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生态系统价值的评估方法

市场产品的价格是由买卖双方在交易中达成的。而对于生态服务这类特殊的“产品”，往往并不存在直接的交易市场。生态服务的价值通过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的福利水平得到实现。这种福利水平的变化，部分地体现为人类从环境中直接获取的消费产品或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但是，生态系统除了提供市场价值外，更为重要的是还提供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非市场价值。根据市场的发育程度，生态系统功能或服务的价值评估方法可分为四类（见图2-2和表2-2）：

第一，市场价值评估法（Market Valuation Methods, MVM）。当存在交易市场时，可采用市场价值评估法进行估算。利用环境品质变化所造成的市场产品价格或数量的变化来估算环境服务的经济价值。

第二，替代市场价值评估法（Surrogate Valuation Methods, SVM）。当交易市场不存在时，可以采用替代市场价值评估法进行估算。利用与环境资源具有替代关系或互补关系的产品在价格或数量上的变化来估算生态服务的价值。这种方法有时也被称为“间接评估法”或“揭示偏好法”。

第三，直接评估法（Direct Valuation Methods, DVM）。当既不存在交易市场也不存在替代市场时，可采用直接评估法进行估算。其核心思想是直接设定一些相关的情景，通过模拟假想的市场让人们直接表达或选择其对环境品质的评价。

第四，效益转移法（Benefit Transfer Methods, BTM）。效益移转法引用前述替代市场价值评估法或假想市场价值评估法已证实的评估结果来估计相同或相似的产品或服务的经济效益，尤其适用于人力、物力与财力有限的情况。

2.2.1 市场价值评估法

市场价值评估法的基本假设是将环境质量视为生产的投入要素之一。故而当环境质量发生变化时，必然会导致市场产品的价格发生改变。研究者可以通过可观察的市场产品价格的变动来推测环境质量变化所造成的效益或损失。

当环境质量发生变化时，若受影响的市场产品不具有生命，则环境质量与市场产品之间的关系式称为损害函数（Damage Function）；反之若受影响的市场产品具有生命，则所构建的关系式称为剂量响应函数（Dose Response Function）。

2.2.1.1 生产效应法

生产效应法认为环境变化可以通过生产过程影响生产者的产量、成本和利润，或是通过消费品的供给与价格的变动影响消费者福利。换言之，由于环境变化而使市场产品的产量增加，其所增加的部分即为环境变化的效益，反之则为环境变化的成本。生产效应法直接而易于理解，且它利用可观察的市场价格及产出量进行计算，因而可靠性较高。

生产效应法需要所分析的物品的市场价格的数据；如果该物品是非市场交易品，则需要与其最相近的市场交易品（替代品）的信息。生产效应法需要借助剂量响应函数或损害函数来估算产量和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大多源于实验室的实验结果，因此增加了评估结果的不确定性。

2.2.1.2 收入变化法

收入变化法也被称为人力资本法（Human Capital Approach, HCA），它以收入变化来衡量环境变化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或成本。其基本思想是，环境变化会导致人类的健康状况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其收入水平。根据边际劳动生产力理论，人的寿命或工作时间的价值等于这段时间中个人劳动的价值。故而，收入水平的变化可用于评估环境变化的效益或成本。

运用收入变化法时，必须先确定健康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剂量响应函数。若无法正确估计，则此方法并无实用价值。另外，以收入变化来估算个人对健康改善的支付意愿并将其作为环境效益或成本的估计值下限，可能会造成低估。事实上，公众为了改善健康所愿意支付的费用，通常是其支付意愿的最高值。此外，公众对健康改善的支付意愿与收入水平变化之间不见得有直接关系，因此收入变化法争议较大。

2.2.1.3 替换/重置成本法

替换成本法（Replacement Cost）的基本思想是用减少或避免环境影响的成本作为价值评估的参照标准。例如，空气污染所造成的酸沉降危害，可以通过恢复或替换被损坏设施的成本来近似估算。类似地，治理河流污染的成本也可以作为生态价值估算的一个参照。替换成本法必须估计出损害函数，需要市场价格作为支撑。若无直接市场价格，那么也可引用较为接近的其他价格作为替代。

