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汲冢竹书《易》述论

西晋汲冢出土竹书之事，唐修《晋书·武帝纪》、《晋书·律历志》、《晋书·卫瓘传》、《晋书·荀勖传》、《晋书·束皙传》及荀勖《穆天子传序》、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等皆有记载。《荀勖传》说：“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勖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中经》，由魏秘书郎郑默始制，荀勖因之更著《中经新簿》。汲冢竹书即列于《中经新簿》丁部。对于汲冢竹书，相关记述不少，李学勤先生在《周易经传溯源》一书中做了述论。本节再议汲冢竹书《易》，即着重参考了李著。

1．汲冢的下葬年代和墓主

竹简出自何墓？诸书的记载不一。唐修《晋书·武帝纪》、《晋书·律历志》、《晋书·卫瓘传》及荀勖《穆天子传序》、卫恒《四体书势》皆云汲冢为魏襄王墓，王隐《晋书·束皙传》说汲冢为魏安釐王墓，唐修《晋书·束皙传》或说汲冢为魏襄王墓，或说为魏安釐王冢。均云汲冢为魏王墓，当有所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曰：“其《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次。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岁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韩襄王之十三年，赵武灵王之二十七年，楚怀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齐湣王之二十五年也。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岁，下去今太康三年五百八十一岁。哀王于《史记》，襄王之子，惠王之孙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书《纪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后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魏哀王之二十年”之“哀王”二字，竹简原文当作“今王”，由下文云“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可知。但“今王”真的是指“哀王”吗？竹书《纪年》篇并未如此点明。《史记·魏世家》:“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裴骃《史记集解》引荀勖曰：“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书》，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为五十二年。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改元后十七年卒。《太史公书》为误分惠、成之世，以为二王之年数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无哀王，然则今王者魏襄王也。”和峤所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与杜预在秘府所见简文原本一致。而裴骃《史记集解》又据《世本》判断《史记》之误，认为“无哀王”，进而断定《纪年》所谓“今王”实即“魏襄王”，论据是坚实的。不过，司马贞《史记索隐》曰：“《系本》（《世本》）襄王生昭王，无哀王，盖脱一代耳。而《纪年》说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称后元一十七年卒。今此文分惠王之历以为二王之年，又有哀王，凡二十三年，纪事甚明，盖无足疑。而孔衍叙《魏语》亦有哀王。盖《纪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为惠王后元，即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纪年》出自先秦魏王墓，《世本》传自先秦，魏有无“哀王”一代，当以此为据。而司马贞谓“盖《纪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殊不足论。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亦从《史记》之说，曰：“《史记·魏世家》云：‘哀王二十三年卒，子昭王立；十九年卒，子安釐王立。’哀王是安釐王之祖，故安釐王之冢藏哀王时之书。”是不辨竹简《纪年》原文，而直以《史记》裁断出土竹书，误矣。比较诸书记载，杜预最详，而汲冢竹书《纪年》所记事件当终于魏襄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99年。虽然《纪年》终结的年代并非必定是汲冢下葬的年代，但是墓主葬于公元前299年之后，这是可以断定的。这样，汲冢到底是魏襄王墓还是魏安釐王墓呢？比较可靠的推测应当以靠近竹简《纪年》终结的时间为妥。荀勖《穆天子传序》即曰：“案所得纪年，盖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冢也，于《世本》盖襄王也。”对于此点，李学勤先生论证道：“1975年末，在湖北云梦睡虎地一座小墓中出土了大量竹简，其中有《编年记》一书，记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至‘今’三十年的史事。此‘今’指秦始皇，其三十年即公元前217年。墓主名喜，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鉴定其骨骼约年四十至四十五岁，可知他应即卒于始皇三十年。这个例子和汲冢的《纪年》相似，从而可以推论，汲冢的墓主很可能死于魏襄二十年（公元前299年）或稍晚一些的时候。假如冢确为王墓，那就只能是襄王的墓，不会是更晚五十多年的安釐王的墓。”据此，汲冢即魏襄王墓，很可能是在公元前299年或此后不久入葬的；宽泛说来，即公元前3世纪初年的一座魏墓。这样，可以推定，汲冢竹书皆当是战国中期或此前的著作。

2．汲冢竹书《易》述论

汲冢竹书非常丰富，种类繁多，唐修《晋书·束皙传》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唐修《晋书·束皙传》曰“得竹书数十车”，又说“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唐修《晋书·武帝纪》曰“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卫恒《四体书势》说“得篆书十余万言”。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曰：“余晚得见之，所记大凡七十五卷，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曰：“大凡七十五卷，《晋书》有其目录，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题，其七卷折简碎杂，不可名题。”据唐修《晋书·束皙传》，其中竹简《易》书有《易经》两篇，《易繇阴阳卦》两篇，《卦下易经》一篇，《公孙段》两篇，以及《师春》一篇。与《易》或有关系的竹书还有《琐语》《穆天子传》。此外，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又说：“别有《阴阳说》。”《阴阳说》一篇不见于唐修《晋书·束皙传》，可能与束皙所题篇名有异。

