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环境与发展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如何合理利用自然、保护环境是人类发展永恒的主题。中国古代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古人也已经有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孟子说过：“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环境成为最大的公共物品也是最容易受到损害的物品。大规模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既是工业化的副产品，也是人类发展的瓶颈，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最大挑战。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国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与工业化过程，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最大的环境压力。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在急剧推进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业污染。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有机废水排放国，同时还是世界上每年自然损失最大的国家。土地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系统功能退化，中国目前有74种哺乳动物、85种鸟类动物、70种鱼类动物、446种珍稀植物处于濒临灭绝状态，形成了严峻的生态挑战。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成为中国长期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
环境与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及进程的核心问题之一。本章讨论：环境的经济学属性是什么？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什么？如何衡量经济增长的生态损失？中国生态环境发生了哪些历史演变？人口快速增长对环境造成哪些影响？快速的工业化如何扩大生态赤字？中国如何实现从生态赤字转向生态盈余？如何理解中国的环境发展道路？
4.1 环境与经济发展
生态环境是指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影响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各种自然（包括人工干预下形成的第二自然）力量（物质和能量）或作用的总和。它不仅包括自然资源要素的组合，还包括人类与自然要素间相互形成的各种生态关系的组合。构成生态环境的基本要素有：光、热、水、土、气、动植物，以及这些自然要素与人类长期共处所产生的各种依存关系。
生态环境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主要物质来源；另一方面，它承受着人类活动产生的废弃物和各种作用结果。构成生态环境的各种要素是人类生活与生产的物质基础。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发展最主要的前提，同时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社会得以安定的基本条件。
生态环境不仅是一个自然科学概念，而且还是一个经济学概念。生态环境是一种为人类提供各种服务的“资产”（asset）。这是一种特殊的资产，因为它所提供的生命支持系统（life support system）维持了人类生存与发展。![参见 [美]泰坦伯格：《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74C374/156532272049428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4451545-zn6aTnKOPKfzCN5dNbnEZlFOanxwiaex-0-706d36ddfb59a72d6ef94b292a2557b5)
如果人类盲目破坏生态环境，例如砍伐森林，水土流失，草原退化，环境污染，这等于自然资产流失；相反，人类自觉保持生态平衡，保护环境，例如整治国土，种植树木，建设草场，治理污染，这等于自然资产增值。自然系统是经济系统的物质基础，为经济系统的厂商提供初级生产投入品（例如能源、矿产资源、原材料等），为消费者提供生活消费品（例如水、粮食、畜产品、水产品等）。经济系统则向自然系统排放各种污染，产生的过度外部性超过了自然系统自身的自然消解能力，自然系统就会不断退化。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如图4—1所示。
图4—1 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
在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这对矛盾中，矛盾主要的方面在经济系统。一般情况下，都是先盲目、后自觉，先破坏、后保护，先污染、后治理，先退化、后恢复，先索取、后投入，先赤字、后盈余，先对立、后和谐。
4.1.1 环境的经济学特性
环境能够直接为消费者服务，是一种“公共物品”（public goods）。这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为它能够为每个人所消费，并极易接近和获得。例如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源，每个人都能轻易获得和享用。同时也会产生“免费搭车者”（free rider），谁都不想治理环境，都想享用已提供的环境资源，从而产生社会悖论（social dilemma）。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那些最多数人所有的公共事物常常最缺乏人的照顾，人们关心着自己所有的东西，对公共的事物抱以漠然的态度。”
牧场悖论是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产生的社会悖论，或者称为“公地悲剧”。1968年英国哈丁（Garrett Hardin）教授在《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一文中首先提出“公地悲剧”理论模型。一个公共牧场，资源承载力（指草场）是一定的，有若干牧民在放牧。每个牧民都有两种选择：第一，与大家合作，有意识地控制各自的牲畜头数，使之与牧场的承载力相适应；第二，个人利益最大化，尽可能多地增加自己拥有牧畜的头数。显然，当每个牧民采取第二种策略时，若整个牧场上的牧畜没有超过一定头数时，自己每增加一头牧畜，将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收益。然而，若大家都这样做的话，整个牧场就会出现——过载、退化、疾病、瘟病——整体灾难将会降临到每个牧民的头上。类似的现象经常发生在我们周围：集体林场中的乱砍滥伐，对湖泊、海洋中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的滥捕滥杀，向河流排放污水，对大气排放废气等。
作为群体的理智选择，是维持资源的再生，实现合理的永续利用；作为个体的理智选择，却是尽量多占用公共资源。每个人都会想，即使自己不多占，那么别人也可能多占；即使自己多占一点，也不会对整个牧场资源产生根本的影响。当群体的理智和个体的理智相互矛盾，就出现了社会悖论。社会悖论的结果是，当每个人都采取有利于自身的占优策略（dominating strategy）时，将会导致灾难性的社会后果，即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这就需要了解环境的经济学特性（见专栏4—1）。
专栏4—1 环境的经济学特性
1．外部性
外部性是指生产者个人没有承担却由大众承担的成本，或者由生产者贡献于社会但不能获得回报的收益。由于自然资源以及环境消耗和退化引起的外部性比比皆是，比如说一个工厂的污染，几乎让这个企业周围所有的公众来承担，或者是社会来承担。
2．开放性
