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传统汉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发展脉络

1.2.1 旅游汉学：汉学雏形

汉学的发展受历史变化的深刻影响。世界汉学发展史上，汉学大致可以分为“传统汉学”和“现代汉学”。传统汉学以法国为中心，而现代汉学则兴盛于美国。汉学是文化交流的结果。据现在研究表明，东方和西方的文化接触早在公元前就开始了，但那时的交往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东西方彼此的了解非常有限，人类还处在互相寻找、探索的阶段。唐代至元代时，中外文化交流随着经济交流的发展也越来越频繁，明朝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而半个多世纪后达·伽马也开始其伟大的航行，可以说是东西方交流的标志性大事件。公元8—9世纪和16—18世纪期间，许多外国人写的关于中国之行的游记，在汉学发展史上有重要价值，因此有人把这一阶段的汉学称为“旅游汉学”。这其中最有名的无疑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他1275年随父亲来到中国，见到了元世祖忽必烈，1295年他回国后出版了《东方见闻录》，描述了中国元朝的财富、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此外，还有稍早吕布吕基思的《远东游记》（1254年），意大利雅各·德安克纳的《光明城》，之后贝尔西奥的《中华王国的风俗与法律》（1554年）和利玛窦的《中国札记》，另外还有包括南怀仁神父、汤若望等人的著作，这些作品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西方人记录下来的游记、日记等，包含大量中国物质文化以及政治、经济、地理、历史、宗教等方面的记载，成为后来西方汉学家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的宝贵文献，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故“旅游汉学”在汉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1.2.2 传教士汉学

尽管以游记形式出现的“旅游汉学”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但还无法成为独立的学科。真正意义上的汉学是随着15、16世纪，大批耶稣会士入华，他们有意无意地把中国文化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汉学才逐渐在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主要西方国家发展起来，形成了关于东方文化的学术流派。16世纪中，耶稣会创始人圣依纳爵·罗耀拉（St. Ignatius of Loyola）的侄孙马丁·依纳爵·罗耀拉（Martín Ignacio de Loyola）、圣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等第一批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开始传教。接着意大利著名传教士范礼安（Alexandre Valigani）、罗明坚（Michel Ruggieri）和利玛窦（Matteo Ricci）神父等来到中国，中西方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时期。1588年，西班牙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撰写了一部《中华大帝国史》，对中国的政治、地理、历史、风俗、文字、教育、军事、物产、科学等进行了全方位介绍，被翻译成数种欧洲语言发行。门多萨本人并没有来过中国，他的这部著作是在教皇的委托之下，完全是在根据其他传教士的书信、日记和报告等材料和其他有关中国的书籍书写出来的。

当然，在这一阶段最突出的人物是利玛窦。利玛窦著译了《几何原理》（与徐光启合译）、《天学实义》、《中国札记》、《关于耶稣会进入中国》等，还把中国的经典《四书》译成了拉丁文（T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bus），开西学东渐之先河，也推动中学西传，对西方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他的《中国札记》以及大量的日记和报告是明末中国社会的珍贵史料，成为汉学形成时期具有奠基意义的作品，“利玛窦被看成西方汉学的鼻祖是当之无愧的”。明清传教士为汉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今天，关于传教士在中国的作用的讨论集中在这两种不同的意见上，要么这些传教士和他们建立的学院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要么他们是西方给予世界的礼物的传播者，他们传播了基督教、医学、科学、技术、法律和民主。数以百计的传教士留下关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各种著作，成为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宝贵文献。

1.2.3 法国汉学

法国汉学历史悠久，在国外汉学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17世纪到20世纪中期，法国汉学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7世纪到18世纪，是法国汉学的形成阶段，此阶段的汉学家以耶稣会传教士为主，故也称为耶稣会士汉学阶段，此阶段的著名人物有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张诚（J. Fr. Ger-billon）、白晋（Joachim Bouvet）、李明（L. D. Le Comte）等，法国传教士把中国典籍《易经》《道德经》《淮南子》《书经》等翻译给法国社会。此阶段汉学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第二阶段是19世纪，汉学在法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获得初步发展。此阶段的标志之一是1814年法国汉学家雷幕沙（Abel Remusat）在法兰西学院开设了“汉语和鞑靼语——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座”，被视为西方经院式汉学的开始。此阶段的汉学家主要由法兰西学院、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教学和研究人员构成。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是法国汉学的鼎盛时期，出现了一批新的汉学教学和研究机构和一批有世界影响的汉学家，代表人物有沙畹（Emmanuel Edouard Chavannes）、伯希和（Paul Pelliot）、马伯乐（Henri Maspero）、葛兰言（Marcel Granet）等。

1.2.4 汉学概念及其演变

“汉学”一词来自西文“Sinology”，广义上包括有关中国的一切研究成果。英语中的Sinology是相当年轻的一个词，根据德国学者付海波（Herbert Franke）的研究，该词第一次出现于1838年，而把该词解释为“研究中国的事物”的学问已经是晚近的事了。到了1860—1880年间，这个由希腊文和拉丁文词根共同构成的词才转化为通常意义上的词汇，其中国研究的性质才凸现出来，成为学术上的一个专门学问。

汉学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本身作为域外之学，大致经历了上述的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法国汉学等阶段。在谈论到国外对中国的研究时，需要对东方国家所说的“汉学”和西方国家所说的“汉学”区分开来，两者概念上有很大区别。一些接触中华文明较早的国家，如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汉学”在许多场合是儒学的代名词，也可广义理解为中国学术研究的整体。西方国家所说的“汉学”则在最初主要指对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的研究，到了近代研究范围逐渐拓展到中国近现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也就是说，两种语境下，汉学的含义是有所不同的。

当然，如果我们在费正清本人作品的汉译本里面见到“汉学”一词，其含义本义是指汉代的训诂学，是指18世纪中国对经典古籍的回归，以对抗宋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理学和道德说教，英语中对应的词汇是Han Learning，并非指域外对中国的研究，这是我们必须加以注意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汉学”一词有时是容易导致误解的，不过大部分学者都习惯把国外对中国的研究称之为汉学。有学者主张，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国外中国研究称为“汉学”，而把二战后的国外中国研究称为“中国学”，原因是二战前的研究主要以古代中国作为研究对象，侧重于对中国语言、文化、历史等人文学科的研究；二战后国外中国研究主要以近代中国为对象，侧重于对中国政治、社会、外交等社会科学领域。这样的区分，其实与费正清的贡献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