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溯源与早期易学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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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第三章 马王堆帛书《易传》的哲学思想

第一节 引言

帛书《易传》六篇，1973年12月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这六篇帛书分别为《二三子》《系辞》《衷》《要》《缪和》《昭力》，其中《二三子》篇与帛书《六十四卦》经文同幅将帛书《周易》经文称名为《六十四卦》，乃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的意见，实际整理人为张政烺和于豪亮二位。参见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载《文物》,1984（3）；张政烺著，李零等整理：《张政烺论易丛稿》,9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后五篇帛书同幅。这批帛书大约抄写于高祖之后至文帝前元十二年之间（公元前194—前168）帛书《周易》经传避汉高祖刘邦讳，但不避汉惠帝刘盈讳。又据同墓出土的一件纪年木牍推断，马王堆三号汉墓下葬于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参见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1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4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当然部分篇目的撰作年代可能会早至战国末季。帛书《周易》经传的释文现在有多种，可参看《张政烺论易丛稿》、廖名春《帛书〈周易〉论集》和拙著《楚竹书与汉帛书〈周易〉校注》等书。张政烺著，李零等整理：《张政烺论易丛稿》,91～292页；廖名春：《帛书〈周易〉论集》,359～40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丁四新：《楚竹书与汉帛书〈周易〉校注》,505～54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本章征引帛书《易传》一般从宽式，并综合了一些学者及笔者的释读成果。参见陈松长：《帛书〈系辞〉释文》，见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416～423页；陈松长、廖名春：《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释文》，见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424～435页；陈松长：《马王堆帛书〈缪和〉〈昭力〉释文》，见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6辑，367～37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张政烺著，李零等整理：《张政烺论易丛稿》,91～292页；丁四新校点：《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见《儒藏》（精华编），第281册，225～32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丁四新：《〈易传〉类帛书零札九则》，载《周易研究》,2007（2）,3～11页；丁四新：《〈易传〉类帛书零札七则》，见《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4辑，1～10页，长沙，岳麓书社，2007。

首先，与帛书《六十四卦》一样，帛书《易传》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给学界带来了观念上的巨大变化，其中以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及孔子生前是否作《易传》这两个问题最受关注。这六篇帛书或为释经体，或为问答体，或为此二体之混合，它们大体上以孔子为陈述的中心。文中的孔子引《易》、释《易》，或作“孔子曰”“子曰”“夫子曰”，或作“先生曰”。在《缪和》《昭力》两篇中，答问的一方被称为“子”或“先生”，陈鼓应先生曾认为这二称不是指“孔子”，而是指汉初某位讲《易》的经师。陈鼓应说：“翻开这两篇帛书（《缪和》《昭力》——引者注），首先引起我兴趣的是其中出现频率高达近三十次之多的‘子曰’的词字。这里的‘子曰’明确的是指易师之言。”（陈鼓应：《帛书〈缪和〉〈昭力〉中的老学与黄老思想之关系》，见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216页）又说：“欧阳修称《系辞》中的‘子曰’为‘讲师之言’。这两篇古佚易说的出土为欧阳修之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同上书，217页）在笔者看来，这个意见未必正确，其中的“子”或“先生”仍应指“孔子”。参见丁四新：《帛书〈缪和〉〈昭力〉“子曰”辨》，载《中国哲学史》, 2001（3）,100～107页；丁四新：《论帛书〈缪和〉〈昭力〉的内在分别及其成书过程》，载《周易研究》,2002（3）,54～57页。在帛书作者的心目中，孔子无疑是传《易》和解《易》的大师，尽管现在可以设想，一方面这六篇帛书中的“孔子”是作者为了增强其陈述的权威性而假托为之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即便如此，我们仍可以看出它们在思想上与孔子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要》篇曰：“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这与《论语·述而》“（子曰）加（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及《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子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的说法一致。“孔子晚而喜《易》”的说法，又见《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五十以学《易》”的“易”字，《鲁论语》作“亦”，并连下句读作：“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定州汉简《论语》属于《鲁论语》抄本，该字正作“亦”。参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定州汉墓竹简〈论语〉》,3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陆德明《经典释文》“学易”条云：“如字，鲁读‘易’为‘亦’，今从古。”（（唐）陆德明撰、黄焯汇校：《经典释文汇校》卷二十四，70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陆氏从郑玄《注》，且均从古《论语》读。参见王素编著：《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78页，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1。现在看来，郑玄和陆德明的读法是对的，《鲁论语》的读法是不可取的。《孔子世家》并将孔子“晚而喜《易》”的时间置于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孔子返鲁之后，其时子贡在鲁，与帛书《要》篇所设置的孔子和子贡相问答的情景相合。由此，韩仲民、李学勤等重新肯定了孔子与《周易》有密切关系。参见韩仲民：《帛书〈系辞〉前说——兼论〈易传〉的编纂》，载《孔子研究》,1988（4）,28页；李学勤：《从帛书〈易传〉看孔子与〈易〉》，载《中原文物》,1989（2）,41～42页；李学勤：《周易溯源》,372～373页。此外，笔者亦曾撰文补充一证。在帛书《缪和》篇第51～55行，有四章文本在叙述方式上与上下文不同，它们均先以“子曰”述经，随后又以“子曰”释经（涉及《恒》初六、九三、六五和《坤》六二诸爻），这一现象很具体地说明了孔子与《周易》经传确实大有干系。参见丁四新：《论帛书〈缪和〉〈昭力〉的内在分别及其成书过程》，载《周易研究》,2002（3）,56页。简言之，孔子生前不但研述《周易》，而且也是今本《易传》的重要来源。欧阳修曾断定《系辞》以下各篇“皆非圣人之作”，且篇中“子曰”均为“讲师之言”欧阳修《易童子问》卷三：“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欧阳修全集》卷七十八，111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1）又：“至于何谓‘子曰’者，讲师之言也。《说卦》《杂卦》者，筮人之占书也。”（同上书，1123页），以及后世竞相否定孔子与《周易》之关系的看法，都有疑古太过之失，而未能看到《史记》《汉书》之相关记述的合理成分。