很多资源诸如黄河、长江、草原，它们都是我们所说的开放的资源（open resources），很难界定产权或产权缺失，产权交易也难以进行，会导致掠夺性的开发和利用。
3．公共性
公共性的性质决定了自然环境的供给是严重不足的，这也就解释了人类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原因。人类不断透支生态资本，生态赤字不断扩大，例如中国森林的面积在远古时代高达60%～64%，遭遇不断的砍伐之后，由一个森林大国变成一个森林小国。这个特征表现为“牧场悖论”，即在一个有限的牧场，所有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会导致草场（公共产品）的退化；牧场本身就是公共物品，当资源的消耗速度快于人造资本能够补充或替代的程度，这样的发展就不可持续了。
生态环境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因为它不仅仅有自然属性、科学属性、技术属性，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我们所说的经济学属性。其经济学属性会引起两个“失效”，一个是“市场失灵”，另一个是“政府失灵或者是政策失效”。市场失效或者失灵，是指当市场价格偏离了稀缺性物资的价值时，私人机构会依此做出决策，使它们的利润最大化，从而给他人和整个社会造成无法得到赔偿的损失；污染是最典型的例子，或者是过度的放牧，或者是过度的索取也是如此。如果把环境算作一种公共资源的话，造成的许多外部成本和市场实行的私人活动就显得普遍了。负外部性的解决方案，第一是需要界定产权，将环境容量（即环境介质容纳污染物的能力）作为一种资源，将产权授予个人或企业，只要所有者是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者，并且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里出售产品，就可以获得社会最优产出，而无须政府的进一步干预；比如排污权交易，通过为环境容量建立市场，通过市场机制来反映它的价值，从而实现外部性内部化。第二是政府干预作为确定私有权的一种替代方法，政府自己可以作为公共资源的所有者，直接管理资源的使用；政府也可以用征税来抑制生产者使用公共财产或制造污染性产品的积极性，以获得最优的资源使用率，比如征收污染税等。2007年中国的水泥生产量达到了13.6亿吨，每1吨的全部生产过程中排放二氧化碳0.5吨，如果按照1995年的价格，排放1吨碳相当于经济损失20美元，13.6亿吨水泥生产量实际上相当于经济损失136亿美元！现在生产水泥的厂商并没有支付负外部性的成本。另外一个方法是可交易的许可证：在不存在产权的地方发放可交易的许可证，借以创造一种产权，赋予许可证持有者利用一定限额的某种公共资源的权利，或者给予生产者可以污染环境到一定程度的许可。比如排污权交易，到市场上购买所需要的交易额。
政府不是万能的，也一样会犯错误，称之为“政府失灵”或“政策失效”。一些政府干预措施对于纠正市场在自然资源方面的失灵是必需的，但是在世界范围内也存在一个事实，即政府的政策经常导致对资源的浪费性使用和自然环境的退化。政策不当干预还会带来市场机制扭曲，对资源过度消费与环境污染排放起反向激励作用。信息不对称不仅可能造成市场失灵，也可能造成政策失灵。
显然，环境质量是一个典型的公共产品，是政府必须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诚如李克强所言：“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载体是环境，环境状况与人的健康状况息息相关，优良的环境越来越成为城乡居民的普遍追求。……不损害群众健康的环境质量是一种公共产品，是一条底线，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因此环境质量好坏就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治理或地区治理的好坏的重要标准。
4.1.2 增长与环境
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本质上就是人与自然的矛盾，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的，它们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一方面，环境对于经济发展具有推动和约束作用，它为经济发展提供资源和废弃物承受与消化的场所，而环境对经济也有制约作用。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既可破坏环境又能保护和改造环境，这就要求经济发展顺应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减少破坏程度，创造良性循环的人工环境；同时通过发展经济为治理环境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条件。
经济增长是否必然导致环境质量下降？许多经验研究表明，污染排放与人均收入呈现出一个倒U字形曲线（库兹涅茨曲线），即污染排放量随着人均收入增加而提高，并达到顶峰，随后开始下降。虽然许多国家走了这么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路径，但是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形成了认识误区，以为可以在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后再进行环境治理，但是生态环境破坏往往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是不可逆转、无法恢复的，即使可以治理也要付出大大超出经济收益的成本。
实际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联系路径，并不是只存在唯一的路径，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发展路径，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发展路径。世界银行将不同国家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为高增长、高污染，第二种类型为中等增长、高污染，第三种类型是低增长、高污染，第四种类型是在环境保护中增长（见表4—1）。
表4—1 增长—环境联系的四种类型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增长的质量》，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一个国家不同的发展路径，一方面是由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也是不同发展战略的结果，世界银行的有关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够实行环境友好型政策，就可能在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扭转环境污染恶化的趋势”。我们把高增长、高污染定义为传统的黑色模式（A模式），即经济增长处于生态赤字期；把高增长、低污染定义为中间模式（B模式），即经济增长处于生态平衡期；把高增长、高环境质量定义为绿色模式（C模式），即经济增长处于生态盈余期。
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会造成环境负荷，当这一负荷大于生态环境的自我更新能力的时候，就处于生态赤字期；当环境负荷小于环境的自净能力，并通过生态保护与生态修改，产生正的生态效益，我们称之为生态盈余期。何时进入生态盈余期，多大程度上实现绿色发展，最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干预，取决于对环境容量的产权界定和交易机制的建立，取决于污染成本内部化程度，以及环境监管的有效性。一种可能是在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之后，才进入生态盈余期。另一种可能是在新兴工业化时期，生态环境质量还总体较好的情况下，通过绿色发展，提前进入生态盈余期。
