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不管怎么说，我到喀山大学
学习去了，如此而已。
上大学的念头，是从一个叫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的中学生那里来的。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小伙子，人长得很帅，有一双女人般亲切温柔的眼睛。他和我同住在一幢房子的阁楼上，因常见我手里拿本书，觉得很好奇，于是我们便认识了。不久，叶夫列伊诺夫就开始劝我，说我有“非凡的科学才能”。
“你生来就是为科学服务的。”他一面说，一面很潇洒地甩动着他那马鬃似的长发。
当时我还不知道兔子也能为科学服务，而叶夫列伊诺夫却信誓旦旦地向我证明说：像我这样的小伙子，大学里正好非常需要。不用说，我们也谈到了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的事例。叶夫列伊诺夫说，到喀山后，我可以先住在他那里，利用秋冬两季，把中学的课程修完，“几门”考试一通过——他就是这样说的：“几门”考试——大学就会给我发放政府助学金。五年后，我就会成为一名“学者”。一切都非常简单，因为叶夫列伊诺夫当时才十九岁，为人纯朴善良，古道热肠。
考完试后，他就走了。两个星期后，我也跟着他去了。
外婆送我走的时候，劝我说：
“你呀，别老对别人发脾气，总是气鼓鼓的，成天板着个脸，对谁都不服气！你这都是从外公那里学来的，可是他——你外公——又怎么样呢？活了大半辈子，临了变成了一个傻瓜，苦命的老头子。你呀，有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上帝从不对人们严加惩处，只有魔鬼才喜欢伤害无辜！再见了，喏……”
这时，她从肌肉松弛、颜色灰暗的脸上擦掉仅有的几滴泪水，对我说：
“以后我们再也见不着面了，你这一走，行踪无定，距离又远，而我又是个快要死的人了……”
最近一个时期，我不在亲爱的外婆身边，甚至很少见到她，可是现在，此时此刻，我突然痛切地感到，以后我再也看不到这个和我休戚与共、至亲至爱的人了。
我站在轮船的尾部，看着她站在码头上；她一只手在胸前画着十字，另一只手——用旧头巾的一角——在擦拭自己的脸，在擦她那双对人们充满挚爱光辉的乌黑的眼睛。
就这样，我来到了这个有一半鞑靼人居住的城市，住在一座平房的一个狭小的房间里。这座房子不大，孤零零地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在一条狭窄而贫穷的街道的尽头，房子有一面墙冲着一片火灾的废墟，废墟上杂草丛生，密密麻麻，有苦艾、牛蒡和酸模；接骨木树丛里有一大堆坍塌的瓦砾，下面有一个很大的地窖，里面有许多无家可归的野狗，它们生在这里，也死在这里。这个地窖给我的印象很深，它是我所上过的大学中的一个。
叶夫列伊诺夫一家人——母亲和两个儿子——靠微薄的抚恤金生活。开头几天，我常看见这个愁眉苦脸、头发花白的瘦小寡妇从市场回来后，把买来的东西往厨房的桌子上一放，便开始考虑解决这样一个难题：怎样用这几小块劣质肉做成一顿饭，让三个身体健壮的小伙子——不算她自己——吃饱喝足呢？
她很少说话。她那双灰色的眼睛凝聚着一种绝望的、与人无忤的执着劲头儿，就像一匹精力耗尽了的马还在拼命地将车往山上拉——明知拉不上去，可是还在一个劲儿地往上拉！
我来到这里的第四天，一大早，两个孩子还在睡觉，我在厨房里帮她洗菜，她非常谨慎地小声问我：
“您为什么到这里来呢？”
“来学习，上大学。”
只见她的眉毛和额头的黄皮肤往上一皱，原来是刀子划破了她的一个手指。她赶紧用嘴吸吮流出的鲜血，在椅子上坐下来，但她立刻又站了起来，说：
“噢，真是见鬼……”
她用手绢包好划破的手指，称赞我说：
“你挺会削土豆的。”
“唉，哪能不会呢！于是我对她讲了我在轮船上干过帮厨的事儿。她问我：
“您以为这样就可以上大学了吗？”
那时候我不懂得幽默。我把她的问话当真了，于是，我给她讲了我的行动计划，说科学殿堂的大门最后一定会对我敞开的。
她叹了口气，说：
“哎呀，尼古拉，尼古拉……”
正好这时候尼古拉到厨房洗脸来了。他刚刚睡醒，头发乱蓬蓬的，像往常一样，脸上乐呵呵的。
“妈妈，咱们包饺子吃吧！”
“那好吧。”母亲同意说。
为了显示自己对烹饪艺术的了解，我说：“这肉包饺子不好，而且也太少。”
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听后很不高兴，马上冲我说了些很难听的话，弄得我面红耳赤，很下不了台。她把几个胡萝卜往桌子上一扔，离开了厨房。尼古拉则冲我使了个眼色，对他妈的行为解释说：
“她心情不好……”
他坐在凳子上，对我说：“一般说来，女人比男人更神经质一些，这是她们的天性。有一位很著名的学者，好像是瑞士人，对此做了无可争辩的论证。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对这个问题也曾有过论述。
尼古拉非常喜欢教我，因此，他抓住每一个机会向我脑子里灌输一些生活中必不可少、不可或缺的常识。我如饥似渴地听他给我讲，后来，在我的脑子里竟然把富科、拉罗什富科、拉罗什查克林全混为一谈了，我根本记不清是谁砍了谁的头——是拉瓦锡砍了迪穆里耶的头呢，抑或相反？小伙子一心希望我能够“出人头地”，他信心十足地说我一定能够做到，但是，要真正地坐下来教我、帮我，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他的自以为是和轻率作风，使他看不见他母亲操持这个家是多么含辛茹苦，多么费尽心机；他的弟弟，一个沉默寡言、很难侍弄的中学生就更体会不到这一点了。可是，我对这些复杂的化学戏法和厨房经济的奥妙早已心知肚明，熟谙于心了。我清楚地看到这位主妇是多么心灵手巧，她每天不得不想方设法来填饱自己两个孩子的肚子，养活我这个其貌不扬、举止粗野的不速之客。不用说，分给我的每一片面包，像石块一样压在我的心头。我开始寻找工作，干什么都行。为了不在家里吃闲饭，我一大早就到外面去，遇到坏天气我就躲在那片废墟中的地窖里遮避风雨。在那里，我闻够了死猫癞狗的腥臭味，听够了狂风暴雨的呼啸，我很快就明白了过来：上大学不过是一个梦想，也许去波斯要更明智一些。可是我已经在想象着自己变成了一个白胡子魔法师，找到了一种培育农作物的方法，可以使粮食的颗粒长得像苹果那样大，一个土豆有一普特重，总之，为造福这片土地，我已经想出了不少办法，而在这块土地上艰难度日的可不只是我一个人。
我已经学会了幻想，净想些非同寻常的奇遇和种种丰功伟绩。在日子非常艰难的时候，这种幻想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因为当时这样的日子很多——我幻想的本领也越来越大了。我对外来的帮助已经不抱希望，也不指望会交上好运，但我的意志却渐渐变得坚强起来，而且生活条件越是艰难，我感到自己就越坚强，甚至更聪明。我很早就懂得了：人是在与周围环境的抗争中成长起来的。
为了不至于挨饿，我常去伏尔加河的码头上，在那儿很容易就能够挣上十五、二十个卢布。在那里，置身于装卸工人、流浪汉和骗子、小偷们中间，我感到自己是一块被投进炉火中冶炼的生铁——许多强烈、炽热的印象扑面而来，而且天天如是。人们在我面前像走马灯似的转来转去。他们贪得无厌，生性粗野——我喜欢他们对生活的仇恨心理，喜欢他们对世上的一切进行嘲弄、敌视，但对自身状态却漠不关心的态度。我亲身经历过的一切，使我对这些人有一种亲近感，我希望和他们打成一片，融入他们那个富有刺激性的圈子。勃莱特·哈特的作品和我读过的大量“品位不高的”小说，使我对这个圈子里的人们更加有了好感。
惯偷巴什金，原来是师范学院的一名学生，如今穷困潦倒，还染上了痨病。他振振有词地对我说：
“你怎么像个姑娘一样，畏畏缩缩的，是不是怕坏了名声？对于一个姑娘来说，名声就是她的财富，可是对你来说，它只是一副枷锁。牛的名声不错，忠诚老实，但它们只配吃草！”
巴什金一头红发，脸刮得干干净净，很像个演员；矮小的身材，动作轻盈灵活，像一只小猫。他对我像老师一样，处处以保护人自居。我看得出，他真心实意地希望我成功和幸福。他非常聪明，读过不少好书，他最喜欢读的是《基督山伯爵》。
“这部书里有目的，有良心。”他说。
