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从流氓到天子
一、什么叫赤贫
（一）
古今中外的帝王们中间，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的出生大概是最草率的了。
元帝国的糟糕统治使贫农朱五四对生育已经不感兴趣。四十七岁的他已经被生活折磨得完全像个老头了。他和四十二岁的陈二娘此时已经有了三男二女，在这个年岁，再怀孩子，会被人笑话，说明他们俩做那件事的劲头太大。然而一不小心，还是怀上了。
朱五四夫妇已经习惯了听天由命。笑话只好由人笑话了，既然怀上了，那就揣着，就好比兜里揣个南瓜。反正装在肚子里，比揣在衣袋里还安稳，并不妨碍陈二娘伺弄鸡猪，插秧锄草。
问题是朱家的房子对这个即将问世的新生儿来说太局促了点。一家七口，挤在濠州钟离东乡三间低矮的茅草房里，房顶有一处已经塌了，一直没来得及修理。粮囤里也没有多余的口粮。一家人一年辛苦到头，粮食还总是不够吃，每年总有一两个月靠野菜度日，吃得全家大小面色发青。不过五四脸上并没有愁容，他一辈子经过的大灾大难太多了，船到桥头自然直，上天既然又把一条小命派发到这个世上来，就总有养活他的办法。
蒙古人征服中国后的第四十九年，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阳历1328年10月21日的中午，陈二娘吃过午饭，收拾好碗筷，喂完鸡鸭，挪动着小脚，匆匆往地里奔。正是秋播小麦最紧张的时候，一时一晌也耽误不得。走到村东头二郎庙旁边，肚子一阵阵疼了起来，她这才想起，肚子里还装着个孩子呢！没办法，她只好拐进破庙。刚迈进庙门，靠着墙壁大口大口喘气的工夫，孩子已经蠢蠢欲动了，不由自主地顺着墙壁滑下来。她刚躺到地上，孩子已经呱呱坠地了。
哭声十分响亮。
然而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新出生的生命。这孩子在世上就像野地里的一棵草，多他一棵不多，少他一棵也不少。他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意义。只有朱五四面临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孩子生下来，连块裹身子的破布都没有。总不能让他成天这样光着啊！
幸亏二儿子到河边提水时捞了一块破绸子，解了老朱家的燃眉之急。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困难了，连名字都不用费心，这孩子犯“重”字辈，排行第四。不过传统社会习惯大排行，亲兄弟加堂兄弟按顺序排下来，这孩子正好排第八，就叫“重八”。
像一只小猪小狗一样，重八自生自长起来了。前途、教育、事业是些什么东西，没人费心去想。从小到大，他没穿过新衣服，没穿过新鞋。小时候大人出去干活，就拿一条索子，把他系在桌腿上，任由他在地上哭、坐、爬、吃泥土、玩自己的脚趾头。他刚刚懂事，就成天干活，早起拾粪，白天放牛，晚上还要编草席，困得打呵欠才叫去睡觉。五四在外面老实懦弱，谁都可以欺负，在家里却是凶神恶煞，看见哪个孩子偷懒，上去就是一顿拳脚，没好没歹。
（二）
二十五岁以前，朱元璋对生活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饥饿。
朱元璋一生中经常做的一个梦是一桌大鱼大肉摆在面前，可是当他伸手去抓时，却被各种各样的意外打断：饭桌突然消失，大鱼大肉忽然变成一堆土坷垃，或者是，他突然被一只大人的手拎起来，扔到屋外。从梦中惊醒，他会听到自己肚子里不断的肠鸣，饥饿感像一把刀子一遍遍地刮着他的肠胃。
未来的太祖皇帝早年最大的人生理想是能痛痛快快地吃一顿饱饭。
一年到头，朱五四一家都是以世界上最粗粝的粮食来填充胃肠的，而且，即使是这最粗粝的粮食，也总是不够。那口破铁锅，只在过年过节时，才能见点荤腥。
这不是贫农朱五四一家的状况。这是大元帝国里多数农民的景状。不止大元如此，几千年来，这片土地一直是一只巨大的空荡荡的胃。
谓予不信，请看孟子的话。公元前三百年，孟轲奔走各国，大声宣扬他的政治主张。而他自视为完美的政治目标不过是“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也就是说，在风调雨顺的年景，大家都能吃饱；在饥荒年份，也不至于饿死人。他用形象化的语言来夸饰他的政治理想：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这沾沾自喜的夸饰带给我们的却是一种酸楚的感觉：一个耕种“百亩之田”的“数口之家”，挣扎奋斗一生，五十岁之前却不能“衣帛”，七十岁之前不能“食肉”。这样的一生，竟然就是我们祖先梦寐以求的“王道”理想！