我们可以将环境总负荷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过度垦殖，因人口众多或因贫困导致大规模耕地开垦、森林砍伐所引起的超载开发的问题，在前工业化时期和工业化的初期是主要的环境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水平提高，这类问题的影响持续下降，并最终通过生态修复、生态建设实现正的生态效益。第二部分是工业污染问题，经济的工业化发展所引起的硫化物、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浓度上升。在工业化时期，这是主要的环境问题，工业污染问题会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均经济收入的迅速提高而逐渐恶化，但在人均经济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后逐渐缓解，整体变化趋势呈现出“倒U字形”特征，即所谓的“库兹涅茨环境曲线”，国际经验表明该拐点将在人均年收入为3000～8000美元时发生。第三部分是过度消费问题，随着生产消费时代的到来，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增排、生活垃圾等问题而定义。这三类问题，中国是同时出现，相互叠加。由此，生态环境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生存性环境问题主导的生态赤字缓慢扩大期，这一时期涵盖了中国的五千多年的农业垦殖历史，并一直延伸到近代和建国初期；第二个时期是工业型污染主导的生态赤字迅速扩大期，这一时期大体是从70年代开始到90年代中期；第三个时期是由于控制污染排放，并加强生态建设，使得生态赤字开始持续缩小，中国于90年代中期进入这一过程；第四个时期是生态盈余期，环境污染水平进一步下降，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通过适度消费，避免消费型环境问题快速上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于新世纪前十年开始初步转入生态盈余期，到2020年左右将全面进入生态盈余期（见图4—2）。
图4—2 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4.1.3 名义储蓄率、真实储蓄率和绿色储蓄率
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财富呢？以往是采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计算国内储蓄率来代表。这是名义储蓄率，而不是真实储蓄率。
世界银行认为，财富应当包括生产性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三类资本对经济增长和人类福利非常重要。自然资本对人类发展和福利增进有着巨大的贡献。三类资本不能完全相互替代，这些资本不能是扭曲的，而是以相当平衡的速度增长，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其中自然资本包括空气和水等提供的生态功能，以及森林、鱼和矿产等提供的工农业产品的原料等。高质量的自然资本直接和间接地增进人类福利，是商品和服务可持续供给的基础。
1997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了“真实储蓄率”的概念，它是指在扣除了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以及环境污染损失之后的一个国家真实的储蓄率。他们还提出与自然资本相对照的自然资产损失的概念（见专栏4—2）。这为获得自然资本的退化情况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概念。真实储蓄率等于国内总储蓄减去物质资本折旧，减去矿石和能源消耗，减去森林净消耗，减去污染损失，加上人力资本投资。真实储蓄率的测算见以下公式：
真实储蓄率= 名义储蓄率-物质资本折旧-自然资产损失+人力资本（教育投资）
专栏4—2 真实国内储蓄与自然资产损失
世界银行1997年首次提出了真实国内储蓄（genuine domestic savings）的概念与计算方法，它是指在扣除了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以及环境污染损失之后的一个国家真实的储蓄率。计算真实国民储蓄率的公式为（Hamilton, Dixon&Clemens,1998）：
G= GNP-C-δK-n（R-g）-σ（e-d）+m
式中，G为真实国民储蓄率；GNP-C为传统的国民储蓄率，它包括外国储蓄率；GNP-C-δK为传统净国民储蓄率，δ为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n（R-g）为自然资源枯竭损失，n为净边际资产租金率，R为可利用资源，g为开采量，-（R-g）相当于资源存量变化率；σ为污染的边际社会成本，当R＜g则出现资源尽耗竭；σ（e-d）为污染排放累积量变化率，e为污染排放量，d指污染排放累积量的自然净化量；m为人力资本投资，由于人力资本不具有折旧，同时也被视为知识的资本，例如教育支出占GDP比重。
所谓自然资源耗竭（depletion）包括：能源耗竭（energy depletion），所占自然资产损失最大，是指能源储备价值与剩余使用年限（上限为25年）的比率，包括煤炭、原油和天然气；矿产资源耗竭（mineral depletion）在自然资产损失中居第三位，是指矿产储备价值与剩余使用年限（上限为25年）的比例，包括锡、金、铅、锌、铁、铜、镍、银、铝土矿和磷酸盐；净森林耗竭，等于单位资源租金和超过自然生长量的原木采集量的乘积；二氧化碳排放损害，估计为按照每吨碳20美元（以1995年美元计的单位损害值）乘以碳排放量的吨数；颗粒物排放损害，作为免于因颗粒物排放而导致疾病和死亡的支付意愿。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计算尚未包括水污染的损失、二氧化硫的污染排放和其他有害、有毒物质的损失，如果加上这些污染损失的话，总的污染损失更大。
自然资源耗竭是按开采和获得自然资源的租金来度量的，该租金是以世界价格计算的生产价格同总生产成本之间的差值，该成本包括固定资产的折旧和资本的回报（return）。需要指出的是，合理地开发资源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资源租金过低会导致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如果资源租金不能用于再投资（如人力资本投资），而是用于消费也被视为是“不合理的”。污染损失主要是针对二氧化碳，并按每排放1吨二氧化碳造成的全球边际损失计算，Fankhauser建议按20美元计算。这一计算并没有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其他方面污染的损失。不同国家自然资产损失对国民账户的影响不同，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那些资源依赖性大的国家自然资产损失大，真实国内储蓄水平相当低下或者为负值。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增长的质量》，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世界银行：《2009世界发展指标》，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从世界银行的定义看，真实储蓄率等于名义储蓄率减去物质资本折旧和自然资产损失，再加上一个人力资本投资即教育投资。一般来讲真实储蓄率低于名义储蓄率。
我们基于绿色发展理论，对世界银行定义的真实储蓄率做了重要补充，在充分考虑了自然灾害、人力资本、绿色投资以及在开放条件下净进口外部自然资本的情况下，提出绿色储蓄率概念和核算方法，以更全面地反映和衡量绿色国民财富，作为建立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的基础和参照。
绿色储蓄率是指在扣除自然灾害、自然资产损失，加入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绿色投资以及外部自然资本输入部分之后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储蓄率。这包括以下各项：第一项是自然资产损失。第二项是自然灾害损失，这对中国而言是极其重要的损失，也意味着“减灾就是增加绿色财富”。第三项是绿色投资。这是指增加自然资本的投入，它包括了三个指标：一是对生态建设的投资，如对林业、治理水土流失、水利建设等方面的投资，这意味着增加了生态资本；二是对环境保护的投入，这意味着减少了污染物排放；三是对节能减排的投入，这意味着提高了能源效率，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上述总物质资本投入，对自然资本具有替代性，因而就增加了全国自然资本流量和存量。第四项是外部自然资本输入。主要采用初级产品净进口额指标，意味着在对外开放条件下从外部获得的自然资本。第五项是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包括教育投资，也包括健康投资，构成了中国总人力资本投资。第六项是知识资本投资，主要是指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经费支出，通过技术创新、技术进步来增加绿色财富。