其次，在论述帛书《易传》的哲学思想之前，这六篇帛书的制作时间需要略加说明。上面，笔者虽然肯定孔子与《周易》经传具有很大的关系，今本《易传》即源自孔子，并由商瞿至田何一系加以推衍和维系参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 《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但是《易》十翼是否为孔子亲著，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实际上，20世纪的中国学界一直在讨论这一问题。自帛书《周易》经传出土以来，学者们的意见渐趋一致，认为《易》十翼的绝大部分篇章写于战国中期至晚期；而《系辞传》和《文言传》所载“子曰”的部分则比较可能源自孔子本人。关于帛书《易传》的制作时代，可以从今本、帛书《易传》的文本对勘和引证关系，以及其语言的时代特征来看。从前者来看，种种迹象表明，是帛书《系辞》和《衷》《要》抄录了今本《系辞》，而不是相反——今本《系辞》乃是对帛书《系辞》之全部和《衷》《要》两篇之部分文本的汇编。另外，《衷》篇还抄录了《说卦》前三章。而帛书《衷》篇第44～45行连续抄录了三段与今本《系辞下》相同的文字，且皆称之为“《易》曰”。对此，廖名春曾指出，今本《系辞》在当时已具备了“相当于‘经’”的地位。参见廖名春：《帛书〈周易〉论集》,242页。在笔者看来，廖说是恰当的。此外，《衷》篇云“《酆（丰）》之‘虚盈’”，“虚盈”只见于《丰·彖传》。《谦·彖传》“天道亏盈而益谦”一段文字，亦见于帛书《二三子》和《缪和》两篇，且皆称为“孔子曰”或“子曰”。从后者——语言的时代性——来看，帛书《二三子》出现了“精白”“法物”“黄帝四辅”等词句，明显地受到了黄老思潮的严重影响；而《缪和》出现了“黔首”的称谓，这反映了该篇帛书著于秦代或稍后的可能。简言之，帛书《易传》当抄写于今本《系辞》《彖》《说卦》三传之后，而大抵介于战国末季至汉初文帝之间（不迟于公元前168年）。不过，由于帛书《系辞》《衷》《要》大量抄录了今本《系辞》及《说卦》的文本，因此对于帛书《易传》部分篇章的写作时间应当区别对待，《系辞》在整体上应当属于战国中期的文本，而《说卦》前三章可能为战国中期或晚期偏早的文本。

最后，我们来看帛书《易传》的研究现状。帛书《易传》释文的整理工作，最初由张政烺和于豪亮二位先生担任，并计划在《马王堆汉墓帛书》（贰）中刊印出来。但是自帛书《六十四卦》释文发表之后，这六篇帛书《易传》的释文却迟迟未能发表。现在看来，张、于二位的释文早已做好参见张政烺：《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北京，中华书局，2008，共224页；于豪亮：《马王堆帛书〈周易〉释文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共212页。，只是没有及时刊印出来而已。20世纪90年代以来，帛书《易传》释文陆续发表出来。帛书《易传》释文集中在《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和第6辑上，在《国际易学研究》第1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上又刊载了全部释文。参见陈松长：《帛书〈系辞〉释文》，陈松长、廖名春：《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释文》，见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416～423、424～435页；陈松长：《马王堆帛书〈缪和〉〈昭力〉释文》，见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6辑，367～380页；廖名春：《帛书〈二三子问〉释文》《帛书〈系辞〉释文》《帛书〈易之义〉释文》《帛书〈要〉释文》《帛书〈缪和〉释文》《帛书〈昭力〉释文》，见朱伯崑主编：《国际易学研究》，第1辑，7～39页。《易之义》即《衷》篇，廖名春后来在残帛片中发现了抄手自题的篇题。参见廖名春：《帛书〈周易〉论集》,210页。在最近数年，这些释文已趋于成熟。毫无疑问，这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本基础。

与此同时，学界对于帛书《易传》哲学思想的研究还显得非常不足。这种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不但在思想研究上有待深化，而且在发表论文的数量上也显得颇为不足。虽然研究帛书《周易》经传的论著很多，但是它们绝大多数属于释文、文字、释读和考据等方面的，而属于思想研究的论著则很少。第二，帛书《易传》的释文长期处于不断提高和改善的过程中，这无疑影响了以前人们对其思想的理解和阐述。因此站在一份成熟的释文上来重新论述帛书《易传》的哲学思想，显然是十分必要的。在笔者看来，帛书《易传》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解《易》的原则、阴阳哲学和乾坤说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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