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booi da（包衣大）到管领

满文booi da的词义，清代辞书均记为管领或内管领，但这个解释等于没有解释，因为两者只是满汉之称的差别，而不是词义上的说明。清代包衣一词虽然是一个广泛使用的词汇，但在辞书中却没有解释，所以对booi da的理解也只能顾名思义，也就是管理包衣之长，为职官称谓，即hontoho的管理者。

正如同包衣组织的出现无法确定在哪一年一样，管理包衣的头目“包衣大”的追根溯源，也只能是推断。在《八旗通志初集》中，“包衣大”职称多出现在“正黄旗”和“镶白旗”，在其他旗则少有。根据学界对八旗旗主的研究，清代的正黄旗，由皇太极的正白旗改易，而皇太极的正白旗又源于褚英的白旗。清代镶白旗，由努尔哈赤的正黄旗改易。这一现象是否说明“包衣大”实际上最初可能只存在于努尔哈赤与褚英的领属之下，仍有待考证。而该书在记载镶红旗包衣第三参领第一佐领、包衣第四参领第五佐领下第五分管时，有“谨案”，谓“此佐领随贝勒褚英分封时立”、“此分管系随贝勒褚英设立”，则反映了褚英的“包衣组织”编立的原因和时间，也说明此镶红旗的包衣一佐领、一分管来自褚英的白旗。

目前所见入关前史料中，初次出现“包衣大”之称是在皇太极时期。如崇德三年四月，岳托贝勒两福晋不和，包衣大准布禄、萨木哈图庇护大福晋，各鞭八十。又记载崇德八年八月，在刚刚完成对皇太极的初次大祭后，即发生了“遗匿名帖”事，“谋陷固山额真谭泰者，为公塔瞻母家高丽妇人所得，言于包衣大达哈纳。达哈纳以告伊主公塔瞻及固山额真谭泰。谭泰、塔瞻因启诸王。王等令送法司质讯。及讯高丽妇人，云帖乃宗室巴布海家太监所与，于是巴布海夫妇及其子阿喀喇，坐造匿名帖陷害谭泰，皆弃市……籍没巴布海家，一半入官，一半给固山额真谭泰”。此处出现的包衣大准布禄、达哈纳，其主分别是贝勒岳托和公塔瞻，说明当时努尔哈赤诸子均有独立的浑托和组织及其首领包衣大。

顺治十七年在八旗官职名称实行满汉两种表述规定的文件中，并未涉及“包衣大”的名称问题，从目前的史料看，整个顺治、康熙年间包衣组织“浑托和”之长的包衣大称谓一直在使用。如实录记载：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康熙帝威胁噶尔丹使者格垒沽英，要噶尔丹限期来降，“否则朕必往讨”。可是就在这谈话的关键时刻，包衣大达都虎来报：御用米粮将尽矣。无意中泄露了清军窘境，康熙帝遂怒斥达都虎之言是摇惑众心，可斩也。康熙五十年十月，为皇太子援结朋党事，又将包衣大张伯良缚出，令其在副都统内认看，揪出副都统悟礼。

总之，直到康熙朝终，未见有管领之称。所以改包衣大汉名为管领之事，应该在雍正即位以后。陈国栋认为管领（或内管领）代替“包衣大”之称，是在雍正三年与乾隆九年中间二十年内发生的。

只要比较《八旗通志初集》与《钦定八旗通志》“旗分志”正黄旗包衣管领各条便可得知。因为二书记载分别止于雍正十三年（1735）及乾隆六十年（1795）。而以“管领”的称呼代替“包衣大”，正好是出现在《钦定八旗通志》新增部分的记载上。举例来说：正黄旗第一参领第三管领之管理者“武士宜升任内务府总管，以包衣大清泰管理。清泰故，以管领德昌管理”。武士宜即五十一，魏氏，清泰之父，高宗孝仪纯皇后之祖，他于雍正三年十一月受命为内务府总管。清泰在乾隆九年（1744）编成的《钦定满洲氏族通谱》中已载明“现任内管领”。可见得以“管领”代替“包衣大”是在雍正三年与乾隆九年中间二十年内发生的。

陈氏的观点是值得肯定的。在有关内务府三旗职官的记述中，只有康熙《大清会典》中，内务府下有满洲佐领、汉军佐领、浑托和；并特别提到初在浑托和下所设护军人数与满洲佐领人数一致为15名，顺治十八年改为和汉军一致，为10名。但同样的内容在雍正《大清会典》中，原来的“浑托和”改称“管领”。且在改称的同时，“浑托和”的执掌者“包衣大”的称谓也不再出现了。雍正以后所修的历朝会典中，内务府三旗职官设置中再未见有“包衣大”，取而代之的是“内管领”。

康熙《大清会典》记载由包衣大收储各庄所交杂粮于仓内；雍正《大清会典》记载同样事项，则是“均派杂粮，定例，交各内管领收贮仓内”。康熙《大清会典》记载：“凡菜园均分于各浑托和，照浑托和进米次序备菜，以供内用。每包衣大，各值二日供应。”而在雍正《大清会典》中，此段记载改为：“凡菜园供菜，旧例，均分于各内管领，照内管领进米次序，以供内用。每一内管领，各值二日供应。”

所以，浑托和改称“内管领”的时间，至少在纂修雍正《大清会典》时。而实录中最早有关内管领的记载就是从雍正三年开始的，如：

雍正三年十一月上谕诸王大臣等。内府佐领、内管领等，从前康熙三十年间所用钱粮，不过三十余万两，今增至七十余万两。朕思以国家征输之额赋，而养此并非正项兵丁、无用人口。且逐年增添，无所底止，甚非经久之策。是以屡询廷臣，商酌变通之法。……内管领人等即幼稚亦有钱粮。其披甲钱粮，乃分外多得之项。将此裁去，未尝不可。

清实录是我们今天还原清人和清廷官方意志、要求的最权威的凭证。所以上述陈氏所言“雍正三年与乾隆九年中间二十年内发生的”之说，似可修正为在雍正二、三年间发生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代替只是说“内管领”这一称谓在官方汉文文件中的使用较为普遍，但不意味着从此满文文件中的“包衣大”之称就不再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