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反对党领袖不确定的开端
赢得最后一轮选举
保守党领袖第二轮投票几乎毫无悬念。虽然外界媒体积极造势，使竞选看上去仿佛是一场激烈的势均力敌之战，但多数下议院托利党议员非常清楚，竞选大局已定，唯一不明确的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最终会以多大优势赢得竞选。
不出预料，威利·怀特洛以候选人身份参与竞选党魁，他的参选似乎是众望所归，但他其实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至少一半的保守党成员决意支持第一轮竞选投票的获胜者，另外一半意见存有分歧，支持包括怀特洛在内的其他候选人。保守党内部并未形成一股足以“击败撒切尔”的强势力量，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艾瑞·尼夫的多方权谋运作。他安排撒切尔夫人的秘密拥护者，尤其是立场远非中立的首席党鞭汉弗莱·阿特金斯，鼓励其他影子内阁大臣在第二轮投票中参与竞选。这些首次参选者心中也有打算，他们认定如果在这次竞选中有所表现，有朝一日撒切尔一旦下台，他们便能在下届领袖选举中占得先机。虚幻的政治前景吸引了包括吉姆·普莱尔、杰弗里·豪和约翰·佩顿在内的三位竞选者。反撒切尔的势力因此真正彻底地分裂了。新参与竞选者的三足鼎立局势使怀特洛无法募集到足够的选票，因此对票数领先的撒切尔无法构成真正的威胁。
相比之下，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竞选之路却是一片坦途，她是唯一一位气势魅力兼备的候选人。民众突然意识到英国这个西方民主大国将要诞生史上首位女性政治领袖，全国的情绪也由震惊转变为兴奋。
第一次和第二次投票中间有一周的间隔时间，我决定对我所在选区保守党协会的执行委员进行意向调查。大约有30个萨尼特岛东部地区保守党活动家参与其中，他们与特德·希思是同乡，有些儿时便与之相识，之前一直是他的忠实拥护者。而现在，他们中三分之二的人改弦更张，一致拥护玛格丽特·撒切尔。他们分别用“勇敢”、“非常漂亮”、“有气势，能够给威尔逊一些教训”、“一个绝妙的选择”、“赢家”等形容词盛赞撒切尔。[1]在这次基层意见考察过后，我回到威斯敏斯特，为撒切尔夫人投上了自己的一票。
其他同僚都有相似的体验。保守党党部认为老怀特洛是合适的人选，但撒切尔富有革新精神，能够鼓舞斗志，代表了人心所向。她以146票轻松击败威利·怀特洛的79票，杰弗里·豪获得19票，吉姆·普莱尔19票，约翰·佩顿11票，均远远落后于撒切尔。英国诞生了一位新的反对党领袖。
在刚就任主席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发生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趣事。竞选期间她对下议院议员态度宽厚温和，而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她的态度一改往常，变得非常专断，对问题的回答过于简单，有时会有打趣之嫌。当被问及外交事务的时候，她颇具风情地回答道：“我完全赞成他们的做法。”对于大多数媒体记者来说，整个新闻发布会步调过快，她的答复简短而不连贯，并用命令的口吻不断催促记者提问，“快点，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不仅如此，她还宣称：“你们这些家伙不喜欢简短、直接的答案。男人都喜欢冗长含糊、杂乱无章的胡扯。”[2]
新闻发布会之后，她参加了在竞选团队副手比尔·谢尔顿位于皮姆里科的家中举行的庆祝活动，随后与保守党首席党鞭汉弗莱·阿特金斯共进工作晚宴。丹尼斯似乎在新领袖的选举过程中被忽略了，诺曼·谭百德看到他独自一人在下议院的走廊上闲逛，就邀他一起参加了晚宴。
其间发生了一段不和谐的小插曲，有些投撒切尔反对票的议员对她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伊恩·吉尔默不论之前还是现在，对保守党这一选择一直抱有不满的怨恨情绪，那天晚上借着醉意，他斥责道：“我们都疯了，她撑不下去的……她不可能撑得下去。”[3]坐在吸烟室与他围坐一桌的人中，点头表示赞同的人不在少数，这令人深感不安。
工党对于保守党的选择普遍抱着嘲笑讥讽的态度。选举当晚，我在“克里姆林”酒吧和我的工党搭档，来自赫姆斯沃斯选区的议员亚力克·伍德尔及他的一群来自约克郡矿区的议员朋友一起喝酒。他们一遍又一遍重复说的都是新的保守党领袖将来“必定绝对不可能赢得选举”。[4]这是未来好几个月里政府前后座议员共同秉持的信念。
2月11日晚上，下议院忙于分组表决投票。其中一个部门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当时仍旧供职的财政法案委员会。她参加了晚上10点20分对于修正案的投票。在那之后，工党主席，理查德·克罗肖对她道贺。她的回答颇像一篇告别词，既展示出魅力，也不乏严厉，她开场说道：“我想，因为一些我无法控制的外界因素，我被赋予了更高的使命，因此，我可能不会在委员会里待太久了。”接着她说在她不在的这段时间，法案的进展似乎比以前慢，而她归结的原因是“女人的谈话总是更加高效简练。”[5]
大约午夜的时候，她回到了福乐街的家中，急匆匆地去看女儿卡罗尔，她正睡在一位邻居家的客房床上。“她敲门进来的时候，我半睡半醒；我不记得我们彼此究竟说了什么，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她看上去已经具有领导人的气质了：权力的荣光萦绕着她，几乎像是圣人头上的光环一般。”[6]
