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本章的讨论与结论

为了进一步得出结论，这里进一步分析当自变量为社会资本变量组、媒介使用变量组时二者对选举政治参与（居委会投票参与和人大投票参与）、政治事务关注程度（居委会工作关注和地方人大工作关注）、抗争性政治参与的影响。另外，本书将选举政治参与和政治事务关注程度作为制度化政治参与（传统政治参与），因为它们是为制度所认可的；而抗争性政治参与则作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非传统政治参与）。将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汇总后，仅仅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得出表2-6：

表2-6 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注：* 表示p＜0.05, **表示p＜0.01, ***表示p＜0.001。

表2-6显示，对于城市来说，社会资本的社会参与网络因子和互惠因子对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都有正面显著影响，本章的假设得到部分证实。这是因为社会网络有助于人们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城市居民可以通过社会网络交换信息并强化对自己政治利益的认识；社会网络也有助于提高成员的政治能力，成员可以通过参与社会网络来学习如何搜集信息、如何说服别人等政治技能；社会网络也将增加受到动员的成员进行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概率。这些都有助于提升相关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能力。而互惠因子说明城市居民之间相互熟悉的程度越高，相互帮忙的概率越大，而政治参与，包括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可能性也越大。不过要看到的是，在城市居民中，社会资本中的一般人信任因子和亲戚朋友信任因子都没有对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产生影响。唐文方通过2004年中国公民思想道德观念状况调查也发现：中国公民信任（类似于本书的一般人信任因子）对政治兴趣、政治效能感和志愿活动参与情况都没有明显的作用，反而对参与社会活动起负面作用；而狭隘信任（类似于本书的亲戚朋友信任因子）对民主和公民参政没有推动作用。这与本书的结论是一致的。

对于本章提出的问题，在控制了社会资本等对政治参与有影响的主要变量后，城市居民的媒介使用，主要是对于时事新闻的关注，也对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产生正面显著影响。在过去的相关研究中，Shah等人突出了新闻信息使用的重要性，同时他们指出，新闻信息流的影响是有条件的，因为用户在使用大众媒介的时候有不同的动机，而不同的动机对政治参与则具有不同的影响。他们通过对美国1998年和1999年的DDB生活方式研究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只有以新闻信息获取为目的的大众媒介使用才会正面影响社会资本和市民参与，而以娱乐为目的的大众媒介使用则会负面影响社会资本和市民参与。在本书中，我国的城市数据同样证明，对新闻信息的接触能够正面显著地影响政治参与。也就是说，媒介在政治参与中承担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城市居民一般具有较高的学历，较少从事体力劳动工作，这些都使其拥有关注新闻信息的资源和能力，而这些又能促进其政治参与。在城市居民中，只有媒介使用的接触时间组中的看电视时间对居委会投票参与、居委会工作关注等部分制度化政治参与有正面影响。这表明，对于中产阶层聚居的城市来说，媒介使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要看其是否关注新闻，而不是看媒介使用时间的长短。至此，本章提出的问题得到了解答。

在制度化政治参与中，胡荣根据2005年在福建省厦门市的问卷调查资料，分析了社会资本和其他因素对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分析表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由维权抗争因子、利益表达因子和选举参与因子构成。社会资本的各因素对居民政治参与起积极的作用。王绍光从中国古代阶级社会、民国时期、1949—1977年、1978—1990年这四个不同阶段的民众政治参与的态度、方式以及不同群体在参与影响力上的差别的角度，以影响中国民众政治参与的两个重要影响因素——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为解释变量，全面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引起的参与危机。本书发现在全国城市样本中，社会资本中的社会参与网络因子和互惠因子对制度化政治参与，如选举等起正面显著作用，同时起正面作用的还有媒介新闻接触。

在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研究中，冯仕政利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从入职渠道、组织内部控制、组织内部交往、在组织内的社会经济地位、工作满意度等角度研究了高风险人群的特征，以及他们参与集体抗争的兴趣与上述组织过程、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入职渠道的市场性和组织的国家属性越强，个人年收入水平和工作满意度越低；与下级同事的交往越多，参与集体抗争的意愿越强。王思琦使用2007年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的中国数据（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对两种具体的非传统政治参与行为——请愿和抵制中的信任因素进行了分析，统计结果发现，人际信任与非传统政治参与呈显著正相关，而政治信任与非传统政治参与呈显著负相关。本次研究的结果则发现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和媒介新闻接触与非传统政治参与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这一研究扩展了以往的研究结论，发现媒介新闻接触同样能正面显著影响抗争性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本章结论的理论意义在于，通过研究发现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资本、媒介使用的新闻接触对于城市居民政治参与起正向显著的影响。特别重要的是，在控制了社会资本等变量后，新闻接触仍然对政治参与有正向显著影响，这是以往的研究中没有显示出来的。本书扩展了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的理解，显示政治参与这一变量既受与人际传播相关的社会资本的影响，又与大众传播相关的新闻接触有关。

本章结论的现实价值在于，由于社会资本和媒介新闻接触对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各种形式起正向显著作用，因此政策制定者既可通过社会网络，互惠规范、新闻宣传来促进选举政治参与等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发展，同时也要疏导抗争性政治参与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发展。如建立更多的政治制度来适应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等现实需求，使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走向制度化政治参与，从而通过有序政治参与来扩大政体的合法性和保持社会的稳定。

本章结论有两方面的不足：第一，尽管是基于一次权威的、全国的抽样调查数据得出来的结论，但是该数据仅是一个横截面的数据，难以真正反映变量的因果关系。因此，未来的研究可将近几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进行一个系列、纵贯的探索，以寻找数据的可比性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由于是二手数据，研究者难以对变量进行细化，如果政治参与和媒介使用的操作可以更细化，那么得出的结论将会更丰富。因此，未来可以对这些变量进行更细化的操作，并进行一手的抽样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