然而，这个可怜的理想也很少能在这片土地上实现。饥饿和赤贫始终追随着我们的祖先，连同战乱和灾祸，从孟子的时代穿越到汉、唐、宋、明。两千年间，丰衣足食的盛世远少于析骨为爨的悲惨岁月。
（三）
战国后期，中国人就已经懂得精耕细作。汉代的亩产量，据学者宁可计算，就已达到一百四十到一百五十斤。这个在现在看来不起眼的产量却让世界上其他地区追了一千多年也没追上，以英国为例，直到十二三世纪时，他们的亩产才达到九十七斤。按理说，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应该能生活得很舒适。
但是，有三个因素剥夺了他们舒适生活的权利。
第一个因素是人口压力。前工业时代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西欧在从公元2年到工业革命前的1700年间平均年人口增长率为百分之零点零六五，而中国在公元2年至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间平均年人口增长率约为百分之零点一一，高出西欧近一倍。中国古代人口增减循环周期之频，增长梯级之多之高，在前工业时代的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因此，中国土地虽然辽阔，但人口密度一直远远大于欧洲。根据赵冈和陈钟毅的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中人均耕地占有面积，在北宋以前大体上维持在十亩左右。北宋后，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到十亩以下，到19世纪下半叶，人均耕地面积更剧减到不足三亩。而到十三世纪，英国农民平均耕地较少的时期，一个农民的可耕地还有十八亩以上。
几千年来，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只要有了一亩闲田，人们马上会生出一个孩子来占据它。填满这张嘴，同时再生出尽可能多的嘴，这个简单的目标吸引了中国人过多的注意力，使他们无力顾及人的其他需求。所以，虽然农业技术在不断地进步，虽然中国农民一直是那样坚忍勤劳，可是广大的中国底层人民一直在半饥半饱中挣扎，永无解脱之日。
朱元璋一家就是典型代表。朱家世代平民，祖上没出过半个有点身份地位的人。元至正十六年（1356），二十九岁的朱元璋攻下集庆（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声名已显，霸业初定，第一次有了追根溯源的念头。他隐约记得父亲说过，自己祖上住在南京附近的朱家巷。派人找了几天，才发现朱家巷是离南京城四十里的一个小村。此时村中还生活着几家穷困潦倒的朱姓后代，听说攻占此地的红巾军大元帅居然是他们的远支本家，大喜过望，一起来到南京城内拜见。朱元璋十分兴奋，与他们亲亲热热地“叙长幼之礼，行亲睦之道”，大家坐在一处，一起回忆老朱家的历史。据老人们说，朱家最早好像是江苏沛县人，算来还是汉高祖刘邦的老乡。不知何时，流落到了南京附近。
大家穷尽所有记忆，仅能上溯五辈。第一辈叫朱仲八。从这个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名字判断，这个能回忆起来的“开基祖”已经沦为赤贫，以至于连起名字的精力和能力都没有。和他老人家一样，以下数代人的名字无一例外，都是用数字代替的。然而，赤贫的生活条件没有影响朱家的人丁繁茂。仲八生有三个儿子，长名六二，次名十一，三名百六。百六生二个儿子，长名四五，次名四九。四九生了初一、初二、初五、初十四个儿子。长房初一就是朱五四的父亲。朱五四生于至元十六年（1279）。他还有一个哥哥名叫五一，大他四岁，生于至元十二年（1275）。五一和五四各又生了四个儿子，所以排到朱元璋时，他的小名叫“重八。”
从仲八到元璋，六代之间，平均每人有三个儿子。按这个数字计算，一百多年间，朱家家谱上这一支的朱姓男人已经由仲八一人积累到二百四十三人。这二百四十三人中的绝大多数和他们的祖辈一样，终生赤贫。从朱氏一族的例子可以看出，传统时代底层中国人的生育激情何其惊人。
正是人口压力，导致朱元璋的祖先世代逃难，不停搬家。
