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中国国情与发展之路

中国是一部天书，也是一部巨著。一百多年来，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遭到列强纷纷入侵，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急剧衰落，落后必然挨打，挨打必然奋起；1949年新中国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创造性地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在极低收入条件下和极低发展起点下发动工业化和现代化，开始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代，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78年开创了改革开放时代，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开启了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伟大复兴光明道路。现代中国的巨变为我们提供了这部巨著的伟大的题材、历史的画面、丰富的内容。

本书是作者20多年从事国情研究即当代中国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一部集各种国情知识、发展理论，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中国读本。本书的宗旨是：“全面了解中国；真正认识中国；深刻分析中国；深入理解中国。”

全面了解中国。读中国这部巨著，不能像盲人摸象似的解读，而要从不同的角度全面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全貌。这包括中国的自然国情、人力资源国情、经济国情、社会国情、政治国情、文化国情等，还要了解中国社会内部的城乡关系、区域关系，也要了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从而，使我们不仅要看见树木（局部），更要看见森林（全局），以便对中国有全景式动态式的了解。

真正认识中国，就是要真正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一个十分复杂的中国，一个动态变化的中国，一个多面性、差异性的中国。就是要知道中国发展之路是从哪里而来？走到哪里？又是怎么走过来的？今后可能走向哪里？

深刻分析中国，就是要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内部重大矛盾、重要关系的性质及动态变化，解析中国发展之路的历史变迁和历史动因。本书以国情为基础，以发展为主题，在各章中着眼于分析不同方面的国情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综合不同学科和学派的理论，构建作者的分析框架，对某一个专题或方面进行历史的梳理、现状的分析、国际的比较，阐述中国发展之路的轨迹。

深入理解中国，就是从历史分析和现状分析、从国内比较和国际比较、从直接知识与间接知识，来理解中国发展之路的历史条件、发展阶段、发展特征，以及发展经验和发展教训。

本书所提供的最重要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开创了独特的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它是国家强大、人民富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伟大复兴的创新之路，是推动经济繁荣、社会转型、中国巨变、迅速崛起的“人间正道”。本书简称其为“中国之路”，它成为全面了解、真正认识、深刻分析、深入理解中国的主线。

1.1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国情

中国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经济社会，她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困难之大、矛盾之多、问题之复杂，不是轻易能够正确认识的，也不是朝夕之间就轻易能够解决的。我们始终存在着空前的历史发展机遇，也始终面对着难以回避的各种挑战。

为什么我们要研究中国国情呢？这是制定正确发展战略的客观依据，也是确定适宜发展目标、拟定有效发展政策的根本依据。这也始终是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学者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正如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所指出的：“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我们面对的情况，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相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也不行，必须从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作过有益探索，取得过重要成就，也经历过多次曲折，付出了巨大代价。”

那么，中国最大的基本国情是什么呢？党的十三大报告有了明确的回答：“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也诚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言：“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

认识中国国情也是中国领导人系统回答下述问题的基础和客观依据：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我们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实际。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挫折中奋起，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实事求是。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党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行了系统总结。他还特别指出，我们必须牢牢记住。

国情研究具有最为广泛的社会实践基础：在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的十几亿人民，从事长达几十年的工业化实践，这是人类活动史中最伟大的社会实验。国情研究就是以这个伟大实践作为认识基础，同时又是对这个实践做出理论认识和经验总结。

那么，中国国情与发展有哪些特殊性呢？这表现为：

第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多年来一脉相承，始终没有中断。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很罕见的。即使到了近现代，中华文明受到最强大的西方现代文明强烈的冲击，也没有发生中断，反而借助现代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伟大复兴。白寿彝等人的研究表明，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中华文明发展的连续性是十分突出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未曾为外来因素所中断。其二，中华文明在文化发展史上也未曾有断裂现象。一个文明在文化史上的连续性必须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体现：一方面是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这是一种文化赖以流传的工具或形式的连续性；另一方面是学术传统（其中尤其是直接反映历史连续性的史学传统）的连续性，这是一种文化的精神内容的连续性。如果我们以这两个标准来衡量世界上的各文明古国，其中大多数在文化发展史上不是已经中断了连续性，就是只有不完全意义上的连续性。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中断，与国家统一的发展和巩固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一历史背景就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一定是极其独特的，必然打上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的历史烙印。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遗产，毛泽东有高度的自觉性。他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几乎是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所未有的，一旦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就会伴随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也决定了中国现代化不是对西方现代化的简单模仿和全盘复制，而是在学习、借鉴、“洋为中用”中加速追赶，更具有自主性、自觉性，更显示“中国文化特色”，并超越西方现代化，开创了“六位一体”（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国防）现代化总体布局，开辟出“和平发展”道路，在推动走向“世界大同”方面做出卓越的贡献。

