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地缘政治回归下的东亚地区合作：机制竞争与进程徘徊

黄大慧 韩爱勇

【摘要】冷战后，开放主义与北美地区合作的排他主义一并构成美国地区合作的基本理念。美国在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中的战略规划，意在维持其地区主导权地位，进而护持其全球霸权。正是这种地缘政治回归成为东亚地区合作机制竞争与地区合作进程徘徊的根源。2014年，地区经济合作总体上保持了徘徊的格局，在合作机制上，呈现出RCEP、TPP和中日韩FTA“三驾马车”相互竞争的格局，亚太自贸区倡议的提出，成为地区经济合作规范整合的初次尝试；在合作理念上，集中表现为东盟的内向趋势、排他主义和开放主义并存的格局；在合作路径上，自贸区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地区经济合作的两条主线。地区安全合作领域，东亚陆海分离、安全与经济分离的双重安全格局和保障安全的同盟体系没有出现大的变动。同盟体系和上海合作组织，分别代表了海上安全和陆地安全两类安全架构；美国依然秉持同盟安全的理念，但中国倡导的亚洲安全观和海洋观则标志着东亚多边安全理念有了新的变化；中国提出的构建和平安宁、合作共赢的海洋秩序和构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成为为数不多的地区安全合作路径的亮点。新的海洋秩序观和亚洲新安全观远比旧秩序观和安全理念更公平、更正义，这也恰恰体现了地区安全合作新旧路径选择上的竞争。

【关键词】东亚地区经济合作 东亚地区安全合作 地缘政治 合作进程美国

2011年美国开始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虽然美国不愿意承认重返亚太，但毫无疑问的是亚太地区开始成为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也是从2011年东亚峰会扩容至“10+8”后，美国因素在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中的影响前所未有地显现出来。客观地讲，美国从来没有离开东亚，也一直是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中绕不开的关键域外因素，但为什么美国开始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东亚的地区合作进程就呈现出徘徊不前的境况？究其原因，还在于美国重返亚太给东亚合作进程带来了美国地区合作的理念及战略目标定位。一言以蔽之，美国重返亚太，带来的是竞争性的传统地缘政治的回归。正是这种回归，使合作机制竞争与合作进程徘徊成为地区合作的主要表象，这在2014年的东亚地区经济安全合作进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美国地区合作理念与东亚地区合作的传统地缘政治回归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护持美国对世界事务的垄断俨然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没有国家利益，有的只是霸权利益。为护持霸权利益，美国需要确保其强大的影响力能够在任何一个区域得到有效投射，而任何地区大国的崛起均将被视为对美国霸权的直接威胁。霸权稳定与“仁慈”的美国霸权作为冷战后美国对其全球霸权合法性宣传的理念基础，渗透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中。在地区层面，保持美国在每一个地区的力量存在，避免被地区大国挤出去，成为美国地区战略的必要推论。

与此同时，随着世界其他大国的崛起，冷战以后地区层面的权力结构与影响力布局并非世界权力格局在地区层面的直接投射。地区大国的快速发展并没有改变国际层面的权力结构与影响力布局，但这两者正向地区大国快速倾斜。结果是，美国或许依旧可以主导东亚地区的权力均势，但已无力左右地区影响力的均衡。这也构成了美国霸权根基削弱的一大因素。

地区大国崛起固然是大国自身发展逻辑的结果，但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两个潮流并行不悖的今天，大国崛起在极大程度上是一种嵌入地区合作进程的发展。一方面，合作进程的推进可以为大国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预期的地区环境；另一方面，大国崛起需要将所在地区作为自己崛起的战略依托。基于地区合作的价值与合作进程的意义，对于美国来讲，北美地区合作的排他性以及其他地区不将美国排斥在合作进程之外，这两者相加才符合美国的利益。由此一来，开放主义与北美地区合作的排他主义就构成了美国地区合作的基本理念。但是，美国打着开放主义原则融入其他地区的合作进程，并非仅仅获取合作收益和地区发展的红利，而是主导地区合作进程、制定地区合作规范，归根结底还是要维护其全球霸权的地位。

美国地区合作理念的演进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6年至2008年，可以称之为新地区主义阶段。1986年前后，欧洲共同体讨论并通过《单一欧洲法案》，标志着地区合作进入跨国家主权的新地区主义阶段。“新地区主义体现了美国试图控制地区主义的战略实践。从经济层面看，美国在找办法阻止地区主义的进一步扩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一方面提出开放的地区主义作为亚太经合组织的基础；另一方面提出美洲自由市场计划，克服欧共体发展的影响。”但是，基于经济安全的考虑，美国一方面强调任何东亚的区域化组织都不能把它排斥在外；另一方面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设计中，始终倾向于“内向”的政策，不容别国染指。在这一阶段，美国秉持地区合作的开放主义与北美地区合作的排他主义，基本实现了融入东亚地区的合作进程。

第二阶段是2008年至今，可以概括为地区合作规范制定阶段。2008年美国强势推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并在2013年提出与欧洲国家合作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标志着美国地区合作理念进入主导地区合作进程、制定地区合作规范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世界经济开始呈现出以三大地区经济组织为主体的三大板块：西欧板块、东亚板块和北美板块。除了美国自身所处的北美板块，美国需要融入进而主导其他两个板块，这无疑就是TPP和TTIP的由来。从经济上讲，之所以美国对TPP和TTIP如此感兴趣，是因为WTO对于美国最有优势的资源都是限制的，一是农业，二是金融服务业。美国通过TPP和TTIP鼓励世界其他国家开放自己的产业，打开别国市场，允许美国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进入。如果这两项协议都能最终达成，全球经济体都将受到美国的控制。从战略上讲，这两个协议一旦达成，美国将在很长的时间内主导世界经济、贸易、投资规则，重塑世界经济秩序。另外，注重制定规则的TPP又通过量身定做的条款将东亚最大国家中国排斥在外，表现出美国地区合作的排他主义正由“地域限定”演变成“规则限定”尤其是“潜在霸权挑战者限定”的趋势。

