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公共领域视域中的传媒公共性辨析

第一节 公共领域理论的形成

现代公共领域的产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始源于古希腊时代的城邦，经过封建社会的代表性公共领域、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发育为成熟的形态，并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经历着深刻的结构转型。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汉娜·阿伦特、哈贝马斯等人都是公共领域理论的主要贡献者。近年来，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约翰·B．汤普森（John B. Thompson）、约翰·基恩（John Keane）、J. C．亚历山大（J. C. Alexander）、罗尔斯、托马斯·雅诺斯基（Thomas Janoski）、柯恩（J. L. Cohen）、安德鲁·阿雷托（A. Arato）等人分别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公共领域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此外，一些国外汉学家如罗威廉（William T. Rowe）、玛丽·兰金（Rankin）、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黄宗智（Huang Phllip C. C.）等人则从中国历史与现实层面对中国的公共领域进行了探讨。就国内的研究情况来说，主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把对国外市民社会理论的译介和评述同公共领域问题的探讨结合在一起，代表性人物主要有邓正来、汪晖、曹卫东、许纪霖、张汝伦、杨仁忠等，他们分别从不同方面对公共领域理论及其中国意义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从词源学意义上讲，公共领域是美籍德裔犹太血统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最早涉及的。1958年，汉娜·阿伦特在其所著德文版《积极生活》中提出了自己著名的“行动理论”，强调人只有在与他人分享这个世界、共同拥有这个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积极行动，才能获得意义。这样的立场被认为翻转了西方哲学几千年推崇“沉思”的传统。在这本书中，阿伦特区分了人类实践的三种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三个领域。

其一，“劳动”（labor）。劳动的主要目的是维持肉体的生存和延续，它所生产的生活必需品，“一生产出来就被消费掉了”。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具有一种与外界无关的“黑暗”和“隐秘”的性质。

其二，“生产”（work）。“生产”包含技能、技巧；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尽可能避免被迅速消费掉，因而具有一种持存性，在时间上更为悠久。但如果把这种“实用的”“制作经验的普遍化”的活动当作衡量事物的唯一标准，那么恰恰是以“无意义”取代了“意义”，“手段被当作了目的”。如果说“劳动”构成了仅仅与自己身体存在有关的“个人领域”，那么，“生产”则构成了现代社会以降的“社会领域”——人们为了“生产”而结成某些社会关系（如经济关系），从表面上看，在这个领域中人们彼此结合在一起，不像在劳动状况下个人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但它本质上仍然是服务于自然的生命过程，仍然是为生存的目的组织起来的。因此它是一个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雌雄同体的领域”。

其三，“行动”（action）。“行动”是在公共领域中展开的，公共领域中的行动意味着，排除了任何仅仅是维持生命或服务于谋生的目的，不再受到肉体性生命过程那种封闭性的束缚。“行动”是由于别人的在场而被激发的，但却不受其左右，它存在一种“固有的不可预见性”，因而在公共领域中，人和人处于最大限度的开放之中，人们互相能够看见和听见，他人的在场保证了这个世界和人们自己的现实性，使得一个人最大限度地表现自己的个性和实现自己的最高本质。“行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言谈”，在言谈中人们敞开自己、阐释和展现自己。言谈本身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如果不是想要直接动用暴力，那么，言谈所具有的措辞和劝说便是政治方式本身。总之，在一个亮起来的公共舞台上勇于发言、挑战和接招，是一个人表达了他的尊严。

在阿伦特看来，劳动的目的是维持生命，生命是劳动的动物的最高价值。劳动和工作都是人类在自然环境中采取的活动模式，而行动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前两种基本属于私人领域，后一种基本属于公共领域。阿伦特在区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同时，认为还存在第三个领域：社会领域。在这个领域内人们度过生命的绝大部分时间，如工作、学习。这一领域的特征是人类彼此聚合在一起形成某种团体与集体，从而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差别，但是她坚持认为，各种领域有各自适用的规则，因此这种差别是正常的、合理的，是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不应该通过法律手段消除。她进一步指出，社会歧视出现在社会领域是可以接受的，只要将其控制在具有合法性的范围之内，但一旦这种歧视延伸到公共领域或私人领域，那就是灾难性的。