第二，中国是一个大国，不但是幅员辽阔、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也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科技、军事大国。大国的发展问题不同于小国，大有大的好处，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有“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大国回旋优势，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大国不同地区互补优势，作为社会主义的大国还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但是大国也有许多劣势，“大有大的难处”，在客观上，大国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比一般国家要复杂困难得多。

中国是世界上一个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是世界上主要发展指标地区差距最大的国家，无论是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还是相对均衡各地区之间的发展都难度极大、困难极多。美国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教授认为，全欧洲和南北美住着10多亿人。这10多亿人生活在大约50个主权独立国家，而10多亿中国人则生活在单单一个国家里。管理和解决十几亿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在世界上几乎是特例，古今中外的政治家都没有接触过，更没有处理过。中国是超级人口规模国家，形成了超级现代执政党和现代国家机构。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既要协调各方面利益，有效治理国家——中国政府体系是五级政府，比美国多出两级，不同层次政府协调难度大，治理难度更大，需要不断地推进国家制度现代化——又要不断改革体制，消除弊端，实现国家良治，以确保实现国家根本利益和目标：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经济发展与经济稳定；社会公正与人类安全；政治清明与社会稳定；生态平衡与环境保护。

第三，中国是一个快速多重转型的国家。这包括：一是从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服务业为主的产业转型，突出表现为工业化、信息化、服务业化在加速；二是以农村人口为主的传统社会向以城市人口为主的现代社会转型，突出表现为城镇化、城市化、城市群化在加速；三是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突出表现为市场化在加速，各类竞争日益激烈；四是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全面开放社会转型，突出表现为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在加速，“走出去”在加快；五是从封闭、落后的文化向开放、先进的中华文化转型，突出表现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大进步。

从人口规模来看，超过任何一个大国转型的规模；从转型速度来看，又超过任何一个大国社会变迁的速度；从转型类型来看，也超过任何一个大国的转型特征和过程。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超大规模的多重转型，因而也必然伴随着各种重大矛盾、社会冲突、国际竞争等方面的转型挑战。诚如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所言，要统治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指中国），协调各种集团（政党、军队、官僚、农民）的关系，取得进步而不产生社会的和思想的动乱，困难很大，对于哪怕最灵活、最明智的领导人都是一个考验。这就要正确认识和处理若干重大关系，如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1956年）、江泽民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995年）、胡锦涛的“十个统筹兼顾”（2007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四，中国既是现代化的落伍者，又是现代化的追赶者。中国直到1950年之后才真正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期，正式发动工业化、现代化的时间比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至少晚了100～200年，还明显低于这些国家工业化初期的发展起点水平，即存在因初期的“扩大缺口”的后发劣势。同时中国也存在“条件趋同”的后发优势，即利用与先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快地“追赶式增长”；还存在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国际知识和技术的后发优势，通过模仿创新、集成创新、自主创新，成为新技术的积极采用者和再创新者，利用最新技术（如信息通信技术、生物技术等）采用“蛙跳式”或“跨越式增长”的后发优势，从而迅速缩小与先行发达国家之间的相对差距。

本书中作者采用了“追赶系数”来反映中国主要发展指标相对美国的水平，以此作为发展是否成功的客观标准，追赶系数上升就视为成功，追赶系数下降就视为失败，追赶系数变化不大就视为不太成功。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成功的，但也有失败之时，如“大跃进”失败、“文化大革命”失败，不过放在新中国的60多年历史之中，还是相对短的时间，并没有中断中国的现代化历程。

第五，中国独立自主地开辟了一条非传统、非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的发展很难从现成的标准的教科书中找到答案，很难照搬照抄外国发展模式，只能探索自己的独特的发展道路。一是独立自主决策、独立自主选择、独立自主探索的发展道路，绝不依赖于任何外部势力，绝不依附于世界大国，绝不屈服于世界霸权。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很难做到的。即使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总是希望学习西方、依赖西方，走西方的道路，但是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是没有的，几乎都是属于外国帝国主义依赖型，中国人的各种现代化的努力，包括照搬国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失败了。诚如毛泽东所言：“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

