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间—距”，“认—同”

是以有我所感到的“思想对话的困难”。对话的困难是因为，朱利安所有关于“之间”的思想仍然只能——而且必须——在一种特定语言中——而不是在语言“之间”——被说出，并需要——在一个关于“之间”的思想对话中——被翻译到另一特定语言之中，既然他的对话者中很多都并不说“他的”语言。因此，在语言上，对话双方或各方是有“间距”的。如何来对付这个“间距”，这不仅是我们的实际问题，而且也是——或更是——理论问题，因为被翻译为“间距”的“l'écart”在朱利安文中扮演着与被译为“之间”的“l'entre”同样关键的概念角色。但“l'écart”与“l'entre”在法语中所具有的至少是形式上的优美对称却似乎被汉语译文中的“间距”和“之间”大大减损了，如果还不是完全破坏了的话。因为，从语义上说，在汉语的“间距”和“之间”之间似乎已经没有多少间距。而这也就是说，二者之“间”很难被清楚地确定，二者之“距”很难被准确地衡量。而这并非是与思想无关紧要的翻译问题或语言问题，因为一个思想之进入另一个思想要“通过”语言。不通过语言，思想——朱利安的思想，在法语中表述的思想，与法语不可分的思想——就无法为思想——我们的思想，在汉语中进行的思想，与汉语不可分的思想——所思想。

现在，当朱利安的思想试图“通过”汉语进入我们的思想之时，当我们试图思想朱利安所欲提出和阐释的“l'écart”与“l'entre”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就发现汉语版的朱利安文中有这样的标题和这样的句子：“间距开启之间”（l'écart ouvre de l'entre）；“间距产生之间”（l'écart produit de l'entre）。单从汉语译文看，这样的表述会让有心的读者不无困惑，而此困惑也或许不无道理。但对照法语原文，我想我们还是懂得它们的意思。我这里当然并不是要吹毛求疵，亦即，仅仅抓住这些表述的“字面”而无视它们的“精神”。我只是想问，如果朱利安需要自己在汉语中表达他这个先在法语中表述出来的意思，他这个利用法语“资源”所作出的表述，他真会让自己在汉语中这么说吗？他真会把自己这样“翻译”到汉语之中来吗？他难道不是首先会这样反问：当我们在汉语中说“间—距”的时候，我们不是就已经说到了那“互有‘距’离者之‘间’”了吗？而如果汉语的“间距”——“间”与“距”，“间”之“距”，或“距”之“间”——之说已经包含了“间”，已经就有“间”，或已经就是“间”，那么“间距”又如何再去“开启”或“产生”或“解放”（libère）那个“之间”呢？已经有“间”的“间距”还需要去再额外地为自己创造一个“间”吗？朱利安到底什么意思呢？于是，思想——汉语思想，在汉语中进行的思想，因而也与汉语密不可分的思想——就会在这样含糊其辞的、似是而非的汉语表述上面停滞不前，甚至不再思想，或变为“非思想”。

