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的社会本质与精神交往

人的自然本质无论怎样讲都有些抽象，因为“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20卷513～514页）。恩格斯的这句话把人的自然本质引入了社会本质的范畴。现代的人总是社会的人，人进入了社会仍然是二重存在物，即人的社会性与自然性的感性统一，但社会又要比自然复杂得多。

人们在日常生活交往中，许多东西是习以为常的，例如上班的路上遇到熟人，向其示意或问上一句：“你吃饭了吗？”其实对方吃饭不吃饭是无所谓的，问题在于通过交往，向其证明我与你的同一和我对这种相互关系的理解。这种认同可以从个人发展到更大范围——民族、国家、人类。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人的社会本质表现得简单而清晰，所以恩格斯说：“两个人比一个人更人性一些。”（42卷361页）马克思多次注意到两个人在一起时的交往关系，他写道：“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作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23卷67页）“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另一个人，才对他本身说来是人的感性。”（42卷129页）彼得通过保罗认识到自己是人，反之也一样。这是由于双方处于社会之中，处于复杂的由一定关系联结的整体之中。人始终处在交往中观察新事物，也寻求与周围社会关系的保证和指引，同时向别人证实自己与对方的同一性和对其关系的了解。

即使只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总得建立一定的关系才能生活下去。这种关系可能是认同，也可能是认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谈到的荒岛上的鲁滨逊和星期五的关系，属于二者兼而有之。他们似乎脱离了社会，但鲁滨逊得以教导和指挥星期五的行为本身，即说明他背后存在着社会的影子。当然，这种简单的关系是双方相互作用造成的，对自己的认识程度决定着对别人的认识程度，对别人的认识程度同时也决定着对自己的认识程度，每个人都把自己置于与对方的一定的制衡关系中。这是一种交往的相互知觉，并且是人的交往的起点。马克思在谈到“精神的传达能力”时，指出了这一交往的前提，他说：“我不能成为别人的什么，我也就不是而且不能成为自己的什么。如果我没有权利成为别人的精神力量，那末，我也就没有权利成为自己的精神力量”（1卷90页）。

实际生活比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复杂得多。由于血缘、文化、经济、政治的原因，人们才会发生社会交往，否则，两个人不过是各自存在的自然物。就此马克思写道：“两个人都需要呼吸，空气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是作为大气而存在；这一切都不会使他们发生任何社会接触。作为呼吸着的个人，他们只是作为自然物，而不是作为人格互相发生关系”（46卷上册194页）。例如由于商品交换的原因所产生的交往过程，马克思说：“每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作为这另一个人所需要的客体的所有者而出现，这一切表明：每一个人作为人超出了他自己的特殊需要等等，他们是作为人彼此发生关系的；他们都意识到他们共同的种属。除此以外，不可能发生大象为老虎生产，或者一些动物为另一些动物生产的情况。”（46卷上册195页）再如由于社会政治原因所发生的交往和认可，马克思说：“成为奴隶或成为公民，这是社会的规定，是人和人或A和B的关系。A作为人并不是奴隶。他在社会里并通过社会才成为奴隶。”（46卷上册220页）“这个人所以是国王，只因为其他人作为臣民同他发生关系。反过来，他们所以认为自己是臣民，是因为他是国王”（23卷72页）。社会就像影子一样伴随着人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人们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一般地是生活在社会中的。”（3卷35页）恩格斯还进一步说：“没有社会，正如没有集体力量一样，就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关系”（44卷174页）。

从人类史的角度看交往，那么就如恩格斯所说，“社会本能是从猿进化到人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34卷164页）当猿的畜群意识成为一种被意识到的本能，他们便成为人，并进入了社会。人的社会本身就是交往的一种结果。对此马克思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27卷477页）“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46卷上册220页）这些论述的表达方式不同，但意思是一样的，即社会是一种由于交往而形成的有机的网络组织。人们要有效地生活，除了同自然界发生联系外，必须通过社会交往，在一定范围（家庭、部族、团体等等）中活动，才可能对个人生活做出调整，以求生存和发展。人们的生活是个持续努力的过程，各种挫折、痛苦、孤独、恐惧每每阻碍着单个人前进的脚步，这需要鼓励、希望、友谊、安宁等等，而这些只有通过社会交往才能获得。例如个人所需要的生活安宁，恩格斯谈到过社会力量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说：“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21卷45页）这是一种协作的力量，每个单个人无法达到，而组合起来的单个人，无须付出额外的力量，便会得到一种合力，个人在其中也就得以发展自身。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人们丝毫没有建立一个社会的意图，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正是使社会发展起来，因为他们总是想作为孤独的人发展自身，因此他们也就只有在社会中并通过社会来获得他们自己的发展。”（3卷235页）