如果说阿伦特只是拿起接力棒在“公共领域”研究道路上跑了第一棒的话，那么可以说哈贝马斯接过来以更快的速度向前跑了决定胜利的一棒。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充分运用经济学、社会学、史学、法学和政治学等广阔视野和综合思维方式，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发生、发展及其衰落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找到了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入口。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关注的主要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共领域，但他认为，探讨公共领域的起源要追溯到古代希腊。哈贝马斯指出，在希腊城邦中，“城邦领域”（sphere of the polis）要同“家庭领域”（sphere of the oikos）严格区分开来，城邦创造了一系列的公共生活空间，成为古希腊社会与政治活动的布景和舞台，它生动地展现了城邦公共生活的画面。法国著名学者皮埃尔·维达尔-纳杰（Pierre Vidal-Naquet）指出：“城邦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空间——一个以市政广场及其公共建筑为中心的公共空间，在这里，人们就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进行争论。”古希腊的公共领域同现代民主社会相比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其中孕育的公民精神应该是永存的，正是这种公民精神，影响了社会历史的进程，成为现代西方社会文明的渊源，促进了西方民主社会的建立和发展。黑格尔精辟地阐述了古代希腊人对现代西方文明的贡献。他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凡是满足我们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我们知道都是从希腊直接或间接传来的。”

在古希腊的城邦中，人们的生活明确地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私人生活，是由家庭事务、生产劳动等直接满足私人自然需要的活动构成的，属于私人领域；另一种是公共生活，是由关涉到公共利益的政治活动组成的，属于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泾渭分明，公共领域为自由民（指公民）所共有，而私人领域为每个人所特有。在古希腊人看来，公共生活与政治生活是同义语，公共领域是政治领域的同义语，公民从事公共活动就是指从事政治活动，公共生活在广场上进行。构成公共领域的活动主要有两类：一类活动是对谈，主要是公开的讨论和诉讼活动；另一类活动“可能是战争，也可能是竞技活动”。同私人生活相比，公共生活是一种更高级的生活，因为人们结成伙伴或相互交往，摆脱了必然性，摆脱了谋生的劳动生活，也就是摆脱了“像动物似的生活”，相比之下，公民借助于公共生活就可以获得在政治上采取行动、轮流统治和被统治的权利。很显然，在政治生活至上的古希腊人眼中，政治才是“一个真正的公共活动领域”。因此，古希腊的公共领域与国家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没有从国家那里取得独立的地位。公民被看成是城邦政治生活的主体，公民与城邦是融为一体的，离开了城邦，也就失去了政治生活的基点。根据资格划分，古希腊人分为公民身份集团和非公民身份集团，与之相对应的是，整个社会生活也就分为公民生活和非公民生活。公民生活的本质是参与城邦的公共政治活动。非公民生活就是指不能参与城邦公共政治活动的生活，就是家庭、生产性劳动等领域的活动，因而，非公民生活实际上就是家庭私人生活。公民资格的主要标志就是作为城邦的一员，享有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政治权利，城邦中一切重大事务必须由公民集体讨论决定。一个人拥有了公民身份就意味着他成为城邦的主人，享有参加城邦政治、体育、文化生活的权利。雅典公民具有强烈的公共意识，在他们心目中，城邦利益远在个人利益之上，并且是个体生命的终极依归。对每一个公民而言，最高的幸福就是参与城邦的公共事务。同时，参与城邦事务不仅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必须履行的义务，他们参与公共事务并不是为了换取一己私利，而是为了“美”和“高尚”，为了“善”和“正义”。