美国在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中的战略规划，意在维持其地区主导权地位，进而护持其全球霸权。这必然导致地区合作进程中传统地缘政治的回归。仅以东亚地区为例。2008年，美国提出涵盖东亚众多国家却将中国排斥在外的TPP，意在通过TPP拉拢一些东南亚国家和排斥中国的制度性安排，一方面实现分化东亚现有的经济合作体系和扰乱地区自由贸易协定（FTA）建设进程的目的；另一方面在亚太地区构建美国主导的高规则、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进而改变其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日益边缘化的趋势，并再次取得对亚太地区经济结构的主导权。从这一角度看，美国争夺亚太地区经济秩序的主导权在实践中分为三个环节。一是通过扩大与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使美国在经济上与亚太国家捆绑在一起，时刻保持美国在亚太的经济存在。二是扰乱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为重启新的地区经济合作进程抢占先机。三是另起TPP的炉灶，主导亚太地区经济秩序的进程。作为“21世纪自由贸易标准”的TPP虽然有一些设计涉及贸易、投资、政府采购和竞争政策等的“新加坡议题”目前尚无法在多边层次上为所有的国家所接受，但这些超越国家层面又次于全球层面的地区经济贸易合作安排被视为有关国家政策协调的试验场，为最终形成完善的全球性政策机制奠定了基础。只不过这个试验场，美国首先选择的是东亚。从中也可以看出美国对东亚合作的一个基本态度，即不接受任何可能排斥美国的地区安排，隐含的一点在于美国坚持对东亚合作的直接领导。美国通过力推TPP，将地区合作主导权争夺的矛头指向东盟，而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由此出现了“10+X”、“3（中日韩）”和“自贸区建设”之外的新的地区经济合作机制。

2009年，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大力强化美国在东亚的双边同盟体系，并使之呈现出多边化、网络化的趋势，同时巩固海上安全，固化了东亚“陆海分离”的地区格局，地区安全合作由此停滞不前。我们知道，新的地缘经济理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潮流应运而生。一方面，经济成为地缘政治板块的要素构成，改变了地缘政治导致大国对抗和战争的历史逻辑；另一方面，地缘经济成为地缘政治的新的外在形式，其中包含地缘政治竞争的本质，更包含区域合作机制形成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地缘政治是大国战略对抗的环境研究，地缘经济是大国战略合作的环境研究。令人遗憾的是，美国打着地区合作旗帜融入东亚合作进程，不仅仅带来了地缘经济的国际合作，更彰显了地缘政治的大国竞争。

这种竞争意味在奥巴马总统2014年发表的两个讲话中可以得到充分印证。2014年1月28日，奥巴马总统发表第二任期第二份美国国情咨文。他认为：“现在的美国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处于21世纪最有利的位置。在过去的10年中，全球的商业领袖们首次确认：中国不再是世界上最佳的投资国，美国才是。美国需要为那些贴有‘美国制造’的新产品开放新市场。请注意，中国和欧洲没有原地踏步，我们也应当行动起来。”在这篇咨文中，中国被贴上了“美国经济竞争对手”的标签。对于亚太地区，奥巴马表达了构建地区秩序的强烈意愿，而这种秩序构建的基础是美国及其盟友，换言之，安全秩序的构建是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他认为，“我们的（国际）领导地位和我们的安全不能仅仅依靠我国卓越的军队。我们将继续聚焦亚太，支持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为该地区构建一个更加安全和繁荣的未来”。

如果说国情咨文尚聚焦于国内的话，美国总统奥巴马2014年5月28日面对西点军校毕业生的演讲则集中阐述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他认为，“全世界都期待美国出手相助”，“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而且至今仍然如此。这是上一个世纪的现实，也将是下一个世纪的现实”。显然，奥巴马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视为自己的底线，并表示：“我们如果不领导世界，谁来领导？”“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军力扩张引起了邻国的不安，我们面临着一个网络攻击的严重问题，因此，我们正在努力制定并严格执行行为规则，以保护我国网络和我国公民的安全。在亚太地区，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就南中国海出现了海事争端，我们正在这个过程中向东南亚国家提供支持，希望达成一项协议。”美国领导向与中国有争端的国家提供支持，这就是美国的地缘政治逻辑。如果说美国奉行的是“两面下注”的对华战略，至少现在看来，制衡的权重在增加。基于大国必先崛起于所在地区的逻辑，守成国家的地区战略自然首先指向崛起国家，进而影响到地区发展、合作的进程和态势。这个过程可归结为：美国打着合作的旗帜参与东亚合作进程，结果却使“大国竞争”的意味在合作进程中越来越凸显。这也构成了地区合作机制的竞争与地区合作进程的徘徊成为2014年东亚合作基本特征的根源。

二、传统地缘政治回归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

2014年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进程总体上保持了徘徊的格局，并没有取得整体性突破，但在合作机制、合作理念与合作路径等方面表现出新的特征和进程模式。

（一）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机制

1．地区经济合作的“三驾马车”

当前，东亚经济合作机制呈现出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美国主导的TPP和中日韩FTA“三驾马车”的格局。RCEP意在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16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若RCEP在2015年谈成，将涵盖约35亿人口，GDP总和将达2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1/3，所涵盖区域也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自贸区。东盟力推RCEP主要基于四个方面原因的考虑：（1）通过RCEP进一步密切东盟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提升东盟凝聚力。（2）巩固和发展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作用，保持东盟规范的经久适用性，这将关系到东盟的发展和稳定，关系到东盟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在国际事务中更大作用的发挥。（3）应对美国主导的TPP和中日韩计划构建自贸区而带来的地区经济合作格局的新变化。（4）整合和优化东盟与中、日、韩等六国已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改变地区合作“制度滞胀”的现状，以建成一个高质量的自贸区。客观地讲，在东亚合作进程中，中国的市场供给、美国的安全供给、东盟的规范供给与日本的技术供给一并构成了地区合作的四个主要推动力量。在这四个行为体中，东盟综合实力最为羸弱，却成为合作规范的制定者，这是三国之间地区主导权竞争的妥协结果。RCEP没有包括美国，但仍然有中日印三个大国，大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必将伴随着RCEP成长的全部过程。其目标定位为高质量的自贸区，也反映了东盟量力而行的心态。