她女儿的溢美之词有点言之过早。当庆贺和赞扬之声消退之后，严酷的现实摆在眼前，玛格丽特·撒切尔必须面对竞选获胜之后党内分裂的困难局势。
不确定的开端
玛格丽特·撒切尔成为反对党领袖伊始地位并不稳固。国会政党并未达成一致态度支持她。她对影子内阁成员仅仅进行了微调，内阁内部弥漫着不安和不满的情绪，成员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她做出的对保守党中央总部的高层人员调动体现出她在政治上还不够老练。艾瑞·尼夫被任命为她私人办公室的主任，而他在这个职位上的表现却远不及他担任撒切尔竞选团队领袖时那样成功。最令人失望的莫过于她从未在下议院树立起政党领袖应有的权威。
尽管不利因素众多，然而也有一些其他的因素缓和了局势。特德·希思针对她宣泄的满腔怨恨反而对她有益。保守党副主席威利·怀特洛为人宽厚，尽管私下偶尔会流露出轻蔑的情绪，但是公开场合表现出的忠诚堪称典范。与下议院的国会议员不同，各选区协会对撒切尔表达出了更多的热情。从更广泛的领域来说，媒体对于她代表的新风貌持赞赏的态度，对于她要面临的问题表达了同情。然而即使将这些积极因素考虑在内，她的地位依旧不稳固。
当选第二天的上午，玛格丽特·撒切尔前往特德·希思位于威尔顿街的家中拜访他。这次会面对双方都很艰难。她提议希思加入影子内阁，他拒绝了。她伸出了第二个橄榄枝，邀请他在对欧洲事务进行全民公投时带领保守党与工党对阵，他也同样拒绝了。然后她就如何应对新闻媒体向他求教，他又拒绝回应。整个会面仅持续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
这次会面，希思的举止唐突而且粗鲁。就在会面之前，他的议会私人秘书提姆·基特森看到他书房里仅有的三把椅子的两把上都堆满了书，这使到访者根本无法就座。玛格丽特·撒切尔进入书房时，他也没有从桌子后站起来。她不得不把椅子上的书移开后才坐下。有种说法称撒切尔对他所做的两次邀请，他给予的回答分别是“不愿意”和“不会”，就像小孩子发脾气时使用的单音节词汇。然后她问他：“我还能说些什么呢？”他回答道：“没什么好说的。”[7]
谈话结束了，玛格丽特·撒切尔离开了书房。她在楼下和提姆·基特森漫无目的地闲聊了15分钟左右，希望尽量降低等在门外的记者对于他们之间关系做出负面报道的可能性。她第一次试图缓和关系的努力彻底失败了，正如在未来几个月里她做出的其他友好举动同样会以失败告终一样。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位下了台的领袖盛怒难消，他不仅拒绝和他的继任者讲话，对于同意加入撒切尔影子内阁的他的那些老朋友们，他一样拒绝与他们交谈。甚至是威利·怀特洛，吉姆·普莱尔和彼得·卡林顿也发现他们的“老上司”一连几个月都拒绝与他们来往。[8]
玛格丽特·撒切尔没有抓住机会重组内阁，她太过小心翼翼，既没有大刀阔斧打破旧格局也没有为其融入新鲜面孔。这部分是因为后座议员中并没有足够突出的政治人才储备，新任领袖无法轻易从中挑选出足以替代影子内阁大臣的人选。最终这次改组收效甚微，除了两位退休的前座议员外，只解除了彼得·沃克的职务。雷吉·莫德林被委任为影子内阁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担任财政大臣，艾瑞·尼夫担任北爱尔兰事务发言人兼撒切尔私人办公室主任，这几项任命很是耐人寻味。
艾瑞·尼夫在竞选期间精明果断，斡旋于各方政治势力之间，帮助玛格丽特·撒切尔赢得选举成为党魁，然而在其成功后，却几近偏执地谋划削弱她的地位。他表现出的毫无必要的过分猜疑在党内造成一种紧张压抑的氛围。
我就曾遭遇过类似的麻烦。那大约发生在他任命之后的一个月左右，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并质问我为什么对领袖不忠，他还拿出了英国《侦探》杂志的报道作为罪行的证据。报道中称我参加了贝鲁特的一次晚餐宴会，其间在讨论以色列和埃及在1975年签署的西奈协议时，有几个中东人想知道玛格丽特·撒切尔对于协议草案中哪些章节条款或分款持赞成态度。
这一报道称，当这次轻松愉快的晚宴进行到晚些时候，我说道：“她对于中东了解太少，她可能会认为西奈是鼻窦的复数形式呢！”[9]我并不否认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但我尽力解释，称这俏皮话过于牵强，而且只是私下场合用来调节气氛的题外话，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然而尼夫仍坚持认为我应该向领袖做出正式道歉。他提议我在晚上10点议会分组表决投赞成票时致歉，又多此一举地补充说，“她会穿绿色裙装”，我如期见到了身着绿色的撒切尔，并对她表达歉意，而她对整个事件表现非常大度，并不在意，“哦，你完全不必担心，基斯和我在晚餐会上经常会说最恶毒的话诋毁中伤彼此。”[10]
这次事件表明，玛格丽特·撒切尔对于那些曾投票反对她甚至是那些嘲笑她的后座议员努力表现出友善，而这却并非她的一贯风格。她敏锐地意识到希思犯过的错误，因此在希思表现出不悦的时候，她努力表现得和善。希思的厉声厉色，她代之以和声和气。她认真记住所有人的名字，即使是那些职位最低微的同僚，她也经常问候他们的妻子和子女。