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社会关系的实质是由血缘、经济、政治、文化等等形式上的内容掩盖着的，人们习惯地就事论事。直到现代社会，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在世界交往的大背景下，人们才认识到人作为人的这一层最根本的社会关系，从而马克思才能看到：“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42卷155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走上社会后，首先继承的便是这一现代思想认识的成果。

人的关系既是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础，又高于其他形式的社会关系。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以1844年德国织工的起义为例，进行了论证。他不仅指出这是一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更从中看到了人对人的关系的渴望与追求。织工们长期与社会隔绝，像牲畜那样地劳动，像牲畜那样地死去。但他们不能长久地脱离正常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于是爆发了起义。马克思就此写道：“工人自己的劳动使工人离开的那个共同体是生活本身，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的道德、人的活动、人的享受、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不幸而脱离这种本质，远比脱离政治共同体更加广泛、更加难忍、更加可怕、更加矛盾重重；由此可见，正像人比国家公民以及人的生活比政治生活意义更是无穷无尽一样，消灭这种相脱离的状况，或者哪怕是对它作出局部的反应，发动起义反抗它，其意义也更是无穷无尽。”（2版3卷394页）根据马克思的这一论点，如果政治共同体的生活压倒一切，人们不得不长期处于政治喧嚣中，表面上似乎并不孤独，而实际上人们的内心却处于孤立状态。马克思是在与工人的交往中意识到人的交往的重要性的。他从在巴黎工作的德国工人中看到：由于缺乏最基本的人的交往，以至在进行政治宣传时，各种交往的手段本身变得比政治目的还重要，人们为了交谈而交谈（参见42卷140页）。可见，人的关系比政治关系更带有基础的性质。精神交往首先是人的交往，然后才是政治、经济、文化、血缘等等的交往。从不同角度看问题，人的交往既是最低层次的交往，又是最高层次的交往，它是社会关系中的起点，也是社会关系中的落脚点。

对人的社会关系重要性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从1843年至1881年，马克思七次提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政治动物）。马克思解释说：“政治的=城邦的，政治动物=城邦市民”（45卷494页）。他认为，这个关于人的定义反映了古代自由人活动的狭隘；在现代，“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23卷363页）这说明，随着社会的进化，自由人的概念已经从古代有限的一部分人扩大到全体，现代社会的人更得在一定社会联系中才能生存，这一点是“构成人的使命的东西”（5卷284页）。马克思改述的这句话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说明人“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46卷上册21页）。现代大众传播的发生和发展、社会的信息化，即基于人类转变为“社会动物”这一事实。

同样基于人是“社会动物”这一事实，马克思进而提出符合人的社会本性的交往要求，他说：“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2卷167页）正是从这个角度，他猛烈抨击了扼杀人的精神发展的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以个别人的意见决定人的精神的存在权利。他诉诸舆论和时代精神，即是追寻社会力量的判断准绳。

关于人与社会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马克思总结说：“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42卷24页）。这句话说明了人的精神交往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内在动因。同时代的达尔文也谈到过类似的观点，他说：“谁都会承认人是一个社会性的生物。不说别的，单就他不喜欢过孤独的生活，而喜欢生活在比他自己家庭更大的群体之中，就使我们看到了这一点。独自一人的禁闭是可以施加于一个人的最为严厉的刑罚的一种。”人在积极地建立社会关系中形成自己的社会本质，一旦割断他与社会的脐带，禁止他与社会交往，是极为痛苦的。达尔文讲的情形，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谈到。马克思本人曾注意到自己的女儿们缺乏家庭以外交往的痛苦，他对恩格斯说：“女孩子们非常需要在家里再一次看到‘人’。不幸的孩子们过早地受到苦难生活的折磨。”（29卷500页）人从家庭到社会，最早的社会联系是父母，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扩大到整个社会，这种社会联系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9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七次谈到单身牢房制度的残酷，都是从违背人的社会本性角度进行谴责。马克思指出：“在众议院本届会议讨论单人牢房制的问题时，甚至拥护这种制度的官方人士都不得不承认，这种制度迟早会使囚犯发疯的。”（2卷238页）恩格斯也指出：单独监禁“通过孤寂的生活把人变成禽兽，……单独监禁往往把人逼疯；伦敦模范监狱在成立三个月之后就已经不得不交给疯人院三个疯子”（1卷701页）。这种情形的反面说明：人有一种天生的积极进行社会交往的本能，用强力扼杀这种本能，对个人来说是一种致命的毁灭；用阻力隔绝一个社会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则造成整整几代人精神上的压抑和愚昧。

