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中西文化观

被毛泽东同志称为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曾给予极大的关注。他围绕这个问题发表的许多精辟见解和议论，不但远远超过他的先辈和同时代的那些“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而且直至今日，也并未失去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带有指导意义的思想光辉。

对传统文化应该“分别好坏”，决定弃取

鲁迅以毕生的精力，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进行了冲锋陷阵的英勇搏击。在他的战斗业绩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甚至丑恶的糟粕，即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进行了深刻、系统的揭露和清算。如他自己所说：“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

鲁迅首先把自己的斗争锋芒集中指向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并非偶然。

鲁迅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从清末的封建王朝，到民初的袁世凯和北洋军阀，乃至后来的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所有的统治阶级无不一面“坦然地放火杀人，奸淫掳掠”，用反革命暴力宰割压迫着无拳无勇的小民，一面又“制礼作乐，尊孔读经”，对群众实行着文化思想上的钳制和愚弄。统治阶级的帮闲们，不论是“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也都是把痈疽当作宝贝，“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窒息着任何一点有生气的思想，使百姓“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鲁迅悲愤地慨叹：“‘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 ‘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

加之，帝国主义者在血腥屠戮之余，一面享用着靠封建文化所排好的“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一面则剔着牙齿，拍拍肚皮，别有用心地也在那里赞颂着“中国的固有文明”；甚至竟高唱起“中国人要顾全自己祖国学问呀！”“中国人应该整理国故呀！”“要令中国道德学问，普及世界呀”等等来。这恰恰表明，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不但是本国统治者手中的反动思想武器，也是帝国主义所需要的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于是，鲁迅用犀利的笔，无情地揭穿了中外反动统治者所大肆鼓吹和提倡的所谓“国粹”“中国固有文明”的反动本质。按照鲁迅的说法，这是为了要“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他关于“仁义道德”不过是掩盖“吃人”社会真相的发现，关于“孝”“烈”是“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的呼喊，关于封建礼教扭曲了人性的控诉，关于所谓中国的文明“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筵宴”的剖析，以及关于“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的警告，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曾经惊醒了多少个沉睡的灵魂，指引了多少个彷徨于人生歧路的过客。

鲁迅的特别深刻之处在于，他并不停留在对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本身的抨击上，而是进一步清醒而深沉地看到封建文化对广大人民精神的戕贼和毒害，勇敢地提出了“改革国民性”的问题。他在谈到“旧文明”的罪恶时同时强调，“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鲁迅在许多作品中，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无情地解剖和揭示由封建文化涵养出来，并由“绅士的思想”影响于平民的“国民的坏根性”，诸如自私、卑怯、调和、折中、不为最先、不容改革、无持操、无是非观，以及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等。他认为，对于这一些，“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社会的进步是难有希望的。

当时有人指责说，鲁迅“把国民的丑德都暴露出来”, “真该割去舌头”。其实，如果全面地了解鲁迅关于“国民性”的言论，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鲁迅虽然出于暴露病根、催人留心设法加以治疗的热望，对“国民性”中的一些弱点加以不留情面的批评，但这与有些人把中华民族说得一无是处，似乎中国人的本性只是“丑陋”，是根本不同的。因为，鲁迅在谈到“国民性”时，还强调了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的国民性，从总体来说，“其实是伟大的”。他在写于1936年3月的一封信中说：“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我们生于大陆……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他还曾特别声明：“我所指摘的中国古今人，乃是一部分，别有许多很好的古今人不在内。”他不但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批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是“中国的脊梁”，而且，当有人讥笑老百姓“庸愚”“卑鄙”的时候，他忍不住起来辩解，指出中国人并非“都是卑鄙，没有价值的”，老百姓“明黑白，辨是非”, “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

第二，造成国民性格中的一些坏根性的根源，正是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在《经验》中，鲁迅曾指出，有些人奉行着“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人生哲学，而这种人生哲学发展为一种“国民性”，却正是“因豺狼当道”，使很多人付出过许多牺牲的缘故。在《中国地质略论》中，他又指出，迷信、自私、害群，这些都是“历代民贼所经营养成者”。在《上海所感》中，他还指出，“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鲁迅指摘了一些带有普遍社会性的坏现象，但板子却始终打在“上等人”即统治阶级的屁股上。

第三，鲁迅认为，改革国民性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但又坚信国民性是可以改变的。有志于改革者不应该只停留在指责上，更不应该流于冷嘲，而是要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同时要“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才能收到实效。