二是中国需要学习现代化，但是不能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无论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或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模式，也诚如邓小平所言，“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中国必须也只能“走自己的道路”。这就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之路。

三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五大优越性：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这是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也不同于苏联和东欧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并转向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中国追赶并超越美国等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最大制度优势。

四是对内坚持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分享的社会主义原则，坚持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五是对外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决反对对外霸权、对外扩张、对外侵略，一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完全不同于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和苏联对外霸权、对外扩张、对外侵略的历史。

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表明，重大战略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重大战略决策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我们对中国国情了解得愈多，我们的决策失误就愈少；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认识得愈深，我们的挫折失败就愈少。

1.2 国情与发展经济学

所谓“国情”，指的是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的客观实际情况，或那些对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最基本的、最主要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它（们）常常决定着一国长远发展的基本特点和大致轮廓。

在不同的国家发动和实现工业化的条件和因素各不相同。张培刚先生在1949年出版的《农业与工业化：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一书中对此问题做出了开创性、奠基性的理论探讨，可以作为认识中国国情的分析框架。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什么是一国发展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它们的定义是什么？张培刚认为，所谓工业化的发动因素是指在工业化进程中能够启动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发生连续变化”的基要因素，或战略性因素。换言之，它是能够直接推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促进社会生产力发生变革、促进社会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的根本性的决定力量。所谓工业化的限制因素是指那些从根本上阻碍或制约工业化过程的发动和演进的因素。

后来，张培刚先生把推动一国工业化的发动因素主要归纳为三个方面：企业家创新精神、技术进步和制度革新。这相当于通常所讲的经济长期增长的发动机。把一国工业化的限制因素归纳为两个方面：自然方面的限制，包括资源和地理环境；社会方面的限制，包括人口、制度以及文化。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不是一成不变的，总是或多或少发生变化，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还会相互转化。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动态变化的过程，即发动因素与限制因素此消彼长又相互转化，从而形成社会合力，既可能相互抵消或对冲，也可能相互增加或减少。

1921年初毛泽东就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张。他和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集会，将“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新民学会的宗旨。1937年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1963年毛泽东再次重申了这个观点，他指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

为此，国情研究的基本任务有两个：一是认识中国国情；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所谓认识中国国情，就是要深入认识和了解发动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发动因素与限制因素；所谓建设中国，就是促进发动因素或有利因素的成长，减少和改变限制因素或不利因素的影响。在本书中，我们会把这两类因素放在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加以考察，动态地了解它们各自的变化以及如何影响中国发展的。

发展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规律的综合性经济学分支学科，主要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消除贫困、摆脱落后、走向富裕的经济学。

什么是发展？它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的区别是什么？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是指一个国家总体或人均产品的增长。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则是含义更广泛的概念，不但包括经济增长，也包括经济结构变迁、经济质量提高等。发展（development）就是一个更为综合，更符合人类社会根本目标的概念。达德利·西尔斯认为：“关于一国发展，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贫困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失业正在发生什么变化？不平等又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如果一国能将这三个问题都从高水平上降下来，那么毫无疑问，它就一定处于一个各国都希望的发展时期。但如果其中一两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尤其如果三者都变得严重，那么即便是人均收入翻倍了，将这种结果称为‘发展’依然会令人不可思议。”这一见解是基于对20世纪下半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情况的总结，并已将发展从收入增长扩充到社会平等维度，但是仍然没有包括发展的广泛含义。我们认为发展的过程就是从不发达国家（less developed countries）向发达国家（more developed countries）转变的过程，这是一个全面转型的过程，不但包括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包括人力资源本身的发展、社会公平程度的提高，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当然，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表明，发展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而是一个曲折的、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共同特征呢？迈克尔·P·托达罗指出，发展中国家具有以下七个共同特征：低下的生活水平，表现为低收入、严重的不平等、保健水平低下，以及受教育程度低；劳动生产率低；高人口增长率和赡养负担沉重；不断增长的失业和不充分就业水平；对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出口的严重依赖；普遍存在的不完全市场和信息约束；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劣势地位、依附性和脆弱性。A. P．瑟尔沃指出，不发达包括四个共同特征：农业与小服务业的支配地位，其劳动生产率低下；低水平的资本积累（底子薄），既包括物质资本积累，也包括人力资本积累；迅速的人口增长；初级产品为主的出口。以上都可以视为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特征，尽管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划分和概括。这为我们理解中国的不发达特征提供了参照物。