替换成本法所隐含的假设如下：（1）自然损害的特性与程度是可预测的，即存在一个准确的损害方程；（2）取代或者恢复这种被损害的资产的成本可以合理地估算；（3）假设替代成本或恢复成本不会超过该资产的经济价值。

替换成本的优点是计算容易，但也有缺陷，容易出现替代不完善和替代不准确等情况。例如，新替换的产品必须与原来的产品相同或至少是其替代品，且替换新产品的前提为环境改变，而非正常损耗所造成的替换。此外，替换成本法假设使用者原来享有的效益必定大于替换成本，因而替换成本只能作为对环境效益的最低估计。最后，替换成本法对于一些独特的价值类型作用不是很大（如历史古迹），因为这些资源无法替代，也很难恢复。

与替换成本法相类似的另外一种方法是重置成本法（Relocation Cost）。重置成本与预防性支出的概念较为接近，即决策单位为了弥补或预防损失而额外花费的支出，其差异在于重置成本是决策单位为离开环境恶化的地区而发生的支出，而预防性支出则是决策单位留在原地但增加某些设备或消费以避免受损而发生的支出。例如，由于空气质量恶化（改善）而造成市民迁徙所发生的费用，即可用来衡量空气质量恶化（改善）的成本（效益）。重置成本法与替换成本法在优缺点上基本相似，不再赘述。

2.2.1.4 预防行为法

当人们面对环境质量恶化时，为维持原来的效用水平，会事先采取一些措施避免、减轻或预防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这就是预防行为法（Averting Behavior Approach, ABA）。而为减轻污染的影响所增加的商品支出费用，可作为环境质量改善的价值。预防行为法是一种间接市场价值评估法，预防支出可提供对污染造成的损害的估计的下限。

例如，水质受到污染影响时需要安装净水设备，当水质改善、健康风险降低时，净水设备的投资就是水质改善的经济效益。预防行为法隐含的假设条件是，公众充分了解环境污染对其健康的影响，也清楚地知道选择预防行为所带来的效用改善。

预防行为法的优点是公众对其生活环境相当熟悉，预防性支出很容易观察。其缺点是，只能体现环境效益或成本的最低估计值。此外，为了预防危害所购置的设备可能具有多种效益，必须将各项效益加以区分才能正确估算出环境效益（成本）。

2.2.1.5 市场价值评估法小结

市场价值评估法所得到的结果只是环境效益或成本的最低估计值，存在低估的可能。使用市场价值评估法时，可观察的市场价格是基本前提。但是，选取可靠而适用的价格数据往往存在困难。即便价格数据可获得性较强且不存在市场扭曲，仍然可能会造成价值低估。

在估计损害函数或剂量响应函数时，均需取得实际观测数据。若是基于实验数据进行函数关系估计，则会增加评估结果的不确定性。

在估计上述函数关系时，对统计学分析工具的运用要求较高。研究者需要说明评估结果的合理性及可靠性，如高估或低估的可能性。

2.2.2 替代市场价值评估法

替代市场价值评估法主要包括旅行费用法和特征价格法等。由于这类方法主要是通过可观察的行为揭示出评估对象的价值，因此其也被称为揭示偏好法（Revealed Preference Method, RPM）或间接评估法（Indirect Valuation Method, IVM）。

2.2.2.1 旅行成本法

旅行成本法（Travel Cost Method, TCM）是评估休憩价值时常用的方法之一（Ward and Beal,2000；董雪旺等，2011）。旅行成本法最初由Hotelling在1947年提出（Hotelling,1947）。旅行成本法主要适用于休闲娱乐场所、国家公园、风景名胜区、用于娱乐的森林和湿地，以及水库和大坝等兼有娱乐及其他用途的地方的价值评估（谢贤政和马中，2005）。在写给美国国家园林管理局局长的信件中，Hotelling建议根据旅行成本和游览次数来估算美国国家公园的旅游休憩价值（Hotelling,1947）。Hotelling的最初工作是描述性的，而为TCM提供严谨的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则是20世纪60年代左右的事情（参见Clawson,1959; Clawson and Knetsch,1966; Trice and Wood,1958）。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人们消费决策最优化的条件是最后一单位产品所带来的效用满足等于其支付的市场价格。人们在观光旅游上的消费决策同样满足这一原则。即，人们在某一时间段内会持续至某一旅游景点，直至最后一次旅游所带来的效用等于该观光景点的价格。在Hotelling看来，休憩价值不能简单地用门票价格来度量，而应该包括旅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费用（比如交通费用、住宿费用、餐饮费用、门票费用等），再加上时间的机会成本。从这个意义上，TCM将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概念纳入了分析框架。由于距离不同，旅行成本通常也不尽相同，而旅行成本的不同又可反映出消费者对旅游景点效用的评价的不同。

