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与丰富发展

在贯彻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征程中，首要的问题是要坚持我们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我们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思想路线问题的正确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与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与丰富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此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则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深化、拓展了党的思想路线。

（一）邓小平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1．邓小平率先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

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质上是毛泽东于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正式确立的。我们党领导民主革命开辟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靠的是正确的思想路线；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就，靠的也是正确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背离了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处在向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我们党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当时拨乱反正的关键。然而，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成为拨乱反正的严重障碍。邓小平从党和国家的大局出发，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率先站在理论高度上反对“两个凡是”。1977年4月10日他给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他还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后来，他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大等场合多次强调这些观点，深入剖析了“两个凡是”的错误。

2．邓小平大力支持和推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揭开了新时期解放思想的序幕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刊《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接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文章观点鲜明，直指“两个凡是”，但却被一些人认为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发表一系列讲话，坚决支持并大力推进了这场讨论。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系统、有力地批驳了所谓“砍旗”等谬论；7月22日，他又对胡耀邦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大力支持下，形成了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成为继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

3．邓小平发表了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第一个宣言书

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突破了原定讨论经济问题的议题，批评了“两个凡是”，按照实践标准提出和审议了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并取得了共识。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做了重要讲话，针对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强调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他充分肯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他深刻论述了思想路线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是开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新道路的第一个宣言书，实际上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这次会议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认为这场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根据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1979年7月邓小平曾评价道：“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二）邓小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邓小平不仅为重新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了贡献，而且紧密结合新的实践，在理论上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条思想路线。

1．深刻阐明了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

他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观点和论断，石破天惊，使人们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启迪和武装。

2．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展为一个丰富的理论体系

他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在这里指出了思想路线的几大要点，这些要点中，实事求是是整个思想路线的核心，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的基础，理论联系实际是实事求是的必然要求，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达到实事求是的基本途径。这些要点相互联系，互为条件，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体现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的高度统一。能够用极其简洁的语言，对党的思想路线的要点做出这样明确集中的概括，使思想路线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3．根据形势和任务强调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并科学地阐明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内在联系

党的思想路线是一个整体，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形势和任务，会突出强调不同的侧重点。在延安整风时期，如何克服“左”右倾错误的影响，做到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认清中国革命的特征，坚定地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课题，故毛泽东突出强调了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在“文化大革命”后，面对广泛存在的思想僵化、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社会现象，怎样让全党从“两个凡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正确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新的重大课题，所以，邓小平在重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时，就突出强调了解放思想的新要求。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人们对“解放思想”并不陌生，因为我们党有成功领导延安整风这场伟大思想解放运动的经历。但是，对解放思想也有一个正确理解的问题。有的人离开四项基本原则而大叫“解放思想”，还有人把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割裂开来、对立起来。邓小平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科学地阐述了解放思想的内涵，他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还论述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二者的辩证关系和内在一致性，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可见，解放思想是前提，实事求是是目的，实践在不断发展，新情况、新问题会层出不穷，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地做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路线的简明概括。

邓小平还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为了创造条件让人们敢于讲话、敢讲真话，他强调：“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他认为，最可怕的就是鸦雀无声，要让人民群众讲话。党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予适当的解释。

4．深刻地阐述了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对于制定和贯彻正确政治路线的决定意义

邓小平指出，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思想路线“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确性。

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发展，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我们党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意义。这使我们既避免了重新回到“左”的老路上去，又克服了一股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歪风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同时，我们党还成功地找到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邓小平认为过去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新时期解放思想关键是要在这个问题上解放思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他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发展战略论、“一国两制”论等等，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杰出的历史性贡献，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

（三）党的思想路线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

1．江泽民用“与时俱进”丰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迅速发展变化的国内外形势，科学地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创造性地回答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加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进一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在这个过程中，江泽民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强调了与时俱进的新要求，把“与时俱进”融入党的思想路线，使党的思想路线具有了更为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

江泽民总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开创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新境界的历史经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论断。正如邓小平说过的那样：“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坚持与时俱进就成为是否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和分水岭。