发达国家又有什么共同特征呢？与发展中国家正好相反，发达国家的共同特征为：服务业占支配地位，知识经济发展迅速；物质资本存量高（底子厚），知识资本投资高；老龄化社会，少儿人口比重低；高技术产品和服务贸易出口竞争能力强。这为我们理解中国不断扩大发达因素，加速走向发达社会提供了参照物。

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发展、发展什么、怎样发展的一门学问，是研究一个国家如何由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化和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理论相比，发展经济学更适用于回答发展中国家“普遍性”发展难题和“普遍性”发展规律。但是面对“中国发展问题”及其成因的理论解释还是显得不足，既没有充分吸收并反映中国发展实践的重大理论成果，也没有能够提供前瞻性地指导中国未来发展实践的理论灯塔。尽管以中国等发展中人口大国为代表的南方国家（即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北方国家（即发达国家），已经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贸易格局，使经济、贸易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逆转，但是发展经济学却处于经济学的边缘地带，只是西方经济学的衍生物和附属物而已，在某种意义上属于非主流学派。

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之一张培刚先生曾提出发展经济学必须进行一场变革：“应该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连同研究方法，加以彻底改造和革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新型发展经济学’”。在我国，如何研究发展经济学，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新兴发展经济学呢？张培刚先生认为：要创建新发展经济学，必须以马克思认识论和方法论即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从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具体情况出发，以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作为取舍标准，来进行理论概括和创新。

现代中国发展是一个特殊历史大舞台，她所留下来的历史记录、历史经验、历史经历、历史实践，既同于又不同于西方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也既同于又不同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一方面，我们既需要不断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和西方主导的发展经济学，了解一般的发展规律和南方国家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我们更需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创新中国发展经济学，逐步创建中国话语体系、学术体系、理论体系。正如毛泽东1942年所言，“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竟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像在中国经济问题方面，能不能说理论水平已经高了呢？能不能说我党已经有了像样的经济理论家呢？实在不能说”。我们所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距离毛泽东讲这个话已经70多年了，但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这里，固然有许多复杂的历史原因，但是就我们中国经济学者而言，关键是缺乏学术自觉、学术自信、学术自主创新，自觉不自觉成为“翻译家”、“传声筒”，言必称希腊，忘记了自己的祖宗，成为西方教科书的“俘虏”或“洋教条主义者”。因此总结出真正合乎中国实际，真正科学的理论，既是当代中国学者的学术自觉和历史责任，也是本书创新的目的和任务。

对于创新中国发展经济学来说，可以说我们置身于一个伟大的国家，也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

首先，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总人口数超过1亿的国家只有11个；农村人口数超过1亿的只有3个国家：印度（7亿）、中国（6.7亿），印度尼西亚（1亿）；世界上就业人口数超过1亿的国家只有4个：中国（7.8亿）、印度（4.8亿）、美国（1.5亿）和印度尼西亚（1亿）。任何创新的发展知识、发展政策都会产生巨大的规模效应。

其次，中国面临着世界上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难题，诸如吃饭、就业、教育、卫生、居住等所面临的发展挑战。解决任何一个发展难题，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会做出巨大的知识贡献。

再有，中国也是世界上发展最成功的国家。过去30多年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进出口货物和服务贸易增长最快的贸易体，还是本国居民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增长最快的国家。总结任何一项伟大成就的经验并上升为发展理论，都会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南方国家所分享。

最后，中国是最大的学术源泉和平台。在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中国，十几亿人民的伟大实践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社会实践，为我们提供最丰富最重要的认识来源，是检验发展经济学理论最大的、最生动的社会实验，也是检验发展战略是否正确、发展政策是否优良的最好检验标准。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研究中国发展经济学更是如此，要开放包容，以我为主，大胆创新。

我们需要了解中国奇迹背后的特殊经济社会背景和独创性的中国发展道路。这包括：它是怎样创造奇迹的？奇迹的根本动因是什么？为什么中国会不断地创造奇迹？如果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称开辟了“中国特色”的“中国之路”，自主创新了中国发展经验，自主创新了发展经济学。