朱元璋小时候听父亲讲过，他们这一支离开南京城外朱家巷，是在祖父那一代。因为南京附近的几亩薄田养不活日渐长大的几个儿女，祖父朱初一逃亡到江苏盱眙，其时元灭宋战争过去不久，盱眙人口稀少，荒田颇多。祖父在此“开垦兵后荒田”（郎瑛《七修类稿》），艰苦成家，一家人起早贪黑拼命干活，逐渐有了点家产，“置田产”（郎瑛《七修类稿》），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积攒，给两个儿子都娶上了媳妇。
就像祖父所希望的那样，家族人丁兴旺，两个儿子加在一起，很快给他生了五个孙子、孙女。辛苦置下的几亩地养不活迅速繁衍的人口，俟祖父一去世，两个儿子就不得不变卖家业，各自寻找地多人少的所在谋生。
朱五四八岁就随父亲从南京逃到江苏盱眙，娶妻生子后又搬到安徽五河，随即搬到灵璧，不几年迁到安徽虹县，五十岁上又搬到钟离东乡，这一次他住的时候最长，在那整整生活了十年，并在这里生下了朱元璋。朱元璋十一岁那年，再迁到西乡，过了一年，又迁至太平乡孤庄村（今安徽凤阳县治西南约十里处的二十营）。总计他六十四岁的一生，凡七次迁移。在每一地，最长不过十年。
并不是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喜欢浪荡，实在是因为以江淮大地之辽阔，却难以找到能养活他这至卑至贱的一户草民的几亩田地。自己的地种不起，只好给人当佃户。《明太祖实录》说朱五四“勤俭忠实”，老实巴交，带领一家人起早贪黑在租种的几十亩地里辛苦刨食。然而年终算账，大半粮食给了地主，剩下的还是不够吃。加之五四在一路搬迁的过程中，又不断生儿育女，负担越来越重。一年到头辛苦所得，怎么也填不满越来越多的嘴。更可气的，是有时候租种了一片生地，好不容易用血汗把它伺候熟了，一家大小终于吃饱了几天，地主却马上跑来加租，如果不同意，只能被夺佃赶走，另寻出路。搬了一辈子的家，吃了一辈子苦，流了一辈子汗，却总共也没有吃过几餐肉饭，穿过几件不带补丁的衣服。
当然，汗水绝对不是白流的。朱五四一辈子当牛做马，换来的是六个儿女一个个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元璋的大哥娶上了媳妇，给五四生了两个孙子。二哥、三哥虽然倒插门，好歹也算成了家。两个女儿也都出嫁了。虽然儿女们个个都是文盲，一生注定都要在半饥饿中度过，但朱氏一门在中国大地上，终于又进一步发展壮大，在这片绝大多数人都艰难求食的土地上，顽强地挤出了自己的一块生存空间。这不能不说是生物学意义上生存竞争的重大胜利。
可惜朱家列祖列宗不及亲见他们的孝子贤孙朱元璋在生育竞赛中后来又取得了何等惊人的成就。朱元璋称帝后，把朱氏家族所有潜在的生育能力发挥到了极限。他本人生了二十六个儿子、十六个女儿。他又鼓励自己的后代多生子女，不必承担任何工作，只需按人头领俸禄。于是，明弘治五年（1492），我们在史书中见到山西巡抚杨澄筹上报的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晋府的庆城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老朱家的生育纪录，到这一年的八月即生有子女九十四人，孙一百六十三人。
庆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长，仅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据王世贞估算，每十几年，明宗室人数就增加百分之五十。另据徐光启推算，明宗室人数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宗室人数总共五十八人，永乐年间增至一百二十七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增至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又增至八万多人（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而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到近一百万人之多。如果大明王朝能“再活五百年”，那么朱姓子孙迟早会压塌半个地球。
（四）
为什么传统时代的中国农民有这么强烈的生育冲动？