他喜欢女人，讲起她们来，津津乐道，垂涎欲滴，兴奋得不得了，虚弱的身体像筛糠一样。这种哆里哆嗦的样子，完全是一种病态，看着直让我感到恶心，但他的话，我还是很仔细听的，我觉得它们非常美丽动人。
“女人啊，女人！”他坦诚地说，发黄的脸上顿时泛起了红晕，乌黑的眼睛里射出异常兴奋的目光，“为了女人，我什么都能豁出去。为了女人，就像着了魔似的，什么犯罪不犯罪的——我全然不顾！没有比恋爱更美好的了！”
他很会讲故事，轻而易举地就能为妓女们写些感人至深的关于不幸爱情的伤感歌曲，伏尔加河沿岸各个城市都在唱他的歌曲。其实，下面这首广为流传的歌曲也是他写的：
我又穷，又不漂亮，
又没有什么好衣裳，
有谁会娶我
这样的姑娘……
特鲁索夫是个行动诡秘的人，对我的态度很好，仪表堂堂，衣着考究，长有音乐家那样纤细的手指。他在船舶修造厂区域内开了个小铺子，招牌上写的是“修理钟表”，但干的却是销赃的勾当。
“你呀，彼什科夫，可别去干那偷鸡摸狗的事儿！”他对我说，眯起狡猾而果敢的眼睛，煞有介事地抚摸着自己已经斑白的胡子。“我看得出你的前途不在这儿，你是个有精神追求的人。”
“什么叫有精神追求的人？”
“就是对什么东西都不羡慕，只是充满了好奇……”
这话用在我身上是不合适的，因为有许多事情我是很羡慕的，比如，巴什金说话时那种特殊的语气，诗一般的韵味，出人意料的比喻和别出心裁的遣词造句——我对他的这种本领就非常羡慕。我想起了他讲过的一个爱情故事的开场白：
“一个朦胧的夜晚，我像树洞里的一只猫头鹰，坐在斯尼亚斯克这座贫穷城市的一家旅馆的房间里，而当时是秋天，正值十月，绵绵细雨，下个不停，风一直在刮，时紧时慢，好像满腹委屈的鞑靼人慢条斯理地在唱歌，歌声没完没了的：噢噢……啊啊……啊啊……噢噢……
“说话间，她人来了。步履轻盈，面色红润，像太阳升起时的一朵祥云，一双眼睛清澈透明，专门用来骗人。‘亲爱的，’她诚恳地说，‘我没有对不起你。’我知道，她在撒谎，可是我相信她说的是真心话！理智上我一清二楚，可是我内心里不相信她在骗我——怎么也不相信！”
他在讲话的时候，常常有节奏地摇晃着身子，眯缝起眼睛，不时地用手轻轻地抚摩着胸口的地方。
他的声音有些低沉，缺乏朝气，但他的语言却非常鲜明，像夜莺歌唱那样悦耳动听。
我非常羡慕特鲁索夫，他说起西伯利亚、希瓦、布哈拉这些地方的时候，滔滔不绝，非常有意思；对主教们的生活，则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有一次，他神秘兮兮地跟我谈起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事：
“这位沙皇对自己的事情可是一把好手！”
我觉得特鲁索夫是小说中常有的那样一种“坏人”。小说结尾时，出乎读者的意料，他们摇身一变，个个成了舍己为人的英雄。
有时候，在天气闷热的夜晚，这些人渡过喀山河，来到对岸的草地上和灌木林中，在那里边吃边喝，议论各自的事情，但他们谈得最多的还是生活的复杂性和人际关系方面各种莫名其妙的纠葛，特别是有关女人的话题。他们谈起这些问题时，总有一种怨恨的情绪，满腹的忧伤，有时候感人至深，但几乎总是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仿佛他们是在窥探一个黑暗的地方，那里有许多可怕的、出人意料的情况。我和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两三个夜晚——天空漆黑，星光暗淡，坐在闷热的洼地上，置身于密密麻麻的柳树丛中。由于这里距伏尔加河很近，空气非常潮湿，黑暗中，轮船上的一盏盏桅灯，像许多金色的蜘蛛，缓缓地向四面八方蠕动。它们爬向山石构筑的岸边，在一片黑暗中，像万家灯火，构成了一条火的长龙——它们是各家小饭馆和有钱的乌斯隆村各家窗户发出的灯光。轮船两边划水的叶片拍打着水面，发出低沉的响声；鱼贯而行的平底船上的水手们，在声嘶力竭地喊叫着，像鬼哭狼嚎一般，什么地方有人用斧子在敲打铁器。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阵凄楚哀婉的歌声——有人在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情——歌声沁人肺腑，在人的心头上平添一丝淡淡的忧愁。
听着人们在轻声细语，娓娓而谈，更让人感到愁肠百结，忧心如焚——他们都是在思考人生，每个人都在谈论自己的事情，几乎没有人在听对方讲些什么。他们在小树林里，或坐，或卧，抽着香烟，偶尔——决不贪杯——喝一点伏特加酒、啤酒，然后，抚今追昔，回首往事。
“我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黑夜中，不知是谁躺在地上说。
大家听完他的故事后，都表示赞同，说：
“这是常有的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我老听见他们说“常有的事”“都可能发生”“司空见惯”这些词，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好像今夜已经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他们一切都已经经历过了，以后再也不会发生别的什么事了！
这使我跟巴什金和特鲁索夫之间拉开了距离，但毕竟我还是非常喜欢他们，而且，按照我的经历，如果我今后与他们为伍，那是很自然的事。我追求上进、希望学习的愿望受到了伤害，这一点也在把我推向他们。当食不果腹、满肚子怨恨和苦恼烦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有可能去违法乱纪，作奸犯科，而且不单单是针对“神圣的私有制度”。然而，青年人的浪漫情怀使我不能够半途而废，放弃我注定要走的道路。当时，除了富于人道精神的勃莱特·哈特的作品和一些格调不高的小说外，我已经读过不少正儿八经的好书——这些书在激励着我追求某种尚不甚明确，但比我的所见所闻要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东西。
与此同时，我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有了新的体验。有许多中学生常到叶夫列伊诺夫家附近的空地上玩击木游戏，其中有一个叫古里·普列特尼奥夫的学生，我特别喜欢。他皮肤黑黑的，头发也很黑，像个日本人；一脸的小黑点，像沾了火药似的；他总是乐呵呵的，玩起游戏来得心应手，讲起话来非常风趣，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好苗子。但是，他几乎像所有俄国有才能的人一样，只靠大自然赋予他的才能吃饭，不想进一步去提高和发展自己的能力。他听觉敏锐，乐感好，喜欢音乐，能够熟练地演奏古斯里琴、三弦琴和手风琴，但他不愿意去掌握更高级的、难度更大的乐器。他生活贫困，穿得很差，但他身上的破衣烂衫、满是补丁的裤子和脚上的破皮靴，和他的剽悍的性格、强健的体魄和豪放的作风，倒是非常相称。
他像是一个久病初愈的人，刚刚才能够起来行走；又像是一名昨天才从狱里释放出来的囚犯，生活中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的，令人愉快的；他感到兴高采烈，心花怒放——兴冲冲地又蹦又跳，跟遍地开花的烟花爆竹一样。
他知道我生活困难、处境险恶后，便让我搬到他那里住，去当一名农村教师。于是我就住进了这个奇特、欢乐的贫民窟——“马鲁索夫卡”了。可能不止一代的喀山大学生都知道这个地方。它就是鱼市街那幢很大的破烂不堪的房屋，它好像是由许多食不果腹的大学生、妓女和一些幽灵似的无用之辈从房主手里夺过来的。普列特尼奥夫就住在走廊楼梯下的一个格子间里，那里放着他的一张床，走廊的尽头紧靠着窗子，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有三个房间的门冲着走廊，其中两间由妓女们住着，第三间住的是教会学校一个患肺结核的学数学的学生，他这个人长得又高又瘦，样子看上去有点吓人：棕红色的头发，一脸胡子拉碴，身上穿得破破烂烂，勉强遮盖着身子，透过衣服破烂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见他那发青的皮肤和瘦骨嶙峋的身体上的一根根肋骨。