一个发展经济体如同一个人体一样。经济学家诊断一个经济体就像医生诊断一个人体。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认为，医生通常可以通过研究病理学，即身体出毛病时发生了什么情况，而获得许多关于人体的认识。经济学也是如此。杰弗里·萨克斯教授把经济学家像临床医生一样对经济发展进行诊断称为“临床经济学”。丹尼·罗德里克教授也认为虽然经济学原理相同，但是政策处方不同（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因此需要对经济增长进行诊断，通过决策树探寻制约经济活动的最关键因素，以形成决定政策优先顺序的增长战略。对经济进行诊断，我们不但要汲取西医科学的方法，也要吸收中医的观点。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整体系统，阴阳的动态平衡是保持人体健康的前提，人体子系统之间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人体健康需养和治结合，要“治未病”。医学本身不但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西医更多的是一门科学，而中医更多强调经验基础上的艺术。发展诊断学是要把发展经济学这门科学和经济发展实践的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介乎理论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对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复杂经济体进行发展诊断，既需要科学的发展理论，更需要艺术的实际经验，也包括各种教训，因为失败是成功之母，错误是正确之先驱。

因此，我们提出了发展诊断学，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1）发展经济体，就如同一个成长的生命体，是一个包括许多子系统的复杂系统，子系统之间的动态平衡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是发展经济体保持健康的前提。

（2）发展经济体处于积极的良性循环过程中，经济体就会繁荣；而处于恶性循环中，经济体就会陷入衰败。

（3）健康的发展经济体具有自我调适和自我修复能力，需要具有适应性的发展战略加以引导。

（4）对发展经济体进行诊断，既需要分析共同的关键变量，更需要分析独特的发展变量；既需要客观的量化分析，更需要定性的经验分析。

具体而言，我们把发展中的中国视为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开放系统，一方面，它要与更大的国际或世界的系统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另一方面，它要内部的各子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包括经济系统、自然系统、人力资源系统、社会系统四个子系统。各子系统之间形成正负反馈机制。自然系统为人类的生存以及经济社会活动提供了自然基础，自然条件的恶化会危害人类的身体健康，制约经济的发展，加剧社会的不公平。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也是社会实质性公平得以实现的条件，人口过载对自然系统造成巨大压力，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低健康水平和低教育水平则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实现。经济系统的发展使得物质资本代替生态资本，对人力资本进行长期投资和进行有效的不同社会群体间的转移支付；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也会造成对自然系统的掠夺，加剧社会不公，并造成就业不安全、健康不安全等问题。地区、城乡、不同人群的社会公平实现，可以抑制过度开发，促进社会和谐、经济繁荣；相反，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加大了经济运行的风险并造成效率损失，抑制人类发展并加剧对脆弱生态环境的破坏。此外，发展经济体和国际环境也存在着正负反馈机制。正反馈机制就是它们之间相互强化、相互支撑，正面扩大或放大作用，表现为发展经济体积极参与全球化，既从中获益，包括技术、人才、思想观念的迁移，国际贸易的活跃，生态资本的替代等，同样也造福于世界其他国家；负反馈机制就是它们之间相互弱化、相互抵消，负面缩小或恶化作用，表现为发达国家对发展经济体的支配和掠夺，或者表现为发展经济体的孤立与边缘化（见图1—1）。当正反馈机制占据主导时，整个系统处于良性循环状态；当负反馈机制占据主导时，整个系统处于恶性循环状态。

如何理解发展经济体的特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表征，例如西方发展经济学认为，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可以从8个重要方面来理解经济结构的差异：国家的大小；历史及殖民背景；自然禀赋和人力资源状况；宗教状况和民族构成；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比重；公民社会；产业结构；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对外依赖程度。我们认为需要从系统论、整体论的角度把握关键变量；从多维度、动态的角度来对发展进行诊断。我们把中国国情分为五个维度：第一是自然国情，包括地理国情、资源环境、自然灾害以及气候变化；第二是人力资源国情，包括人口、就业、教育与健康；第三是经济国情，包括经济增长、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与信息化；第四是社会国情，主要讨论地区差距与城乡差距；第五是国情与世情，重点讨论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这里需要的是系统知识集成，即需要整合地理学、生态学、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等知识，进行综合研究、集成创新，需要借助那些可量化或不可量化的诊断变量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动态的多角度的综合诊断，这也是本书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方法（见表1—1）。