什么是“与时俱进”呢？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体现时代性，就是以时代发展的要求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决策，坚持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不因落后于时代和违背时势而丧失机遇。把握规律性，就是从对发展变化了的时代、时势的分析中，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揭示新的规律，深化对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而做出科学的预见和决策。富于创造性，就是依据对时代、时势的科学分析，对客观规律的正确把握，适时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达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在与时俱进的科学内涵中，体现时代性是与时俱进的首要要求和基本出发点，也是与时俱进的直接表现形式。把握规律性是与时俱进的内在本质。富于创造性则是与时俱进的灵魂和核心。换言之，创新是与时俱进的核心。因为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最终都要落脚到创新上。而要做到与时俱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就要使我们的思想状态和实际工作始终贯彻创新要求。离开了创新，我们的理论和实践就会僵化，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体现不出时代的特殊本质和要求；离开了创新，我们的思维将处于守旧固化状态，既看不到不断出现的新现象、新趋势，更无法深化对隐藏在这些新现象、新趋势背后的客观规律的认识；离开了创新，没有创新的理论和实践的坚实依托，富于创造性便无从谈起。而且创新的程度也将直接影响到体现时代性的准确度、把握规律性的深度以及富于创造性的广度。总之，创新是与时俱进的衡量标准和落脚点，创新要求贯穿在与时俱进过程的始终并决定着与时俱进的发展水平。由此可见，与时俱进的核心是创新。

与时俱进不仅是一种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更是一种精神状态。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这表明党十分重视与时俱进作为一种精神状态所潜藏的巨大创造能量。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不只是表现为政党、国家、民族的外在形象，而且反映出政党、国家、民族的内在素质、素养、理想、信念和精神风貌。人的精神状态如何，关系到其能否充分发挥主体本质力量，达到对主、客观世界的改造目的，关系到这种改造的程度。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无所作为，还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奋发有为，直接影响到政党、国家、民族的兴衰成败。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归根到底要体现在“进”上，而“进”是高度自觉的行为，它需要大胆创新、开拓，在丛生的荆棘中开辟出一条新路。而“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其他创新，而首要的是必须进行理论创新。“我们党八十年的历史经验说明，注重理论创新，是党的事业前进的重要保证。……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我们就会落伍，我们党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理论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充分证明：“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

2．胡锦涛用“求真务实”深化拓展了党的思想路线

党的十六大提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是从这样的战略高度，为了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再次把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问题突出地提到全党面前。2004年1月12日，胡锦涛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指出“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

求真务实，是指人们在实践中努力获取真实情况，把握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客观实际，从而获得实际效果的一种科学精神和优良作风。这种科学精神和优良作风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直接的同一性。“求真”同毛泽东所说的“求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通过对真实情况的了解来掌握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掌握客观规律，而这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和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只有我们了解的情况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才有可能使我们的认识深入本质而不停留在表面，不会被假象迷惑而贻误工作，丧失时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历史阶段，不论是“求真”还是“求是”，最根本的是深刻认识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尽管我们在这样的基本国情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们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许多领域对我们来说仍然是“必然王国”。这就要求我们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不断深化对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化对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求真”是不断接近真理、真知、真实、真相的过程。改造世界的过程永远不会完结，在实践中“求真”的过程也永远不会完结。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系统工程才刚刚开始，在这个征程中必然会遇到艰难、曲折、挑战和风险的严峻考验，也只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中不断求真，才能不断深入、全面地认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规律，增强自觉性，减少盲目性。

“求真务实”，反映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实质和目的。如果说“求真”从根本上说是要获得真实情况，把握客观规律，那么“务实”便是要务实际、务实干、务实效，就是说要深入实际、了解实际，真抓实干、讲求实效、不搞花架子。我们党的任何工作都要讲求实效，务实际、务实干都要落脚到务实效上；务实效是务实际、务实干的标志。“求真务实”既体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又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统一。因为，求真务实的过程既是在实践中认识真理的循环往复过程，又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循环往复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三个有利于”的根本标准来衡量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各项工作的是非得失，衡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工作的实效如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党员干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抓实干、求真务实，从总体上看是好的。但是，背离求真务实现象在某些地方仍然存在，如学习理论“空对空”，不认真领会新发展，不深入思考新问题；调查研究沉不下去，如蜻蜓点水，浮光掠影；落实中央精神是用会议落实会议，用文件落实文件，讲的是录个像，留个影；工作中不顾实际条件，不遵循客观规律，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造成严重浪费；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损害全局利益，侵犯群众利益；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等等。这些背离求真务实的不良作风，也势必严重违背人民利益。求真务实既是新世纪新阶段对党的思想路线的深化和拓展，又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求真务实，求的是人民利益之真，务的是人民利益之实。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的必然要求，是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政绩观、群众观、人才观的必然要求，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人民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的必然要求。

总之，胡锦涛强调的“求真务实”深化了我们对党的思想路线核心、实质的认识，为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进一步坚持和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