鲁迅对于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立足点在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以，他明确宣布：“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鲁迅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时，曾经说过一些绝对化的话，诸如“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以及“中国古书，叶叶害人”之类，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重要原因是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中来加以说明的。五四运动前后，在文化战线上曾开展过一场东西方文化之争，这场争论延续了十几年，大约从1915年开始到1927年结束。争论过程中，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倡导者，曾经对维护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顽固守旧势力进行过有力的打击，对发展新文化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但在斗争中，由于本身未能克服形而上学的缺点，常常采取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的态度，以致有时对传统文化流露出全盘否定的口吻。在一个短时期里，这种形而上学的毛病也在鲁迅的思想上有所反映。但是，统观鲁迅思想的全貌，他在文化问题上，不但绝不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相反倒是多次明白宣布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的。

还在鲁迅生前，就有人给他送上过一顶“虚无主义者”的帽子，认为他的笔下，只有一片黑暗，几乎否定了一切，使人失去了对于追求光明的信心，也表明自己之“没有出路”。对此，鲁迅回答说：“至于希望中国有改革，有变动之心，那的确是有一点的。虽然有人指定我为没有出路——哈哈，出路，中状元么——的作者，‘毒笔’的文人，但我自信并未抹杀一切。”这里所说的“并未抹杀一切”，是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早在1908年他写《破恶声论》的时候，就明白指出，不能因为古埃及“以迷信亡”，就“举彼上古文明，胥加呵斥”，更不能因为“见中国式微，则虽一石一华，亦加轻薄”。并且说，那种因中国暂时的落后而对自己民族的旧物一概否定的“竖子之见”, “按其由来，实在拾外人之余唾”。在同一时期所作的《科学史教篇》中，还曾鲜明地提出既不要“笃古”也不要“蔑古”的主张，认为把现代的一切“学术艺文”，统统看作古已有之，“一切新声”都不过是“绍述古人”，自然是自欺欺人之谈，但用现代的尺度去衡量“往古人文”, “得其差池，因生不满”，甚至“哂神话为迷信，斥古教为谫陋者”，也并非是历史的态度。后来，他还曾热情地肯定日本学者有岛武郎“以为中世纪在文化上，不能算黑暗和停滞”的看法，是很有“史识”的。

在鲁迅从思想上接受了辩证唯物论，确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之后，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张，就更加全面、更加科学了。他曾经根据列宁的意见，指出风俗和习惯都是“文化”的一部分，而对文化尤其是其中的风俗习惯的改革，是很困难的，“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这一段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对于传统文化，提出了一整套重要的原则。首先，对待传统文化，应该采取细致的分析态度，经过研究、解剖，分别出好坏来。其次，根据确定的标准，好者存，坏者废，但不论存废，都不能有半点粗疏或大意，而应该谨慎从事。最后，由于文化是与广大民众的切身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因此，绝不是只靠某些“天才”或权威个人独断就可判定其价值的，而要“深入民众的大层中”，经过群众实践的鉴定，才能得出实事求是的认识。

鲁迅的态度十分明朗，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乏优秀的历史遗产可供我们继承和采取的，不过“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于新作品中，那是不必赘说的事”。他打了一个生动的譬喻：这恰如人们吃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就可以滋养和发达新的生体。

鲁迅本人的实践，可以说是忠实地贯彻了他关于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主张的。他对于中国传统木刻的总结和翻印，对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对于碑刻拓片的搜集和整理，对于保护古建筑、保护壁画及塑像、研究古乐的建议，等等，都表现出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精神。所有这些，难道不正是对那种认为鲁迅否定一切传统文化的观点的有力反驳么？

对西洋文明要敢于吸取，慎于选择

从鸦片战争开始，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利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种种侵略手段，使中国社会一步步向半殖民地深渊不断沉沦。在这种情况下，窃据政权的统治者，一面继续对本国人民作威作福，巧取豪夺，一面却对洋主子予取予求，肆无忌惮地将国家民族的主权利益廉价拍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他们在行动上一直奉行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方针，但在口头上却又不断喧嚣着“要以中国文明统一世界”“中国的精神文明主宰全世界”之类的呓语。这不仅仅是阿Q式的自我解嘲，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自己卖国行径的拙劣掩饰和对人民群众的欺骗、麻醉。

针对着这种话，鲁迅尖锐地指出：统治者明知道“中国固有文化”是“咒不死帝国主义”的，他们之所以要故意高喊发扬“民族精神”和“固有文化”, “意思其实很明白，是要小百姓埋头治心，多读修身教科书。这固有文化本来毫无疑义：是岳飞式的奉旨不抵抗的忠，是听命国联爷爷的孝，是斫猪头，吃猪肉，而又远庖厨的仁爱，是遵守卖身契约的信义，是 ‘诱敌深入’的和平”。其实，历史已经清楚地表明，“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出路倒在老老实实地承认中国文化在近代的落后，“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都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 “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

后来，鲁迅把这个意思说得更加明白。他说：西洋文明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这些是应该经过一番慎重的选择，加以学习，使之恢复过来的。“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