美国主导的TPP意在为整个亚太地区构建一个“21世纪的自由贸易协议”，其标准之高和覆盖领域之广远远超过一般自由贸易区协议，内容不仅包括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还包括服务贸易自由化及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合作等。此外，TPP还参照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章程，制定了劳动合作与环境合作的补充协定。至2014年2月，TPP的成员国已增至11个，TPP谈判参与国已经包括12个国家。TPP排斥了中国，奥巴马政府官员曾公开表示，TPP是针对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崛起的战略回应。同时，TPP又意图从东盟手中接过地区合作的主导权。可以预期的是，TPP一旦达成，亚太经济秩序将彻底重构。2014年11月，奥巴马在北京参加APEC会议期间，向参与TPP谈判的各国领导人保证，贸易将是他与由共和党控制的新一届国会展开两党合作的一个领域。奥巴马表示，经过多年谈判后，TPP达成最终协议的可能性大增，各国领导人有必要帮助“打破一些余下的僵局”。他表示：我们能否敲定一项既雄心勃勃又全面的协定取决于我们大家。它很有可能成为一项历史性的协定。奥巴马的雄心在2014年并没有得到正相关的回报，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美日两个大国之间无法就农业、汽车等领域达成一致意见。但在2015年初，美日两国又就这些关键议题达成初步意见，TPP距离2015年达成全部协议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中日韩FTA在整个2014年表现得极为乏力。2014年9月5日，中日韩自贸区第五轮谈判在北京闭幕，三方就货物贸易降税模式、服务贸易和投资开放方式及协定范围与领域等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磋商，但所谈议题基本仍处于谈判程序性争议阶段。2015年1月16日，中日韩自贸区第六轮谈判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三方将就货物贸易降税模式、服务贸易和投资开放方式及协定范围与领域等议题进行磋商，但是，很难预期三方在政治关系处于冰点时刻能够达成最终协议。

2．地区经济合作机制整合的尝试

东亚地区合作不但不缺乏规范，反而是规范太多且相互之间没能实现有效整合。不管是RCEP、TPP还是中日韩FTA，一旦建成都将极大地提高地区的整体福祉。但是这“三驾马车”之间的交叠重合与相互竞争导致地区合作呈现出混乱无序的状态，整合既有机制无疑成为地区经济合作有效推进的关键问题。

整合的尝试在2014年11月召开的APEC会议上曙光初现。11月12日，第22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达成《北京纲领：构建融合、创新、互联的亚太——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宣言称：“我们决定启动并全面、系统地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我们批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我们决定通过实施路线图，加快努力，在完成现有路径基础上建成亚太自贸区。我们申明在本地区现有自贸安排基础上尽早建成亚太自贸区的目标。”同时，“我们同意启动‘实现亚太自贸区有关问题的联合战略研究’，指示官员们进行研究，咨询利益相关方，并在2016年底前报告研究成果”。一旦亚太自贸区最终成为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最终目标，相互交叉重合的“三驾马车”将会找到最大的公约数，并统一到亚太自贸区的整体框架中来。但只有在地缘经济重回东亚、让大国合作共赢成为地区合作的基本理念、让命运共同体意识植根于各个成员国时，才具备整合的前提和条件。当然，地区大国权力结构的变化无疑是其中的关键环节。

（二）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理念

2014年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理念主要表现为东盟的内向趋势、美国的排他主义和中国的开放主义。

1．内向趋势

当前东盟依然处于东亚合作的中心地位，只不过与以前不同的是东盟不再强调“主导地位”。东亚峰会经过2005年和2009年两次扩容之后，已包括域外国家美国、印度等在内的18个国家。相比域内外大国，实力羸弱的东盟为维持地区合作进程的主导地位，只能采取以域外国家制衡域内大国的战略。随着东亚峰会的两次扩容，东亚峰会作为地区合作平台的意味日渐淡化，事实上已沦落为一个地区论坛。随着东亚峰会的不断扩大，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越来越难以为继。尤其是在美国力推涵盖亚太的TPP之后，东盟主导权更是受到极大挑战。加之中日韩FTA的提出和东亚共同体因为中日关系和日韩关系恶化事实上已经流产，东盟已经失去了发挥地区合作主导作用的地区平台。东盟倡导的RCEP本质上是通过“东盟+”的机制，实现地区自贸区建设进程中的“轮轴—辐条”效应，进而保住地区合作的中心地位。但这一效应的实现需要一个根本性的前提，即东盟自身要保持足够团结和稳定，外部条件则是大国为争夺地区合作的主导权而进行持久的竞争。为此，东盟抛却东亚共同体并表现出极强的内向趋势，转而经营东盟共同体，力争在2015年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共同体。尽管中国提出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倡议，并于2014年9月在越南河内举行了首次会议，尽管东盟还在力推RCEP，但是，东盟共同体才是当前东盟的首要关切。

2．排他主义

东亚经济合作的主要途径就是构建各种双边和多边的FTA。FTA构建的首要标准就是开放，但这并不意味着东亚合作的基本理念已经被所有国家所接受并内化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其实排他主义仍然有着强大的市场，尤其以美国表现得最为明显。美国为主导东亚合作进程，力推TPP并以此为包括东亚在内的广大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金融、服务等领域的合作定规立制。但唯独将地区最大的国家中国排斥在TPP谈判之外，并在很大程度上专门为中国设立一些劳工、环境等条款，表现出有针对性的排他主义。整个2014年TPP进展寥寥，奥巴马为此还在2014年11月APEC会议期间呼吁谈判国“打破一些余下的僵局”。尽管中国也表达了对加入TPP谈判的开放态度，但美国基本立场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暂时不能进来，等美国把规则订完之后，才会考虑中国的加入呼吁。