关于TCM，先后出现过分区旅行成本模型（Zonal Travel Cost Model, ZTCM）、个人旅行成本模型（Individual Travel Cost Model, ITCM）、引力旅行成本模型（Gravity Travel Cost Model, GTCM）、享乐旅行成本模型（Hedonic Travel Cost Model, HTCM）、随机效用模型（Random Utility Model, RUM）、旅行成本区间分析（Travel Cost Interval Analysis, TCIA）六种TCM模型（董雪旺等，2011），其中又以ZTCM和ITCM的发展较为成熟，运用更为广泛。ZTCM是最早发展起来的模型，它根据游客的来源地划定出游区域，因变量为某出游区域的出游率（定义为某时间段内某一区域的游客数除以该区域的总人口数）。接下来再建立出游区域的出游率与各区域到旅游目的地的平均旅行成本、社会经济变量以及旅游地的替代变量等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进而推导出需求函数。

ITCM是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TCM模型，其中因变量是个体或家庭在每个时期内旅行的次数，自变量是个体到达旅游目的地的旅行成本、对旅游地的感知质量的向量、替代景观的特征向量、家庭收入等。ITCM和ZTCM之间的主要区别在因变量的选择上。

TCM基于实际发生的行为，是评估资源的休憩价值常用的方法。TCM的主要优点是，其评估的价值由个体或家庭的实际行为所“揭示”，所推导的需求曲线可信度较高。TCM的主要问题包括：

（1）当游览者的住所距离景点很近时，TCM并不能够完全反映休憩价值。

（2）不同的TCM模型选择，即便在同一种TCM模型下，由于计量模型设定形式的不同（或自变量选取的不同），也可能得到迥异的结果。

（3）TCM隐含的假设是只有一个游憩区，若一次旅游包括数个游憩区（即多目的地），则TCM可能会高估人们的愿付价值。如何处理替代问题也是TCM研究的方向之一。

（4）TCM在判断什么是旅行成本上缺乏公认的标准。对旅行成本界定的不同将导出不同的需求函数，进而会得到不同的消费者剩余。

（5）关于如何界定旅行时间的机会成本，学术界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现有的处理方案或多或少地存在主观性。

（6）如果大部分游客游览经历仅为一次，即因变量的离散度不高，则TCM（ITCM）方法可能失效。

（7）ZTCM要求存在一个代表性的游览者，即客源区的所有家庭或个人是同质的，这并不符合现实。

2.2.2.2 特征价格法

特征价格法（Hedonic Price Method, HPM）是一种利用差异性市场产品的性质将产品的特征或属性的价值推导出来的方法。其隐含的假设是，商品的总价值能够通过其在不同属性上的边际价值汇总得到。以住宅为例，其价格会受到住房面积、区位、建筑材料以及周围的环境质量等诸多因素影响。理论上，只要能够搜集足够多的数据资料，就能够在控制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评估仅仅由于环境质量较高所造成的住房价格提升。

Hedonic源自希腊词汇Hedonidkos，含有“享受”的意思（Streeting,1990）。常用的特征价格包括住房价格和工资，据此，特征价格法可以细分为特征资产价格法和特征工资法。特征资产价格法主要用于评估住房的市场价格和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通过环境条件所隐含的市场价格来衡量环境所具的社会价值，因此需以房地产价格为建立特征价格函数的基础。特征资产价格法只有在环境属性可由房屋、土地或财产的市场价值表现出来时才适用。例如，它不适用于衡量公园、濒危物种、臭氧层破坏等的效益。特征工资法和特征资产价格法同属于特征价格法，其理论基础完全相同，唯一的区别在于特征资产价格法以住房价格为特征价格，而特征工资法则以工资为特征价格。