我曾经向我那个拥有三个儿子和五个孙子的远房大伯请教过这个问题。他说：“你们城里人老了有退休金，我们农村人老了就指着儿子养活哪。再说了，在农村，你这家儿子多，人丁旺，就没人敢欺负你。你家人口少，一打仗都没有个帮手，指定吃亏。”
旧时代的人生活离不开家族。人多势大的家族往往占据上风，人丁稀少的弱族则往往处于受凌虐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人口自然多多益善。生存竞争的需要使旧家族产生了一种无限扩张人口的内在冲动。
传统时代的中国人，是被锁定在传宗接代链条上的一个环节，篆刻为祠堂牌位上的几个汉字。传统家庭中，家长是绝对的权威。因此，多生养子孙，是实现和增强这一权威的最重要方式。小时候，小孩子间最常见的骂人方式之一就是宣称“我是你爸爸”，对手的回击当然是“我是你爷爷”，双方就这样在辈分上无限累加上去。当然，另一种路径是由“我×你妈”以及“我×你奶奶”无限上溯。传统相声以及现在的二人转中，在辈分上占对方的便宜似乎永远能换来大面积的笑声。就像鲁迅所说，最无能的人，也总可以生几个孩子来显示权威，不至于沦落到绝望的谷底。无法实现“向上意志”，那么就向下用力，多生孩子。虽然听起来有点荒唐，这是不是中国人生育冲动的一个心理原因？至于孩子生下来，能不能受到教育，未来的生活能不能幸福，似乎不是他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所以，尽管一生都在颠沛流离当中，朱五四还是不遗余力地像倭瓜甩蔓一样东一个西一个地生。
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很少发现像古代中国这样的生育激情。在欧洲几千年历史中，堕胎和杀婴一直是常用的控制人口的手段。欧洲人老了之后不依靠儿女赡养自己，也根本不知道原来人死后在阴间得靠纸钱作为经济来源，他们死后或者魂飞魄散，或者直接升入天堂吃喝不愁。因此从文明源头开始，欧洲人对生育就抱着一种警惕的态度。古希腊思想家一直强调控制生育。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口增殖与城邦的经济政治状况有密切的联系：“繁殖如无限制，势必导致贫穷……跟着贫穷，又导致内乱和盗贼。”（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他说：“凡以政治修明著称于世的城邦，无不对人口有所限制。”他主张，国家应该根据诸如地产多少等经济条件，控制人口。在一个财富资源相对固定的城邦中，人口也应该保持相对稳定。“各家繁殖的子嗣应有一定的限数，倘使新娠的胎儿已经超过这个限数，正当的解决方法应在胚胎尚无感觉和生命之前，施行人工流产（堕胎）。”
古希腊年轻人比几千年后的中国人观念更为新潮，他们注重个人成就，不愿过早地因婚姻而影响其追求。希腊社会流行晚婚，一般男子结婚都在三十岁左右。古罗马帝国政府虽然大力提倡生育，但收效甚微。那时上流社会的人为了不受婚姻的束缚，逃避家庭责任，许多人选择终生独身。据古代罗马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记载，奥古斯都发现很多男子为逃避禁止独身法令的惩治，想方设法制造欺诈性婚姻。有不少男子特意与年龄远低于最低婚龄的女子订婚（订婚视同结婚，可不受禁止独身法令的制裁）。等未婚妻达到成婚年龄后再放弃婚约，转而追求与年龄更小的少女订婚，以此坚持独身。
虽然蛮族入侵冲击了希腊—罗马文明，但节制生育却被文明化的蛮族继承下来。中世纪时的英国贵族同样自觉地进行生育控制。由于英国实行长子继承制，等待继承的长子一般在继承家产之后才结婚，而那些没有财产的幼子要么去追求女继承人，要么干脆独身。那时候英国上层社会男子结婚的平均年龄接近四十岁。这就是英国古典小说里恋爱的双方通常是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和十几岁的花季少女的原因。只有这样，在上一代人去世或者年迈失去劳动能力时，下代人刚好建立家庭，继承地产，接替前代。
所以，在经济腾飞前，西方的人口密度一直低于中国。这使得欧洲人均占有的自然资源大大高于中国，为欧洲人的思想启蒙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五）
除了生育冲动外，导致传统时代中国人生活痛苦的另一大原因是自然灾害。众所周知，朱元璋之所以出家为僧，是因为大元至正四年（1344）的一场大旱灾。