也许有人可以举出鲁滨逊的例子，来说明一个人可以孤独地生活下去。马克思对此的说明如下：“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46卷上册21页）除了偶然情况外，这个事例从另一个角度仍然说明了人的社会本性如何为自己开辟道路。是已经取得了的社会力量，才使一个有毅力的文明人得以在孤独的环境中顽强地生活下去。关于这类问题，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家芝诺（基齐昂的）就已经注意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引证他的话说：“坚强的人也不会孤独地生活，因为他按本性来说是社会的，并且是参加实际活动的。”（3卷145页）

至此，马克思的名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卷5页）就显得相当深刻了。这个观点从精神交往和人的本质关系的角度讲，可以用一句当代的话来表示：人是社会的全息。如果把“社会关系的总和”看作一块巨大的玻璃，那么在玻璃里可以看到一个人，不论玻璃碎成多少块，每片碎片里仍然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人。每个人既是他自己，又是社会一切关系的体现者，他的精神交往活动，不论是何种形式，都带有社会的性质，这就如马克思所说：“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是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因此，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42卷122页）在其他精神交往的形态中，如文学、新闻、宗教等等，人在其中都是社会全息的体现者，只是身在其中并不觉得而已。

人的交往在社会关系中是积极的，同时又无形中受制于这种关系。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讲到一个农民在市场上买卖商品的例子。这种物质交往伴随着面对面的精神交往——讨价还价。从表面上，这是一种普通的交往，但它同时又是商品社会的社会关系无形中规定了的一种交往。人们的交往观念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意识。精神交往就像社会的血管和经络，贯穿于社会关系之中。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人们的观念和思想是关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整个社会的意识。人们在其中生产自己生活的并且不以他们为转移的条件，与这些条件相联系的必然的交往形式以及由这一切所决定的个人的关系和社会的关系”（3卷199页）。

但从相反的角度讲，离开了具体的物质与精神的交往，纯粹的社会关系也是不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有了交往才产生社会关系，人通过积极的交往创造着社会关系。马克思谈到思维这种较高级的精神交往形式时说：“只有在人们思维着，并且对可感觉的细节和偶然性具有这种抽象能力的情况下，才可能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47卷255页）在这里，人的思维又是社会关系的前提。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关系，大多数情况下是以直接、间接（如通过大众传播）的人际关系来实现的，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将个人间的相互作用，视为现实关系的前提，他们写道：“正是个人相互间的这种私人的个人的关系、他们作为个人的相互关系，创立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立着——现存的关系。”（3卷515页）

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其所指涵盖面相当广泛；人的社会性也不仅仅指人生活于一定的经济、政治生活中，更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共同活动；个人参与社会的精神交往，也不仅仅由在生产中的地位和阶级关系来决定。精神交往本身承载着人类的文化，从经济和政治角度说明人的精神交往、精神活动、情感生活及个性结构，有一定道理，但也是有限的。文化传统、知识程度、道德观念、信仰等等，在不同层次、不同深度上对精神活动和交往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42卷122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发历史唯物主义时，为了反驳论敌而不得不把重点放在强调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方面，但还是注意到个性活动的问题。例如讲到人是阶级的人时，他们提醒说：“这不应当理解为，似乎像食利者和资本家等等已不再是有个性的个人了”（3卷86页）。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高度抽象地分析了商品交换，而当涉及生活中的商品交换时，他不止一次地警告说，只研究非个性的客观社会关系就不够了，“我们陷入困境，也许是因为我们只把人理解为人格化的范畴，而不是理解为个人”（23卷185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说明，人的社会关系绝不是极为抽象和枯燥的几句话，而是具有丰富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