特征价格的思想可以追溯至Court在1939年发表的著作（Court, 1939）。Court通过回归方程分析了汽车价格与其性能之间的关系。特征价格模型在研究中大量被采用则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1966年，Lancaster在其发表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上的论文中提出了特征消费理论（Hedonic Consumption Theory），以取代传统消费理论以产品数量为对象的分析，转向以特征为研究对象，直接分析消费者关于不同产品特征组合的选择决策（Lancaster,1966）。Lancaster的原创性工作客观上为HPM提供了消费者选择理论的微观基础。传统的消费理论认为效用直接来源于商品。而在Lancaster看来，影响消费者效用的是商品所具有的特征要素（Characteristic）及其所带来的效用满足，而非商品数量的多寡（Quantities），只有消费者获得产品的某些特征时，其效用方可得到满足。不同的特征法应由产品在市场上的价格差异反映出来并加以衡量。1967年，Ridker及其合作者使用居住财产价值估算了空气质量改变所带来的经济效益（Ridker,1967; Ridker and Henning,1967）。这是将特征价格法运用于环境经济学领域的最早尝试。

特征价格法的优点是，以实际销售数据为基础，比其他的二手资料来源可信度高。并且，住宅市场对信息的响应速度较快，因而能够较好地度量环境价值。

特征价格法的缺点如下：

（1）特征的数量。理论上，所有能够影响消费者效用水平的特征因素均应包含在回归模型之中。而各种特征彼此之间较难区分，有可能存在高度共线性问题（multi-collinearity）。HPM还需要大量的观察数据作为支撑，在部分特征数据的可得性上可能存在难度，从而造成变量遗漏偏差（Hanley et al., 1993）。

（2）HPM的模型设定。常见的有线性、双对数、半对数以及BOXCOX转换函数等。Rosen（1974）建议同时报告多种函数设定形式，并结合统计检验和经济解释来加以取舍。

（3）同时性问题。Rosen（1974）认为特征属性的价格与数量是在市场均衡下同时内生决定的，因此可以用联立方程来估计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但特征属性的价格与数量是否真的能够在市场均衡下内生决定尚不得而知。

（4）模型识别问题。若信息不足，则会导致特征需求函数与特征供给函数的自变量相同。

（5）市场细分问题。特征价格是一个市场的均衡价格，而某些商品容易受到地理分割的影响。当市场存在进一步的细分市场而却被误认为只有一个市场时，可能造成估计偏差。

萧代基等（2002）还指出，特征价格法还存在一些限制性假设，包括：（1）所有消费者能够充分了解房屋市场内每一房屋的环境品质特征。（2）所有消费者能够居住在其预算范围内使其效用最大的房屋内。（3）房主市场处于供需平衡的状态。此外，在发展中国家，限制HPM使用的最大约束是在这些国家中，住宅市场通常并非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利益的约束。

2.2.2.3 生产函数法

生产函数法（Production Function Approach, PFA）是另外一种替代市场价值评估法。生产函数法是将环境资源视为和劳动力、物质资本相类似的一种生产要素，间接地估算此自然资源的“影子价格”。在生产函数法下，总产出水平被设定为劳动力、物质资本、中间投入品以及自然资源等投入要素的函数。将总产出对这些投入要素进行回归，自然资源的回归系数即可视为自然资源的边际贡献率。假定可以把自然资源的边际贡献率作为其“影子价格”，则将之乘以自然资源的使用量或质量的变化，即可得到自然资源的总价值。

生产函数法的缺点之一是在数据资料的获取上有时候难度较高。同时，在运用生产函数法时，需要准确地判断待评估的生态服务和产出之间的因果关系（Daily et al., 2000; Spash,2000）。实际上，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系统，其要素之间的关系更可能呈现出非线性关系，并且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变异性，再加上系统外部可能存在的随机影响，因此在预测生态系统服务时，无疑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因素（Daily et al., 2000）。

2.2.2.4 损害函数法

损害函数法是通过构建损害函数来度量损害活动（如水污染、空气污染等）对自然资源或人类健康的损害。损害函数在本质上是一种技术关系，其数据由自然科学家通过调查或实验得到。损害函数反映受损害个体与损害活动之间的关系，若这种影响用货币表示，则称为货币损害函数；在其他情况下，则称为实物损害函数。在建立损害函数时，最关键的是估计环境污染对受损害个体的影响。通常采用统计方法，通过试验测定或现场测定，找出污染物影响与环境损害之间的关系。如果数据足够大，那么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回归分析。