其实，即使逃过此次灾荒，朱家也注定会在另一次灾荒中家破人亡。因为朱元璋的老家凤阳，是一个灾害频发之地。淮河是一条有名的害河。竺可桢教授曾根据大量史料，整理出上自成汤，下迄光绪各朝代、各地区的水旱灾害年数，发现淮河流域是我国旱涝灾害发生最多的地区之一。据河南省历代旱涝等水文气候史料统计，自公元620年至1949年的一千三百三十年间，豫东一地发生旱灾的年数为四百五十三年，涝灾年数为四百四十八年。俗话说的“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凤阳县，平均每四年就要发生一次较为严重的旱涝灾害。
朱五四搬来搬去，最终搬到一个“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地方。这当然不能怪他没有眼光。原因很简单，灾害较少的地方，人口密度往往较大，无法容纳新来人口。只有在灾害频繁的地方，人口周期性减少，才让朱五四有了见缝插针的机会。朱五四搬到孤庄村时，这里还没有完全从战争中恢复过来，村落间甚至有老虎横行。《凤阳新书》载当时“自定远抵淮涘，南北数十里，嵁岩林莽，虎聚为患，村落震恐，行旅戒严于其途。后元命将军应宜儿赤捕杀殆尽，其患始熄”。可见当地人烟之寥落。当然，这种见缝插针并不是没有代价的，至元四年的这场大旱中的死亡就是他为前几年勉强填饱的肚子付出的惨重代价。
由此，我们看到了造成中国贫困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灾荒。
中国的季风性气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候。正像我们今天在新闻里总是不断听到各地的水旱灾害消息一样，在历史上，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很少有大部风调雨顺的时候，局部灾害无年不有。翻开中国灾荒史，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49年共两千一百五十五年间，就有一千零五十六次旱灾和一千零二十九次水灾的记载，水旱灾害加起来几乎平均每年一次。其他的自然灾害，如蝗灾、雹灾、风灾、疫灾、地震等，则举不胜举。如此频繁的天灾，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人祸：三千年前的黄河流域，到处是森林与沼泽，水草肥美，风调雨顺。然而，由于几千年的过度开发，森林被砍光了，沼泽被排干了，黄河成了悬河，土壤蓄水能力严重下降，小旱每每变成大旱。几千年来，北方农民的生活越来越艰辛，与自然环境的恶化不无关系。
据《元史》记载，有元一代近百年间，全国遭遇大水灾九十四次，大旱灾六十二次，大蝗灾四十九次，大饥馑七十二次。也就是说，平均每年都有两三次大灾。最严重的时候，人相食的记录达十余次之多。这就是环境恶化的直接恶果。即以朱元璋家乡的淮河为例，它之所以频频为害，主要是因为人类活动改变了它的自然生态和流向。
而欧洲的气候比较稳定，由于海洋性气候的调节，西欧的气候要比同纬度的中国北方暖和得多，它的降水虽然不及中国南方，但远胜中国北方，足够农业灌溉使用。因此欧洲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中国北方那种赤地千里的现象。两相对比，诚如邓拓所说：“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有的西方学者甚至直呼中国为“饥荒的中国”。
（六）
中国贫困化的第三个因素是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专制制度的发达使中国官僚体系的早熟和完整举世无匹。官僚体系的庞大，使它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皇权，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具有无法抑制的疯狂扩张的冲动。每个王朝建立后，官僚队伍的人数都直线上升，与此同时，农民的负担也自然直线上升。这个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新中国成立时，人口与干部比是六百比一，现在则是三十比一，就是历史惯性的鲜明体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在每代王朝建立之初的三五十年“清明之治”时，农民的负担会暂时减轻，会积累一些财力来改善生活状况。而过了头一两代皇帝，则负担就迅速加重，普通百姓生活难以为继。
