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_世界汉学·第14卷-QQ阅读男生玄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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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17至19世纪时造访北京（朝鲜称之为“燕京”）的李氏朝鲜（1392—1910）译员与使节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日记与游记，我们阅读这些材料通常只是为了了解他们所见到的清代中国（1644—1911），特别是从北京、热河、避暑山庄一直延伸到鸭绿江边境的京畿地区。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100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中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大东文化研究院合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30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与之不同，夫马进（Fuma Susumu）等学者近年来则使用李氏朝鲜时期的资料重新审视造访日本的朝鲜使节的记述。这使我们了解了日本在德川时代与朝鲜的接触，当时江户幕府与清政府还没有直接的联系。 Woobing Ha, “Sirhak in Late Chosǒn Korea and Ancient Learning in Early Modern Jap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Interaction, ”Korean Studies, 30 (2006), pp. 91-109；夫马进：《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7。亦参见夫马进：《朝鲜燕行使和朝鲜通信使：使节视野中的中国·日本》，伍跃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在近代早期，朝鲜语译员与海外闽南语、粤语、越南语、暹罗语译员一样，能够利用既有的朝贡关系网来发展地区性知识、技术与联络网。中国、日本、东南亚之间被建构的疆界正借由这些网络而得到界定、形塑和维持，而这些译员也因而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者”角色。在现代西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全球化时代到来之前，由这些中介者而得以联接的文化、帝国、地理与学科疆界塑造了早期现代的东亚世界。

另外，我们也往往错误地认为李氏朝鲜的儒士皆是宋代（960—1280）程朱理学的热切宗奉者。直至20世纪，这一由程颐（1033—1107）、程颢（1032—1085）和朱熹（1130—1200）所代表的思想传统在教育和文化上仍被视作正统。在我看来，之所以出现这种误解，大概是因为当下许多学者看到了李氏朝鲜时期“道学”的兴盛、哲学与道德思想的发达，便不加批判地看待其程朱之学。夫马进已经论证，李氏朝鲜于1748、1764和1811年造访日本的使节已经注意到“古学”在当时的兴起。同时，一些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节也看到，清代士林中兴起了“汉学”，学者们以新兴的“小学”方法去对待儒学经典。夫马进：《一七六四年朝鮮通信使と日本の徂徠學》，载《史林》,459号，2006,1~33页；艾尔曼：《〈论语义疏〉与皇侃“叙”在德川时代日本的复活及其在浙东的刊印》，见《全祖望与浙东学术文化》，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65~109页。

朝鲜朝臣金正喜（1786—1856）（见图1）出身两班贵族，科考及第跻身传统的统治精英阶层。对于将“宋学”视为正统的通常观点，他可谓一个饶有兴味的反面例证。1811年，朝鲜使节从日本返回汉城，金正喜从他们口中得闻德川学界的新潮流并为之赞叹，而且当时正值金正喜自北京之行（1809—1810）返回不久。藤塚鄰：《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75,140页。参见Kim Sung Woo, “A New Challenge to the Study of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Chosǒ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History,8(2005),pp.243-269。

图1 金正喜（1786—1856）

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与朝鲜的政治形势皆纷纭复杂。各种非法朋党遍布朝廷与地方政府，朝鲜两班与清朝的文士不得不在重重政治险境中实践他们的理想。理想地说，朝鲜的两班家族与清朝的文士家族能够代表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平等主义理想，而另一方面，两班与文士群体不凭靠亲族关系在社会上形成的各种政治组织却皆被目为非法。

朝鲜与清朝重视亲族群体，其原因不难理解。儒家信仰可谓一种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日常实践形式，这种信念将亲族关系作为公共道德（即所谓“公”）的基础并以之促进国家的繁荣。这种理念在程朱理学中得到了最明显的强调。西方社会学所谓国家力量与家族势力此消彼长之说，在此并不适用。1990年之前，朝鲜与中国家族中都没有出现标举个人或自我（即所谓“私”）来对抗国家的情况，其社会演进皆源于政府及其精英群体之间的“公共性”互动。不过，清朝与朝鲜的公共理想也曾被小集团的“自私”所冲淡。