绿色储蓄率按以下公式计算：
绿色储蓄率= 名义储蓄率-自然资产损失-自然灾害损失+绿色投资+外部自然资本输入（净初级产品进口）+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支出+卫生支出）+知识资本（R&D支出）
从以上公式可知，绿色储蓄率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绿色财富（green wealth）或绿色国民财富（green national wealth）。
4.2 中国古代环境状况变迁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耕文明国家之一，同时也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从中国人口增长的历史特点看，曾经历了人口倍增台阶。由于农业耕种单产的限制，在唐代到清代的1000年间，粮食单产才提高了10%，而人口则增加了5～7倍，人口的增加往往伴随着土地的进一步开垦，这对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从森林覆盖率来看，它基本与人口数量呈负相关关系，可见在农业社会人口增加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
远古时代（约180万年前至公元前2070年）的中华大地处于未开发状态，人烟稀少，不足140万人，林木丰茂，生态环境优美，当时我国森林覆盖率曾高达60%～64%。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地，气候温和，植被丰富，森林茂盛，土质疏松、肥沃，宜于耕种，是当时中国农业最发展的地区。
上古时期，在漫长的2000年间，随着黄河流域文明发育与成长，我国的人口开始缓慢增长，到公元前221年达到了2000万人，森林覆盖率下降到46%，黄河下游地势平坦，间有丘陵，湖泊较多，气候湿润，植被良好，整个黄河决堤甚少。现在的科尔沁沙地，当时或是草原，或是许多水草丰美的绿洲，或有众多的湖泊水源，沙漠面积远没有今日这么大，而其他地区的森林也很少遭破坏。
随后出现了第一次生态环境恶化时期，秦汉时期，关中地区森林已不多见，水土流失严重，河水易于泛滥。这时中国出现了第一次人口倍增台阶，由先秦时期（包括春秋战国时代）的1000万～2000万人陡升到封建社会前期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6000万人。统治者一般都实行“奖励耕战”和“移民戍边”的政策，开始大规模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农耕区向西北方面有了新的延伸，使内地广大农耕区与游牧区之间的过渡地带不断缩小。对黄河中游的大规模开垦，破坏了森林草原等自然植被，关中地区森林大量减少，水土流失趋于严重，黄河支流变浊，干流由浑变黄，下游河床淤积抬高，成为高出地面的悬河，河水频繁泛滥。这一时期，大量的开垦与砍伐使我国的森林覆盖率下降到41%。
东汉至隋，三百多年间，人口大为减少，生态环境相对恢复，许多耕地荒芜，黄河中游农耕区缩小，草原相应扩大，森林虽有破坏，但并不严重，水土流失不甚显著，黄河下游处于较长时间的相对安流状态。
隋唐统一时期中国人口仍在6000万左右，但农耕区继续扩展，农业中心区已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农耕区的扩展已经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唐至元的700多年中，总人口从未低于3000万，水土流失加重，沙漠化速度加快，湖泊缩小，黄河泛滥频繁。这是中国生态环境第二次恶化时期，到唐朝末年，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已经只有33%，不及远古时期的一半。
明代以后，中国生态环境进入急剧恶化期。黄河中游森林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其含沙量达到60%～70%。公元1849年后，人口达到41299万，一场大规模的开垦开始进行。这一时期中国人口出现了第二次大的倍增台阶，由明末清初不足1亿，经“康乾”时期，骤增到3亿，1840年突破4亿。由于人口增长，垦殖规模不断扩大，种植业的发展大大推向边疆地区。首先是向东北地区转移，其次是青藏高原的半农半牧区，再次是又农又牧的西北天山南北，并和内地农区连成一体。森林大面积破坏，黄土高原大多数山岭成了濯濯童山，水土流失日益加剧。黄河泥沙含量由明代的60%，增至清代的70%，黄河决溢频度也超过了历史上各个时期，旱涝灾害频频出现，自然生态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大生态代价：从“多林大国”成为“少林之国”。从历史上看，我国是世界上的森林资源大国，现在成为世界上的少林国家。根据“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项目提供的研究资料，经过四五千年来人类的不断砍伐和大规模破坏，到建国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少林国家，民国时期（1912—1949年）降至中国历史上的最低点，仅为12.5%～15%（见表4—2）。
表4—2 中国历代的森林资源与人口情况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覆盖率数据为历次林业普查数据，其他来源于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项目组编：《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总论》，36～37页，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
从全国各地区来看，森林覆盖率也是不同程度的大幅度下降，史前我国华北地区森林覆盖率为60%～70%，到建国前下降为5%；东北地区由史前的90%下降为建国前的45%；华东地区由史前的30%～80%下降为建国前的26%～55%；中南地区由史前的63%～90%下降为建国前的17%；西南地区由史前的50%～80%下降为建国前的12%～25%；西北地区由史前的20%下降为建国前的1.7%～1.79%（包括宁夏和新疆）。
从中国的历代统治者所推行的政策看，都是重农政策和鼓励开荒政策，面对人口多、耕地少的国情，在解决这一矛盾时大多采取鼓励毁林开荒、毁草开荒、围湖造田等破坏生态的办法，来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产量。这是中国演变为少林国家的根本原因，也是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
4.3 生存型环境压力
1949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已经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如森林覆盖率由清初的21%下降到8.6%，东北嫩江平原在不到100年的近代开垦中，已有1/2的地区发生了水土流失，原有70%～80%黑土层被蚀去了一半以上。洞庭湖在19世纪的70多年中萎缩了600多平方公里，20世纪上半叶萎缩了1000多平方里。生态环境脆弱，沙漠化敏感地区、石漠化敏感地区、水土流失区分布广泛。
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森林问题极为重视。1950年，周恩来就认识到“中国森林的面积，远不够一个森林国家的标准”。他特别指出“不科学的采伐，没有护林和育林，森林地带也会变成象西北那样的荒山秃岭”。1955年，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化”的号召。这一时期，中国政府确定了“普遍护林、重点造林”的方针，有力地推动了森林资源发展。