在历代大一统王朝中，蒙古人建立的大元属于统治技术较为粗糙的一类。蒙古人本不懂农业，当初南下之际，曾想将汉地“悉空其人以为牧地”，也就是说，把农民消灭干净，把良田改造成牧场。还是在耶律楚材的劝说下才改变了主意。耶律楚材打动蒙古统治者的主要理由是：改为牧场，收益不如剥削汉地农民大。
基于这种思维方式，蒙古人的剥削比史上其他任何大一统王朝要更赤裸裸。元朝将全国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为了防止汉人反抗，蒙古人规定，不许汉人学习武艺，不许汉人上山打猎，甚至夜间禁止汉人通行。《元史·刑法志》载：“诸夜禁，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违者笞二十七，有官者听赎。其公务急速，及疾病死丧产育之类不禁。”也就是说，每天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上六点，老百姓不许上街行走。和这一条相配合的是在以上时段，不许百姓点灯。汉人百姓，生活如同奴隶。
经济上的剥削比政治上的歧视更令底层百姓难以承受。蒙古皇室挥霍起来手笔很大，日常生活奢靡无比，宫廷的花销大得惊人，据天历二年（1329）中政院的报告，“皇后日用所需，钞十万锭，币帛五万匹，绵五千斤”。他们做起佛事来更是漫无节制，最多时一年做佛事五百多次。据延祐四年（1317）统计，每年内廷做佛事，要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酥油二万一千八百七十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
这些费用最终是由底层社会来承担的。还是以朱元璋家为例：元朝实行职业世袭制，将一部分人户另立户籍，承担某种专业性的徭役，如站户（承担驿站的徭役）、矿冶户（开采铁、银等矿）、猎户（从事打捕）、水手户（充当河运与海运的水手）、灶户（煮盐）、窑户（烧造瓷器）等。朱家巷的朱家先祖们本来是淘金户，按规定，每年需向官府交纳金子，但南京附近并不产金，于是只好靠卖粮换钱，再到远处买金子充数。这样折腾几年，把仅有的一点家产赔光，才不得不北渡长江。然而到哪里都逃不脱官府的搜括。五四逃到淮北之后，还没有过上几天安稳日子，官府就开始来收税。按照元朝规定，淮南北的农民要缴纳人头税、农业税和科差。人头税每人两石谷，约合今天的三百六十斤。朱五四家三个成丁，就要缴一千零八十斤谷。税粮要由税户自己输纳进仓，按国家规定，每石税再纳鼠耗三升、分例四升，而实际征收的要远远大于这个规定。元代前期官员胡祇遹说：“鼠耗、分例之外，计石二三可纳一石谷。”如此算来，一千零八十乘以百分之一百二十五，就变成了一千三百五十斤。科差主要包括丝料、包银、官吏俸钞三项，是按户缴纳。规定每户纳丝一点四斤、包银钞四两（银钞二两合银一两），官吏俸钞五钱至一两。按购买力计算，元代一两银值四石谷，则三两银值两千一百六十斤谷。所以三丁之家一年要负担三千五百一十斤谷。我们估算朱家那时每个劳动力可生产粮食两千斤，则总产量六千斤中的一多半要交给国家。这尚是国家正式规定的税收，各地政府的层层加税还不在此列。
从战国到明清，两千多年间，中国的农民，只有在农民大起义后建立的新王朝初期，才能够温饱有余，而其余大多数时期里，都在仅能勉强维持生存的处境之下。据庞卓恒在《人的发展与历史发展》中介绍，在正常年景下，中国农民一般状况下每年产品的剩余率不会大于百分之五，而中世纪一个占有全份地的普通英国农奴户净余率为百分之二十六。他们一年生产的粮食约为四千六百四十亿公斤，除去租税、种子、口粮后约可净余粮食一千二百二十四公斤。从这个数字看，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欧洲农奴比起来要低很多。
由此可见，中国官僚阶层对广大农民的剥夺，远远严酷于欧洲的庄园主。中国农民被迫在简单再生产中耗尽全部潜能，这使他们无法像西欧的农奴一样，有剩余财力来发展自己的智力，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由此推动起一个又一个的促成封建制度解体的重大历史变迁。
（七）
中国文化中携带着“贫穷基因”，或者说，“贫困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基础部分。