总之，一切经济社会的发展，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它是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就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没有一个什么固定不变的模式，此时不同于彼时，依不同的时间、条件而不同；就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而言，也没有一个统一最优的发展模式，此国不同于彼国，此地不同于彼地，依不同的国情、条件而不同。任何发展战略如同战争战略一样，它本身就是一门高超的艺术，指导发展的方针和任务随时间、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适应性地变化。

1.3 怎样认识和理解“中国之路”

本书的主题是国情与发展，主线是“中国之路”。在世界的东方，中国这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文明古国，正在加速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正在经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无论是中国自己，还是全世界都在问，现代中国到底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对中国本身意味着什么？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中国之路是一条什么道路呢？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和理解这条发展道路呢？中国从哪里来？如何走过来？又到哪里去呢？

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探索符合本国国情和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虽然历经曲折，中国人民却孜孜以求、与时俱进，不断总结汲取本国及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通过艰苦努力，中国找到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现代化有不同的含义。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认为：从人类社会转型角度看，现代化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以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为主要标志，核心是工业化。从历史进程看，从落后的封建社会进入到工业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代化贯通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社会主义确立、发展的全过程，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必然趋势。从内容上看，它是以科技为动力，以工业化为中心，以机器生产为标志，并引起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全方位变化的一场社会变革。

这里我们是依据张培刚教授关于工业化的经典定义，将现代化定义为：“全社会范围，一系列现代要素以及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的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的变化或变革的过程。”这是一个十分丰富的概念：一是现代化一定是历史的概念，发展的概念，这就是说现代化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也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它是随着人们对现代化的实践和认识不断丰富、不断完善而动态发展的概念。这也意味着现代化并没有固定的模式或唯一的道路，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有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即使是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有不同特征的道路。二是现代化是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包括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此外还有一个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这就超越了单一的经济现代化、物质现代化，成为“多位一体”、更加全面、更加协调的现代化。三是现代化是现代要素以及组合方式连续发生变化，这就涉及土地、资源、能源、资本、劳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信息和知识等现代要素。涉及要素组合方式，不同的要素有不同的组合方式或机制，有的要素组合方式是需要利用市场机制配置，有的要素组合方式是需要由政府有效提供，有的要素组合方式是两种机制共同来提供。一个好的制度体系就是有助于这些要素都能够迅速扩散、普遍应用，加速积累并有效配置，从而全面加速多位一体的现代化，即使是后发国家也会后来居上，还可能赶上或超过先行者。四是现代化是一个连续的积累的发展和建设过程，从欠发达到发展中，再到发达；从低级到中级，再到高级；从量变到部分质变，再量变到再部分质变，最后引起质变。例如中国过去的30多年先后经历了从绝对贫困到解决温饱，再到小康水平、小康社会。五是全方位的变革，观念变革、经济变革、社会变革、文化变革等等。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动与调整，又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和适应，全面建设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生态制度，实现国家良治与长治久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同时又全面改革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消除各种弊端，提高各种效率和效益，实现社会主义体制的自我改革。只要符合上述五个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就会发生，不断发展，逐步演进，质变跃迁，长期积累。

所谓“中国之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它包括了三个方面：第一，它是现代化之路，就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也要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进而到高收入，基本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第二，它是社会主义之路，不仅要使人民富裕起来，还要逐步使十几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起来。第三，它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这是一个延续几千年具有独特的延续性、包容性、开放性的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又是缔造了一个东方特色的“多元一体”统一的多民族现代国家的伟大复兴，充分学习借鉴了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长处，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如果只是“现代化之路”，今日中国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仅相当于今日的印度。正是有了“社会主义之路”，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之路”，无论是发展水平还是经济实力都大大超过印度。

本书在以下各章中，围绕“中国之路”这一主题，从不同领域和方面分析各自的具体道路：从哪里起步？怎么走过来？走到了哪里？今后会走向何方？这样我们才能够比较深入地全面理解中国总道路。作者以大量的数据和历史事实展现和说明现代中国的历史变迁和巨大变化：从“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社会到国家的高度统一、各民族空前团结、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的世界政治大国；从世界的“饥荒之国”到世界第一农业生产大国；从世界工业落后国到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大国；从基础设施落后国到世界现代化基础设施大国；从“一穷二白”国家到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从“一贫如洗”之国到“全面小康社会”；从“东亚病夫”之国到“健康中国”；从“文盲充斥”、“人才匮乏”大国到世界人力资源大国；从科学技术空白之国到世界“创新国”；从世界最大传统农业社会到世界最大现代城市社会；从封闭社会到全面开放社会；从封闭落后的文化之国到开放先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大国；从“一大二弱”之国到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国，成为强大的“东方巨人”。由此可知，中国的总道路是由不同的具体道路所构成，又为后者所体现，形象地讲，是“条条大路通北京”，即党中央所设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中国之路是一条不断应对挑战、战胜挑战之路。中国发展道路始终充满着各种挑战，这既包括外部挑战与内部挑战，又包括可预见挑战与不可预见挑战。因此这需要及时识别挑战，积极应对挑战，并将挑战转为机遇。正由于在不同时期中国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策略，因而也有了不同的历史轨迹。