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造林活动。1950—1957年间共造林23596.4万亩；1950—1952年间完成封山育林6210万亩；1956年一年封山育林即达5835多万亩。这对保护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发挥了重要作用。1958年以后，中国进入“大跃进”时期，乱砍滥伐现象严重，森林资源遭到破坏，群众植树造林、护林积极性严重受挫。1963年国家经济建设开始进入了“三年调整时期”，为了恢复林业生产，使森林资源能够永续利用，1964年中央提出了“以营林为基础，采育结合、造管并举、综合利用、多种经营”的林业建设方针，通过贯彻中央方针政策，林业经营上采育失调的情况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此后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使林业经营受到巨大冲击，林地大面积减少。
1966年周恩来曾反思道：“工业犯了错误，一二年就可能转过来，林业和水利上犯了错误，多少年也翻不过身来。我最担心的，一个是治水治错了，一个是林子砍多了。治水治错了，树砍多了，下一代人也要说你。”“用剃光头的办法采伐森林，采光了就走，修一条林区铁路废一条，这怎么得了！……我们不能吃光了就算，当败家子。”他提出，“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总得坚持到二十一世纪”。
建国以来，我们在农田基建、兴修水利、改土治水、植树造林、建设草原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经过建国以来多年的绿化，与建国之初相比，我国的森林面积有所扩大，1973—1976年的第一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表明，森林面积由0.83亿公顷，上升到1.22亿公顷，森林覆盖率由8.6%，提高到12.7%。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新的人口倍增台阶，总人口数由1949年的5.4亿增长到1980年的10.1.，形成了对生态环境的巨大冲击与破坏，在进行人工林绿化的同时，也大量地砍伐森林，对森林资源的破坏速度，超过了历代的王朝，林木蓄积量从建国初的90.28亿立方米，下降到86.6亿立方米，是历史上生态资本、森林资本存量的最低点。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总体上走了一条遍地开花的工业化模式，全国上上下下大搞黑色工业，形成了“村村冒烟”，“镇镇点火”，县县“工业强县”，市市“工业强市”，省省“工业强省”。这既脱离中国国情，又违背世界发展潮流，人为地付出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
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第一次国际环保大会——人类环境会议。环境问题开始成为一项人类的公害，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环境问题也引起我国领导人的重视，1970年12月周恩来就说过，我们不要做超级大国，不能不顾一切，要为后代着想。对我们来说，工业公害是一个新的问题。工业化一搞起来，这个问题就大了。1973年8月中国召开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确立了环境保护方针“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这一次会议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建立环境保护机构，加强了对环境的管理。
4.4 工业化生态赤字迅速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工业化加速、城镇化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大建设、经济起飞阶段，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挑战，导致生态赤字迅速扩大。
中国的环境污染也经历了一个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见表4—3）。1985—2006年期间，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以每年1.39%的速度负增长，弹性系数为-0.1.；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增长率为2.52%，弹性系数为0.26，单位GDP有机污水排放量、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量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改革开放之初，高速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到“八五”期间达到了高峰。“九五”时期，加强污染治理、保护环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中国政府关注的焦点，“九五”时期，出现了高增长、低排放的绿色发展模式，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分别累计下降了8.3%、14.8%、35.5%。“十五”以来，受新一轮高投资、重化工业带动的高速经济增长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发生逆转，重新走向高增长、高污染的发展模式。“十一五”以来，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从2005年的55.8%提高到2010年的68.4%，主要污染物排放大幅度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累计下降12.5%，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累计下降14.3%，均超额完成规划目标。
表4—3 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增长率与弹性系数（1985—2012年）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摘要2013》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而得。
我国生态环境损失占总国民收入（GNI）的比重十分惊人，经历了一个先破坏、后保护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对不同时期经济、环保政策及效果做一客观评价。中国生态环境损失占GNI比重，1970年为1.37%，到1978年达到了2.86%，随后大体保持在接近3%的水平，但是1985年以后又快速上升，到1993年达到峰值为4.7%，改革初期的经济发展是以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透支”为代价的，随后持续下降，到2008年已经降低到2.1.。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计算尚未包括水污染的损失、二氧化硫的污染排放和其他有害、有毒物质的损失，如果加上这些污染损失的话，估计总的污染损失应在3.5%左右。计入能源耗竭、矿产耗竭的自然损失更是惊人，1973年占3%，1981年达到了20.5%，随后开始趋于下降，到2003年下降到4.8%，随后又再次上升，到2011年达到了8.4%（见图4—3）。
图4—3 中国自然损失与生态环境损失占GNI比重（1970—2011年）
注：自然损失包括二氧化碳排放损失、颗粒物损失、净森林减少、能源耗竭、矿产耗竭；生态环境损失包括二氧化碳排放损失、颗粒物损失、净森林减少。
资料来源：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3。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1970年自然损失为25.8亿美元，占世界的比重为6.06%，随后持续上升，到2000年占世界的比重为7.70%，2003年以后快速上升，到2007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自然损失第一大国，2008年为4581亿美元，占世界的比重为14.92%，是中国的GNI占世界的比重的两倍（见表4—4）。2008年日本的GNI占世界的比重为8.3%，但自然损失却只占世界比重的0.79%；德国的GNI占世界的比重为6.1.，但是自然损失占世界的比重只有0.54%。当然，由于中国的高名义储蓄率，即便扣除高自然损失之后，还是世界上净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表4—4 七大国自然损失占世界比重（1970—2011年）（%）