这并非她的天性，但她表达的关切得到了人们的赞赏。好几个议员出现家庭或健康问题时都曾收到她亲笔写的慰问短信，这使他们大为感动。我因感染伤寒住院八周期间，也曾两次收到这样的信件。她就任早期在下议院作为反对党领袖并没有任何实质作为，而她在人际交往中所做出的这些友好举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党内的稳定。
在“首相质询会”这剑拔弩张的论战环节，氛围时常变得激烈喧闹，要想掌控全场，必须兼备机敏和才智，同时要融入其中，游刃有余。尽管在最开始的一些辩论当中，玛格丽特·撒切尔经常获胜，然而在任反对党领袖期间，她仍旧缺乏应有的应对技能，在“首相质询会”过后，她的团队经常士气大跌，离开议会时情绪低落。我记得一次这样的情景，在茶室里，克兰利·翁斯洛，后来的“1922年委员会”主席，评论道：“她还是无法进入比赛场地，是吧？”尼古拉斯·巴金回应说：“她那尖锐的嗓音更让人担心。”[11]
她嗓音尖锐刺耳，的确是个很大的问题。戈登·里斯为她推荐了一位语言培训专家，教导她呼吸技巧，使她的嗓音有了很大改善。除了语言矫正课程，她还经常重复吟诵“Ingakokka”这个神秘的词汇以使自己的音调变得低沉。里斯也就她的视觉荧幕形象提了一些建议，例如“避免在面部周围佩戴过多珠宝首饰……关注背景色调，避免与你的着装不协调。”[12]
虽然在媒体前的形象有所提高，在下议院所做的演讲内容却没有任何改进。她就任初期在议会中的表现几近彻底地失败。
1975年5月22日，她提出一项反对党议案，谴责政府未能成功遏制加速增长的通货膨胀率。因为当时的通货膨胀率已高达21.7％并且仍在上涨，她的攻击目标相当明确，且成功率很高。相反，她详述了一长串单调乏味的数据，使议员们产生厌倦情绪，并且未提供任何替代性解决策略。哈罗德·威尔逊轻而易举地挫败了她。媒体对于这次演讲多持批评态度，《星期日泰晤士报》描绘它是“一次令人失望的惨败……既缺乏活力，又缺乏原创性，她的声音跟往常一样，很适合花园派对的场合”。[13]
在国会表现令人失望，影子内阁内部存在分歧，这意味着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威斯敏斯特的支持根基不够牢固。威利·怀特洛态度忠诚，压抑住很多批评和不满的怨言，然而就连他也时常不满于她咄咄逼人的人事管理方式，感觉受到了侮辱。其中一次导火索是，她在就任前几周突然解除了中央总部主席迈克尔·沃尔夫的职务。
这次分歧毫无意义，本是可以轻松避免的。迈克尔·沃尔夫是一位称职而且很有见解的保守党管理者，他之前曾担任英国《每日电讯报》的社论作者，也曾担任伦道夫·丘吉尔之子温斯顿爵士所著的卷帙浩繁的传记的前两卷的首席研究员。沃尔夫唯一的问题只是因为他是受特德·希思委任成为中央总部主席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解除了他的职务。
她似乎并不知道，在保守党党部成员的组织中，迈克尔·沃尔夫和他的妻子罗斯玛丽的人际关系网中多是有实权的人物。领袖拥有在政党中央管理部门安插与自己政见一致人员的权力，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人事调动的方式却有优劣之分。她没有采取循序渐进地对其降职或调动其职务的策略，而是采取了暴君般武断的方式开除了沃尔夫，给他人造成了刻毒的印象。吉姆·普莱尔对她持同样看法，而且因为这次事件差点辞去职务。
站在沃尔夫立场表达强烈抗议的还包括威利·怀特洛、彼得·卡林顿、伊恩·吉尔默以及杰弗里·豪。回顾整个事件，似乎有些小题大做，但在当时，却是一次相当严重的集体反叛行为。在开除沃尔夫的当天晚上，我记得吉姆·普莱尔怒气冲冲，用力击打下议院投票大厅墙上的木制护板，并拒绝对反对党提出的财政法案议案投票，他的嘴里反复念叨着：“龌龊下流！龌龊下流！”[14]
《泰晤士报》认为沃尔夫免职事件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傻瓜行径”[15]，这种描述似乎很恰当。玛格丽特·撒切尔错误地判断了这次事件会造成的严重后果，因为一次小的人事调动，激起影子内阁内部重臣的敌意。这次早期事件也是一次警示，说明她对于人事关系的处理方式会使她成为一个不受众人拥戴的领袖。
相比之下，她的私人办公室内部氛围愉快而融洽。特德·希思之前的私人秘书卡洛琳·斯蒂芬斯继续担任她的秘书，负责整理她的日程登记，在未来的15年里，也成为她最亲密和信任的助手。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她的选区秘书——艾利森·沃德，她负责玛格丽特·撒切尔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做发型预约、着装以及与家人之间的联络。25岁的理查德·赖德[16]是《每日电讯报》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和行政管理人员。他逐渐成为反对党领袖事实上的私人办公室主任，艾瑞·尼夫的实权逐渐落到了赖德的手中。理查德·赖德和卡洛琳·斯蒂芬斯发展了一段办公室恋情，撒切尔对此予以暗中鼓励，两人于1981年喜结连理。试想撒切尔做红娘似乎与其形象不符，然后这次的丘比特之箭却是正中红心。
撒切尔内部的团队对她感情真挚，服务周到。他们注意到她性格发展中一两个有趣的特点，有些特点在她的唐宁街岁月中为众人所熟知，而另外一些则从未被完全发现，这些特点却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性格当中最重要的部分。
首先，在一对一的私人会面场合，而如果同时她又抱着学习的心态，那么她会是个很好的聆听者；但在人数众多的场合，而她又要实现自己的目的时，她对别人的提议置若罔闻。影子内阁是这种群体性聚会中最令人焦躁不安的场合，部分原因是因为她自己说得太多，几乎完全忽视了同僚的意见。