损害活动评估的核心是构建损害函数。污染损失的计量涉及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两大因素，且这两大因素相互作用，使得污染与经济损失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从而导致损害函数法在使用过程中无法完全贯彻独立性和穷尽性原则，或假设条件不能完全成立，或数据量要求过大等，进而造成计算结果偏大或对损失估算不足。因此，如何构建物理意义明确、精度较高的污染损失计量模型仍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2.2.2.5 替代市场价值评估法小结

替代市场价值评估法通过间接观察数据，推导出与环境质量有关的产品的需求曲线，进而估算环境价值。这些方法因此都隐含了弱互补的假设：如果消费者没有消费与环境质量相关的产品，则环境质量变化与否对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将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弱互补假设同时导致替代市场价值评估法无法估算非使用价值。所以利用替代市场价值评估法时，对具有非使用价值的环境产品或服务会造成显著低估。

此外，替代市场价值评估法包括多种方法，研究者必须根据其研究目的、经济学理论、数据可得性、经费限制等因素，选择合适的评估方法。在解释实证模型的评估结果时，必须充分了解模型设定原理、模型的基本假设与使用前提、估值公式的推导过程等，才能准确解释模型所呈现的评估结果。

从研究适用性来看，旅行成本法更适用于评估自然资源的游憩价值。相比而言，特征价格法适用于评估广义的环境舒适度的经济价值，包括生物多样性等。但是，特征价格法过度依赖于工资收入或住房价格等微观数据，且对样本量的要求较高，制约了其在发展中国家的普适性。

2.2.3 直接评估法

对不存在相应市场的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也可以人为地构造假想市场来度量其价值。直接评估技术主要以社会问卷调查的方式建立一个假设性的市场，通过一些假想的情景问题，诱导出公众对自然资源的质量或数量变动所愿意支付的金额（Willingness to Pay, WTP）或所愿接受的补偿金额（Willingness to Accept, WTA）。直接评估技术通过问卷让受访者陈述其偏好，因而在不同场合也被称为陈述偏好法（Stated Preference Method）。

常见的直接评估法包括选择模型法（Choice Modelling Method）和条件价值法。选择模型法需要借用市场研究领域内常用的联合分析的概念和技术，因此也被称为联合分析法（Conjoint Analysis Method）。选择模型法又可细分为选择实验法（Choice Experiment Method）、条件排序法（Contingent Ranking Method）、自我阐述法（Self Explication Method）、条件分级法（Contingent Rating Method）以及配对比较法（Paired Comparisons Method）。从国内外的研究文献来看，选择实验法和条件价值法是目前使用最多、最受欢迎的两种方法。

2.2.3.1 条件价值法

前面介绍的市场评估法或间接评估法，都必须通过有市场的产品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来衡量环境质量或数量变动的价值。然而许多的生态服务很难找到适当的市场产品进行间接的价值估算。而当我们特别强调生态系统的存在价值对人类的意义时，对这一“意义”进行定价则成为首要任务。

最基本、也很简洁的一个概念是Ciriacy-Wantrup在1947年提出的，他认为既然想要知道公众对特定资源的评价，那么直接询问就可以了（Ciriacy-Wantrup,1947）。条件价值法（CVM）就属于这类方法。CVM是一种陈述偏好评估方法，利用效用最大化原理，在模拟市场的情况下，直接调查和询问人们对某种非市场产品或服务的支付意愿（WTP）或对该问项的接受赔偿意愿（WTA）。按照核心估值问题的设计模式，可以将CVM问卷分为投标博弈（Bidding Game, BG）、开放式、支付卡式，以及两分式（Discrete Choice, DC）。其中DC又可分为单边界和双边界两种，目前使用较多的是两分式问卷。