中国之路是一条实践中学习的“试错”之路。中国领导人从不唯书、不唯洋（人）、不唯教条主义，不相信世界上存在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不盲目照搬照抄外国模式。当不同国家国情条件差异性越大，照搬照抄学习失败的概率也越大；反之亦然。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领导人总会倾向于向那些与中国差异不大的国家学习，但是这种学习已经不是模仿式学习，而是借鉴式或参照式学习。坚持独立探索，立足自身国情，从实践和试验中进行学习和调整，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防止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在倒掉（错误的）洗脚水的同时，也留住了（正确的）婴儿。这也说明世界上没有最好的体制，也没有最完备的体制，只有最适合自己的体制、最适宜自己的体制，这个体制不是事先人们有意设计出来的，而是人们“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试错”出来的。

总之，中国之路本身就是“万里长征”之路，是几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历尽艰辛，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发展之路，是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之路，中国走向世界强国之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之路。

1.4 认真阅读中国这部“天书”

中国是世界上最奇特的国家之一，也是最迷人的国家之一。了解中国如同在读一部“天书”。它既让你读得兴奋不已、回味无穷，也让你很难真正读全、读懂、读深。无论是已有的历史知识，还是各种发展理论知识，都无法准确地或者非常满意地反映和解释这个迅速变化的、十分不确定的中国，以及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其原因是各类因素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与不对称性，知识的不完全性与不完整性，认识的片面性与局限性，经验的有限性与狭隘性。正如诺思所言：我们有时可以做得对，但是我们的误解还是比理解要多。因为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人们不了解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本书主要是要解决一个中国观的问题。中国观是指对中国发展的历史与前景的看法或根本观点。具体而言，这包括：如何观察中国，主要是中国人如何从内部观察中国；如何认识中国，包括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如何分析中国，包括专业分析、系统分析与整体分析，历史分析与现实分析，国内分析与国际比较分析等。

本书的研究是“现代中国学”的重要部分。顾名思义，现代中国学是关于现代中国的学问，是关于现代中国的系统研究。作为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课程，就是开阔学生思路和眼界，扩大学生知识面和研究能力，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帮助他们全面了解中国，学会分析国内外复杂的形势，增进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理解。通过对中国观的正确认识，指导学生树立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个人奉献精神，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结合。

从长远看，不论学生们将来做什么，首先应当提高政治素质、思想素质、科学素质和专业能力，未来成为全面完整的人、优秀杰出的人才、未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接班人和领导者。从这个意义上看，现代中国学是大学生人生之途入门之课，也是人生道路之旅必修课，更是终身学习、终身实践、终身受益之学。

人的一生应该是有创造性的一生。人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拓展自己视野的过程。我所理解的人生的真正含义是：与中国发展同行，与中国开放相伴，与中国变革俱进，与中国兴盛共存。这一实践与体会也反映在本书中，与读者分享。

1.5 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将中国作为一个有机的动态的巨系统进行研究，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什么？现代中国发展的初始条件是什么？现代中国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它从哪里来？它经历了哪些阶段？它现在又走到了哪里？有哪些限制因素和有利因素？限制因素又如何转变为有利因素？如何认识中国发展之路？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动因是什么？未来又会走向哪里？如何实现“富民强国”的宏大目标？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国情与发展”，这是一个宏大的问题集，我们必须做出选择，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可能详细讨论，只能选择那些基本的、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主要题目及问题。

本书除导论外共分为六篇。导论系本章，主要说明中国国情与发展之路的关系，介绍中国国情研究的主要目的、各篇章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

第一篇为自然国情与发展，讨论地理、资源、环境、气候变化等自然条件与中国发展的关系。一方面讨论自然国情如何制约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讨论中国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长期和谐相处，保障整个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并为保护地球做出绿色贡献。