3．开放主义

开放主义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地区合作的基本理念。不仅东盟主张开放的立场，中国对此也表示认同。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11月8日举行的“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发表演讲，提到要塑造亚洲更加开放的经济格局，要照顾各方的舒适度、不干涉他国内政。而在随后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和APEC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再次提道：“亚太经合组织是一个大家庭，打造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符合所有成员共同利益。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亚太经济体需要共同构建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为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增添动力。”“面对新形势，我们应该深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打造有利于长远发展的开放格局……大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在2014年11月13日的东亚峰会上，李克强总理也强调：东亚峰会要“本着平等、开放、包容精神，照顾各方舒适度，就地区和全球重大议题坦诚对话，推动相关领域务实合作”。可以说，开放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地区合作的基本理念和原则，这不仅源自中国受益30多年的开放历程，更基于东亚地区追求发展、追求合作的现实。只有开放才能实现各方的共同受益，只有开放东亚发展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才能提高地区的整体福祉。

（三）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路径

回顾2014年东亚经济合作的路径，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自贸区建设，二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机制和倡议。

前者包括RCEP、TPP、中日韩FTA和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及各类双边FTA。虽然RCEP、TPP、中日韩FTA均制定出到2015年完成的时间路线图，但在2014年，这些地区多边FTA均处于谈判进程中，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反倒是双边FTA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2014年11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朴槿惠共同宣布中韩自贸区结束实质性谈判。（2）2014年11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会谈，双方共同确认实质性结束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韩、中澳结束实质性自贸区谈判标志着地区FTA建设正在出现一种新的路径：在多边FTA进展缓慢或者遇到不同障碍时，通过双边FTA建设，以双边的积累促成多边协议的最终达成。

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机制和倡议，中国的表现最为突出。东亚作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发展是其最为显著的时代特征。东亚国家除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少数发达和中等发达经济体外，大多数国内基础设施面临诸多问题，亟须完善和升级，其中资金问题最为突出，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20年以前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7300亿美元。但是，既有的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组织并没有有针对性的资金融资安排。为此，中国发起并于2014年10月成立了5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便利。客观地讲，东亚国家并不缺少资金，但资金大多投向了发达经济体，而非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将近3万亿美元借给了发达经济体，日本也购买了1.8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虽然不能彻底改变地区资金的投入方向，但投向周边的趋势已经显现。

中国的另一个重大倡议就是“一带一路”。2013年9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理念。同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战略宏大深邃，“互联互通”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在2014年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一是首次“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召开，同时“亚太互联互通”正式成为APEC会议的重要议题。这标志着“互联互通”成为亚太国家的一个重要共识。二是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三是中国设立了3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为双方推进海上各领域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中方还将提供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东亚海洋合作平台”建设。毫无疑问，东亚不是“一带一路”的全部地理范畴，但东亚却是“一带一路”的起点和当前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倡议的提出与合作机制的建立将为东亚地区合作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合作平台。因此，2014年对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路径而言具有标志性的意义，那就是地区合作将不再局限于各种FTA上，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将成为地区合作的重要议题。换言之，东亚经济合作正形成“两条腿走路”的新格局。

三、传统地缘政治回归与东亚地区安全合作

2014年，在东亚陆海分离的安全格局和保障安全的同盟体系未发生大的变动的形势下，东亚地区的安全威胁、安全理念、合作路径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也预示着东亚地区的安全问题更为凸显，地区安全合作越来越必要，但其竞争性越来越强。

（一）东亚安全局势与挑战

2014年，东亚地区依然保持了陆海分离、经济与安全分离的双重二元安全格局：中国保持了大陆的安全优势，而美国则主导了东亚的海域安全；中国为地区合作供给了市场，成为地区的经济中心，而美国则供给了地区安全，主导着地区安全格局的走向。在这一年中，东亚安全局势显现出四个极为突出的特点：一是传统安全问题突出，二是海洋领土争议成为东亚安全新态势，三是网络恐怖主义盛行，四是极端主义泛滥。

2014年，朝鲜半岛局势依然处于间歇性的紧张之中。解决朝核问题遥遥无期，美韩军演更是不断刺激着朝鲜敏感的神经。在国际社会的整体制裁之下，朝鲜并没有表露出解决核问题的意愿。为缓解孤立的国际局势，朝鲜政府虽然开启了灵活的全球外交，但效果不彰。唯一让世界感到稍微能松一口气的是，在经过两年的过渡期后，2014年朝鲜国内政局保持了稳定和持续。但朝鲜国内的经济问题和国际信任的严重缺失，使得朝鲜仍将冒险政策作为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缓解国内经济窘况的选择，这也预示着朝鲜半岛仍然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不能完全排除突发性事件导致半岛局势再度紧张的可能。

2014年，东亚地区的海域争端持续不断。日韩独岛（竹岛）、日俄北方四岛（南千岛群岛）、中日钓鱼岛和南海岛礁等海域纠纷尚看不到缓解的迹象。2014年5月在西沙群岛发生的持续近三个月的“981”钻井平台事件和中国南沙岛礁建设标志着南海问题已经成为东亚海域竞争的焦点。这与中共十八大以来提出建设海洋强国和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国持续发展和海外利益维护客观上需要中国走向海洋，寻求海洋资源和海外力量的适度投射，这不可避免地与美国的海洋霸权迎头相撞，中美能否在西太平洋形成良性互动，成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试金石。再平衡战略对于与中国有领海争议的国家而言，无疑是看到了“机会窗口”，而美国口头上不持立场、实际上介入的做法，更是助长这些国家继续挑衅中国的积极性，使得海洋领土争议一时间难以稳定下来。

极端主义和网络恐怖主义成为2014年东亚地区非传统安全的主要威胁，两者表现出合流的趋势，即极端主义借助于网络组织动员和发动恐怖主义袭击。东南亚地区以马来语为主宣扬极端思想的网站和论坛增长快速，“印尼解放党”、“天堂圣战”等网站声势浩大，蛊惑了许多民众参与其中。从发生在北京、新疆和云南的暴恐事件及其调查结果来看，网络恐怖主义已成为暴力恐怖活动的主要源头，是恐怖组织策划、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的重要手段和渠道。网络的流动性、传播性和脆弱性使得网络安全不仅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也成为东亚地区安全合作的新渠道。