正因为CVM所评估的资源价值来自假想的情景，所以许多人对其评估结果表示质疑或不放心。实践中，如何设计一个“假得逼真”的问卷，是影响CVM评估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的关键因素。由于所构建的市场是假想的，因此CVM从诞生以来就一直是一种争议不断的研究方法。这些争议不仅涉及经济学领域，而且还涉及伦理学、哲学和心理学领域。在美国，1989年的Exxon石油公司的漏油事件使这种争论达到最高峰（Arrow et al., 1993; Diamond and Hausman,1994; Hanemann,1994）。1989年以后，CVM不是学者们在象牙塔内的纸上作业，美国联邦政府根据研究者采用CVM方法估算的结果，要求Exxon石油公司就对阿拉斯加海滩所造成的污染进行赔偿。从学科的角度来看，Exxon石油泄漏事件的意义重大，因为这是第一次运用CVM技术对现有环境资源的价值进行评估。

尽管CVM可能因受访者的策略行为而产生假想偏差，但多数专家认为通过设计良好的问卷可以将这种偏差降至最低程度。相对于前述几类替代市场价值评估法，CVM至少具有以下几点优势：

（1）CVM使用时不会受到现有数据的限制。例如特征价格法需要调查所研究地区内房屋资产价格的详细数据，而CVM则不受此类限制。

（2）CVM调查可依据研究时间长短与经费承受能力选择不同的问卷调查方式，如当面访谈、邮寄调查、电话调查或者网络调查。在数据采集渠道上弹性较大。

（3）CVM可以同时估算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并且是估算非使用价值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因此应用范围更为广泛。

（4）CVM可以同时进行现场调查（On-site）和非现场调查（Offsite），使得抽样调查可以涵盖更大的范围，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抽样过程中所存在的样本选择偏差。

2.2.3.2 联合分析法

联合分析法也被称为选择模型法。与条件价值法不同，联合分析法不需要受访者陈述其对假设性产品的货币评价，取而代之的是，由研究者提供若干组备选的假想方案，根据受访者的选择决策推导其支付意愿。

联合分析法又细分为选择实验法、条件排序法、配对比较法、条件分级法与自我阐述法等。其中以选择实验法运用得最普遍。

选择实验法的基本假设是，所有物品都可被其不同的属性及各属性在不同水平上的组合来描述。通过向参与者提供不同属性状态组合而成的选择集，让参与者从中选择自己最偏好的替代情景，据此可以对不同的属性状态做出损益比较。与CVM方法不同的是，这类方法并不需要受访者陈述其偏好。对于环境物品这种具有多重属性的对象而言，选择模型提供了一种估计环境物品属性价值的方法。

选择实验法最早由Louviere及其合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Louviere and Hensher,1982; Louviere and Woodworth,1983）。选择实验法的理论基础源于心理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等多个学科（Lancsar and Louviere,2008）。1994年，Adamowicz等人首次将选择实验法用于评估环境资源的游憩价值（Adamowicz et al., 1994）。追踪国外研究文献可以发现，随着微观计量经济学的长足发展，选择实验法的使用越来越普遍（Hoyos,2010）。

与CVM相比，选择模型法在所获取的信息量的多少、估计环境物品属性状态的变化范围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优势（徐中民等，2003）。很多时候，我们不仅关心环境服务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而且关心环境改进所带来的效益。鉴于在属性及其水平选取上的正交特征，CE更有利于进行边际价值评估。而在显示偏好法下，估计边际价值容易受到不同特征之间共线性的困扰。

正因为如此，如果环境产品能够被分解为不同特征上的边际价格之和，并且在选择实验法中考虑社会经济变量，那么选择实验法将比CVM在效益转移（Benefits Transfer）上更具优势。选择实验法还可以降低CVM中的“附和偏差”（Yea-saying Bias），因为受访者面对的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受访者被允许在不同的情景之间进行选择，因而存在重复评价、进行校正的机会。此外，选择实验法还能够降低CVM中的“内嵌偏差”（Embedding Bias）。

当然，选择实验法也并非完美无缺。选择实验法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包括：

（1）效用函数的设定。在效用函数的选取上，常规的办法是假定选择实验法中的效用函数是线性的。但是，由于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效用函数有时并不满足线性特征，此时则需要引入非线性效用函数以增强效用函数的真实性和解释力。

