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言的产生

人从出生起，就接受着上一代人传下来的语言形式，所以马克思在谈到个人与语言的关系时指出：“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42卷122页）。但语言绝不是人出生时才形成的。那么它是怎样产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结论是：语言是人们交往需要的直接产物。他们说：“语言……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3卷34页）恩格斯具体说明了语言产生的历史过程，他写道：“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20卷512页）。马克思从相反的角度也多次谈到语言的产生，他说：“孤立的个人……不可能会说话。”（46卷上册483页）“把语言看作单个人的产物，这是荒谬绝伦的。”（46卷上册489页）“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46卷上册21页）如果对语言的产生作一较为抽象的概括，那么就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的：“语言……是人们的社会产物。”（23卷91页）“社会”在太古时代所指的范围很小，如家族、部落等等，因而他也用“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46卷上册489页）这一表述来概括。

在自然状态下，动物不会感到不会说话是一种缺陷，它们与自然是同一的。而人的语言涉及的内容则要超越自然，带有情感、抽象等等人的交往独有的性质。恩格斯就此将人与动物进行了比较，说明超越自然的精神交往与语言产生的联系。他考察了多种经过人驯化的动物，发现马、狗等经过驯化后，它们获得了对人的依恋、感谢等表现感情的能力，并且对语言的反映变得敏锐了，这种能力在自然状态下是不具备的。他说：“和这些动物常接触的人不能不相信：这些动物现在常常感觉到不能说话是一种缺陷。”（20卷512页）动物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学会了极力表现交往的欲望，例如鹦鹉，尽管它的发音器官与人的根本不同，但恩格斯告诫说：“我们别再说鹦鹉不懂得它自己所说是什么了。它一连几小时唠唠叨叨地反复说它那几句话，的确是出于它十分喜欢说话和喜欢跟人往来。但是在它的想象所及的范围内，它也能学会懂得它所说的是什么。”（20卷513页）如果把这种现象推回到从猿到人的进化年代，这很像人的语言产生的前兆。不同的是，现在的驯化动物有说话的欲望是人为造成的，它们已经定型的器官无论如何不可能在几年内经历从猿到人那数百万年的变化过程。

语言产生的标志是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意识到是音节。音节是语言结构的基本单位，指的是根据发音时肌肉的松紧而划分出来的最小的语音片断。有的动物也能发出声音，并用于传递信息，这种声音与语言的不同处在于，人的语言依靠音调的抑扬顿挫而能够分出不同的音节。所以马克思说：“除了通过一定量的音节，就无法‘表示’或‘表现’一种思想。”（26卷Ⅲ册157页）恩格斯则称人类的语言是“音节分明的语言”（20卷373页）或“分音节的语言”（20卷512页），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区分了人的语言和动物的声音。

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语言产生于人类的蒙昧时代，即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旧石器时代。但马克思纠正了摩尔根把火的运用列入次要发明的看法，而把它视为这个时代最主要的发明，就此他谈到了语言的出现过程。他写道：“当人类还不知道用火时，并没有音节清晰的语言，……人类在蒙昧期缓慢地几乎是觉察不出来地向前发展：由手势语言和不完善的语音进步到音节清晰的语言”（45卷379页）。这样，马克思就把语言的诞生划分为三个漫长的阶段：手势语言、不完善的语言、音节清晰的语言。这里的手势语言，实际上是一种非语言符号；不完善的语言是一定的声音和非语言符号相配合的信息符号；音节清晰的语言则可以作为“一般等价物”完全替代前两者，使人类的交往能力出现巨大的进步。恩格斯也对摩尔根的论述作了补充，他从人的交往角度考虑，强调语言的产生在蒙昧时代的重要地位，指出：“分节语的产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21卷33页）

人类的语言将事物抽象为一定的音节，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呢？马克思对此进行过研究。他认为，人们是在世代不断重复的经验活动中完成这一抽象的。最初人与动物一样，不断地重复消费着满足自己需要的外界物，“在进一步发展的一定水平上，在人们的需要和人们借以获得满足的活动形式增加了，同时又进一步发展了以后，人们就对这些根据经验已经同其他外界物区别开来的外界物，按照类别给以各个名称。……这种语言上的名称，只是作为概念反映出那种通过不断重复的活动变成经验的东西”（19卷405页）。他以“财物”这个词为例说，人们也许会用其他音节组成的词来称呼它，但这个词汇产生的直接动因，是因为财物对人们有用，人们才赋予它名称。较为抽象的词汇也是这样产生的，他举出“价值”这个词说：“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9卷406页）。

马克思还注意到某些词汇的产生与外界对感官刺激的关系，例如物质的色彩对词汇的影响。他谈到金、银这两种物质时，写道：“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雅科布·格林曾经指出过印度日耳曼语系的各种语言中的贵金属名称与色彩的相互关系的词源联系（见他的《德意志语言史》）。”（13卷145页）“金、银等等的词源（见格林）；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快就转移到一些词上的关于色泽、颜色的一般概念。银——白，金——黄……青铜和金，青铜和铁可以相互交换它们的名称。”（46卷上册127页）如果看一看现在的英语和德语（均属于西日耳曼语支）中的金（gold, Gold）和银（silver, Silber），就可以发现，它们都既是金属名词，又是颜色名词，并且带出一连串的与这两种颜色相关的词汇。同印欧语系演进方向完全异样的汉语，也有类似的情况。

显然，不论从哪个角度考察语言的产生，它都是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产物。在这点上，威·施拉姆的结论与马克思是一致的。他认为：“语言是由于感到有必要把各种事件和经验抽象化而产生。”马克思和恩格斯显得比较深刻的地方在于，他们进一步指出了这种“感到有必要”的具体条件。为此，他们特地分析了一个人得以开口说话的五个条件，即“他的语言器官、生理发育的一定阶段、现存的语言和它的方言、能听的耳朵以及从中可以听到些什么的人周围的环境”（3卷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