（二）东亚安全合作机制

东亚地区真正起到管控地区安全危机、供给安全物品作用的安全合作机制只有两个，即上海合作组织和同盟体系，它们分别代表了陆地安全和海上安全两类安全架构，这也与东亚陆海两分的整体安全格局相一致。

1．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

2014年9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4次会议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召开。此次峰会重要成果之一是批准了《给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地位程序》和《关于申请国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义务的备忘录范本》修订案，明确了上合组织扩员的基本原则，标志着上合组织扩员大门正式打开。上合组织扩容具备了完善的法律基础。同时，各国元首授权代表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意味着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多边经贸合作领域里取得重大突破，表明各国在推动多边经贸合作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上合组织已由单纯的安全合作转向安全、经济合作的双向格局，为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共同利益基础。

中国对于上合组织寄予很高期望，认为：上合组织要坚持以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为己任，尽快赋予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禁毒职能并建立应对安全挑战和威胁中心，协调一致地打击三股势力。“应该坚守合作共赢理念，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以集体之力、团结之力、合作之力，携手应对威胁挑战，共同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得到更大发展。”客观地讲，上合组织已经成为亚欧大陆桥上一支重要的和平发展合作力量，不仅维持了地区的基本稳定，同时也正成为经济合作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地区合作平台。

2．双边同盟体系的强化与多边化的趋势

2014年，美国主导的东亚双边同盟体系表现出两个趋势，一是持续强化军事合作，二是多边化趋势更加明显。

在强化与其盟友的军事合作方面，美国表现出超过以往的热情和投入。（1）关于美日同盟。首先，美日两国在军事方面的合作呈快速上升势头。2014年4月，美国开始在日本部署“全球鹰”无人侦察机，此举旨在加强对钓鱼岛附近海域的侦察。其次，美日不再遮掩美日同盟针对中国的意图。针对中日钓鱼岛争端，2014年4月24日，正在日本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首脑会谈。在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奥巴马声称，“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日本管理下的所有区域。奥巴马同时表示，相关国家应当通过对话和平解决纷争，建立信赖机制。中国对于美国乃至世界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国家，美国欢迎中国以和平的方式崛起。安倍则称，日美双方一致反对凭借力量改变现状，在对华政策上，日美今后将保持紧密的合作。而陆上自卫队参谋长岩田清文在华盛顿的一个与美军陆军相关的活动上说，陆上自卫队和美国应该在亚太地区扮演主角，并且“能够在法律与秩序的基础上共享地区环境”。再次，美国对日本追求军事独立的企图持纵容态度。日本政府2014年4月1日在内阁会议上通过的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则”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大幅修改了以往原则上禁止武器出口的方针。对于这一调整，美国认为日本加强军事力量的举动有利于保持地区秩序稳定，有利于美日共同应对改变地区现状的举动。最后，美日同盟充实了太空和网络军事合作的新内容。在2014年“日美安保条约”的指导方针修改报告中，太空和网络领域的军事合作是新的核心要素。美日认为这将是美日同盟“一种更广泛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需要增强能力和更大程度分担责任”。

（2）关于美菲同盟。美菲加强军事合作的标志性事件就是2014年4月28日两国签署了经过数轮艰苦谈判的为期10年的《加强国防合作协定》，美军20多年之后得以再次进入菲军事基地。菲律宾将向美国开放本国最多5个军事基地，以供美国对飞机、船舰及军队进行换防。美国还要求菲律宾开放3个曾经属于美国的基地以及位于马尼拉的菲律宾军方总部阿奎纳多营，但不准美军在菲永久驻军、设立军事基地和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美国加强与菲律宾军事合作的另一举动则是在2014年5月至9月连续举办了“肩并肩”、“卡拉特”和“PHIBLEX15”3次海上和两栖登陆联合演习，其中“卡拉特”演习距中国黄岩岛仅80海里。美军重返菲律宾无疑增强了菲律宾在南海岛屿争端中的底气，使得菲律宾壮足了胆，在与中国的海域纠纷中表现出越来越强硬的立场。

（3）关于美澳同盟。2014年8月12日，美国和澳大利亚签署了一项允许两国军队更好地联合训练和合作的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在2017年之前将向达尔文市派驻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当天说：“这一长期协议将拓宽和加深我们的联盟对地区安全的贡献。”他将美澳联盟形容为亚太地区稳定的“基石”。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哈格尔当天在与澳官员举行会谈时表示，会力促增加美国战斗机和轰炸机在达尔文市的轮换。此外，美国还会建议围绕将澳海军军舰融入亚太导弹防御系统展开讨论。澳大利亚作为美国在东亚同盟体系的南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旦美军强化了在澳的部署，将自南至北在西太平洋筑起一道防御大陆国家进入海洋的完整防线。显然，2014年的美澳军事协定的签署向着美国的战略想象走近了一大步。

美国双边同盟体系的多边化在2014年有了新的举措，即美日菲联合军事演习首次在南海举行。2014年10月22日，美国、日本和菲律宾三国海军在南海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海上军事演习。需要注意的是，此次三国联合军事演习，最兴奋的不是美国，而是日菲两国。菲海军发言人多明戈中校称：“这是菲海军第一次同时和日本及美国海军进行军事演习。”在菲律宾看来，美国和日本是仅有的两个“战略伙伴”关系国家。虽然长期以来菲美之间保持密切的军事合作，近年来日菲之间的军事合作也日渐热络，但三国海军联合举行军事演习尚属首次，演习规模虽然不大，但象征意味浓厚。这也意味着，双边同盟的多边化在动力驱动方面正由美国的一厢情愿变成同气相求局面。比如，2014年6月24日，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在东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峰会，安倍再次表示，将通过提供官方发展援助（ODA）资金的方式，向菲律宾提供10艘海上巡逻艇。菲律宾总统阿基诺2014年11月4日接受日媒采访时表示，菲方对加强自卫队与菲军的关系表示期待，阿基诺称“支持日本修改宪法解释”，欢迎日方解禁集体自卫权。日菲军事合作上的走近，客观上有利于消除同盟体系向多边同盟体系转变的内在阻力，降低美国的协调成本，即便同盟多边化进程再度搁浅，双边同盟体系的内部整合与协调能力还是加强了。

