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汉学·第14卷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朝贡、不对称与帝国的形成:重新思考东亚力量关系

何伟亚

何伟亚(James L.Hevia)/美国芝加哥大学

2008年2月,南加州大学召开了一次主题为“美国学术的历史与争论”(History and Contradictions of American Scholarship)的会议,本文即是其中一篇会议论文。这次会议由卫思韩(John E. Wills, Jr.)组织,汇聚了许多历史学学者、政治学学者、政策顾问以及决策人。在会议上提交的论文随后发表于两个刊物。一是《美国—东亚关系期刊》(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v.16,no.1-2,2009);一是由卫思韩主编的《中国外交政策的过去与现状:从“朝贡体系”到“和平崛起”》(Past and Present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From “Tribute System” to “Peaceful Rise”, Portland, Maine: Merwin Asia, 2011);其他供稿者有何汉理(Harry Harding),濮德培(Peter Purdue)和沃马克。卫思韩在组织会议时对与会者提出了两个艰巨的任务。一是思考学术团体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的地位,以及探讨当代学者是否比费正清(John Fairbank)时代的学者更具有影响力。第二个任务则是思考用以描述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模型或理论建构。尽管区域研究与国家的关系也很值得探讨费正清曾努力以大量出版非学术性著作来改变大众对中国的看法,除此之外,他还在自传里回忆了他与亨利·基辛格(时任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的一次偶然会面,而这次会面可能影响了美国对中国的开放政策。费正清提及“朝贡体系”,并曾告诉基辛格,情况的任何变化都可能要求美国人前往北京。参见John Fairbank,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New York, 1982, p. 408。这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显示了费正清直接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的例子,当然,有待解密的公开记录也许会提供更多的例子。即使类似的影响难从记录中找到,学者仍可以探索二战之后高校地区研究项目、私人研究机构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此类研究的例子,参见Robert Marks, “The State of the China Field, or the China Field and the State, ”Modern China, vol. 11 (1985); Bruce Cumings,Patallax Vision: Making Sense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Durham,N.C.,2002;以及Masao Miyoshi and Harry Hartoonianed, Learning Places:The Afterlives of Area Studies,Durham,N.C.,2002。,我的关注点却主要集中在后一个话题,即对外关系的模型与理论。

在为我们提出任务时,卫思韩声称“朝贡体系”就像一艘遇难的船,不知道是否有什么方法可以抢救它,并且希望与会者能够就布兰德利·沃马克(Brantly Womark)提出的“不对称体系”研究方法进行讨论。在卫思韩看来,这是一个对于研究中国对外关系更加有效的方法。沃马克在其新书《中国与越南:不对称的政治》(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 of Asymmetry)中提出了一个理解不对称力量关系的框架。Brantly Womack,China and Vietnam: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为了评估沃马克理论的贡献并查明是否存在拯救朝贡体系的方法,我认为我们需要谨记朝贡体系的内涵,而且,我在开篇就要指出,我不认为朝贡体系已如卫思韩所说的那般遭到了严重破坏。在历史教科书中,朝贡体系仍然是呈现前现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形式,而且沃马克教授的著作也未能将之完全摒弃。 Ibid., pp. 135, 139-141.事实上,尽管我没有机会广泛地阅读新近的文献,我还是怀疑从事中国学研究的政治学学者是否已经完全放弃了朝贡体系而转向其他。然而,在历史学界,状况则大不相同。下面我将简单地回顾一些学科差异,而首先要回溯的则是“朝贡体系”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