如今包括朱利安在内的很多“汉学家”似乎喜欢知道自己用某一印欧语言中写成的研究汉语语言—思想—文化的著作被译为汉语，但似乎却很少有人会认真地在汉语中重新“阅读自己”。而这些著作的一些汉语译者则经常只是生吞活剥地将它们半“翻译”半“还原”地弄到汉语中来。其中又有谁认真地问过，这样的“翻译”或“回译”究竟都预设了关于翻译的怎样的哲学概念，又到底都具有多少可读性呢？当然，我知道，或者我猜想，在上述语句的法语原文中，朱利安在让“l'écart”这一法语概念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心里想的可能是法语动词“écarter”，是那个“分开，隔开，移开，搬开”的活动本身（但“écarter”同时也是“赶开，赶走，排除，排斥，摆脱”——我在抄写法汉词典。所以，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在拉开距离以“开启”或“产生”某种间，并从而使他者在一定距离之外“适当地”显现之时，我可能也是在赶开和排斥他者，因为如果他者逼得太近了，或他者把我他之间那个本来的“间”压缩得太小了，我就无法“看清”他者），或是那个使这些活动能够发生的力量（这里我们也许会再次想到庖丁手中的解牛之刀）。因此，用法语写作，并利用法语提供的可能性（朱利安所谓“资源”），朱利安希望让他的这些句子发挥作用，并希望让某些思想能在这些句子中通过。然而，无论朱利安的原话在法文中是否真正能够——套用朱利安喜欢的并相信自己能相对于欧洲思想而在中国思想中看到的两个重要观念——“有效”并且“造势”（但我对这一点是有保留的，因为“écart”作为一个概念必然已经蕴含了“entre”：有“entre”才可能有“écart”），此语目前在汉语中的这个翻译都很难说是“成功”的。在汉语中思想，我们也许可以说并且应该说：是距——物间之距，或二物之距——即必然有间，无间即无距。“创造”距离是要让本来无间之处有间（例如，切开西瓜），而“拉开”距离则只是要让本来有间之处更为有间（例如，拉开桌椅）。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实都并不是中国与欧洲或欧洲与中国“之间”的情况。因为，正如朱利安在自己的文中不止一次说到的，中国远在欧洲“之外”，中国“很遥远”，二者在“传统上互不相干、彼此漠然（indifférence）”，“互不转向对方”，“彼此不看对方”，而这就意味着，中国与欧洲二者之“间”或二者之“距”其实本来就已经大到了使二者几乎毫无关系的地步。所以，与朱利安所言之让欧洲与中国“以距而生间”相反，此两者——此二语言—思想—文化——之间的本已存在的漫长距离也许首先不是需要被拉大，而是需要被缩小。缩小到双方都可以“听到”对方，“看到”对方，从而才有可能结束各自的谈论对方的独白，而开始一场真正面对面的、寻求互相理解的对话。

因此，简单地说，在对欧洲与中国或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距离（“间之距”）的看法上，我与朱利安在《间距与之间》一文中所表达的看法的基本不同就是：他一方面坚持中国相对于欧洲的极端外在性，或欧洲语言—思想—文化与中国欧洲语言—思想—文化的遥远距离，可另一方面又强调自己的工作首先是以拉开距离而让欧洲与中国或中国与欧洲有“间”，就好像欧洲和中国本来只是一同，是同而无分者，是庄子笔下的浑然一体之牛，需要他这个庖丁来操刀深入其间（“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但既然“有间”，当然就不可能浑然一体）而解开这个本来的整体一样。因此，朱利安在肯定自己的工作是让欧洲与中国拉开距离而使彼此有间之时，他忘记了自己在同一文中批评“差异”概念时所说的话：他之所以不喜欢并因而试图不用“差异”这个概念，是因为异总是蕴含着一个更普遍的同。然而，当他坚持说自己是通过“écart”来生产、制造欧洲与中国之“间”（entre）时，他其实同样已经不自觉地预设了欧洲与中国之同或二者之一体。而为了相信他能用“écart”来“生产”一个“entre”，他不愿意看到或承认的是，为了能够有间，或为了能让间显示为间，并发挥间之为间的作用，有时所需要的首先并不是使二者远，而是使之近。

既然以上已经提到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同与异的问题，那就让我接下来简单讨论一下朱利安文中这样一句涉及“同”这一概念的话，或一个关于是否有“同”的判断：“不可能有文化认同”（il n'y a pas d'identité culturelle possible）。人们可能要问，怎么会是这样？对于很多文化来说，“文化认同”难道不是后殖民主义的全球化时代的重大问题吗？但给定译者所附的原文，并放在朱利安的法语文本的语境之中，我想我能懂得他的意思。文化——这里说的当然是“一种”文化，可以区别于其他文化的“这种”文化——能否有某种基本的identité（让我此处还是暂时先不翻译这个词吧），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但这却并不是朱利安的关注所在。因此，当朱利安说“il n'y a pas d'identité culturelle possible”时，他其实并不是在说对于很多非西方文化来说是非常迫切的文化“认—同”问题。因此，如果让朱利安自己来写这一汉语文本的话，我觉得他也许会谨慎地考虑用另一个词来翻译“l'identité”这个我们在汉语中其实迄今仍无理想翻译——如果理想翻译是可能的话——的概念。如果不假思索地以“认同”来翻译“identité/identity”，我们就会在朱利安文章的汉语译文中读到这样的令人费解的话：