（三）东亚安全合作理念

东亚安全合作理念整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同盟均势安全，二是亚洲新安全观，它们分别代表了美国和中国对地区安全合作的不同理解。

在东亚地区，美国以双边同盟体系为支柱维持地区安全，实现了霸权治下的地区稳定。虽然美国近来在安全合作上也出现了多边主义的倾向，主要表现为参加六方会谈和双边同盟多边化，但主要关注点还是后者，即追求同盟之间的合作，进而构筑“美日韩大战略同盟”。换言之，美国以同盟追求地区安全的基本原则没有改变，美国期望的是通过双边同盟体系的多边化，构筑起东亚版“北约”，并以此增强同盟的凝聚力和权力对比，减少美国的安全成本支出。从同盟均势安全的逻辑出发，除了强化同盟自身合作之外，加强与同盟制衡对象有矛盾的国家之间的军事安全合作也是一个路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2014年南海“981”钻井平台事件以后，美国、日本与越南的军事合作前所未有地升温了。2014年8月14日至17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访问越南，越南国防部声明称，两国将合力加强军事合作，聚焦海事安全、训练，并克服越战带来的后遗症。2014年10月2日，美国政府宣布，美方将部分解除对越南出售杀伤性武器的禁令，以帮助越南加强海上安全。美国火上浇油的做法显然是希望同盟之外还有同盟，以便更好地维护所谓的均势安全。

美国通过同盟体系追求的是一种个体安全和绝对安全，并以此维护地区的主导权。也可以说，地区安全只是美国追求自身安全的副产品。在同盟安全的治下，地区只能实现基本无战争的“冷和平”，地区稳定与地区国家的安全感根本无法企及，这是同盟安全地区合法性的最大缺失。同时，同盟安全是有指向性和排他性的，它需要塑造一个潜在的对手或者挑战者，以此凝聚盟友的安全关切，筑牢同盟的根基。因此，同盟存在与地区安全局势的紧张是互为前提的。同盟的排他性则意味着，在地区内总会有被当作对手和挑战者的国家而不可能加入同盟，比如中国、朝鲜甚至俄罗斯等国，同盟国家总是处于少数地位。同盟体系无法覆盖整个地区而停留在海域上，直接导致今天东亚安全陆海分离的格局。同盟体系以维护安全的初衷在东亚建立起来，却造就了地区的不安全，不能不说是东亚安全合作的悲哀。基于东亚地区发展的现状和地区权力格局，同盟将长期存在，除非同盟功能发生异化，比如向地区治理的方向倾斜，否则实现地区安全永远是镜中花、水中月。

东亚多边合作安全理念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节点就是在2014年5月召开的第四届“亚信峰会”上中国提出亚洲新安全观。在此之前，东亚国家将主要精力放在地区经济合作进程上，希望通过经济合作的外溢效应实现“以经促政”、“政经共进”的预期。但是，随着中国崛起导致世界权力中心和大国间的主要矛盾从欧洲转移到东亚，为平衡中国影响力，美国2009年推出重返亚太战略，东亚安全局势为之骤然一变，地区传统安全因素越来越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在此情势之下，作为低政治领域的经济合作的外溢效应越来越低，甚至因为高政治领域的纠纷而出现徘徊不前的态势。既有路径在新问题面前显得力不从心，东亚安全合作到了十字路口，需要寻找新的安全理念。

基于同盟安全的固有困境，中国主张：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作为亚洲重要组成部分的东亚，理所当然适用于这种安全观。展开讲就是，国家追求的安全不应以别国安全受损为前提，不应仅仅关注单一的安全威胁，不应以对抗、对立、排他的形式实现部分地区国家的安全，不应因解决当前的安全威胁而为地区长治久安留下隐患。应以开放的方式，由地区国家共建地区安全，共享安全带来的红利，实现地区安全和发展均衡，为地区国家造就一个共赢的合作格局，最终实现以地区可持续的发展促进地区可持续的安全。亚洲安全观之所以新，就在于亚洲安全观对安全的理解融入正义、开放和包容的新元素。

首先，关于正义的安全理念。安全的实现需要有一个道德底线，即不能损害他国的安全，尤其是不能侵犯他国作为国际社会中平等一员的国家尊严，这是正义的安全理念的核心内涵。同盟体系可以为盟友供给安全公共物品，可是同盟内部国家间的关系并非一种完全平等的状态，而是一种准等级制，大国的安全供给与小国对大国的服从既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也是一种利益交换关系。大国利用安全供给的优势地位，支配小国的对外政策甚至操作小国国内政治程序，由此安全实现与国家尊严之间形成了一种双向输送的情势。其次，关于开放的安全理念。安全不是封闭的和排他的，也不是垄断的和竞争的。但是，同盟体系的安全理念恰恰是以垄断、封闭和排他为核心，在同盟体系内部，美国拥有安全的话语霸权；在同盟体系外部，其他的国家无法分享同盟的安全供给，反而可能成为同盟的制衡对象。在实践层面，东亚安全内涵越来越多元和复杂，应对安全威胁已经远远超过某一国家或某一单一机制所能承受的能力范畴，需要地区国家秉持开放的安全理念共同合作应对地区安全威胁，需要各个地区安全机制相互协调以打造全地区、全功能领域覆盖的安全合作框架，同时以宽阔的视野寻求包括地区内外的安全合作路径并构建开放的合作平台。最后，关于包容的安全理念。东亚国家的差异性和多样化极为显著，不管是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价值观念、文化传统还是发展阶段都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实现东亚安全应以保留东亚国家的差异性和多样化为前提。因此，东亚安全的实现本质上是一种功能性的合作，即以实现安全保障功能为目的，不以制度特征、宗教背景和发展阶段为门槛。同时，东亚安全合作进程也是一种结构性变化，即在实现安全这一共同功能的前提下，通过合作化解各方的差异性冲突，最终达到存小异而求大同。只有秉持包容的理念，安全合作中才能不再持有异端的心态，不再将遏制甚至对抗作为实现安全的唯一手段。