其次，她对于事情的轻重缓急以及时间的分配杂乱无章，毫无条理，令人震惊。她对工作任务的分派极不合理，对于那些与她政见一致的人过分关注。就任早期她对有些政党人士有所偏爱，其中包括政策研究中心的阿尔弗雷德·谢尔曼、苏联事务专家罗伯特·康奎斯特和成为《世界新闻报》专栏作家的前工党议员伍德罗·怀亚特。
再次，在她斩钉截铁的果断和坚定自信的外表下，隐藏着不安全感和脆弱的本性。有时在一些社交聚会的场合，她会表现得缺乏自信。一次参加卡林顿勋爵及其夫人举办的晚宴，临出门时，她紧张地询问她的秘书卡洛琳·斯蒂芬斯：“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带上白色的手套？”[17]
在参加一些皇室成员会出席的场合前，她总是会有关于着装方面的疑虑。蒂尓尼夫人有时会就这些疑问给她些建议，她是保守党利物浦韦弗特里选区议员约翰·蒂尓尼爵士的妻子。这些建议是否对她有所帮助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个来自格兰瑟姆小镇的裁缝的女儿，对于着装有着自己独特的品位。正如吉尼韦尔·蒂尓尼对她朋友所说的：“玛格丽特对于服装的色调以及高品质的款式设计有着本能的天赋和鉴赏力。”[18]
玛格丽特·撒切尔对于自己的才智并不是很自信。她相信自己机智聪慧，但并不是大智之才。这种谦逊意识使她在对待包括基斯·约瑟夫和伊恩·吉尔默在内的聪明的同僚时表现出一种夸张的崇敬之情。她意识到自己必须广泛汲取他人思想，因此经常征询学界人士的意见，尝试从哲学中寻求解决途径的理论支撑，重获信心，提高和加强自己的政治觉悟能力和感知能力。
她很少向她的核心团队亲信助手以外的人展露她情感的脆弱面。她经常觉得感情受伤，有时是因为一些针对她个人的批评，或者是家庭烦恼，还有时是因为国会议员表现出的傲慢嚣张，或者她预期会与她意见一致的人却倒戈相向，拒绝与她统一阵线。在1978年9月接受《女性世界》采访时，她表达出了自己受伤的情感：
“有时候我晚上回到家，感觉到一切的一切已经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这时我会一个人默默地流泪。”她说她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我从未见过有人能够对伤害无动于衷，我也不例外。”[19]
对于她周围熟悉她的那些少数人来说，玛格丽特·撒切尔性格中这些柔弱的方面使她更加温柔，更加富有魅力。在她就任反对党领袖的早期，地位尚不稳固，因此她性格中的缺点极易被党内人士察觉。不论是在《红星报》的通篇报道中（这家报纸在1976年首次使用这一昵称），还是英国的政治舞台上，那位果敢坚定、勇往直前的“铁娘子”大展拳脚的时代尚未来到。对于那些严阵以待等待时机的政界人士来说，她仍旧被看作是一个临时过渡性的领袖，可能无法坚持到任期结束。
尽管她的演讲在威斯敏斯特议会反响平平，而从整个国家来看，她造成的影响要大得多。但是即使那些对于保守党最赞同的听众，也认为她的演讲不过是新瓶装旧酒而已，并没有像之后逐渐形成的撒切尔主义一样提出任何创见性的思想革新，或者新的政策纲领。她承诺对抗社会主义极端主义，倡导节俭和独立自主，认为创造财富优先于分配财富。这些观点唯一的新奇之处在于它们的提倡者是一位女性领袖人物。在执政早期，即使她的政策主张中有些根本的转变，也是微乎其微，不易察觉。
她在一两次的政治活动中取得了一些成绩。首次造访苏格兰，她受到人们热烈地欢迎，爱丁堡市中心聚集人群数量史无前例。在伦敦南部地区的西伍利齐选区举行的保守党候选人补缺选举中，她打破政党领袖不参与的传统，支持彼特·博顿利。1975年6月，彼特·博顿利以超过工党3500张选票的绝对优势赢得竞选，获得席位，这是保守党两年来首次在选举中赢得胜利。玛格丽特·撒切尔对于在她领导下取得的这初次的进展感到非常兴奋，对着媒体镜头兴高采烈地摆了个胜利的“V”字形手势。滑稽的是，她把两个手指的方向举反了，甚至当别人解释她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时，她仍旧难以理解为什么她的手势表达的竟是淫秽下流的意思。
虽然伍利齐的补缺选举将政府的绝对优势从四成降低到三成，唐宁街10号内部人员仍旧信心大增，他们认为这位反对党领袖太过稚嫩，必定无法与老练的首相对抗。伯纳德·多诺修是哈罗德·威尔逊“首相质询会”的首席信息通报官。他回忆说：
我们对自己的好运感到难以置信。起初哈罗德对于要面对一位新的保守党领袖感到非常紧张。他痛恨希思的离职，说道：“我与那人共事已经十年了，他的任何一步举动都逃不过我的眼睛。现在我要一切从头再来了。”但是在与玛格丽特接触几个月后，他知道她完全不是他的对手。他太过老练多谋，而她过于简单呆板。她只是一味宣读预先准备好的问题，而这样做是无法掌控住整个下议院的。[20]
她在演讲席上的议会发言缺乏灵活性，不能随机应变，这日渐引起她身后后座议员的不满，人们的怀疑和抱怨声也逐渐增加，保守党议员不断提出诸如“我们是否犯了个严重的错误？”和“我们怎样才能帮助她表现得更好些？”[21]此类的问题。
有一个典型事例很能说明这段时期她的困顿境况，我记忆中是在由彼得·莫里森发起组织，1974年下议院选举产生的保守党同僚们参加的一次夏日晚餐宴会上，大家在谈话中都表现出了一些忧虑。莫里森极富幽默感地以一位长发工党党员的名字来将这个俱乐部戏称为阿尔夫贝茨俱乐部，因为这人的左翼观点激怒了他。除了彼得和我之外，俱乐部成员还包括迈克尔·斯派塞、乔治·杨爵士、艾伦·克拉克、阿拉斯泰尔·古德拉德、提姆·伦顿、利昂·布里坦、约翰·穆尔以及其他几个人。我们在1975年7月底讨论的主要话题是：“撒切尔夫人能否撑得下去？”