第二篇为人力资源与发展，分为人口与发展、健康与发展、教育与发展、就业与发展四章。人力资源不但包括人口的数量，也包括人口的质量，即人的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本篇讨论了人力资源与中国发展的关系，即中国如何从一个人力资源小国变成人力资源大国，未来如何成为人力资源强国；如何通过开发人力资源，把人口包袱转变为人力资源财富。

第三篇为经济国情与发展，分为中国现代经济增长、农业与发展、工业与发展、知识与发展四章。现代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实现了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经济强国的转变，从知识落伍国到知识大国的转变，也使13亿人口基本上脱离了贫困，从贫困大国走向小康社会。

第四篇为公平与发展，分为减贫与发展、城乡与发展、地区与发展三章。中国是世界上减贫成就最大的国家，极大程度减少了收入贫困、人类贫困、知识贫困，而生态贫困成为新的突出挑战。现代中国从城乡二元结构，先是转变为三元结构，即城镇、农村及工业化，后是转变为四元结构，即城镇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农村从事农业与非农业人口，今后将向着城乡一体化的一元结构转变。中国各地区差异甚大，是“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的格局，不过这一地区发展总的趋势从“第三、第四世界”为主转向“第二、第三世界”为主，进而转向“第一、第二世界”为主，它们的发展差距经历了先趋异后趋同的一体化与多样化并存的过程。

第五篇为中国与世界，讨论中国发展系统与外部更大系统的联系。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从一个全球化的边缘国转变为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与领导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也将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六篇为全书总结，对“中国之路”进行回顾与展望。说明“中国之路”的历史命题和历史主线，概括“中国之路”的历史发展轨迹，归纳“中国之路”的发展特征和机制，并对“中国之路”的未来进行展望。

我们参照了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与战略的框架，提出了中国发展规律与战略的框架：一是世界性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由现代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发展历史我们可以了解到，经济学的基本规律是共同的。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存在着稀缺性，必须做出选择。资源是有限的，把资源用于某一目的就意味着不能把这些资源用于其他目的。二是南方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既有一般的发展规律，也有一些特殊的规律。我们可以由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发展实践概括其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性，这就从一般性、普遍性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结构型研究。三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除了前两种规律之外，又有中国的一些特殊的规律，这是由中国的基本国情、发展阶段、社会制度、历史文化等所决定的。“尽管基本经济学规律是普遍的，但是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制度，并以自己的方式迎接反映着一国独特历史与文化的经济挑战。在过去的20年间，中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方式，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张培刚先生认为，中国不仅具有“二元经济”的内容，而且体现了“多元经济”的特色。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已经从二元结构演变为三元结构，进而向四元结构转变。

由此看来，经济社会发展总是有规律的；世界各国的情况不同，决定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各有其不同的特点，也就有了各自的特殊的规律。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中国特有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并与世界一般发展规律、南方国家发展规律相比较。当然，中国特有的规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自身的变化而变化，依照世界的变化而变化。

本书在各章中首先介绍一般规律和基本理论、南方国家的发展规律，之后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实践提出中国的特殊规律，作为自己的分析框架，作为研究某一方面国情与发展的重要工具。正如凯恩斯所言：“经济学理论并没有提供一个直接用于政策的无可争议的结论。它是一种方法而不是教条，它是一种思维工具，可以帮助掌握了这种工具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由此作者去发现中国发展的自身逻辑和独特路径，用数据说话，让事实证明，由实践检验。因此本书有大量的图表和计算数据供学生和读者参考，也可以为专业性人员提供重要信息和资料来源。

【思考与讨论】

1．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国情？

2．中国国情的内涵是什么？如何概括？

3．你是如何认识中国国情的？

4．如何专业化地研究现代中国？有哪些主要方法？

5．怎样从国情的视角认识和理解“中国之路”？

6．怎样阅读中国这部“天书”，才能使你终身受益？

【扩展阅读】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王亚华．国情与发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2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胡鞍钢．国情研究与教书育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推荐著作】

Barry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Transitions and Growth. London, Englan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2007.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增订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蔡昉，林毅夫．中国经济．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邹至庄．中国经济转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美]帕金斯，等．发展经济学（第五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蔡昉．中国经济转型3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英]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武力．中国发展道路．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

[美]迈克尔·P·托达罗，斯蒂芬·C·史密斯．发展经济学（第9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姚洋．发展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