亚洲新安全观代表着中国对地区安全的全新理解，而“和平、合作、和谐”海洋观的提出则是这种全新安全理念在具体功能领域的细化。东亚陆海分离的安全格局造就了东亚安全合作难以实现陆海统筹的痼疾，但从长远看，东亚安全合作的出路还是在海上。如何看待海洋，如何构建国家在海洋上的合作就成为海上安全合作的根本。同盟体系给出的答案是，海洋作为地球上最大的水体，客观上阻碍了大国向其他地方投放权力，在大陆边缘地带构筑起同盟来制衡大陆国家的崛起，海洋国家则可以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显然，依据同盟体系的逻辑，海洋是权力斗争的竞技场，是注定充满冲突甚至大国战争的角斗场，是守城国家遏制崛起国家的战略地带。中国认为，海洋应该是各国共同建设的“和平、合作、和谐”的海洋，应该通过发展海洋事业带动经济发展、深化国际合作、促进世界和平。在发展海洋事业中，“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而不是相互竞争、相互排斥、相互拆台。中国的海洋观和构建海上合作伙伴系的理念，亦是地区多边合作理念在海洋上的延伸。只有秉持开放合作的理念，坚持合作共赢的方式，坚持地区安全合作的陆海统筹，东亚安全才能找到有效的出路。

（四）东亚安全合作路径

强化双边同盟体系固然是东亚安全合作的路径，但就2014年而言，东亚安全合作的新亮点当属中国提出的海洋秩序观和构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

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的中国，走向海洋既是历史规律的昭示，也是中国现实发展的必然。中国人均陆地面积仅为0.008平方公里，远低于世界0.3平方公里的平均水平，用占7%的世界耕地面积养活占世界约19%的人口，实属不易，走向海洋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中国拥有主权和管辖权的海洋面积达300多万平方公里，约合陆地面积的1/3，拥有3.2万公里长的海岸线，面积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有6500多个。但是，中国的人均海域不到世界人均的1/10，人均占有面积排在世界第122位，海洋资源只有世界人均的1/30，人均大陆架盆地的面积只有世界平均的1/40，人均大陆架油气资源不足世界平均的1/2。中国要实现持续发展，走向中国近海远远不够，关键是走向深海，走向国际公共海域。基于此，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将海域发展纳入“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做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我国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走向海洋，建设海洋强国已成为中国的国家大战略和整个民族的意志。

当一个世界眼中的传统的陆地大国走向海洋时，其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对既有海洋格局的影响显然非同小可。加之东亚陆海分离的安全格局，考察中国的海洋秩序观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

2014年1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澳大利亚国会发表演讲，详细阐述了中国的海洋秩序观。他指出：“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共同维护海上航行自由和通道安全，构建和平安宁、合作共赢的海洋秩序。我们主张各国不论贫富、强弱、大小一律平等，这不仅是指权益上的平等，也是指在国际规则上的平等。”这番讲话，不仅包含了中国海洋秩序观的构建主体、秩序内涵，同时也涵盖了海洋国家的权益观和规则观。从秩序构建的主体上讲，中国主张海洋各国甚至毗邻海洋的国家共同参与，一并构建新的秩序模式。这种秩序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合作的秩序模式。构建秩序的行为体均可从中获益，因而也就摒弃了零和博弈，是一种共赢的秩序模式。从秩序功能上讲，这种秩序具有两种功能：一是为世界供给海上航行自由、保障国际通道安全这样的海洋公共产品；二是为海洋国家供给包含平等、公平、正义在内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因此，在这种秩序模式中可以实现秩序预期的稳定与正义之间的平衡。从秩序内涵上讲，和平安宁、合作共赢成为秩序的核心理念，意味着海洋合作将取代海洋战争成为国家间互动的主要进程，共赢代替零和成为国家间互动的主要结果，管理海洋能力取代海上军事实力成为衡量国家海洋实力的关键指标。从秩序护持上讲，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处理国家间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化解国家间海洋上的矛盾和纠纷，可以避免或有效管控海洋危机，从而规避秩序运行的潜在风险，跳出以战争方式实现秩序完善和更迭的历史循环。

走向海洋必然面对着一些现实棘手的问题，首先就是海域纠纷。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也是坚定的：一方面，中国爱好和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正当权益，更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另一方面，要坚持用和平方式、谈判方式解决争端，努力维护和平稳定。在具体问题领域，比如南海问题上，中国坚持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即有关具体争议由直接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基础上，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南海的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加以维护。其次，在发展与海洋近邻的关系上，中国主张建立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将海洋合作统筹到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中，实现参与方的合作共赢，共建和平、合作、和谐海洋。

创新安全理念，构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是中国在第四次亚信峰会上提出的一大倡议，目的在于“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动、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基于如何克服地区安全困境和创新地区安全理念而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所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安全的实现，将彻底打破东亚地区经济与安全、陆地与海洋双重二元格局，有助于建立起一种集“发展型、内生型、合作型、治理型和创新型”于一体的新的安全合作架构。

首先，新的地区安全合作架构是一种发展型的安全合作架构。在新安全合作架构下，发展具有两重含义：一是安全合作架构的基本功能就是要塑造有助于地区发展的主客观环境，满足大多数国家以发展界定国家安全的诉求，将发展作为实现地区安全的根基和首要手段。二是合作架构本身具有发展和开放的特征，而不是封闭的和排他的，从而具有足够的制度弹性空间以容纳新出现的地区内甚至地区外的元素，保持秩序的灵活性。

其次，新的安全合作架构是一种内生型的安全合作架构。亚洲新安全观提倡地区安全事务要由地区内的国家来管理，东亚安全形势之所以复杂，一个重要原因是域外国家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主导。东亚国家要基于自身和地区安全的特点，通过域内合作创造符合东亚地区实际的安全合作模式，从根本上解决地区和平但不安全的痼疾。内生型的安全合作架构也是开放性的和与其他安全机制联动的安全合作模式，通过域内安全合作搭建安全机制平台，再实现与既有安全机制的协调，走一条由内及外的路径。