他好像就靠吃自己的指甲过日子，把手指头都快啃得出血了。他没日没夜地在画什么东西，计算来，计算去，吭吭喀喀不停地咳嗽。妓女们都害怕他，认为他是个疯子，但是出于怜悯，她们常常在他的门口放些面包、茶叶和砂糖，他从地上捡起这一包包的东西，拿回房间，像一匹精疲力竭的马似的，呼哧呼哧地直喘粗气。要是她们忘记放了，或者由于什么原因没有给他送这些东西，他就会打开门，冲着走廊，哑着嗓子喊道：
“面包呢？”
从他那深陷的两个黑眼窝里，流露出躁狂症患者常有的那种踌躇满志、不可一世的傲慢神色。偶尔有一个其貌不扬、矮小驼背的人到他那里去找他，这个人是个八字脚，酒糟鼻，戴一副深度眼镜，头发花白，面色蜡黄，一脸奸笑——整个一个阉割派教徒。他们把房门关得严严实实，能一连几个小时默默地坐着，莫名其妙地一声不吭。不过，有一次，夜里已经很晚了，那个学数学的学生声嘶力竭地把我叫醒说：
“我告诉你，这是一座监狱！几何学是个笼子，没错！是个捕鼠器，没错！是一座监狱！”
那个驼背的丑老头尖声尖气地嘻嘻笑着，翻来覆去地说着一个莫名其妙的词，而那个学数学的学生，这时突然大吼一声：
“滚！见你的鬼去吧！”
他的客人被狼狈地赶到了走廊，嘴里骂骂咧咧，身上披一件宽大的斗篷——那位学数学的学生则站在门口，高高的个子，凶神恶煞似的，把手指头插进乱蓬蓬的头发里，哑着嗓子叫道：
“欧几里得是个傻瓜！傻——瓜……我能够证明上帝比这个希腊人要聪明！”
然后，他使劲在门上踹了一脚，只听见屋里有什么东西被震落了下来。
后来我很快了解到，他是想通过数学来证明上帝是存在的，但是他死得太早了，没有来得及证明这一点。
普列特尼奥夫在一家印刷厂给报纸当夜班校对员，一夜挣十一个卢布，因此，要是我没有找到挣钱的工作，我们一天就只能靠四俄磅的面包、两戈比的茶叶和三戈比的砂糖过日子了。而我又没有多少时间去工作，因为我必须得学习。我非常吃力地在攻克科学的难关，特别是格式死板、内容烦琐的语法课，让我伤透了脑筋，我根本无法把生动、难学、变化多端的俄罗斯语言纳入语法的条条框框里去。但所幸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原来我学这些东西“为时尚早”，即使通过了乡村教师的资格考试，由于年龄的关系，我也得不到这个职位。
普列特尼奥夫和我同用一张床，我晚上睡，他白天睡。他因为夜里没睡觉，早上下班回来时，无精打采，脸色发黑，眼睛发红。我赶紧去小饭馆里打开水，因为——不用说——我们没有茶炊。然后，我们坐在窗前，喝着茶，就着面包。古里·普列特尼奥夫给我讲述报上的新闻，朗读嗜酒如命的杂文作家“红色多米诺”的打油诗，他那种游戏人生的态度让我感到非常吃惊，我觉得，他对生活的态度，就跟对待那个倒卖女人旧衣服兼做皮条客的黄脸婆加尔金娜一样。
他向这个女人租了楼梯下的一个角落，但是他付不起“房租”，因此，作为报酬，他只好经常给她讲些笑话，逗她开心，给她拉手风琴，唱些动人的歌曲给她听。他是个男高音，每当他唱歌的时候，眼睛里总是流露出一丝讥讽与嘲弄的神色。加尔金娜年轻时当过歌剧合唱演员，在唱歌方面是个内行，因此，她唱起来往往非常投入，有时眼泪会从她那恬不知耻的眼睛里夺眶而出，顺着她这个贪吃贪喝的黄脸婆的浮肿的面颊流下来。这时，她会用胖乎乎的手指头抹去脸上的泪水，然后再用一块脏兮兮的小手绢细心地擦一擦手指。
“啊，古罗奇卡, ”她叹了气说，“您简直就是一个演员！您的长相，只用稍微再帅气一点，我就能够让您火起来！我给女人们推荐的年轻小伙子多了，她们孤身一人，心里寂寞得很呐！”
有一个这样的“小伙子”就住在我们的楼上。他是一名大学生，是毛皮匠的儿子；小伙子中等身材，宽肩膀，胸肌发达，胯骨特窄，整个人看上去像一个倒置的三角形，只是这个三角形下面的角被截掉了一些，他的脚长得特别小，跟女人的脚差不多，而且，他的脑袋也不大，深深缩进两个肩胛之中，一头红发向上支棱着；毫无血色的苍白的脸上，神情忧郁地瞪着两只有点发绿的金鱼眼。
他违背父亲的意愿，像一条无家可归的野狗，忍饥挨饿，想尽办法想把中学念完，然后再上大学，但他发现自己有一副很好的男低音嗓子——深沉、柔和，所以他又很想去学声乐。
加尔金娜正是抓住他的这一特点，把他介绍给一位富商的妻子。这位富婆四十岁上下，儿子已经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女儿很快也就要中学毕业了。这女人长得很瘦，平胸，腰杆挺直，像个当兵的；她脸上毫无表情，像一名惩忿窒欲的修女；一双灰色的大眼睛深藏在两个黑眼窝里；她穿一件黑色的连衣裙，头上系一条老式的丝织头巾，耳朵下一对镶着绿宝石的耳环在不停地颤动。
有时候——晚上，或者一大早，她会来看看自己的这位大学生，而且，我不止一次地看见，这女人风风火火地一迈进大门，便穿过院子，径直向里面大步走去。她的脸色吓人，双唇紧闭——几乎看不见嘴唇；两只瞪大的眼睛，直视前方，一副忧心忡忡、万般无奈的样子，但是她好像什么都看不见。不能说她这个人有多么反常，但她身上确实有些使人明显感到不太正常的紧张情绪，这种紧张情绪，使她显得有些怪怪的，她的整个身心都得不到放松，总是绷着个脸。
“瞧，”普列特尼奥夫说，“跟疯子一样！”
大学生很讨厌这个富婆，常常躲着她，可是她紧追不舍，好像是一个不讲情面的讨债人，或者一个密探。
“我是个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人，”他喝了口酒后，懊恼地说，“我为什么要唱歌呢？我这副嘴脸，这样的身材，人家是不会让我登台的，肯定不会让我登台！”
“这种烦心的事也该结束了！”普列特尼奥夫劝他说。
“是的，是该结束了，但我有点可怜她！我一方面感到受不了，可是我又很可怜她！要是你们知道她多么——唉……”
我们完全知道，因为我们曾经听见这个女人夜里站在楼梯上，用颤抖的声音，轻声苦苦哀求地说：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的心肝宝贝，喏，为了上帝，我求求你了！”
她是一家大工厂的老板，有房产，有车马，为妇产科培训班捐的钱数以千计，可是她却像乞丐一样，低声下气地恳求男人的怜爱。
喝完茶，古里·普列特尼奥夫躺下睡觉了。我出去寻找工作，晚上回来时已经很晚，古里又该去印刷厂上班了。如果我带回了面包、香肠或煮熟的“下水”，我们就把这些东西一分为二，他把自己的那一份随身带走。
剩下我一人时，我就在“马鲁索夫卡”这个贫民窑的走廊各处转转，看看新来的人是怎样生活的。房间里住满了人，拥挤不堪，像个蚂蚁窝。屋内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到处都黑乎乎的，好像充满了敌意。从早到晚，屋里的响声不断，缝纫机响个不停；合唱演员们在练嗓子；大学生在低声练习音阶的发音；喝醉酒的、疯疯癫癫的演员在高声地背诵台词；醉醺醺的妓女们在歇斯底里地狂呼乱叫。这时，我脑子里产生一个自然，但无法解答的问题：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呢？”
有一个红头发的男人，总在一些饥肠辘辘的青年中间转悠，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此人谢顶头，高颧骨，大腹便便，两条小细腿，一张大嘴巴，一口大马牙——因为这口牙，人们就管他叫“大红马”。他跟几个在辛比尔斯克做生意的亲戚打官司已经打了两年多了，因此他逢人便说：
“拼了命，我也要把他们搞得倾家荡产！让他们满世界去行乞，过两三年讨饭的日子，然后我再把判给我的东西还给他们，统统返还给他们，并且要问上一句：‘怎么样，死鬼们？知道厉害了吧！’”
“大红马，这就是你生活的目的吗？”有人问他。
“我一心就扑在这件事情上了，别的什么我都没法干啦！”
他整天整天地待在地区法院、高等法院和自己所委托律师的身边；经常晚上坐着马车，带着大包小包、各种酒类和饮料回来，在自己那间天花板业已脱落、地板已经翘起的脏屋子里，邀请大学生、缝纫女工，以及一切想饱饱口福和喝上几杯的人举行热闹的酒会。大红马本人只喝罗木酒和别的软饮料，结果，桌布、衣服，甚至地板上，都被这些饮料弄上许多洗不掉的棕红色污点，几杯酒下肚后，他大声吼叫道：
“你们都是我的可爱的小鸟！我爱你们，你们都是老老实实的好人！而我却是个卑鄙小人，是一条鳄鱼，我要整垮我的亲戚，而且，一定能将他们整垮！真的！拼了命我也要……”
大红马眨巴着眼睛，整个一副可怜相。他那颧骨突出的愚蠢的脸上，泪如泉涌，一脸酒气。他用手擦去脸上的眼泪，随即顺手就抹到了膝盖上——他那肥大的裤腿上从来都是油迹斑斑。