总体来看，我们觉得她能撑住，至少能撑一段时间，然而除了莫里森和穆尔两个她的铁杆拥护者，其他人似乎都因心存怀疑而略显底气不足。我们所有人都希望她能坚持下去，然而大家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丝忧虑，担心她最后不过只是暂时占据这个职位，到1975年我们各自开始漫长的夏歇度假计划时，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领袖地位依然不稳固。
私生活掠影
1976年的夏天，我开始和卡罗尔·撒切尔约会。我们俩对这份持续了三年多的感情都很认真。反对党领袖，或者说“妈妈”，对此并不是完全支持。她奉劝她22岁的女儿小心，尽量不要和已经33岁的来自东萨尼特选区的单身议员有什么牵扯。这次警告发生在她看到我们俩在激烈地讨论关于一只皮姆牌的酒杯之后，那是在约翰·穆尔和他妻子希拉在位于温布尔顿的家中主办的一次酒会上。
与上司的女儿发展恋情总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但是年轻时候的爱情对风险总是难以察觉。卡罗尔和我对于父母的警告反对之声以及他们冷若冰霜的态度都置之不理，依旧不管不顾地我行我素，这正切合了被司汤达称作是“两个人的唯我主义”所表达的思想。几个月之后，气氛稍微有些缓和，我应邀参加了斯科特尼城堡的周日午宴，斯科特尼城堡是英国国家基金会位于肯特地区的一处地产，玛格丽特和丹尼斯·撒切尔在这里租了一套公寓。
对我的到来大家反应不一。丹尼斯一如既往地和善，询问关于“我那一片区”，即我所在选区的情况，提出的问题很有见地。阿特拉斯在拉姆斯盖特向我认识的一些客户出售了大量的涂料，这成为我们谈话的一个主题。而马克在闹别扭，因此根本没有跟我说话。卡罗尔在生她弟弟的气。玛格丽特·撒切尔对姐弟之间的矛盾完全不予理会，关注的仍旧是政治话题。她想就中东问题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我好像记得你认为我对这个话题知之甚少，”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流露出的是愤怒而非愉悦。她刚从那边访问回来，谢天谢地她去的是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和埃及首都开罗，而不是西奈。
在对这个地区的政治局势滔滔不绝地做了一段长篇大论之后，她提到在与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会晤后，他的大使阿德南·奥姆兰赠送给她一枚制作精美、镶有宝石并附有伊斯兰文字的徽章。“就在那儿，”她指向餐厅壁炉架上悬挂的一幅镶有金框的徽章，“你阿拉伯语说得怎么样？能不能告诉我那上面写的是什么？”也许可以称得上不幸，我那点有限的阿语水平刚好能做到这一点。“写的是：‘只有一个神，他的名字是真主阿拉。’”
“我的天啊！”玛格丽特感叹道，她看上去有些慌乱，显然没有意识到她居然在自家的墙上展览《古兰经》的第一条教义。“幸好我们没有邀请神父共进午餐。”丹尼斯开玩笑说。
“或者芬奇利选区的选民。”我用打趣的口吻补充道，这不过是指她所在的芬奇利选区犹太选民比例很高的一句玩笑话，而玛格丽特并未被逗乐。她用严厉的目光瞪着我，语气中带着责备，“我想邀请谁来吃午餐，我就会邀请谁。”
尽管有时会有些失礼的举止，我对斯科特尼城堡包括这次在内的多次拜访仍旧是非常愉快的经历。丹尼斯和卡罗尔很友善，性格温和而可爱。玛格丽特的性格与他俩完全不同，然而她的气质和活力很具有吸引力。作为餐宴女主人，她体贴周到，有时近乎偏执，她会坚持亲自为宾客倒酒，做饭、洗刷餐具都是亲力亲为，她会不时专横地对站在一旁的与会宾客命令道：“当心！”“哎呀，胳膊肘拿开！”“留神！”“让开！”以及“喝光它！”
她的拿手菜包括周日烤肉和香芒鸡肉。她在厨房里麻利而奔忙的样子像极了将电视频道按快进键后做菜大厨的样子。她每天早上正是以同样快的速度为丹尼斯做早饭，丹尼斯要求培根必须按照某种特定的方式烤炙，否则他一整天都会心情不爽。
据我观察，撒切尔家的家庭生活从不单调，却也不会轻松。即使不提及政治，家庭氛围仍不失紧张。这位非凡的女性，在治家方面也沿袭了高效率的作风。她时常对家人发号施令，但大家似乎对她的命令反应并不积极。丹尼斯闷头看《每日电讯报》的体育版面，卡罗尔躲开母亲的指责和非难，马克又太急于想获得母亲的关注，因而家庭关系不时陷入异常。面对反对党领袖这一身份的挑战，他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只能降为次要地位。玛格丽特就像钢琴弦一样，时刻保持紧绷状态。她的表现令人钦佩，但却与常人相异。我的判断可能并不准确，因为我总是过于紧张不安。
因为偶尔有机会看到撒切尔夫人家庭生活的一面，我发现了这位外表强硬的女领袖性格中令人意想不到的方面。有三件事值得一提，由此可窥见她的节俭、脆弱和母爱。
有件小事体现出她的节俭。有一天晚上，我买了在国家剧院上演的诺埃尔·科沃德的喜剧《欢乐的精灵》的四张票。她起先以为这些票是我为她和丹尼斯免费拿到的保留座位，因为我的妹妹玛丽亚·艾特肯在剧中是主角埃尔维拉的扮演者。当天晚上，卡罗尔纠正了这种看法，玛格丽特马上提出：“我坚持与你平摊票钱。”我直接否决了她的这一提议，尽管她表达了强烈地抗议，我仍拒绝告诉她票价的总额，然而她并不轻易妥协。第二天，在下议院议员大厅我的信件格里，她放了一张签有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名字的空白支票。当她通过银行对账单发现我从未填写兑现这张支票时，她对我相当生气。
