，生产率水平越高，而利润越低，清晰地阐明了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作用。Bernard等(2007)将Melitz模型与Helpman和Krugman (1985)的垄断竞争模型结合起来，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在考虑成本的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出口生产率最高、行业内重新配置效应最强并且行业生产率提高最快。

在异质性厂商贸易理论的框架下，又可以展开众多细致的研究，例如贸易二元边际的研究 (Eaton and Kortum,2002; Hummels and Klenow,2005)，异质性企业贸易行为选择 (Smeets and Warzynski,2013; Nocke and Yeaple,2014)，企业组织结构选择和市场进入方式 (Antras,2003; Helpman et al.,2004; Antras and Yeaple, 2013)，贸易对企业利润、生产率、要素收入等方面的影响 (Kasahara and Lapham, 2013; Mrazova and Neary,2014)。

三、厂商异质性与反倾销

厂商异质性贸易理论解释了生产率等厂商特征与企业贸易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反倾销正是厂商出口之后可能面临的结果，所以很自然地，可以在厂商异质性贸易理论的框架下考察企业的种种特征同反倾销之间的联系。

Koning和Vandenbussche (2005)考察了欧洲企业在发起反倾销之前及之后的成本加成率，发现除发生大规模进口转移的企业之外，反倾销调查对受保护企业的成本加成率有显著的促进效应。Koning和Vandenbussche (2008)使用同样的数据发现，反倾销保护会对欧洲进口竞争部门不同企业的生产率产生不同影响，初始生产率低的企业的生产率会提高，而初始生产率高的企业的生产率会降低。Pierce (2011)考察了反倾销对美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绩效和出口行为的影响，发现反倾销保护提高了进口竞争企业的产品价格和成本加成，从而提高了这些企业的收益，但受保护企业的生产率有所下降，而且反倾销保护延缓了资源由低生产率企业向高生产率企业的配置过程。Lu等 (2013)使用海关月度数据，发现中国企业遭遇反倾销之后会减少出口种类，从而使出口金额大幅减少，其中生产率较低的厂商会退出出口市场。

国内方面，苏振东等 (2012)定量分析了中国对外反倾销措施对进口竞争部门企业绩效的实际影响，指出不同的仲裁结果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差异性影响。奚俊芳和陈波 (2014)使用中国企业2002年至2009年的数据，以美国对华反倾销为例进行经验研究，发现国外对华反倾销调查对中国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这一正向影响主要通过技术效率的提升实现，但这种效应是短期的。

综观已有文献，大多是在厂商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下，考察反倾销对企业所产生的各种效应，而未从企业层面探究生产率等方面的差异对企业遭遇反倾销有何种影响，本章将在此方面进行突破，结合厂商异质性贸易理论，使用中国企业微观数据，从厂商层面探究反倾销的成因。这既是对已有贸易理论、贸易政策研究文献的有益补充，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又是对中国企业面临的重大问题的深度解析，对指导中国对外贸易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