“你们生活得怎么样？”他大声喊道。“饥饿、寒冷、破衣烂衫——难道这就是法律吗？这样的日子，能叫人从中学到什么？唉，要是皇上知道你们是怎样生活的就好了……”
这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五颜六色的钞票，对大家说：
“谁需要钱？拿去吧，弟兄们！”
合唱团的歌手和缝纫女工们，争先恐后地把钱从他那长满汗毛的手中抢了过去。这时候，他哈哈大笑地说：
“可这些钱不是给你们的！是给大学生们的。”
但是大学生们没有要这些钱。
“让这些钱见鬼去吧！”毛皮匠的儿子愤愤地喊道。
有一次，他自己喝得醉醺醺的，给古里·普列特尼奥夫带回来一沓揉成一团的十卢布的票子，他把钞票往桌子上一扔，说：
“这些钱——谁需要？我——用不着……”
他倒在我们的床上，大喊大叫，失声痛哭，因此，我们只好给他水喝，用水浇他。等他睡着后，古里·普列特尼奥夫想把这些钱摩挲平，但他发现这是不可能的——这些票子被压得非常瓷实，必须先用水把它们弄湿，然后才能一张张地分开。
房间里乌烟瘴气，肮脏不堪；房子的窗户正对着邻居家的一堵砖墙，屋里又挤又闷，吵吵嚷嚷，简直没法待。大红马的嗓门比谁都大。我问他：
“为什么您要住在这里，干吗不住旅馆呢？”
“亲爱的，住这儿图的是个心里痛快！跟你们在一起，心里特别舒服……”
毛皮匠的儿子证实说：“没错，大红马！我也是这样。换个地方我可能就受不了……”
大红马向古里·普列特尼奥夫请求道：
“弹一段吧！唱一个……”
于是古里把古斯里琴往膝盖上一放，唱道：
快快升起来，快快升起来，
你这红色的太阳……
他的嗓音委婉动听，沁人肺腑。
屋子里非常安静，大家若有所思地倾听着他那如泣如诉的歌声和古斯里琴轻盈舒缓的铮铮琴声。
“太好了，真见鬼！”那个给富婆消愁解闷的倒霉蛋嘴里嘟哝着说。
在这座老房子里的形形色色的住户中，古里·普列特尼奥夫算是最聪明的了。他的名字就意味着欢乐，他充当着神话故事中善良精灵的角色。他的内心充满了生动活泼的青春朝气，他通过有趣的笑话、动听的歌曲和对世人陈规陋习的辛辣讽刺，照亮了生活，给生活增了辉。他刚满二十岁，看上去还是个半大孩子，但住在这里的人遇到困难时，都把他看成是一个能够为他们出主意、想办法的人，而且他总是能够给他们以帮助。好人喜欢他，坏人害怕他，甚至老巡警尼基福雷奇见到古里·普列特尼奥夫时也要打个招呼，脸上露出狡猾的微笑。
“马鲁索夫卡”这个贫民大院，是上山去的一个“通道”，它连接着两条街：一条是鱼市街，另一条是老陶器街；紧靠老陶器街尽头，离我们院大门不远处，有一个很舒适的角落，巡警尼基福雷奇的岗亭就在那个地方。
他是我们这个街区的老警长，高高的个子，人又干又瘦，胸前挂满了奖章；长着一张聪明的脸，笑起来和蔼可亲，眼睛里透出几分狡黠。
他对这个人来人往、闹闹哄哄的大杂院非常关注，每日必来巡查几次，每次都警容严整，齐楚划一；他不慌不忙地挨家挨户察看一下他们的窗户，就像动物园的巡视员察看笼子里的动物一样。冬天，他在一个房间里逮捕了一个一只手的军官斯米尔诺夫和一名士兵穆拉托夫；这两个人都是圣乔治十字勋章的获得者，参加过斯科别列夫率领的阿哈尔捷金远征军。被抓起来的还有佐布宁、奥夫相金、格里戈里耶夫和克雷洛夫等人——据说他们试图建立一个秘密印刷所；穆拉托夫和斯米尔诺夫星期日大白天跑到市里闹市区克留奇尼科夫的印刷所想偷铅字，因此才被抓了。可是有一天夜里，宪兵从“马鲁索夫卡”还抓走了一个居民——一个个子高高，整天愁眉苦脸，我给他起个外号叫“活动钟楼”的人。早上，古里·普列特尼奥夫听说这事后，情绪非常激动，他把自己的一头黑发弄得乱七八糟，对我说：
“听我说，马克西梅奇，没王法了，全乱套了，老弟，赶紧，快跑……”
他向我说应该往哪儿跑后，又补充了一句：“一定要当心，不可大意！那里也许有密探……”
这种神秘的嘱托令我感到异常兴奋，于是我像雨燕似的，飞快地向船舶修造厂那里跑去。到了那里，在铜匠师傅昏暗的作坊里，我看见一个满头卷发、眼睛湛蓝的年轻人，他正在往一只平底锅上镀锡，不过看上去他不像个工人。而在屋角处，在一台虎钳的旁边，一个小老头儿正在打磨一个阀门，他用一条细小的皮带子把自己的白头发向上拢了起来。
我问铜匠师傅：“你们这里有活儿干吗？”
老头儿气呼呼地回答说：“活儿我们倒是有，可是对你来说——没有！”
那年轻人瞥了我一眼，又埋头镀他的平底锅了。我用脚轻轻地踢了踢他的脚，他惊讶地瞪大一双蓝色的眼睛，愤怒地盯住我，同时紧紧握住平底锅的把手，好像要冲我砸过来似的。但他发现我在向他递眼色后，便心平气和地对我说：“走吧，你先走吧……”
我又向他使了个眼色，走到门外，站在大街上。那一头卷发的年轻人，伸了个懒腰，也跟了出来，他抽着烟，一声不响地直盯住我看。
“您就是吉洪吗？”
“嗯，没错！”
“彼得被捕了。”
他紧皱眉头，一脸的不高兴，一再用眼睛打量我。
“是哪个彼得？”
“高个子，像教堂助祭的那个。”
“是吗？”
“别的没什么了。”
“什么彼得、助祭等，跟我有什么关系？”铜匠师傅问道，他问这个问题的神情语气使我确信他不是个工人。我跑回家去，为我完成了一项嘱托而深感自豪。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地下工作”。
古里·普列特尼奥夫和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但他在回答我想加入他们圈子的要求时却说：
“你呀，小老弟，对你来说还早着呢！你应该学习……”
叶夫列伊诺夫介绍我认识一位神秘人物。见面的过程很复杂，有种种预防措施，这使我预感到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叶夫列伊诺夫将我领到城外，来到阿尔斯克旷野，路上他一再叮嘱我对这次见面要格外小心，严加保密。然后，他环顾四周，向我指着一个远远在旷野漫步的很小的灰色人影，小声说：
“瞧，就是他！过去吧，等他站住后，你就走过去，对他说：‘我是从外地来的……’”
神秘的活动总是令人高兴的，但这次会面却让我觉得有些好笑：大热天，烈日当空，一个孤零零的灰色人影，像一根草似的在旷野里晃来晃去，这就是全部的内容。在一座墓地的门口，我赶上了他，站在我面前的原来是一位翩翩少年，长着一张毫无表情的小脸，两只像鸟儿似的圆眼睛，目光锐利，咄咄逼人。他穿一件中学生常穿的灰大衣，但是浅颜色的纽扣已经没有了，换上了深色的骨质纽扣，旧帽子上还看得见帽徽的痕迹，总之，他给人的印象是：羽翼未丰，他却想让人觉得他已经是个长大成熟的人了。
我们坐在墓旁的树荫下。他说起话来枯燥得很，但非常务实，我压根儿不喜欢他。他严厉地盘问我读过什么书，建议我参加一个他组织的小组，然后我们便分手了——他先走，走前还小心翼翼地向荒野四周打量一番。
参加小组活动的还有三四个青年，其中数我最年轻，而且，对于由车尔尼雪夫斯基点评的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著作的研究，我完全没有准备。我们常常在师范学院的学生米洛夫斯基的家里聚会，后来他曾用叶列翁斯基的笔名写过一些短篇小说，还写了五本书，最后，竟然自寻短见了。我遇见的随便结束自己生命的人真是太多了！
他这个人不爱说话，性格不开朗，说话谨小慎微。他住在一幢很脏的楼房的地下室里，为了保持“身心平衡”，经常干点木工活。跟他在一起十分枯燥。读穆勒的书，我不感兴趣，因为很快我就发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我非常熟悉；我是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直接掌握的，它们就书写在我的皮肤上，简直是刻骨铭心；再说了，我觉得也不值得用那么艰涩难懂的语言，写那么大厚本的书，讲些凡是为“他人”幸福与安逸出卖劳力的人一听就完全明白的道理。我要花很大的毅力才能在这个充满胶水气味的地下室里待上两三个小时，观察一个个潮虫是如何在肮脏的墙壁上爬来爬去。
有一次，辅导学习的老师比平时来晚了，我们以为，他可能不会来了，于是便买了一瓶伏特加酒，还有面包和黄瓜，举行一个小小的宴会。可是，突然，我们看见辅导老师的灰色裤腿从地下室的窗口外一闪而过，我们就赶紧把酒往桌子底下藏，可这时他已经进来了，而且马上就开始讲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种种高论。我们大家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跟木偶似的，直担心我们有人会不小心踢倒酒瓶子。然而，碰倒酒瓶子的恰恰是我们的辅导老师。他把酒瓶碰倒后，往桌子底下看了看，一句话没说。唉，他还不如痛骂我们一顿呢！