《易经》二篇，王隐《晋书·束皙传》称“《周易》上下经二卷”。此《易经》二篇与今本上下经同，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曰：“《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唐修《晋书·束皙传》也说：“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可见汲冢竹书《易经》与汉晋儒家正统的《易经》本子是相同的，亦与汉中古文《易经》相同。《汉书·艺文志》:“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如此，今本《易经》的定本早已流行于战国中期。马王堆帛书《易经》卦爻辞与今本略有不同，差别不大；但是，六十四卦的卦序则是在两种八卦次序的基础上相重的结果，与今本“二二相耦，非覆即变”的卦序原理颇有差别。因此，从汲冢竹书《易经》、刘向所见中古文《易经》到今本《易经》，当属于同一传承系统，其卦序排列相同。而帛书《易经》则属于另一传承系统，或系对前者的变通。

不过，有学者认为帛书《易经》的卦序是在今本卦序的基础上改编的，笔者认为，这恐怕只是一种可能的推测而已。从今本被史书载为孔子所编定的儒家正统本子来看，设想帛书卦序的起源晚于今本，这是比较合理的。今本和帛书《易经》的卦序都非常有规则，这应当反映了两派学者的不同玩《易》标准。今本卦序的组织原见于《序卦传》，正是《序卦传》的存在，才使得从孔子到两汉，儒家正宗的易学传统绵延不绝，且不相扰乱。而帛书卦序的传承，是否可以在秦汉之际认识的基础上再继续向前追溯？笔者认为，不应当轻易否定这种提问的必要。

《易繇阴阳卦》两篇，唐修《晋书·束皙传》曰：“《易繇阴阳卦》两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王隐《晋书·束皙传》曰：“有《易卦》，似《连山》《归藏》。”王隐所说《易卦》是否即唐修《晋书》所说《易繇阴阳卦》两篇，尚不得而知。唐修《晋书》云《易繇阴阳卦》两篇，而王隐所著《晋书·束皙传》对所谓《易卦》未言篇数，这样看来，它们应当被看作同一种。唐修《晋书·束皙传》说《易繇阴阳卦》两篇与《周易》大体相同，爻辞不同，而汲冢《易经》、汉中古文《易经》、帛书《易经》、今本《易经》和阜阳汉简《易经》的爻辞基本上是相同的，由此可以判断，《易繇阴阳卦》两篇当是另一系统的《易》书。而这一《易》书是否即《连山》或《归藏》的传本？在目前，这是难以回答的问题。《周礼·春官·太卜》有三卜、三《易》之说，而《易繇阴阳卦》两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因此不反对它与三《易》之说相关。这样看来，把《易繇阴阳卦》两篇与《连山》《归藏》联系起来，尚不失为一种比较可能的推测。而王隐《晋书·束皙传》说在汲冢竹书中有一种“似《连山》《归藏》”，这样，《易繇阴阳卦》两篇当与《连山》《归藏》相关，而它较可能即是竹书《易卦》。《易繇阴阳卦》与《易卦》两者，当属异名同谓。

《连山》《归藏》, 《汉书·艺文志》未录，《隋书·经籍志》亦无，后儒多疑其为晋隋间的伪作。不过，正如高明所说：“自孔子降而至始皇时，《连山》《归藏》又尚无恙也。”《隋书·经籍志》曰：“《归藏》汉初已亡，案晋《中经》有之，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桓谭《新论·正经》说：“《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又说：“《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金楼子·立言》引杜子春曰：“今《归藏》先坤后乾，则知是殷明矣。”《礼记·礼运》郑《注》亦曰：“得殷阴阳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归藏》。”“《连山》八万言”的说法，黄宗炎已力驳之。总之，《归藏》至汉时尚存，至三国晋初时损失惨重，至隋朝时尚存其遗。关于《归藏》,《隋书·经籍志》曰：“晋《中经》有之，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又说：“以本卦尚存，故取贯于《周易》之首，以备《殷易》之缺。”这是指列于易学诸书之首的“《归藏》十三卷（晋太尉参军薛贞注）”。由上述诸引文可知，此十三卷本的《归藏》已掺杂了大量其他资料，与“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的评论相符合。当今的出土卜筮竹简的情况与此大体一致。晋《中经》，即荀勖所著《中经新簿》。荀勖，汲冢竹简的主要整理者之一。荀勖未言《易繇阴阳卦》（或他篇竹书）似《中经》之《归藏》，则竹书《易》未必合于当时的《归藏》本子。这样，王隐所见《归藏》本子的来源，也是值得怀疑的。郭沫若说：“《易繇阴阳卦》，又有《归藏易》的名称。《隋书·经籍志》上说：‘《归藏》汉初已亡，案晋《中经》有之，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但晋的《中经》所著录的都是汲冢的出品。唐修《晋书·荀勖传》上说：‘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勖撰述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据此可以知道所谓《归藏易》不外是由荀勖对于《易繇阴阳卦》所赋予的拟名……荀勖得到了《易繇阴阳卦》，便任意把它拟定为《归藏》罢了。”郭氏此说过于奇巧，不可完全相信，但也说明了不应该把竹书《易繇阴阳卦》（或《易卦》）与《归藏》直接等同起来。虽然今本《归藏》有许多地方颇值得怀疑，但是这并不能推翻它有许多材料的来源颇为久远的看法。且唯其如此，才可能发现《归藏》与简帛书《易》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总之，有关《归藏》的真伪，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不应该把问题简化为仅根据简帛《易》与今存本《归藏》在文本上有相近或相一致的地方，即断定《归藏》本身在制作和传统的问题上不伪。