因为差异首先就以一种更普遍的认同（une identité plus générale）为前提——就让我们这么说吧：〔差异以〕一种共同类型（un genre commun）〔为前提〕——在此共同类型的内部，差异标志着特定之物。但这个更普遍的认同又会是什么呢？这个从一开始就被给出的，我们一下子就会认出来（connaîtrions）的认同（identité），就像那个我们能够置立在文化多元性的开端的，特别是那些这么长久以来在语言上和历史上互不相干而彼此漠然的文化，譬如在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这个更普遍的认同，又会是什么呢？

这里，如果根据汉语译文，我们可能就会问，差异为何要以这个被译为“认同”的identité为前提（supposer）呢？难道中国与欧洲之间，在朱利安所说的二者彼此相异并且互不相干的状态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原始的基本“认—同”了吗？难道二者目前之某种“互不认同”已经是某种原始“认同”之分裂的结果了吗？“认—同”这一作为已经被很多人接受的汉语翻译而存在的西方概念，如果我这里——亦即，在汉语中——“咬文嚼字”的话（但这其实却远非咬文嚼字，或是完全必要的“咬文嚼字”，因为这一理论问题其实至关重要，关乎我们能否在一种特定语言中说清一个重要问题），强调的乃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认”，亦即，是某一单个的或集合的主体——一个能“认……同……”的主体——积极主动地去“认”某事某物为“同”于某事某物。而具体到所谓“文化认同”，这个“认同”就是一个文化积极主动自觉地去“认”自己为“同”于自己者。这也就是说，给自己（同时也给他者）一个可以被“认”出来的“同”，亦即，某种自我同一性。但朱利安以上所说的“une identité plus générale”，根据他自己的解释，却是某种“共同类型”，是从一开始就被给出的东西，而如此被给出的东西是尚不需要任何的“认”就已经是“同”了。因此，朱利安之所以宣称他要在自己的思想研究工作中弃“差异”（différence）概念而取“间距”（écart）概念——这是我以上所引朱利安之文的基本语境——就正是因为，差异总是已经预设了更普遍的同一。如果用我自己在别处提出的一个说法来说，那就是，异必为同（者）之异，而同必为异（者）之同。因此，朱利安要说的其实是那个被我们相信的或假定的存在于不同文化的源头之间的某种比较原初的“同”或“同一”或“同一性”（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各个文化起初都是差不多的，或者，所有文化都享有某种基本的共同性），而还不是任何一个文化主体自身的积极主动的自我认同。

在涉及中国思想的时候，朱利安下述这个包含了“l'identité”的说法可能也会让我的有些汉语学术同道皱起眉头：“当我说‘中国思想’的时候，我并没有假设它有任何认同（aucune identité），也没有假设它原则上有任何本质（nul essentialisme de principe）。”当然，跟我以上所说的一样，我猜想朱利安在这里要说的其实也还只是一个“同”，而此“同”还没有或至少还没有很多“认”——一种主动的意识行为或意识活动——的成分。因此，关于中国思想，他这里要说的其实也许是，他并不假设这一思想——就像任何被冠以国别或民族名称的思想一样——是完全同质的，是铁板一块的统一体或同一体。我想他所说的从来都没有的或不可能有的任何文化“l'identité”，或任何文化都不可能有的“l'identité”的意思也是这样的。而这一看法我当然是很可以“认同”的。但我可以“认同”朱利安的只是中国思想——就像任何其他思想一样——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简单纯粹的同一性，而不是中国思想没有任何认同，因为一旦说“中国思想”，某种由认识主体——所有思想着“中国思想”者——所进行的或所操作的“认同活动”（identifier avec..．或se identifier avec...）就已经在“中国”这一专有名称之下开始了，因为说“中国—思想”就是要将之区别于其他思想，例如欧洲思想或法国思想，并从而赋予此思想以某种能在差异中被辨认出来的同一性。因此，我这里不是要对这一特定的汉语翻译本身吹毛求疵，而只是想通过这些本身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的汉语翻译的西方概念（但又有什么翻译是真能令人完全满意的呢？）来说明穿越语言边界的思想对话的困难。如果我此处可以冒不提供充分论证之险的话，那么我就会说，这一困难是根本性的，是必然的，而不只是通过“更好”的翻译就可以被简单地克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