他一言不发，紧绷着脸，眯缝着眼睛，显得很不高兴，这使我感到非常尴尬。我偷偷看一眼同伴们羞得满面通红的脸，深感自己在辅导老师面前犯了罪，从内心深处感到对不起他，尽管这次买酒的主意并不是我出的。
小组朗读非常枯燥，我很想到鞑靼人的镇子上去，那里的人，民风淳朴，待人热情，是一方特有的净土；他们讲的俄语，南腔北调，十分可笑。一到傍晚，阿訇们从清真寺的塔楼上怪声怪气地招呼大家到清真寺去做星期——我想，鞑靼人过的完全是我所不了解的另外一种生活，与我所知道和不喜欢的那种生活完全不同。
伏尔加河上劳动生活的音乐深深地吸引着我，这种音乐，至今仍使我乐而忘返，怦然心动。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感受到英雄劳动诗篇的那一天。
一艘满载波斯货物的大驳船在喀山附近触礁搁浅了，船底被撞了个大窟窿。装卸工人劳动合作组织叫我们从船上往下卸东西。当时是九月天，从上游过来的风一个劲儿地刮着，灰色的河面上波浪滚滚，怒涛汹涌，狂风冷雨，迎面袭来。劳动合作组织派来的装卸工约有五十人，他们身披编织袋和雨衣，一个个愁眉苦脸地待在空驳船的甲板上。一艘小拖轮气喘吁吁地拖着大驳船向前航行，将一团团红色的火花撒向雨中。
夜幕降临。灰暗、潮湿的天空黑了下来，笼罩在河面上。装卸工人们牢骚满腹，骂骂咧咧，一个劲儿地在骂雨、骂风、骂生活；他们无精打采地在甲板上转来转去，想避开风雨和寒冷。我觉得这些睡眼惺忪的人们干不了什么活儿，他们也挽救不了将要沉没的满船货物。
快到半夜的时候，拖轮才开到大驳船触礁搁浅的地方，他们把空驳船和搁浅的大驳船的船舷拴在一起。劳动合作组织的领班是个对人很凶的小老头儿，一脸麻子，诡计多端，满嘴脏话，长有一双鹰的眼睛和鹰一样的鼻子，他从谢了顶的脑袋上摘下被雨水打湿的帽子，像女人一样尖着嗓子喊道：
“伙计们，快祈祷吧！”
驳船的甲板上，黑灯瞎火，装卸工人们黑压压地挤作一团，像狗熊似的，嘴里哼哼哧哧；领班的最先祈祷完，他尖着嗓子喊道：
“把灯拿过来！喏，伙计们，干出个样子来！真的，孩子们！上帝保佑你们！大家开始干吧！”
于是，这些行动笨拙、有气无力、浑身湿透的人们开始要“干出个样子来”了。他们像冲锋打仗一样，一下子跳到将要沉没的驳船的甲板上，钻进船舱——他们吆喝着，喊叫着，互相逗闹打趣，有说有笑。成袋的大米、一包包葡萄干、皮革、卡拉库尔羊羔皮，像鸭绒枕头似的，从我身边一闪而过；一个个粗壮的身影，你来我往，川流不息。他们彼此吆喝着，吹着口哨，嬉笑怒骂，互相鼓气。很难相信，这帮笨手笨脚、愁眉苦脸的人，刚才还在牢骚满腹，骂骂咧咧，诅咒生活，诅咒下雨，诅咒寒冷，一旦干起活来，却是那么轻松愉快，生龙活虎。雨越下越大，天气也越来越冷，狂风一个劲儿地猛吹，把他们的衬衣下摆纷纷掀起，倒扣在他们的头上，肚子全裸露在外面。在六盏照明灯的微弱的灯光下，在湿淋淋的黑暗中，一个个黑乎乎的身影，踏着驳船的甲板，脚下发出扑通扑通的响声，没完没了地一趟一趟地搬运着。他们工作得非常起劲，好像早就渴望着能够大干一场，好好享受一下装卸四普特重的大米袋也不过是举手之劳的乐趣，过一过扛着大货包健步如飞的瘾。他们干得是那样开心，像孩子似的欣喜若狂，跟喝醉了酒一样——只有搂住女人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甜蜜的感觉。
一个身材高大、留着大胡子的人，穿一件紧身大衣，浑身都湿透了，上下光溜溜的——兴许他就是货主，或者是货主的代理人，他突然兴奋地大声喊道：
“小伙子们，我拿出一桶酒来！哥们儿——两桶也行啊！大家加油干呀！”
马上有几个粗嗓门从黑暗处喊道：
“三桶吧！”
“三桶就三桶！干吧，可得好好干！”
于是，大家干得更欢了。
我也抓起袋子，扛上就走，然后撂下，再扛上走，再撂下；我觉得，我自己和周围的一切都在疯狂地跳舞，这些人能够如此拼命地干活，乐此不疲，不知疲劳，从不怜惜自己——他们可以成年累月地干；可以托起城里的钟楼和高塔，想把它们搬到哪里，就搬到哪里。
这一夜，我体验到了从未体验过的快乐，我的心变得亮堂了，我希望今生今世永远生活在这种半疯狂的劳动兴奋之中。船外，浪花在起舞，雨点拍打着甲板，狂风在河上呼啸。茫茫晨曦中，一个个像落汤鸡似的，他们衣不遮体地在迅速地、没完没了地前后奔跑；他们喊叫着，说笑着，欣赏着自己的力量和劳动。而这时，狂风已经驱散了浓厚的乌云，粉红色的阳光，照射着天空一块湛蓝明亮的彩云——这群像野兽一样兴高采烈的人们，甩动着头上的乱发，异口同声地对着太阳大声地吼叫着。我真想过去好好地拥抱和亲吻一下这些两条腿的野兽们，他们干起活来是那样足智多谋，那样干脆利落，全力以赴，全然忘记了自己。
给人的感觉是，这种高昂的劳动热情和冲天的干劲，是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住的，它能够创造人间的奇迹，能够像预言未来的童话故事所说的那样，一夜之间，让一座座美丽的宫殿和城池在各处拔地而起。太阳鸟瞰人们的劳动，一两分钟便被浓浓的乌云挡住，像婴儿沉入大海似的完全被淹没了，而雨则由小变大，继而变成了倾盆大雨。
“就干到这儿，休息吧！”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但马上就有人愤怒地回了一句：
“胡说，我看你敢去休息！”
这些衣不遮体的人们一直干到下午两点钟，中间从没有休息。他们顶着狂风，冒着大雨，直到把全部货物卸完为止。他们使我真正明白了人类世界拥有何等强大的力量啊。
然后，他们回到轮船上，像喝醉了酒似的，倒头便睡。船到喀山，他们一个个灰头土脸地拥上岸去，直奔小酒店，喝他们那三桶伏特加酒去了。
在小酒店里，小偷巴什金走到我跟前，仔细看了看我，问道：
“你干什么去了？”
我兴高采烈地给他讲述了我干了些什么，他听后叹了口气，很不以为然地说：
“傻瓜，比傻瓜还傻——白痴！”
他吹着口哨，像一条鱼似的不停地扭动着身子，在拥挤的桌子中间转来转去，装卸工们围着桌子边吃边喝，非常热闹；这时，屋角里不知是谁，用男高音唱起一支低俗下流的歌曲：
哎哟哟，
这事儿发生在一个晚上，
太太来到小花园闲逛，
哎哟哟！
有十来个人一面拍打着桌子，一面大声地跟着唱道：
一名更夫在城里巡查，
看见太太正躺在地上……
笑声，口哨声，各种污言秽语，不绝于耳，大概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不知羞耻的话了。
有人介绍我认识了安德烈·杰连科夫。他开了一间小杂货铺，就在峡谷上边一条很不起眼的狭小街道的尽头，地点非常偏僻，附近堆放着许多垃圾。
杰连科夫因肌肉萎缩手臂不好使唤，他这个人长得很面善，留着花白胡子，有一双聪明的眼睛。他有一个全市最好的图书馆，里面收藏有许多禁书和稀世珍本，喀山许多高校的大学生和各种富有革命精神的人都来他这里借书。
杰连科夫的杂货铺开设在一座矮小的房子里，紧挨着一个阉割派教徒——银钱兑换商的家；铺子的一扇门通往一个大房间，里面的光线很暗，因为只有一扇窗户对着院子，大房间连过去是一间小厨房，厨房后面，在杂货铺和银钱兑换商家房子间的昏暗过道里，有一间小小的储藏室，那个不可告人的图书馆就隐藏在这里。它的一部分藏书是很厚的手抄本，如拉夫罗夫的《历史信札》，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皮萨列夫的一些文章，《饥饿王》《巧妙的圈套》等，所有这些手抄本，经过人们反复借阅，已经破旧不堪了。
当我第一次来到杂货铺时，杰连科夫正在接待顾客，他冲我点点头，让我自己往里走。我进去一看：黑乎乎的角落里有一个小老头儿正跪在地上虔诚地向上帝做祈祷，老头儿的样子很像谢拉菲姆·萨罗夫斯基的画像。我看着这个老头儿，就感到什么地方有点不对劲，觉得非常别扭。
关于杰连科夫，有人告诉我，说他是“民粹派”。在我的印象里，民粹派就是革命者，而革命者是不应该信上帝的，这老头儿在这里向上帝祈祷，我认为是多此一举。
他祈祷完毕，仔细理了理头上的白发和胡子，认真地看了看我，说：
“我是杰连科夫的父亲。可您是谁呀？是吗？我还以为您是一位化了装的大学生呢。”
“为什么大学生要化装呢？”我问道。
“可不是吗，”老头儿小声说，“因为无论怎样化装，总是瞒不过上帝的！”