回头看王隐《晋书·束皙传》“有《易卦》，似《连山》《归藏》”之语，可知当时《连山》《归藏》已相混淆，而竹书《易卦》并不即是《连山》或《归藏》。或许，王隐所见《连山》《归藏》是经过多次辑录或由其他卜筮材料编纂而成的。因此此篇竹书当依唐修《晋书·束皙传》的说法，其性质与《周易》大体相同（“与《周易》略同”），不过爻辞比较不同而已。《易繇阴阳卦》当为另一学派的经书，这是战国易学发达、流派纷呈的又一个例证。

关于《卦下易经》，唐修《晋书·束皙传》曰：“《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李学勤先生指出，《卦下易经》这个题目或当分成两截读：修《晋书·束皙传》所列竹书很可能并非其全。《阴阳说》具有重大意义，惜其重佚，无法据其展示先秦阴阳思想的内涵及其与《易》的关系。

卦下 易经

《易经》是大题目，《卦下》是小题目。这是古人标题法之一。按照今人的书写习惯，当读为《易经·卦下》。依此推论，《易》（或《周易》）在当时已被尊称为“经”了，这与郭店楚简提供的有关信息比较一致。不过，郭店简虽然有《诗》《书》《礼》《乐》《易》《春秋》连用的现象，但是没有“六经”的正式称呼。进一步，有《卦下》，则当有《卦上》, 《卦上》《卦下》相配合，就是一篇完整的《说卦》类文章。不过，《卦下易经》只是“似《说卦》而异”，而不是《说卦》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虽然可以肯定《卦下易经》与今本《说卦》在性质上相似或相同，但是在具体的文本及卦象论上，两者应有较多的差异。又《说卦》前三章见于帛书《易之义》（《衷》）篇中，于是《说卦》原来的样子也需要论证。今本《说卦》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前三章，通论象位结构的义理本原；第二部分为第四章至第十章，综论八卦诸象；末八章为第三部分，分论八卦诸象。其中第一部分与第二、三部分的分别较大，而且它出现于帛书《易之义》中，说明了今本《说卦》的前三章很可能与后面诸章是经过一次文本拼接而组合起来的。《说卦》还有许多象例见之于《左传》《国语》《易·彖》《象》《文言》《系辞》等中，这说明《说卦》可能曾经经过综合前人的象例而成。又《左传·昭公二年》说韩宣子聘于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是其时《易·象》已成篇。今《周易》有《象传》，应当可以省称为《易·象》。如此，韩宣子所见《易·象》，要么即今传《周易·象传》，要么与《卦下》《易经》《说卦》三篇的性质相同，但在成书时间上有先后差异。《说卦》不得晚于战国末期成篇。而《说卦》前三章与帛书《易之义》的关系如何呢？审查帛书同于《说卦》前三章的文字，在《易之义》篇中与上下文不相衔接，独立为一大段落，而这正是其提供机会，让人挪动位置的依据。由此，说明了帛书《易之义》也许是一个被重组了的文本。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曰：“《周易》上下篇与今本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于远国也。”杜预仅云《彖》《象》《文言》《系辞》四篇，当是省文，其实包括《易》十翼各传在内，这种方法古书多见。依此，《阴阳说》与今本《易传》不当相同，这正是杜预说“别有《阴阳说》”的意思。帛书《易之义》开篇即曰：“子曰：‘《易》之义谁（谇）阴与阳，六画而成章。曲句焉柔，正直焉刚。’六刚无柔，是谓大阳，此天〔之义也〕。”这是《阴阳说》与《易之义》相关的证据。《易之义》出自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第六幅所载《易传》的第三篇。它紧接着帛书《系辞》另起一行，在首行的顶端有墨块符号；末行有篇题，并记有字数。但在最初的释文中，学者没有找到这一块残片，所以当时只好摘取首句三字暂拟篇题，其实这篇帛书应叫作《衷》。从内容来看，《易之义》以阴阳、刚柔为核心概念，与杜预说汲冢竹书《阴阳说》一篇在思想主旨上正合。杜预所说《阴阳说》一篇，不见于唐修《晋书·束皙传》。根史载，汲冢竹书有“数十车”之多、“十余万言”之巨，唐