她把自己的脆弱隐藏得很好，但这并不表示它不存在。一天晚上，在下议院11点半的投票结束后，我把卡罗尔送回福乐街的家中。玛格丽特独自一人坐在起居室里看文件。我把头伸进门里，准备说晚安，却看到她眼睛红肿，显然情绪很低落。我询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抽了抽鼻子说：“没什么大事，今天有个同僚在投票大厅对我态度极其恶劣，他说我正在毁掉我们的政党……”这件事似乎不太可能成为伤心哭泣的缘由，因此我满不在意地说：“他可能只是有些生气，不值得因为这点小事伤心。”“要知道，我也会受伤的。”她说着站起来，离开了起居室。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铁娘子的内心也是很柔弱的。
在我与卡罗尔情感发展初期，我就发现，通常母女关系中母亲对女儿表现出的温柔爱怜，在撒切尔夫人身上极少见到。然而，下面讲到的这个周末滑雪事件却说明她们深藏的母女亲情。
1978年冬天，卡罗尔的父母允许她在瑞士度假胜地韦尔比耶度过十天的假期。我计划在她假期进行到一半时去瑞士和她会和，共同度过一个悠长的周末。因为这时正是滑雪旅游旺季，所以航空机票比较紧张，如果我想实现周末度假计划，只能买到周一晚上从日内瓦飞回伦敦的返程机票。不巧的是，我刚买好了往返机票，不料这个周一却被反对党选定要对一项有争议的议题进行国会投票，并下达了“三线鞭令”[22]，要求所有保守党议员当天下午3点半必须出席。因为我无法同时出现在滑雪道和投票大厅，而又没有其他可选航班，我和卡罗尔在韦尔比耶共度周末的计划便不得不取消，这使我俩都很失望。
我接受了这个令人沮丧的现实，但身在韦尔比耶的卡罗尔却没有。我并不知道，卡罗尔拨通了她妈妈的号码，在电话里痛哭抗议反对党下达的“三线鞭令”毁了我们浪漫的周末计划，并控诉其不公平。显然，玛格丽特心软了，很快卡罗尔便兴高采烈地在电话里对我宣布道：“妈妈说她可以把周一的投票改到其他时间”。“这不可能”，我回答说，但是我错了。因为在最后的时刻“三线鞭令”被撤销，这项反对党日常事务被确定择日再议。卡罗尔和我在阿尔卑斯山一起度过了一个开心愉快的周末。
我回来的第二天就回到了下议院投票大厅，看到反对党领袖离我仅有几英尺远。我走过去，正准备就她为了我们改变国会事务原定计划的惊人善举表达谢意，她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说了声“嘘！”向我调皮地眨眨眼，问道：“你们两个玩得高兴吗？”“非常高兴”，我回答。“那就跟我说说。”
5分钟后，我坐在反对党领袖办公室里的一张扶手椅上，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一起喝着苏格兰威士忌。她踢掉脚上的鞋，并说我不需要感谢她，因为她的首席党鞭汉弗莱·阿特金斯本来就有意要更改保守党的投票计划。之后她说自己非常想知道我俩在韦尔比耶的所有情况，询问关于雪场的情况，滑雪道、酒店、当地的芝士火锅，以及卡罗尔是否还有其他的朋友和滑雪的同伴。“我想到卡罗尔一个人在那里就非常担心”，她解释说，语气里透出焦虑。更令人动容的是，我正离开她办公室的时候，她说：“你不会跟卡罗尔说我担心她，对吧？不然她准会认为我令人难以忍受了。”
玛格丽特对于儿子马克则过于骄纵。她总是对儿子的健康问题小题大做，对于他未通过会计资格考试或者经济出现困难过分紧张。20世纪70年代中期她至少两次为他还清了透支账单。早在1982年的一场汽车拉力赛中他在撒哈拉沙漠短暂迷路事件发生之前，她就总是担心他开机动车辆时的安全问题。1979年的一天，马克参加了威廉姆斯一级方程式车队的测试驱动轨道活动，深夜依旧未归，她因为担心而痛哭流涕，完全无法自控，她要求我给我的朋友弗朗克·威廉姆斯打电话，弄清楚马克是否受伤。
我喜欢玛格丽特作为母亲、丹尼斯作为父亲时候的他们俩。我对于他们最美好的回忆停留在斯科特尼城堡，那里有非常漂亮的花园。一天上午，我从窗户向外望去，看到玛格丽特和丹尼斯手牵着手，正绕着花园散步。我想起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家庭里的两个成员之间关系友好而温暖。他们四个人并不习惯于通过拥抱、搂抱和亲吻等肢体接触的方式表达情感。多年以后我曾问过马克我的这种印象是否正确，他回答说：“是的，妈妈一点儿也不喜欢肢体接触，她是通过注视你的方式来表达她的爱意的。”[23]
尽管玛格丽特·撒切尔可以通过眼神传达自己的情感，然而自从她成为反对党领袖开始，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少了，关系也淡了。她太过专注于公共事务，几乎抽不出任何时间给家人，即使是最亲近、最深爱的人。除了丹尼斯之外，她还有任何可以倾诉和信赖的朋友吗？我怀疑她没有。她也许可以向影子内阁中的同僚吐露政治机密，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曾对他们表达出私下的亲密关系，甚至热情都谈不上。她办公室的团队也是一样的情况，也许辛西娅·克劳福德，或称为克劳馥是个例外，她担任玛格丽特的私人助手和服装师，以其特有的女性魅力，后来渐渐成为玛格丽特某种意义上的知心朋友。玛格丽特·撒切尔核心团队的工作人员与她保持专业上，而非人际关系上的紧密关系。