他去了厨房，而我则独自坐在窗前想事儿，这时，我突然听见有人说：
“这就是他呀！”
厨房门口站着一位姑娘，一身素白，浅黄色的头发剪得很短；她的脸色苍白，而且有些浮肿；微笑的时候一双蓝眼睛闪闪发亮。她看上去很像一些廉价彩色画上的天使。
“您怕什么呢？难道我就那么可怕吗？”她说。她说话的声音很尖，有些颤抖，同时手扶着墙，小心翼翼地慢慢向我走来，那样子仿佛不是走在坚实的地板上，而是走在悬空的、摇曳不定的绳索上。她这种不会走路的样子，更使人觉得她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她整个身子都在颤抖，好像脚上扎了针似的，而墙壁也好像烫着了她稚嫩的浮肿的双手。她两只手的手指头不知为什么都不会转动。
我一声不吭地站在她面前，有一种很奇怪的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觉，只觉得她实在是太可怜了。这间昏暗的屋子里真是无奇不有啊！
姑娘小心翼翼地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好像担心椅子会从她身下飞走似的。她很坦诚地告诉我——任何人都不会这样，说她能够下地走路只不过才四五天的时间，此前差不多有三个月时间，她只能躺在床上——她的手和脚都不听使唤了。
“这是一种神经性疾病。”她微笑道。
记得我当时很希望有人能对她的这种状况有个别的什么解释。神经性疾病——对于这样一个姑娘，在这样一个奇怪的房间里，未免太过于简单了。房间所有的东西，都规规矩矩地紧贴墙壁靠着，屋角圣像前有一盏长明灯，灯光照耀得非常明亮，长明灯上铜吊链的阴影，在大餐桌的白台布上莫名其妙地晃来晃去。
“我听说过您的很多事，所以我很想看看您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听见一个稚气而尖细的声音说。
这位姑娘仔细地打量着我，使我感到非常难受，浑身不自在；我从她那双蓝眼睛中看到一种能洞察一切的东西。跟这样的姑娘我没法儿——也不善于——进行交谈。于是，我一言不发，只是望着赫尔岑、达尔文和加里波第的画像。
这时，从杂货铺里突然窜出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浅颜色的头发，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他磕磕巴巴地喊了一嗓子：“你怎么爬下来啦，玛丽亚？”然后便消失在厨房里了。
“他是我弟弟，阿列克谢，”姑娘说，“我是学妇产科的，这不，眼下病倒了。您怎么不说话呀？是不好意思吗？”
这时，安德烈·杰连科夫来了，他把自己有残障的那只手插进怀里，另只手默默地抚摩着妹妹柔软的头发，把它们弄得乱七八糟，然后问我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后来又来了一个长着红色卷发，身材匀称，眼睛有点发绿的姑娘。她很严厉地看了看我，拉着一身素白衣服的姑娘的手，把她领了出去，并且说：
“够了，玛丽亚！”
用正式名字叫这个姑娘有点不大合适，对一个姑娘来说，显得太过生硬了。
随后我也离开了，但不知为什么，心里有点不平静。过了一天，晚上，我又坐在这间屋子里，想弄明白他们在这里是怎样生活的，都做些什么，他们的生活是有点奇怪。
那个和蔼可亲的老头儿斯捷潘·伊万诺维奇皮肤很白，整个人好像透明似的。他坐在一个角落里，蠕动着黑乎乎的嘴唇，从那里朝这边望着，露出一丝微笑，仿佛在恳求说：
“请不要打扰我！”
他的胆子特别小，像兔子似的，总担心要大祸临头——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
一只手不听使唤的安德烈穿了件灰色的夹克，夹克胸口处沾的净是油污和硬邦邦的面粉嘎巴儿。他在屋子里走起来总是溜边，抱歉似的满脸赔笑，好像一个刚刚因淘气被原谅了的孩子。他的弟弟阿列克谢在帮他做生意，可是阿列克谢这个小伙子，人又懒，性格又粗鲁。他的三弟伊万在师范学院学习，平时住校，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回家。他个子矮小，穿得干干净净，头梳得油光锃亮，很像一个旧时的官吏。病魔缠身的玛丽亚住在阁楼上，很少下来；她一到来我就感到很不自在，好像有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把我和她拴在一起似的。
杰连科夫家的家务全由房东——一个阉割派教徒的妻子来照料。这女人是个瘦高个儿，面孔跟木头人似的，正颜厉色，像个凶狠的修女。刚才来这儿的那个红头发姑娘娜斯佳，就是她的女儿；当她用两只绿眼睛打量男人时，她那翘鼻子的两个鼻孔总是一动一动的。
但是，杰连科夫家的真正主人，则是喀山大学、神学院和兽医学院的大学生们——这是一帮不甘寂寞的人，他们非常关心俄罗斯人民，无时不在为俄国的未来忧心忡忡、殚精竭虑。他们总是为报上发表的文章，为刚刚读过的书中的结论和城市与大学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事情而激动万分，晚上从喀山的四面八方跑到杰连科夫的小杂货铺来，进行激烈的争论，要么就躲在一边，窃窃私语。他们往往带来大本大本的书，用手在书上指指点点，互相大声地争吵着，阐明自己所赞赏的道理。
不用说，我对这些争论一点都听不懂，对于我来说，真理在这些夸夸其谈中渐渐看不见了，就跟穷人家菜汤里的油星一样。有些大学生让我想起了伏尔加河地区某些教派的满腹经纶的老头儿，但是我明白，我看到的这些人，他们是打算将生活变得好一些的，虽然他们的满腔真诚在滔滔不绝的言谈中显得有些含混不清，但是还没有完全被这种言谈所淹没。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我是清楚的，而且我个人也希望这些问题能够顺利解决。我好像觉得，大学生们的话跟我心里所想的往往不谋而合，因此，我对这些人的态度就像一个俘虏将要得到自由时的心情那样，既心存感激，又兴奋异常。
他们看我的时候，就跟木匠看一块木料似的，觉得这块木料可以做一个非同寻常的物件。
“是一块好材料！”他们彼此向对方介绍我时说，那种得意的神情，就跟街上孩子在路上捡到一枚五戈比的硬币互相显摆时一模一样。我不喜欢他们称我“是一块好材料”和“人民的儿子”——我感到自己是生活中的不幸者，而且有时候我明显感到有一种沉重的压力，它制约着我的智力的发展。比如，我看见书店橱窗里有一本书，书名我从未看见过，叫《警句与格言》，我非常想读一读这本书，于是我请求神学院的一位大学生给我借来。
“得了吧，您！”这位未来的高级神职人员讽刺挖苦地说了一句。他的脑袋长得有点像黑人——卷头发，厚嘴唇，牙齿整齐。“老弟，你这是在胡闹。给你什么你就读什么得了，对你不适合的领域，你就别往那里瞎掺和了！”
老师粗暴的语调深深刺痛了我的心。书，我当然买来了，一部分钱是我在码头上干活挣的，另一部分钱是我向安德烈·杰连科夫借的。这是我买的第一本正经八百的书，至今它还保存在我的身边。
一般地说，人们对我的态度还是相当严厉的：当我读完了《社会科学入门》后，我觉得，游牧部落民族在组织文化生活方面的作用，被作者夸大了，他低估了精明能干的流浪汉和狩猎者的作用。我把我的质疑告诉了一个学语文的大学生，而他却尽量让自己的那张娘娘脸装出一副煞有介事的表情，就“批评权”的问题，给我讲了整整一个小时。
“为了拥有批评权，必须要相信一种真理。您相信什么呢？”他问我。
他甚至在大街上还看书——走在人行道上，边走边看，所以老是撞着人。他因患斑疹伤寒在阁楼上躺着时还大声地喊着：
“道德应该是集自由与强制因素于一体的和谐的结合——和谐的，和谐——和谐——和谐的……”
一个温文尔雅的人，由于经常挨饿而变得弱不禁风，还要执意去寻找永恒的真理，结果弄得身心疲惫，劳累不堪，除了读书，他压根儿不懂得其他任何乐趣；当他觉得他化解了两位大思想家的矛盾时，他那双可爱的黑眼睛便会像孩子似的露出幸福的微笑。离开喀山十多年后，在哈尔科夫我又见到了他。他在凯姆被流放五年，后来重又回到大学里读书。我觉得，他一直生活在错综复杂的思想矛盾之中，他因患肺结核人都快不行的时候，还一心想要把尼采和马克思调和起来。他一面咯着血，一面用冰冷的手紧紧抓住我的手，声音嘶哑地说：
“没有综合，就无法生活！”
他在去大学的路上，死在电车车厢里了。