为了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应该不惜向即使是侵略压迫我们的仇敌学习，平心而论，这个思想并非是鲁迅的独创。在近代历史上，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虽然大家对外人的“长技”“长处”的内容的理解有很大的区别，但“要救国，必须要向外国学习”，却是许多志士仁人的共同主张。当然，鲁迅讲得更加具体、更加明确，而且在当时，鲁迅的话仍然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这是因为，在一个长期封闭的社会里，统治者害怕任何一点新鲜空气的透入都会引起对现存秩序的搅扰和瓦解。因此，他们总是对一切新的思想文化采取深闭固拒的态度。在他们的影响下，社会上顽固守旧的风气仍很浓重，有些人常常无端地与“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自以为这样才是爱国，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更有些人，则还在那里唱着已经唱了几十年的学习西洋文化是“用夷变夏”的老调。

鲁迅通过总结历史强调指出，文化的发展总是要“取材异域”，吸收外来文化，才能更有生气，不断进步。在中国历史上，汉、唐文化是放射着璀璨的异彩的，之所以能达到这个境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人们能大胆地、闳放地吸取外来文化。“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因此，一个有力量、有自信心的民族，是绝不应该害怕吸取外来文化的，因为外来文化经过吸收、消化，便成为滋养、丰富民族文化的材料，正像人们吃牛肉，通过吸收、消化将之变成身体的养料，“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的”。只有病态的社会，孱弱的民族，才会神经衰弱，“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鲁迅的结论是：应该“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在当今的世界上，各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频繁的接触，中国既然是世界上的一国，则不可能不受到别国的影响。我们根本无须因受到别国影响而脸红，相反，我们倒是对于别国的文化，“实在知道得太少，吸收得太少”了。

但是，鲁迅也坚决反对所谓的“全盘西化”论。鲁迅很早就曾毫不留情地嘲笑过那种“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的想法和做法。以后，他更一直坚持对于西方文化要采取分析的、区别对待的态度。

鲁迅首先强调，对于西方文化，要分清“送来”和“拿来”的区别。“送来”，是指帝国主义强迫我们接受的，亦即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拿来”，是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主动从西方文化中吸取的。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也是两种对待西方文化的不同的态度。

帝国主义“送来”的东西，如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法国的香粉、美国的大腿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都不过是西方文化中的一面。对于这一面，鲁迅曾辛辣地指出，“我在中国，看不见资本主义各国之所谓 ‘文化’”；帝国主义输入中国的不过是“伪文明”，因为“公道和武力合为一体的文明，世界上本未出现”。

鲁迅认为，不能被动地接受帝国主义“送来”的货色，而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这就是大家都熟悉的鲁迅提倡的“拿来主义”。

“拿来”以后怎么办？鲁迅各举出三种情况，以说明正确态度和错误态度的对立。错误的态度是，或怕受到“染污”，以致不敢接触；或“放一把火烧光”，以示自己的清白；或“接受一切”，甚至把糟粕当成宝贝。“拿来主义”者却全不这样。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占有，挑选”，根据不同情况，“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

这里的关键在于，对西方文化要加以慎重的择取，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要“已立准则，慎施去取”。而选择的标准，则在于是不是“善美而可行诸中国之文明”。就是说，首先，它必须确实是善的、美的，即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其次，它又必须是“可行诸中国”，即能够移植于中国这块土壤的，绝不能重复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东西的错误。不过，鲁迅也认为，某些有害的东西，包括一些“‘帝国主义者’的作品”，也不妨有计划地做一点介绍，其目的是使人们做到“知己知彼”, “恰如大块的砒霜，欣赏之余，所得的是知道它杀人的力量和结晶的模样”，这就增长了避免其毒害的知识。当然，这样做，“必须有先觉者来指示”，例如在书籍之前写出详序，“加以仔细的分析和正确的批评”。

基于这样的认识，鲁迅一方面期待着有更多的人从事介绍西方文化的工作，一方面自己身体力行，用很大精力像普罗米修斯一样，传播着异国知识的火种。他那几乎与创作同等分量的译著，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丰碑。

不过，鲁迅清醒地知道，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下，要大规模地、系统地、卓有成效地学习和吸收西洋文化，是有很大的限制的。他曾说：“凡当中国自身烂着的时候，倘有什么新的进来，旧的便照例有一种异样的挣扎。”“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因此，首要的问题还是在政治上进行革命，用“火与剑”推翻反动统治，进行社会改革，以便为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创造必要的客观条件。

在改革中创造新时代的新文化

不论是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也好，还是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也好，其最终目的都在于创造和发展适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

鲁迅把文化的发展看作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进程，而推动发展的力量则是改革。“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它一定有迁移，绝不会“回复故道”；一定有改变，绝不会永远“维持现状”。应该说，这是一个颇具卓见的认识，其中充满着唯物辩证法的革命精神。