再次，新的安全合作架构是一种合作型的安全合作架构。东亚安全的出路在于国家间的共同合作而非以权力对权力的竞争甚至对峙，东亚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和宗教争端众多，实践证明对话合作才是有效解决之道。同时，新秩序的合作性也体现在东亚国家与域外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的合作上，美国在东亚的存在是客观的、长期的，与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的合作是未来安全秩序的重要内涵。地区安全是分享的而非垄断的，是普遍的而非专有的，只有东亚国家整体参与到地区安全合作的进程中，只有照顾到所有地区国家的安全关切，地区安全才有保障。亚洲新安全观倡导合作安全，不仅包括消除安全威胁手段的合作性，更指国家间的合作尤其是不分海洋、陆地国家间的合作才是实现地区和平的保障。

又次，新的安全合作架构是一种治理型的安全合作架构。就安全架构的结构而言大致可以分为统治型与治理型两类，同盟体系属于前者。在同盟体系内部，美国与其盟友事实上存在着一种准等级关系，盟友不仅对美国产生安全依赖，而且心理上也出现深深的归属感。在应对安全危机时，同盟体系只是关注到国家权力尤其是体系外国家权力的消长，将之视为威胁同盟安全的唯一来源。在治理型的安全架构下，国家之间是一种完全平等的协调合作关系，通过国家间的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存在的威胁与危机。它判断威胁的依据是威胁存在的具体问题领域，而非针对某一个具体国家。威胁之所在就是国家安全合作之所在，就是安全治理的对象。如此一来，问题导向的治理型安全合作架构不仅可以应对国家间的冲突，亦可以协调解决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从而保障和实现地区综合安全。

最后，新的安全合作架构是一种创新型的安全合作架构。创新不仅体现在安全理念上，更体现在应对地区安全危机的合作手段上。东亚安全形势复杂，有效应对地区安全危机，不仅需要政府间组织搭建的双边、三边和多边舞台，也需要民间交往建立起的第二轨道，而两者色彩兼有的“二轨半”渠道同样不可或缺。同时，这三者之间的分工、沟通、协调和整合更是必不可少。东亚安全问题另一个主要的表现就是国家间信任的缺失，重建地区信任尤其需要地区安全合作方式的创新。以经促政、以人文促政、以军促政、以双边积累促进多边合作的实现等等，都需要在新的安全合作架构下得到合理的体现并占据合理的位置。

中国的海洋秩序观和构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的倡议有别于同盟体系的秩序观和同盟安全理念，至少它不是以零和博弈的思维来处理大国间的关系和消除地区安全危机，它主张的是以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意识，参与和平合作和谐海洋的建设，实现沿海国家的共同繁荣与和谐相处；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共同管理和护持，以消除地区经济发展和安全合作脱节的困境。但从地缘政治的视角看，新秩序观和安全合作倡议远比旧秩序观和安全理念更公平、更正义，这也恰恰体现了地区安全合作新旧路径选择上的竞争。

四、简短结论

美国重返亚太带来了东亚地区地缘政治的回归，地区合作的地缘环境由地缘经济合作转变为地缘政治竞争，大国之间的竞争成为观察地区合作的关键指标。尽管推动地区合作的动力依然是多元的，包括美国的安全、中国的市场、东盟的规范和日本的技术，但主要的变量已经集中在中美两国之间。这也导致2014年东亚的地区合作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在经济领域，TPP、RCEP和中日韩FTA等合作机制成为相互竞争、前景各异的“三驾马车”，它们分别代表了排他主义、内向趋势和开放主义三种地区合作的理念。美国力推刻意将中国排除在外的TPP以此主导地区合作进程的战略规划，东亚经济合作的“自贸区路径”事实上走到了一个关节点：要么持续相互竞争的格局，要么统一整合到一个更大范围、更具包容性的地区FTA，即亚太自贸区的框架中。与地区经济合作的FTA路径之间激烈竞争的格局相比，中国在2014年提出了另外一个合作路径，即基础设施建设，以此实现东亚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和地区国家的共同繁荣。FTA路径和基础设施建设路径能否并行不悖，共同推进东亚经济合作，将成为观察、分析东亚经济合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基于地缘政治回归的现实，东亚“经济优先”、“以经促政”的地区合作路径受到很大挑战，经济合作的外溢效应越来越低，并越来越受到地区安全合作进程的掣肘。这也反映出，在东亚安全双重二元格局下，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所呈现出的相互脱节困境越来越凸显。在地缘政治回归的逻辑链条中，尽管东亚出现网络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传统安全等亟待地区合作加以应对的问题，但东亚安全的双重二元格局还是因为美国双边同盟体系的强化而得以固化，安全合作进程举步维艰。发展的现实需求与历史规律的昭示促使大陆国家走向海洋、走向深海和国际公共海域，这又将对既有的海洋格局带来一定的冲击，海洋观、海洋秩序观无疑成为东亚安全合作中前所未有的崭新元素。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东亚海洋安全竞争将会越来越凸显。同样针对地区安全困境，中国提出亚洲新安全观和构建地区合作新架构的倡议，这对于缓解东亚安全的双重二元格局困境、创新和丰富地区安全理念、构建东亚安全合作架构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新的海洋观、海洋秩序和亚洲新安全观又会因其对地区安全、安全合作与安全秩序的全新理解一道成为联盟安全理念的竞争者。

中国在2014年提出了一些涵盖政治、经济领域的地区合作倡议，尽管中国无意也无力将美国从东亚推出去，尽管中国表明“中美是全球经济的伙伴，但引领世界的是美国”，但仍然引起美国对中国意图的极大疑虑，奥巴马在第六次国情咨文中指出的“由美国而非中国来主导地区贸易规则”，毫无疑问就是这种心绪的体现。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中美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将在极大程度上左右着东亚地区合作的进程与走向，中美互动尤其是中美在西太平洋海域的互动已经成为观察东亚地区合作的关键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