注：自然损失包括二氧化碳排放损失、颗粒物损失、净森林减少、能源耗竭、矿产耗竭。
资料来源：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3。
1989年我们对我国的生态环境状况总评价是：先天不足，并非优越；人为破坏，后天失调；退化污染，兼而有之；局部有改善，整体在恶化；治理能力远远赶不上破坏速度，环境质量每况愈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后果最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2011年由中国工程院和国家环保部组织的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对当前中国环境的总的评价是：我国环境状况局部有所改善，但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扭转，形势依然严峻，压力继续加大。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推进现代化建设，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我国面临的环境压力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大。
4.5 生态赤字逐步缩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环境保护先走了一条不可持续发展的弯路，不断扩大生态赤字，而后转上了一条新路，即可持续发展之路，使生态赤字逐步缩小。
1989年我们认为，初期改革是成功的，又是便宜的。然而这种重视经济、忽视生态，重视改革、忽视治理，重视近利、忽视远谋，重视主观、忽视客观的小农式的经济政策却为中国生态环境带来长期性、积累性、严重性的恶果，它并不亚于五六十年代在人口政策上的重大失误，给整个民族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性后果。
直到90年代领导人才真正意识到生态环境破坏的严重后果。1996年江泽民对中国生态破坏进行反思，并痛切地指出：如果在发展中不注重环境保护，等到生态环境破坏了以后再来治理和恢复，那就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甚至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为此，江泽民提出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决不能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从1996年的“九五”计划开始正式施行可持续发展战略。
通过加强环境保护，实施退耕还林、退田还湖、退牧还草等生态保护政策，实施治理水土流失、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生态修复工程，逐步缩小生态赤字，这从林业的发展中明显得以体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林业发展并非是一条笔直大道，甚至是不自觉地走了一条令人痛心的弯路，大致经历了忽视森林资源价值、视森林为农业发展障碍的阶段，追求森林资源的木材生产经济效益最大化阶段，追求林业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综合发展阶段，即可持续发展林业阶段。
不同的林业发展战略导致我国最重要的生态资产——森林资源的起伏波动，整体而言，中国的森林资源呈U字形曲线变化，先下降后上升。进入80年代以后，森林赤字扩大的趋势有所遏制；从90年代之后，森林覆盖率、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三个指标才出现增长趋势，改变了长期以来森林赤字的局面，开始出现森林资产盈余的情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第7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数据显示，森林覆盖率达到20.36%，比第3次森林资源清查时提高了7.38个百分点，森林面积达到了1.95亿公顷，增加了7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达到137.21亿立方米，增加了45.8亿立方米（见表4—5）。
表4—5 我国森林资源及碳汇能力变化（1949—2008年）
注：第6次森林资源清查中森林面积含清查间隔期内新增的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森林累积吸收二氧化碳总量的计算方法为当年森林蓄积量乘以1.83吨/立方米（2000年IPCC特别报告：即树木每生长1立方米可以吸收1.83吨二氧化碳）。
资料来源：国家林业局发展计划与资金管理司、国家林业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编：《数字解读“十五”中国林业发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第7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数据。
从世界范围看，目前世界森林覆盖率约为31%，我国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0.66；世界森林面积为40亿公顷，相当于人均0.6公顷，我国森林面积约占世界的1/20，森林面积排名世界第5，人均森林面积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0.26。历年森林面积中国占世界比例总体呈U字形趋势，1990—2010年，世界森林面积的增长率为-3.24%，中国为31.84%，如果不包括中国，世界的森林增长率会下降得更多，为-4.61%，中国对世界森林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为1.36%；世界森林蓄积量为5270亿立方米，每公顷蓄积约为131立方米，我国森林蓄积约为世界的2.6%，每公顷蓄积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3%；就森林资源变化而言，1990—2010年世界年均森林面积减少675万公顷，年均增长率为-0.2%，而中国森林面积则持续增加，1990—2000年增长率为1.2%（同期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为-0.3%，高收入国家为0.1.），2000—2005年增长率为1.7%（同期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为-0.3%，高收入国家为0.1.）, 2005—2010年增长率为1.39%（世界同期为-0.1.%），世界主要9大国的森林面积、蓄积变化，中国在1990—2000年和2000—2010年两个时期都是稳居第一（见表4—6）。
表4—6 中国占世界森林资源面积变化（1949—2010年）
资料来源：根据2005年、2010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数据整理计算而得，中国1949年数据采用国内统计数据，1963年采用《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数据（国内统计数据为113350千公顷），1980年采用中国森林清查数据，1990、2000、2005、2010年均采用《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数据。
1978年中国只有自然保护区34个，保护区面积为12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0.1.；到1992年的时候，达到了708个，占国土面积比例提高到5.5%（见表4—7）。截至2012年，全国（不含港澳台地区）共建立自然保护区2669个，总面积为149.65万平方公里。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63个，面积为94.1.万平方公里。