（2）实验设计理论。在进行实验设计时，特征（Attribute）数量及其水平（Level）的确定会影响评估结果（Louviere,2006）。正交实验设计是选择实验法的常规办法，但正交实验无法捕捉非线性关系。此外，在社会调查中正交实验设计还会面临数据缺失等挑战。这些都造成正交实验的可靠性有待商榷，而如何选取更为有效的替代实验设计方案无疑是重要的（Hoyos,2010; Kessels et al., 2006）。

（3）在发展中国家，普通公众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问卷结构相对复杂的选择实验法方法能否为公众所理解、接受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2.2.3.3 条件价值法小结

总体而言，当替代市场价值评估法无效时，条件价值法不失为相对简便易行的替代选择。条件价值法相对于其他方法的主要优点是其可以用于估算非使用价值。然而，在使用条件价值法时，必须清楚地意识到CVM的研究结果可能会受到问卷设计、调查方式、支付工具、询价方式、信息提供等因素的较大影响。因此，一个“好”的CVM研究必须向受访者提供“足够”的信息，使其能够清楚地了解问题的内涵，尽量使受访者了解其作答结果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同时需要避免产生严重偏误。据此，一个充分有效且可靠的CVM研究应当具备以下要点：一是假设性市场所提供的情景必须可信而且真实的；二是支付工具以及福利估算的选择应保持中性且不易引起争议；三是应当尽可能地向受访者提供充分、必要且正确的信息；四是确保受访者对评估对象及评估价值类型较为熟悉，至少不陌生；五是在评价生态环境效益时，应选择使用WTP进行福利估算；六是保证充足的样本量，增加对评估结果可靠性的讨论；七是研究中必须对可能存在的偏误进行检验；八是必须识别出抗议性响应，避免影响估计值；九是必须检验样本能否代表总体，若无法满足，则必须进行修正；十是必须估算支付曲线，并且检验系数符号是否与理论预期相符，以R2不低于0.15的拟合模型为佳。

总之，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CVM在最近50年中获得了长足的进展，现已成为环境资源价值评估的首选方法。目前，CVM在与实验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过程中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关CVM更为详细的讨论将在后续章节进行。

2.2.4 效益转移法

效益转移法是指将研究地的资源价值评价结果（Study Site）转移到待研究地区，从而得到政策地（Policy Site）的资源价值的一种评估方法（Brouwer,2000）。根据效益转移的形式，可将其归纳为三类：一是在不同的时间点对相同的产品或服务价值的移转；二是在相同的时间点对相似的产品或服务价值的移转；三是在未来的时间点对相似的产品或服务价值的移转（Downing and Ozuna,1996）。

自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效益转移法在理论和方法上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新的理论框架和概念陆续被提出（Smith et al., 2002）。研究内容也不断地被扩展，涉及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环境价值学的多个分支。同时，研究范围也不断扩大，由国家内部地区间的价值转移逐渐扩大至全球范围内的价值转移（Brouwer and Bateman,2005; Ready et al., 1996）。Costanza及其合作者于1997年发表在Nature上的经典论文就是根据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一些案例研究的结果，他们采用效益转移法估算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本的价值。

与TCM和CVM等评估手段相比，效益转移法的最大优点是可以节省时间、资金成本。不过，效益转移法的缺点也非常明显。转移结果的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已有研究的数量和质量，以及选择研究地的原则和方法的科学性。虽然效益转移法不能完全代替CVM等实地调查手段，但研究表明，选择适当的函数形式、应用高级计量方法以及先进的技术手段，也可以提高效益转移的有效性（赵玲和王尔大，2011）。

我国在效益转移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研究很少，从文章检索的情况看，只有少数研究中零星提到了效益转移的方法，用这种方法进行的实证研究非常少，如赵敏华（2006）用效益转移方法评价了陕北煤炭、石油开发中的环境损失，但使用的方法为最简单的数值转移法。文献检索显示，赵玲和王尔大（2011）是国内运用Meta分析对我国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湿地、湖泊等在内的自然资源的价值进行了评价的第一篇论文。总体上，我国目前对效益转移的理论和方法尚缺乏系统和深入的探讨。

在使用效益转移法时，首先，要确保研究地和政策地之间的相似度。其次，在研究文献、数据采集上需要筛选相对权威的研究文献，往往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处理不当则会影响到评估结果的精确度（Brouwer and Bateman,2005）。最后，在研究结论是否有效以及是否可靠上，效益转移法也需要进一步加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