通过对古希腊城邦的研究，可以看到古希腊公共领域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公共生活主要是在公共建筑中进行的，公共建筑是公共领域的最主要依托。公共领域首先意指一个空间性的概念，参与公共生活的活动毕竟要在一定的空间场域中进行。在古希腊，这些空间场域就是遍布于古希腊的公共建筑。它们是城邦公有的财产，向公众开放，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公有和公用空间。它们大多是宗教节庆、戏剧演艺、竞技比赛和公民教育等公共活动的中心。根据考古学家以现代理念为基础的划分，城邦最主要的公共建筑可以分成三类：一是宗教性公共建筑，如神庙、圣殿、祭坛和公共墓地；二是城邦的市政建筑，如市政广场、议事大厅、公民大会会场、法庭等；三是城邦体育活动与文化活动的场所，如体育馆、运动场、摔跤场、露天剧场等。它们共同构成古希腊公民的公共生活空间。

在古希腊，商议和集体讨论是解决公共领域一切问题的基本方式，它们形成了一种面对面的口头形式的文化。在希腊城邦里，公民之间的争端不是诉诸暴力，而是通过言语与说服来解决，公共事务也通过话语方式来决定。城邦的法律和政令大多是公民在公民大会上集体讨论的结果，公民大会就是城邦的政治论坛。在公民大会上，言语者面对听众（公民）如同面对法官，城邦的各项决策最终由听众以表决的方式在论辩双方提出的论点之间做出抉择。

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是通过直接民主的形式实现的。直接民主是指一个社会的所有公民都可以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不需要通过代表来行使他们的统治权。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就是直接民主的典范。凡是年满20岁的成年男子都可以参加公民大会的讨论，公民大会每年至少召开40次，每次参与人数在6000人以上。公民大会议决所有国家大事——宣战、媾和、制定法律，并且通过抽签或选举方式产生行政委员会、法官及军事将领。这种直接民主背后的理念，是相信人人都具有平等的能力以及平等的政治权利，寡头贵族或少数精英并没有什么特殊权益。“在这种城邦中，法律规定所谓平等，就是穷人不占富人的便宜：两者处于同样的地位，谁也不做对方的主宰。”

总之，古希腊的公共建筑成为这种公共领域的物质载体和依托；话语论谈、集体表决构成古典公共领域处理公共事务的主要方式；以自由理性和广泛参与为基本内容的城邦精神是古典公共领域的社会意识特征。三者的有机统一就构成了古典公共领域的希腊传统。当时，这种不完整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所展现的民主前景已经让雅典民众引以为豪了。在其后整个封建统治时期，公私领域逐渐融合，即使在中世纪鼎盛时期的欧洲，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说明存在独立的、与私人领域相分离的公共领域，充其量是一种“代表型公共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解释封建社会中君主权力与宗教势力为何可以独统天下，为什么很少受到制约。

在一个较长的两极化过程中，“代表型公共领域”所依附的封建权力（教皇、君主、贵族）慢慢解体了，直到18世纪，公私领域再次分化，于是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英国与法国诞生（与“代表型公共领域”保持着一定的关系），随后在19世纪延伸到整个欧洲以及美国，哈氏重点与详细谈论的便是这一时期的公共领域。在这一时期的此等公共领域里，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逐渐形成，市民可以自由表达与沟通意见，以形成民意与共识。它是介于私人领域和个体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公共领域，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做出评判。它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的确是史无前例的。这种自由社会的公共领域，早期雏形是哈氏言及的“布尔乔亚公共领域”。当时它尚属于“文学公共领域”，主要在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宴会等场所形成，讨论的内容也局限于文学领域。但在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遇的过程中，充斥着人文色彩的贵族社交遗产通过很快成为公开批评的愉快交谈而成为没落的宫廷公共领域向新兴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过渡的桥梁，“这些早期的公共领域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并且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无所不包：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于是富含民主色彩的“政治公共领域”便应运而生。前者是公开批判的练习场所，是公共舆论的萌芽之地，后者则是公共舆论与公共权力直接较量的活动空间，其基本轮廓如图2-1所示。

图2-1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从图2-1可明显看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形成的基础是市民阶级与公共权力的对立。就社会定位而言，它是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一块中间地带：一方面，它不仅与公共权力相对立，而且是针对公共权力的批判空间；另一方面，它也不同于私人领域，虽然它立足于不受公共权力管辖的私人领域，但它却跨越个人和家庭的藩篱，致力于公共事务。简而言之，公共领域是私人领域中关注公共事务的那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