表4—7 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情况（1978—2012年）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环境与发展回顾与展望高层课题组编著：《中国环境与发展回顾与展望》，39页，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
到2009年底，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数量达到2012处，面积为12288.2万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12.8%。已建成各类海洋保护区170多处，海洋特别保护区30多处。已建立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200多处，总面积达10万多平方公里，保护区保护的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数量占应保护物种的40%。已建设国家级农业野生植物资源原生境保护区118个，有效保护了濒危、珍稀农业生物物种资源，为推动农业生物技术发展提供战略储备。
我国初步形成了布局较为合理、类型较为齐全、功能比较健全的自然保护区网络，保护了90%的陆地自然生态系统类型、85%的野生动物种群、60%的高等植物群落和重要的自然历史遗迹。
“九五”时期，中国政府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开始强化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投资，这一时期总投资达到了2170亿元，占同期GDP比例为0.51%。“十五”时期，这一总投资规模达到了3800亿元，占同期GDP比例为0.53%（见表4—8）。
4.6 转向生态盈余
“十一五”时期，我国进入大规模生态环境投资建设阶段，也进入生态环境盈余期。这一时期，总投资达到了2.1.万亿元，占同期GDP比例为1.41%。“十二五”时期，生态环境建设总投资提高至3.4万亿元，占同期GDP比例为1.40%（见表4—8）。“十一五”时期的主要资源、环境指标开始好于“十五”时期，耕地减少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继续下降。
表4—8 全社会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投资（1996—2015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2011》，327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2011年12月）。
环境保护综合效益显现，大气环境质量和水环境质量初步改善（见表4—9）。七大水系国控断面好于Ⅲ类比例由2004年的1%提高到2010年的55%；空气质量标准达到二级以上城市比例由2005年的59.3%提高到2010年的72%。生态环境保护进展顺利，生态环境总体恶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森林覆盖率由2000年的18.21%提高到2010年的20.36%，自然生态保护区保护有效，自然湿地保护率由2005年的45%提高到2010年的49.6%，生态退化现象逐步得到治理和恢复，水土流失面积、草地“三化”（退化、沙化、盐渍化）面积扩大的趋势得到遏制，荒漠化土地面积开始减少。
表4—9 主要生态环境指标变化情况（2000—2015年）
*为2003年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2011年3月）；《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2011年12月）。
“绿色储蓄率”，即一个国家广义的储蓄率，当这一储蓄率为负值时，国家的财富一定是负增长。绿色储蓄率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持续增长和发展的潜力以及国民福利的整体改善状况。
根据我们对名义储蓄率、真实储蓄率和绿色储蓄率的初步计算（见图4—4），可以对1978—2010年期间做一简要结论：总体来说，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绿色储蓄率呈现早期下降，其后持续上升的总体趋势，反映了中国正在逐步走上由黑色发展向绿色发展转型的道路。
图4—4 中国绿色储蓄率与名义储蓄率之比
从各项具体指标看，第一，我国自然资产损失和因灾损失占GDP比重明显下降。我们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数据计算，自然资产损失高峰期是80年代，而后迅速下降，特别是1998年达到最低点，而后又有所上升，2006年之后重新下降。第二，我国对世界市场的自然资本从“净出口”变为“净进口”。90年代初期之前，中国基本属于初级产品净出口国家，即向世界净输出本国自然资本，90年代初期之后变成初级产品净进口国家，特别是过去几年这个比例占GDP的比例是迅速上升的，即从世界净输入自然资本。第三，我国绿色投资比重明显上升。90年代之前，受到片面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影响，绿色投资比重逐年下降，1998年洪灾之后，国家重新高度重视绿色投资，2010年绿色投资比重达到历史最高点。第四，我国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投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中期一度出现小幅下降，而后持续上升。1995年达到历史最低点，其后持续上升，呈现一条U字形路线。
近十年来，我国开展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绿色投资，从2001年的1859亿元（相当于GDP的1.7%）上升至2010年的15800亿元（相当于GDP的3.9%）。
4.7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1999年我就意识到：进入21世纪，我国在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仍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基数庞大的人口总量还将持续增长；资源消耗总量大，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不断下降，且达到历史最低点；生态基础薄弱，环境污染十分严重，自然灾害影响愈来愈大；全球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个“污染超级大国”，十几亿人民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同时也波及周边国家，危及世界环境。因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仍然是我国“十五”计划和2015年远景规划的重大战略之一，其宗旨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即明显改善人民生活质量，而改善环境质量是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变“高资本投入、高资源消耗、高污染”发展模式，利用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国民经济体系；同时也应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坚持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方向，在更大范围内实施这一战略。为此，我还提出我国可持续发展十大目标。
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其核心内涵是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认真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突出的环境问题，在全社会形成资源节约的增长方式和健康文明的消费模式。