金正喜在19世纪朝鲜两班学者中影响甚巨，以拥有弟子三千（与孔子一样）而闻名于世。改革派的“北学”在世纪之末成了一个力主“西化”的团体，金正喜当时即是北学的领袖之一。然而，金正喜身上交叉并纠结着两种身份：他既与北学派有着政治关联，同时也身为两班家族的内部成员，是朝鲜皇室官员世系中的一分子。这种冲突的政治关系——也即家族世系（lineage）与政治派系（faction）的对立——在王室嬗递之际尤为常见，并非当时之特例。北学派的成员来自汉城一小部分有势力的两班宗族（“京华世族”），他们在18和19世纪主导了朝廷。朝鲜晚期的这种改革之学被称作“实学”。一个世纪以来，实学常被用以形容朝鲜的现代性“萌芽”，但如今的史学界往往认为如此描绘李氏朝鲜晚期的文化与思想史是有问题的。当时，众多的学派、潮流与派别（有些甚至有很强的“道学”倾向）都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对朝鲜社会进行改革。

就澄清对李氏朝鲜之儒士的误解而言，金正喜与清朝古典学者的交流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例如，他在24岁时随团出使燕京，见到了翁方纲（1733—1818）和阮元（1764—1849）。众所周知，18世纪晚期，得益于乾隆（1736—1795）时《四库全书》的编纂，许多古代数学佚书重见天日。这些书籍的发现并不局限于清朝内部，但朝鲜和日本在保存中国佚书中所发挥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金正喜：《阮堂全集》，见《韩国文集丛刊》，第301册，8.5a-5b/147页，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3。此版底本为1867年首版，我还参考了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的奎章阁图书馆所藏《阮堂集》手稿本。亦参Benjamin Elman, “One Classic and Two Classical Traditions: The Recovery and Transmission of a Lost Edition of the Analects, ”Monumenta Nipponica,64,1(2009),pp.53-82。

阮元重新刊刻了朱世杰（1270—1330）的佚书《算学启蒙》，其所据版本为金正喜回国后在朝鲜找到的1660年本。该本以明代早期某本为底本，于1433年作为教科书进行翻印。《算学启蒙》及其一元未知数算法“天元术”还曾传至日本，在17世纪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学者表明，19世纪晚期李善兰（1810—1882）的有限离散级数求和法“垛积术”受到了日本关孝和（1642—1708）《括要算法》（1712）的启发。《算学启蒙》在中国重刊之后，通过宁波与长崎之间的贸易路线传到了日本，而关孝和的发现即以此书为基础。后来，李善兰又参与将罗密士（Elias Loomis）的《代微积拾级》（Elements of Analytical Geometry and of the Differential and Integral Calculus）和棣么甘（Augustus De Morgan）的《代数学》（Elements of Algebra）译为文言文。

朱世杰此书最早于1299年刊于扬州，以算筹而非方程的方式描绘了基础的多项式代数（在19世纪前期，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准确地称之为“四元术”）。其第一部分介绍了关于加法乘法和转换、差分法、等价性和比例，以及面积和体积问题；第二部分介绍了面积和体积、微分比率和均分法；最后一部分提供了分数运算、盈余和不足（盈不足术）、正数和负数的制表、五阶以内数值方程求根的方法。参阮元《序》，见朱世杰：《算学启蒙》,1a-4a页，上海，江南制造局，1871年刻本。参较Layyong Lam, “Chu Shih-chieh's Suan-hsueh ch'i-meng (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Studies), ”Archive for History of Exact Sciences 21,1(1979),pp.1-31。

19世纪前期，几位朝鲜使节曾留驻北京。当时，阮元在国子监担任高官，力主汉学，而他自己也有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其关于古代科技的作品《考工记车制图解》曾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关注。金正喜于1801年与阮元会面，后来又将《算学启蒙》的朝鲜版寄给阮元，而阮元则将他自己的许多作品送给金正喜，其中包括卷帙浩繁的《皇清经解》。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阮元等人非常关注朱世杰在宋元时期“天元术”算法传统形成中所起的作用。1839年，阮元刊印了这部作品；1871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又进行重刊，因而我们可以看到，此书被认为是对于掌握现代代数学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参见藤塚鄰：《日鮮清の文化交流》,77页，东京，中文馆书店，1947; 《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 111~113、400页。另外，戴震（1724—1777）曾为四库全书的编纂而校勘了“算经十书”，于是，秦九韶（1202—1261）、朱世杰、李治（1192—1279）等人的著作昭于天下，而清朝武英殿则曾刊印“算经十书”中的七部。

清代中国、李氏朝鲜与江户日本在近代的文化关系仍有待发现，而在传统数学、天文学与医学等领域尤其如此。我们需要展现朝鲜长期以来在近代东亚文化互动中的中心地位，以及经学与数学如何通过朝鲜而流通于中国与日本之间。就此而言，我们刚刚踏上探索之路。对于追溯古代与中古时期佛教在中日韩之间的传播而言，此类地域分析也是必要的。以下我将评述金正喜作为一位博学之士的事业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