唐修《晋书·束皙传》曰：“《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公孙段与邵陟论《易》”，表明二人的关系密切，且二人对《易》有较深的研究。而《公孙段》两篇的性质类似于帛书《缪和》《昭力》《系辞》等篇，这再次说明了先秦研习《周易》的人物是多样的、复杂的。

《师春》一篇，唐修《晋书·束皙传》曰：“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师春》是竹简原有的篇题，此篇题与“书《左传》诸卜筮”并无字面的关系，因此唐修《晋书·束皙传》才有所谓“‘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的推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亦曰：“又别有一卷，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意皆与《左传》同，名曰《师春》。师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所云，比唐修《晋书·束皙传》更为详细。《春秋经传集解后序》说“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意皆与《左传》同”，这表明《师春》一篇是完整有序地照抄照录了《左传》原有的卜筮文字，这包括龟卜与易筮两个方面。不仅如此，《师春》还做了一定的疏解，且文义又同于《左氏传》，由此可以推论，师春如果不是单纯的抄手，那么他可能与左氏（左丘明）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进一步，竹书可以证明《左传》为战国早中期的作品。而今人说刘歆把《师春》割裂，编入《左传》书中，这颠倒了古书源流之序，殊不足论。

《师春》，宋代尚存。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苏洵编定六家谥法，曾采及《师春》。北宋末，黄伯思校雠秘阁所藏《师春》五篇，事见所著《东观余论》卷下《校定〈师春〉书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汲冢师春》一卷。宋人所见《师春》多云“诸国世次”“律吕谥法”“卦变杂事”等内容，与杜预所云有较大差异，这是需要注意的。

竹书《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看不出与《易》有直接的关系，今不论。不过，这类书籍常常附载筮占结果，在出土楚简中多见其例。

《穆天子传》是汲冢竹书的一篇，其中有一条筮例与《易》有关。其卷五曰：

天子筮猎苹泽，其卦遇讼。逢公占之，曰：“《讼》之繇，薮泽苍苍，其中□，宜其正公。戎事则从，祭祀则憙，畋猎则获。”□饮逢公酒，赐之骏马十六，纻三十箧。逢公再拜稽首。赐筮史狐□……

穆天子狩猎于苹泽，先以《易》问天意。筮史狐某筮得一卦，遇讼。讼，坎下乾上。逢公占之，《讼》之爻（卦爻辞）有“薮泽苍苍”之象。此象例不见于今本《说卦》。联系《说卦》和《左传》象例，今勉强解释之：坎，陷也，有水象，所谓“薮泽”也；乾，天也，天之正色苍苍然，所谓“苍苍”也。《讼》九五爻得其中正，又遇天子求筮，所以说：“其中□，宜其正公。”《讼》之爻，“薮泽苍苍”，又“宜其正公”，正是“畋猎则获”之意，所以这次的占筮是大吉大利。这也是穆天子为什么要重赐逢公及筮史的原因。

此筮例，当属于卦占，不属于爻占。卦占比较便于解说，逢公以意逆之，可谓于天人两不偏失。在《周易》，九五爻得其中正，往往吉辞。《讼》九五爻辞曰：“讼，元吉。”可知此爻亦一卦之主，又与天子求筮相合，所以穆天子就很高兴了。由此推论，如果《穆天子传》此筮例用的不是《周易》筮法，那么在当时诸《易》的理论架构应有相一致的地方，如卦象的相近和爻位的相通等。逢公的占辞与《周易》有较大差别，因而此例用的不太可能是《周易》筮法。《左传》筮例，往往先用它《易》，然后才及《周易》，这表明在春秋时期，《周易》尚未占据易筮的主导地位。《周易》属于后起的新兴易学。易筮有一定的规则，一般由筮史来做，但解释的好坏及指向，则往往与释占者有密切的关系。《左传》易筮尤见分晓，而《穆天子传》的此则筮例亦见其端。此外，由于当时卜筮之学甚浓，说《易》者甚众，因此能理解易筮的人不在少数。从此例到《左传》《国语》筮例，可以知其大概。而《易》为卜筮之学，其所由来者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