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2020年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坚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将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代价降到最小程度，统筹安排生活、生态、生产，寻求最佳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融合的永续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标志着中国在全世界率先进入生态文明时代，“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造福人类，惠及全球”。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生态盈余进一步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目标：一是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到2015年，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减少8%，氨氮、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减少10%；二是进一步加强森林建设，到2015年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1.66%，森林蓄积量增加6亿立方米；三是加大生态修复与保护，进一步提高湿地保护率，提高自然保护区的质量，加大水土流失治理，实现水土流失面积下降，草地退化面积、土地退化面积进一步缩小。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措施：
一是继续将污染物减排作为环境保护的抓手。将主要污染物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层层分解，是“十一五”规划环境保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的重要经验，“十二五”期间将污染物减排作为环境保护的抓手，并将主要污染物由2项（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扩大为4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氮、化学需氧量）。水污染治理，要着重加强对面源污染的治理与控制，使水环境质量得到进一步改善。大气污染治理，要进一步加大重点城市大气污染防治力度，加快推进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等行业二氧化硫综合治理。加强对直径小于2.5微米的可吸入颗粒物（PM2.5）的监测与控制。固体废物治理，要加快危险废物处理设施建设，妥善处置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进一步提高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二是实施生态安全战略。对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实施严格的生态保护，保障生态安全，明确国家生态屏障布局，实施专项生态修复工程，呵护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生态环境，为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留下美好的绿色家园。
三是强化绿色发展的激励机制。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设立国家生态安全保障基金，解决大范围跨区域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生态补偿，购买全国性生态公共产品。深化资源型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资源环境税费制度，健全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强化环境保护目标责任考核，把环境保护贯穿于生产、消费的各环节，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绿色发展能力。
4.8 小结：从生态赤字扩大到生态赤字缩小
环境是最大的公共物品，也是最容易受损害的公共物品，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条件下，很容易形成“公地悲剧”。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的，它们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环境对于经济发展具有推动和约束作用，经济发展既可破坏环境又能保护和改造环境，经济发展是主导因素。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中国农业文明的发展和人口的繁殖也导致了巨大的环境压力和严峻的生态破坏。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经济进入起飞期，生态环境发展也走了一条“先破坏、后保护，先污染、后治理，先耗竭、后节约，先砍林、后种树”的弯路。
中国目前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还处于经济发展和生态矛盾凸显的时期。摆脱经济与发展的悖论，根本出路在转变发展模式，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绿色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可选之路，也是必选之路。
【思考与讨论】
1．如何认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环境的经济学特性是什么？
2．中国环境发展之路有哪些独特性？
3．中国如何实现从生态赤字到生态盈余？
4．如何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5．如何认识生态文明建设？
【扩展阅读】
胡鞍钢，王毅，牛文元．生态赤字：未来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危机——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分析（1989）．科技导报，1990（2），（3）.
胡鞍钢．环境与发展//胡鞍钢集：中国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十大关系．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胡鞍钢．我国可持续发展十大目标：关于“十五”计划制定的建议．国情报告，1999（61）.
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项目组．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总论．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
[美]泰坦伯格．环境与自然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世界银行．增长的质量．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王亚华．国情与发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胡鞍钢．中国：创新绿色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2011年3月．
《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2011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