她非常欣赏忠诚的美德，这很令人开心。任何人只要对她忠诚，她一定会予以数倍回报，尤其是在他们处于艰难时期的时候。一次，她的前议会私人秘书弗格斯·蒙哥马利议员被指控在商店行窃，玛格丽特·撒切尔在他遭到指控的第二天找到他说：“弗格斯，你今天在下议院一天都待在我旁边，我想让每个人都知道我确信你是无辜的。”[24]
玛格丽特·撒切尔回报忠诚的另外一个更加有趣的事例牵扯到一个不同寻常的国会人物，被称作是“独臂匪徒”的威廉·里斯-戴维斯，王室法律顾问、下议院议员，他来自西萨尼特选区，与我所在的选区相邻。
比利为人招摇，行事古怪。他曾经是郡板球队里的快速投球手，也曾风光无限；他还曾是战斗英雄，在战场上失去了一只手臂；他还是一个大名鼎鼎的投机商人，也是一个颇受争议的刑事辩护律师。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竟然陷入一连串的困境之中，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他的麻烦包括警局丑闻、因未偿还债务引发的纠纷、与他在希腊房产的房客之间就屋里出现臭虫引发的争吵以及一次酒后驾车的指控。他因为在本应该出庭的时候却在赛场上而受到法官的训诫。他与他所在的选区协会之间也存在一些问题，他们威胁要将他罢选。他在选区内的一些问题源于他对特德·希思的激烈反对，因为特德·希思是萨尼特本地居民。
也许是因为他反希思的立场，比利·里斯-戴维斯很快成为玛格丽特·撒切尔最早也是最坚定的拥护者之一。她对比利并不很钟爱，不过因为他热心拥护她成为领袖候选人，她还是回报了他的忠诚。因此当这次罢选传言威胁到他的政治生涯时，比利请求领袖的帮助，而她也同意给予他支持。
这次帮忙发生的整个过程令人忍俊不禁。比利在位于萨尼特芒克顿的乡间别墅主办了新年晚会，玛格丽特和丹尼斯·撒切尔，还有我都应邀出席，宾客名单中还包括西萨尼特保守党选区委员会所有的执行委员。因为政党领袖的出席，那些反比利阵营成员心中的不满情绪已得到缓解，当晚会进展到临近午夜之时，他们纷纷表示，也许他们的议员先生并非他们之前认为的那么不堪，领袖表达了强烈地赞同，当他们开始喝香槟酒的时刻，气氛逐渐变得友善。
晚会进行到晚上23点45分左右，比利敲响了大厅里的报时钟，要求西萨尼特保守党选区委员会主席、市议员哈里·阿尼什进行简短发言。主席表达说在这样一个欢庆的节日场合，同时保守党主席也在场，我们最好让过去的事情都过去，满怀信心地为我们的议员投上一票，希望他和我们的领袖新年快乐。玛格丽特·撒切尔高声附和道：“请一定这样做”。众人立即进行了口头表决。我们齐声唱道：“因为他是一个老好人”，接着唱道：“因为她是一个老好人”，一直到钟声敲响12点，是时候该唱“友谊地久天长”了。
这一定是保守党历史上最不同寻常、也最不符合章程的选区委员会会议了，不过却很成功。选区委员会的委员们不再提起罢选的话题，而比利·里斯-戴维斯成功续任西萨尼特选区下一届议会的议员。
当玛格丽特·撒切尔深夜离开肯特郡，准备驱车开往斯科特尼城堡时，有人问她对萨尼特两名议员的看法，她给出的结论是：“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议员，很有才华”。[25]不论她心中真实的感受如何，她对一位处于重压之下的朋友表现出了忠诚，而且在保守党的普通议员中间具有很高的威信。
回顾
玛格丽特·撒切尔担任反对党领袖早期的表现很容易使人低估她的实力。
尽管她对于议会就像对于宪法一样，抱有最崇高的敬意，作为一名议员，她从未真正融入其中。对于下议院，她没有任何情感，更不用说任何热爱。她无心关注议会的整体氛围，对于很多值得敬重的议员经常表现出急躁和不耐烦。她在议会的发言偶尔会获得认可，但她天性不愿意改变自己，附和大多数议员的观点，与他们达成一致。这就是为什么她在“首相质询会”的激烈辩论中表现总是不尽如人意。她准备得过于充分，但缺少应变能力，而这却是即兴辩论中取胜的关键。芭芭拉·卡索对她的评价是“太过僵硬，不懂变通”，她是工党前座议员，对玛格丽特·撒切尔怀有女权主义的同情态度，“当她最终……射出她的箭的时候，不会完全错失目标，却也不会（或者极少数极少数情况下）一箭致命。”[26]
在议会她无法完全统率她的政党，在影子内阁会议上她同样无法掌控全局。“每次玛格丽特过于谨慎或不够坚强，无法对于保守党内老资格的一派提出挑战的时候，气氛总是非常紧张压抑。”约翰·诺特回忆说，他是玛格丽特提拔到影子内阁中少数几个与她政见相似的成员之一，“大多数的皮姆们、普莱尔们、卡林顿们、吉尔默们以及他们这些政见一致的人，他们相信她最终肯定会下台的，届时大家重新恢复理智，会一致同意将其替换掉。”[27]
在伦敦很多其他的政治部门，这种认为玛格丽特·撒切尔只是一个暂时过渡性领袖的观念也很盛行。保守党研究部主席克里斯·帕滕是一位精英知识分子，他称呼她为“希尔达”（Hilda）[28]。她不得不忍受他人对于她声音的挑剔、对于她的着装品位的不屑以及对她的中间名的嘲讽。朱莉安·克里奇利甚至建议给她写信的署名应改为“反对党领袖，由迪金斯&琼斯转交。”[29]
尽管保守党内的老资格党员、伦敦的政治精英以及一些社会势利之徒自认高人一等，看不起玛格丽特·撒切尔，普通民众对她却表现出了由衷的热情。她作为西方民主政体中的首位女性领袖人物的独特身份使她赢得人们的兴趣和关注，并赋予她无人能及的气质和魅力，这是男性政治人物无法办到的。她摒弃了对民众做出某种具体的承诺的传统做法，通过宣称她个人所持的价值观和信念，运用她的个人魅力来获得普通民众支持的选票。
从民意调查和补缺选举的结果看，英格兰中部地区的选民很赞赏玛格丽特·撒切尔性格当中的这一方面。选民当中相当一部分人也意识到当前的重中之重在于采取措施阻止这个国家持续地没落，同时要切断工会力量对政府的钳制。不过这位新的保守党领袖能够临危受命担此重任，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吗？