我见过不少为追求真理而以身殉职的伟大圣徒，他们在我的心目中永远都是神圣的。
经常在杰连科夫家聚会的这类人，大约有二十个——其中甚至有一个日本人，是神学院的学生，叫佐藤。有时候还有一个身体非常魁梧的大个子，一脸络腮胡子，光头，跟鞑靼人似的。他穿一件后身打褶的灰色立领上衣，扣子一直扣到下巴底下。通常他总爱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着一支短烟斗，用他那灰色的眼睛，冷静观察着每一个人。他的目光常常盯在我的脸上，我觉得这个非常严肃的人在暗暗地揣摩我，于是，不知为什么，我就存了个戒心。他一直都不说话，这使我感到非常奇怪，周围的人都在高谈阔论，口若悬河，斩钉截铁，态度坚决。不用说，他们的话说得越激烈，我就越爱听；很长时间我才琢磨过味儿来，在这些激烈的言辞后面，常常掩盖着一些无足轻重、似是而非的思想。这个满脸胡子的大高个儿为什么一言不发呢？
人们叫他霍霍尔，看来，除了安德烈·杰连科夫，谁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没过多久，我就听说，这个人不久前才从流放地回来，在雅库特省待了十年。这就更增加了我对他的兴趣，但这还不足以鼓起我要和他认识的勇气，虽然我这个人既不害羞，也不怯场，相反，我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对一切事情都喜欢刨根问底，而且越快越好。这种性格，使我一辈子都无法认认真真地去研究一样东西。
当谈到人民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吃惊和难以置信的是，对于这个话题，我和这些人的想法是那样的不同。对于他们来说，人民是智慧、美德和善良的化身，几乎是和上帝浑然一体的，是包容一切美好、公正、伟大精神的载体。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民。我见过工匠、装卸工、石匠，知道雅科夫、奥西普、格里戈里这些人，而他们在这里讲的只是总体上的人民，而且把自己置于人民之下很低很低的位置，完全听命于人民的意志。可是我觉得，恰恰是他们这些具体的人在体现着美和思想的力量，在他们身上凝聚着、燃烧着对生活、对按照某种新的博爱原则，去建设自由生活的善良意志。
到目前为止，我在和我一起生活过的人们身上从未看到过的，恰恰就是这种博爱，可是这里的人们，言必称博爱，他们的每一个眼神里，都闪现着博爱。
那些对人民顶礼膜拜的人所说的话，像清新的雨露，沁润着我的心田，而那些真实描写农村黑暗生活和苦难农民境况的文学作品，对我也大有助益。我感到，只有强烈地、满怀热情地去关爱人，才有可能从这种关爱中汲取必要的力量，寻找和领悟生活的意义。从此，我不再考虑自己，而开始专心致志地关注别人了。
安德烈·杰连科夫真心诚意地告诉我，他开杂货铺所赚的那点钱，都用来赞助那些相信“人民福祉高于一切”的人们了。他跟这些爱读书的人经常交往，就像一个虔诚的教堂助祭侍奉主教那样，对于他们的聪明才智，从不掩饰自己的欣喜之情。他心满意足地微笑着，把有残障的那只手揣进怀里，用另一只手来回捋着自己柔软的胡子，问我道：
“这样好吗？本来就是嘛！”
可是，当兽医拉夫罗夫扯着自己跟鹅叫似的怪里怪气的嗓子，像异教徒似的站出来反对民粹派的观点时，杰连科夫被吓得紧闭双眼，轻声嘟哝着说：
“净瞎捣乱！”
杰连科夫对民粹派的态度和我对民粹派的态度，非常相似，但是大学生们对他的态度，我觉得，就像老爷对待仆人和侍从那样粗暴无礼，根本没拿他当成一回事。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常常将客人们送走后，留下我在他那儿过夜。我们先把房间收拾干净，然后躺在铺了毡垫的地板上，在昏暗的灯光下，非常友好地低声进行长时间的交谈。他怀着一个有信仰的人偷着乐的心情对我说：
“等聚集起成千上万这样的好人，就能够把俄国所有的重要部门一举拿下来，到时候，整个生活一下子就能发生改变！”
他比我年长约十岁，而且我看得出，他很喜欢那个红头发的娜斯佳。他尽量不去看她那双充满激情的眼睛，当着人们的面，他跟她说话时显得干巴巴的，是主人下命令的口气，但当她转身走开时，他却用忧郁的眼神看着她，而跟她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则显得很不好意思，脸上露出腼腆的微笑，一个劲儿地摆弄着自己的胡子。
他最小的妹妹也往往在一旁听大家打嘴仗，稚气的脸上表现出很专注、很紧张的样子，眼睛瞪得大大的，十分好玩儿；当大家争论得非常激烈，彼此唇枪舌剑，各不相让的时候——她往往大声地倒吸一口凉气，好像有人向她泼了一盆冷水似的。有一个棕红色头发的学医的大学生，像一只神气活现的大公鸡，在她身边转来转去，神秘兮兮地跟她小声嘀咕着什么，而且不时煞有介事地皱一皱眉头。当时这一切都非常有意思。
但是，秋天到了。对于我来说，老是没有工作是不行的。由于我对身边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感兴趣，所以我工作的时间便越来越少，只能靠别人养活，可是吃人家的东西总是很难咽下去的。我必须找个“地方”过冬，于是我就到了瓦西里·谢苗诺夫的面包作坊。
这段生活，我在短篇小说《老板》《柯诺瓦洛夫》和《二十六个和一个》中均有描写。这是一段很苦的日子！然而对我却很有教益。
肉体上的痛苦不必说了！更痛苦的是精神上的。
我到地下室的作坊干活后，在我和那些我必须与之经常见面和交谈的人们之间，硬是筑起了一道“忘却之墙”。他们谁也不愿意到面包作坊里看我，而我呢，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平日根本不可能到安德烈·杰连科夫那里去；遇上节假日，不是睡大觉，就是跟同事们待在一起。他们有些人从最初几天起就把我当成一个会逗乐的滑稽小丑，另外一些人则怀着孩子般的天真爱好，把我看作是一个会讲有趣童话故事的人。天晓得我给这些人都讲了些什么，但是不言而喻，都是一些能够唤起他们的希望，促使他们去争取过另外一种轻松的、更有意义的生活的话。有时候我做到了这一点，我看见他们浮肿的脸上流露出人们常有的十分悲伤的情绪，眼睛里充满了怨恨和愤怒——这时候我就感到非常高兴，并且很自豪地想，“我在做群众的工作”，对他们在进行“启蒙教育”。
但是，不言而喻，更经常的是，我感到自己力不从心，知识贫乏，甚至一些最起码的日常生活问题我都回答不了。这时我感到自己好像被抛进了一个黑暗的深渊，人们像蛆虫一样，在里面盲目地乱爬，只求忘掉眼前的现实，于是，他们来到小酒店，甚至从妓女们冷漠的拥抱中寻求解脱。
每个月发工资的那一天，逛妓院是绝对少不了的。他们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已经公开在盼望这游蜂戏蝶的美妙时刻了，而事情过后，很长时间内他们还要互相交流那一刻所体验到的种种快感。在交谈中，他们恬不知耻地吹嘘自己的性功能有多强，如何肆无忌惮地玩弄那些妓女们；他们一边讲，一边厌恶地吐着唾沫。
不过事情也怪了！从所有这些交谈中，话里话外的，我也能够听出几分伤心和愧疚的意思。我发现，在“慰安屋”里，一个卢布可以跟一个女人睡上一夜；我的同事们觉得有些拉不下面子，感到这样做不合适，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可是他们当中有些人太放纵自己了，简直是肆无忌惮；我觉得他们这样是故意做给人看的，是装出来的。我对两性关系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对这方面的事情极其敏感。我自己还没有体验过女人的爱抚，这个情况使我的处境非常尴尬：我遭到过女人和同事们的恶意嘲笑。很快，他们便不再邀我去“慰安屋”了，并且公然对我说：
“你呀，老弟，就别跟我们去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这对你不合适。”
我牢牢记住了这句话，觉得这句话对我有很重要的含义，但我一直也没有得到更明白的解释。
“你这个人呀！跟你说过了——别去！和你在一块儿，特没劲……”
这时，只有阿尔乔姆嘿嘿一笑，对我说：
“和你在一块儿，就跟和牧师与神父在一块儿差不多。”
起初，那些妓女们老笑我太腼腆，缩手缩脚，后来就很不高兴地问我：