不管人们承认还是不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对现实生活（包括当代生活着的每个人的头脑）的作用，是个无法摆脱的客观存在。今天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毕竟只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旧基础上，经过不断的改革和创新，逐步发展和成熟起来。因为，如果把文化的发展比作江河的奔流，那么，没有上游，也就没有下游；没有源头，又何来活水？社会主义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某些自命为“超越整个社会”的“天才”杜撰出来的，它应当是人类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的合乎规律的发展。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并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

鲁迅说得好：“因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古人所创的事业中，即含有后来的新兴阶级皆可以择取的遗产。”鲁迅的这段话，大致说清楚了传统文化和新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所谓改革，所谓发展，当然既包括对旧文化的继承（鲁迅所说的“承传”“择取”），又包括对旧文化的批判（鲁迅所说的“对立”“反抗”）。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视作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而且，对于任何事物的改革，总不免是对该事物的传统的一种冒犯和亵渎。如果一味陈陈相因，当然也就谈不到改革和发展，新文化的建设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在这个意义上说，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是完全正确的。不过，破、塞、止，只是为立、流、行扫清道路，创造前提。破并不等于立，塞并不等于流，止并不等于行。这一点，却不可不加以充分的注意。

“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流行过一个说法，即所谓“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以破“四旧”的名义“横扫”了一切传统文化，结果，社会主义新文化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反而造成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沉渣泛起。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其实，早在六十多年前，鲁迅对这个问题就做过比较全面和合理的论述。他说：“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因为破坏者有两种，一种是“革新的破坏者”，他们为了建设新轨道，便将碍脚的旧轨道一扫而空，这种破坏，“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内心里有着理想的光；另一种是寇盗式或奴才式的破坏者，他们或者想将旧物据为己有，或者想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这种破坏，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所以，鲁迅十分强调，对于文化遗产，不论是讲破坏还是讲保存，都应该立足于未来的新的建设，“新的建设的理想，是一切言动的南针”。

如果要举一点鲁迅如何致力于新文化建设的实例，他对新木刻的提倡也许是颇具典型意义的。在这方面，他曾花过许多心血。他聚集了一批年轻的木刻艺术工作者，举办过木刻讲习班，多次举行木刻展览，竭力介绍国外的优秀木刻作品，编辑出版了如《北京笺谱》那样的古代木刻作品集和如《木刻纪程》那样的当代木刻集刊。对新木刻的发展，他多次提出过十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他认为，木刻本来是由中国传到西欧去的，从唐到明，中国的木刻有过很体面的历史，但是，明代以后，西欧的木刻艺术水平大大超过了中国的传统木刻艺术水平。中国的木刻今后要能“开出一条新的路径来”，主要应从两个方面去努力，一是学习国外木刻艺术的新法，二是吸取“中国旧日之所长”。“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只要做到二者很好地“融合起来”, “中国的木刻界就会发生光焰”。

对于新文化，鲁迅十分强调这样两点：一个是时代性，一个是民族性。所谓时代性，就是说应该跟得上世界时代的潮流；所谓民族性，就是要始终保持中国的特色。他说，新的文化应该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在称赞陶元庆的画展时，他主要也是肯定其作品既“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他认为，这样的作品，才是“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真正的艺术。

中国的新文化怎样才能走向世界？鲁迅的看法是：愈是民族化，愈是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和地方色彩，才愈能为世界所承认。因为世界各国环境不同，情景各别，文化艺术又最忌千篇一律。用带有中华民族特性的文化，去丰富世界新文化的宝库，才是我们对于世界的应有的贡献。“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

鲁迅一向认为，从历史上看，并非各种知识均出于圣贤、学者之口，相反，“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造成的”。只不过有些东西，原先在人民中间萌芽，后来却被特权者所收揽，成为他们独占和把持的专利品了。因此，鲁迅十分重视新文化的大众化，实际上，这是一个把文化重新交还到工农劳动大众手里的问题。鲁迅要求，新文化应是大众喜闻乐见，而又不是一味“迎合和媚悦”大众，真正为大众服务、于大众有益的文化。他竭诚地期待着“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众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不过，鲁迅完全清楚，在那样的社会里，“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因为这是需要“政治之力的帮助”的，但当时掌握着政权的却是只知对工农大众剥削压榨的反动统治阶级。鲁迅把自己的期望寄托在将来。

后期的鲁迅，坚定地相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这不但在政治上是如此，在文化上也同样如此。他认为，当时的反动统治者是新文化的死敌，而资产阶级也未能完成创造新文化的任务。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面临着各种反动势力对他进行的文化“围剿”，他豪迈地宣布：“历史的巨轮，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而要完成这开拓与建设新文化的任务，则必须进行长时期的锲而不舍的韧性战斗，因为鲁迅有着深切的体会：“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