国家判评委员会对于这些关键性的问题仍旧难以决断，人们不喜欢哈罗德·威尔逊的政府。但是从他的犬儒主义主张的对一切抱有怀疑态度过渡到玛格丽特·撒切尔对一切都确信无疑，至少在这一届议会任期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来说，却是太大的一次转变。而如果不接受改变，这种停滞混乱的状态似乎会在这届议会接下来5年左右的任期里持续下去。
对玛格丽特·撒切尔来说，有三个方面的优势：首先是她富有革新性；其次是演讲才能，她很擅长在大型公开场合以及电视荧幕上进行演讲，令人印象深刻；再次就是她对于新思想和新的解决方案抱有兴趣。即便她拥有这些优势，议会上的失利表现使她仍旧频频受挫。而随着工党新的领袖人物詹姆斯·卡拉汉的上台，她在这个舞台上已然非常糟糕的表现更是每况愈下。作为首相，他行事相当高效，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表现明显胜过这位经验不足的反对党领袖。
尽管在下议院大多数重要的投票表决中都只占有微弱的优势，而他上台时面对的也是危难和不稳定的政局，吉姆·卡拉汉仍旧牵制了玛格丽特·撒切尔三年，使她饱受挫折。在这段时期内，她的地位仍旧不稳固，在议会中没能有效地领导自己的政党，一直到“不满寒冬”改变了这一局势。
注释：
[1]Sun, 12 February 1975.
[2]AC: Author's recollection, 11 February 1975.
[3]Ibid.
[4]Hansard, HC Deb, Standing Committee A (Finance Bill), 11 February 1975.
[5]Carol Thatcher, Below the Parapet, p. 11.
[6]Money, Margaret Thatcher, p. 95.
[7]Private Eye, 4 April 1979.
[8]AC: Author's meeting with Margaret Thatcher, 10 March 1975.
[9]英语中，西奈（Sinai）和鼻窦（Sinus）词形相近。——译者注。
[10]Ibid.: Conversation with Nicholas Budgen, 1976.
[11]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295.
[12]Sunday Times, 25 May 1975.
[13]AC: Author's recollection, 1975.
[14]The Times, 7 March 1975.
[15]AC: Off -the-record interview.
[16]理查德·赖德（1949— ），1975—1979年担任反对党政治秘书；1979—1981年担任首相政治秘书；于1981年与负责首相日程登记的秘书卡洛琳·斯蒂芬斯成婚；1983—1997年间担任诺福克中部选区保守党议员。于1997年获封温森木赖德勋爵。
[17]Ibid.: Lady Tilney to Lady Aitken, the author's mother, 1975.
[18]The Times, 21 September 1978.
[19]AC: Interview with Lord Donoughue.
[20]Ibid.: Author's recollection, 1976.
[21]Ibid.: Interview with Sir Mark Thatcher for Aitken, Heroes and Contemporaries, p. 135.
[22]根据英国政党实行的“党鞭”制度，负责传达党领导意见、监督本党议员行为特别是投票的“党鞭”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发出三种“鞭令”。如果是“一线鞭令”，本党议员可以选择不参加投票；二线鞭令，本党议员必须参加投票，但如果不按党的指示投票不会受到党内处分；“三线鞭令”最严格，不仅必须参加投票，还必须按党的指示投票，否则将受到处分，包括下届选举时党部不予助选或提名等。——编者注
[23]Ibid.: Author's recollection, 4 April 1977.
[24]Ibid.: Author's recollection of conversation with Councillor Harry Anish, 1 January 1979.
[25]Barbara Castle, The Castle Diaries, 1974–1976,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0, 5 August 1975, p. 487.
[26]AC: Interview with Sir John Nott.
[27]Matthew Parris, Chance Witness: An Outsider's Life in Politics, Viking, 2002, p. 189.
[28]希尔达（Hilda）在英语中有战争的意思，因而有讽刺之意。——译者注。
[29]MTF: Speech to the Conservative Party Conference, Blackpool, 10 October 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