“你是嫌弃我们吧？”
有个四十岁模样的“姑娘”，叫捷列扎·博鲁塔，是个波兰人，人长得很漂亮，打扮得花枝招展，是这里的“老鸨”。她看着我的时候，眼神非常聪明，跟纯种狗似的，她说：
“姑娘们，饶了他吧，他肯定有未婚妻了，是不是？这样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肯定有未婚妻，绝对没错！”
她嗜酒如命，经常纵酒狂饮，喝醉后那丑态百出的样子就别提了，可是清醒的时候，她在待人接物和分析人们所作所为的含义时，则显得深思熟虑，四平八稳。这让我感到非常惊讶。
“最不可理解的人，要数神学院的那些大学生们了，没错，”她对我的同事们说，“他们太作践那些姑娘们了：让她们在地板上打上肥皂，让姑娘们赤身裸体地趴在地板上，手脚下面各放一个碟子，然后他们把姑娘的屁股用力往前一推，看她们在地板上究竟能够滑行多远，就这样，他们推完一个，再推另一个。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你胡说！”我说。
“噢，不！我没有胡说，”捷列扎·博鲁塔叫道；她并没有生气，态度显得非常平静，但在这种平静中让人感觉出她内心的某种压抑。
“这是你瞎编出来的！”
“一个姑娘家怎么能瞎编这种事情呢？难道我疯了不成？”她瞪大了眼睛，问我。
大家聚精会神地在倾听我们的争论，而捷列扎·博鲁塔一直在用一种无动于衷的语调讲述着嫖客们的这种游戏，她只想弄明白一点：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听的人对这些大学生们深恶痛绝，破口大骂。我发现，捷列扎是在煽动大家对我所喜爱的人们的仇恨心理，于是我便说，大学生们是爱人民的，他们希望人民生活幸福。
“是的，但你说的是沃斯克列先斯卡娅大街的那些普通大学生们，而我说的是神学院的那些大学生——从阿尔斯克波尔来的那些！而他们——那些神学院的学生，原来全都是孤儿出身，从小就养成了偷盗扒窃、调皮捣蛋的恶习，后来则越变越坏，在这些孤儿的心目中，没有任何值得他们珍惜、留恋的东西！”
“老鸨”平静地叙述妓女们对大学生、官员，总而言之，对各种“干净的嫖客”的怨恨情绪，在我的同事们的心中所引起的不光是厌恶和仇视，还有一种差不多是幸灾乐祸的心情，他们说：
“就是说，这些所谓有知识、有教养的人比我们更坏！”
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非常难受。眼看着这些乌七八糟的城市垃圾，都汇集到这些像火坑一样的昏暗狭小的房屋中，在浓烟滚滚的烈火中燃烧、沸腾，继而怀着满腔的仇恨与怒火，重新又回流到了城市。我眼睁睁地看着人的本能与生活的苦闷将人们驱赶到这些昏暗狭小的房屋里来，他们在这些洞穴般的斗室里用荒唐可笑的语言编出一些动人心弦的歌曲，倾诉爱情的烦恼与痛苦；讲述一些关于“有教养的人”的生活丑闻与种种传言；对一些无法理解的事物则抱着嘲弄与敌视的态度。因此，我认为，这种“慰安屋”也是一种大学，我的同事们从这里获得了不少极其有害的知识。
我眼看着那些“卖笑的姑娘们”在肮脏的地板上懒洋洋地荡来荡去，脚下发出沙沙的响声；她们在手风琴烦人的尖叫声中，或者在破钢琴的刺耳的伴奏下，令人恶心地扭动着自己那皮肤松弛的身体，看着这一切，我不禁产生一种模糊但却惴惴不安的思想。周围的一切让人感到非常苦闷，想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但自己又无能为力，这使我的心情感到十分沮丧。
在面包作坊里，当我说有些人正在无私地探索通往自由和人民幸福的道路时，有人还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说：
“关于这些人，那些姑娘们可不是这样说的！”
大家毫不留情地嘲笑我，语言下流，而且极其恶毒；而我则像一条好斗的小狗，觉得自己并不比那些成年的大狗们愚蠢，甚至比它们还勇敢，我也当仁不让，大发雷霆。我开始懂得，对生活的思考并不比生活本身来得轻松，有时候，对于那些只知道忍耐的同事们，我从内心深处突然感到一种强烈的怨恨。使我感到特别愤怒的是，当他们受到喝醉酒的老板的疯狂嘲弄时，他们还要一忍再忍，饮恨吞声，逆来顺受。
可是，就在我感到万般苦恼的时候——好像是有意安排似的！我接触到了一种全新的思想，这种思想虽然在本质上和我格格不入，水火不容，但它使我的思想大大乱了方寸。
在一个暴风雪的夜晚，肆虐的狂风仿佛把灰色的天空撕成了碎片，然后撒向地面，大地被一堆堆冰雪覆盖得严严实实，好像地上的生命完全终止了，太阳已经消失，从此再也不会升起了——就是在这样一个夜晚，时值谢肉节期间，我从杰连科夫家走回面包作坊的路上。我顶着狂风，闭上眼睛，冒着灰蒙蒙、乱纷纷的飞雪，一步步地向前走去，突然，我脚下绊着一个躺在人行道上的人，一下子，摔倒在地上。我们两个同时破口大骂——我用俄语，他用法语：
“噢，真是见鬼……”
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扶他站了起来。他个子很小，没多大分量。他一面推我，一面愤怒地喊道：
“我的帽子，见您的鬼去吧！把帽子给我！我都快冻僵了！”
我在雪地里找到了他的帽子，抖掉上面的雪，把帽子戴在他那一头乱发的头上，但是他一把摘下帽子，在手里挥舞着，用两种语言骂着，要我走开：
“滚一边去！”
他猛地向前跑去，消失在茫茫的暴风雪里。我继续往前走，又看见了他——他站在熄灭了的路灯下，双手抱着路灯的木柱子，嘴里一个劲儿地唠叨：
“列娜，我要死了……啊，列娜……”
看来，他是喝醉了，要是我把他丢在大街上不管，他可能会被冻死的。于是我问他住在什么地方。
“这儿是什么街？”他流着眼泪叫道，“我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我搂住他的腰，领着他往前走去，并一再问他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布拉克大街, ”他一边哆嗦，一边嘟哝着说。“住在布拉克大街……那里有澡堂……有一幢房子……”
他走起来跌跌撞撞，东倒西歪的，这使我没法儿好好地往前走，我听见他牙齿冻得直打战：
“西——久——萨弗埃。”他一边推我，一边嘟哝着说。
“您说的什么？”
他停下来，举起一只手，带着自豪的神情，清清楚楚地说道：
“西——久——萨弗埃——乌热——特——曼……”
这时，他把手指头塞到自己嘴里，摇摇晃晃，几乎要摔倒在地上。我蹲下身子，将他背在背上，继续往前走；他的下巴颏儿紧顶着我的后脑勺儿，嘴里一个劲儿地嘟囔着说：
“西——久——萨弗埃……但是，我要被冻僵了，天哪……”
在布拉克大街，我好不容易才问出来他到底住在哪幢房子里，最后，我们钻入一间小厢房的过道。这间房子坐落在院子的深处，藏身在漫天大雪的旋涡之中。他摸着房门，小心翼翼地敲了几下，对我嘘了一声：
“嘘！小声点……”
一个穿着红色宽松连衣裙的女人给我们开了门，她手里举着一支点燃的蜡烛，把我们让进屋后，便一声不响地退到了一边，然后，不知从哪儿取出一个带柄的单目眼镜，仔细打量起我来。
我对她说，看来，这个人的两只手都冻僵了，必须扶他到床上，给他脱去衣服，盖上被子好好躺下。
“是吗？”她问道，声音显得既清脆，又年轻。
“应该把他的两只手放进冷水里……”
她没有说什么，只是用带柄的单目眼镜向屋角指了指——那里的画架上摆放着一幅画，上面画着一条河和几棵树。我惊奇地看了一眼这女人那张怪怪的、毫无表情的脸；这时她退到屋角，走到桌边，桌子上方有一盏灯，上面有一个粉红色的灯罩。她在桌旁坐了下来，从桌上取过一张红桃J，仔细观察起来。
“您这里有伏特加酒吗？”我大声问道。她没有回答我，只顾在桌子上摊牌来着。这时，我背回来的那个人坐在椅子上，低着脑袋，两只冻得通红的手耷拉在身子两边。我把他扶到长沙发上，开始给他脱衣服；我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像在做梦一样。我对面长沙发上面的墙上，挂了许多照片，其中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一个由白丝绦蝴蝶结围绕着的金色花环，丝绦的末端印着一行金色大字：
献给无可比拟的吉尔达。
“见鬼，轻一点！”当我开始按摩他的双手时，他呻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