贫穷从来不是好事。贫穷遮蔽了人的眼睛，让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东西；贫穷禁锢了人的身体，让他像动物一样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贫穷剥夺了人的力量、尊严和权利，让他在自然、神灵和权力面前自觉软弱、卑躬屈膝。
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刘易斯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他总结的贫困文化的特征，我国从古代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都具备。如较高的死亡率，较低的估计寿命，较低的教育水平，为生存而进行长期奋斗，典当，过着受束缚的生活，终生忙碌而无闲暇，向往权力，大男子主义，只顾眼前，不信任政府，软弱无能，对地位差异敏感而缺乏阶级觉悟等。这种贫困文化使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
我们得重新定义文明与财富的关系。财富让人有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关注自己的内心，关心大千世界，思索那些与胃无关的奢侈问题。财富是文明生长的土壤。
古希腊文明就是建立在滚滚而来的金币之上的。因为贫瘠的土地无法养活自己，希腊人不得不尝试外出冒险。庞大的希腊船队源源不断地输出葡萄酒、橄榄油、陶器，运回粮食和金钱。有位经济史家断言：“公元前6至4世纪之间，希腊经济正飞速上升……若充分估计不同时代的具体情况，雅典经济给人的印象与19世纪的欧洲有点相似。”
富裕起来的平民要求政治权利，最终促进了民主政治的产生。
中世纪之后，欧洲之所以能冲破黑暗，迎来文艺复兴，根本原因也在于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欧洲的农奴能够越来越富裕，并且可以和封建主讨价还价，获得市民身份。他们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精神力量不断增长，最终推动了商品货币化的浪潮，迎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而中国却在贫困化过程中越陷越深。与西方社会的上升趋势相反，中国历史的发展却呈下降趋势。如前所述，中国农民的平均耕地在宋朝以后，再也没有回到人均10亩的水平以上。因此，宋代在中国文明史上成了最后一个辉煌的朝代。在那之后，元、明、清三代，贫困化的加剧日益消耗着中国的精神，使中国文化进入了长期的停顿和倒退。“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查尔斯·K．威尔伯）一个家族衰落贫困之后，其家族成员往往会由往日的信心十足、意气风发而变得精神萎靡、气质鄙俗，而其家长也会日益目光短浅、专制、粗暴。中国的变化正与此类似。自宋朝灭亡之后，高贵气质和人文气息在中国文化中越来越淡薄，盛唐时的自信和宋代的优雅也没能复现；相反，拘谨和懦弱日甚一日地在中国人的性格中发展壮大。
赤贫出身的朱元璋，则是中国文明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推手。
（八）
从降生到这个世界上起到17岁以前，朱元璋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农村。世界在他眼里，就是从南岗到北坡之间熟悉的一草一木。他所接触过的人，不过是村子里那百十口老老少少。
朱元璋符合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的一切条件。从懂事开始，他就开始了劳动生涯，跟在娘的屁股后面拔草，和小伙伴们上山打柴。十多岁开始，就去给地主放牛。穷人的孩子好养活，虽然吃的是世界上最恶劣的饭食，也没有耽误他长成一副魁梧的身材，只不过容貌丑了点：脑袋很长，下巴宽大，整个一张驴脸。《明史》含蓄地称他“姿貌雄杰，奇骨贯顶”。
虽然出生于世代赤贫之家，朱元璋却从小智商奇高，脑筋够用。又因为身强力壮，打架在行，他成了村子里的孩子王。他无师自通，知道怎么摆弄各类性格不同的孩子：那几个身高力壮有本事的，他加以笼络，为我所用。其他那些跟屁虫，他该打就打，该骂就骂。全村的小孩子都归于他统一领导之下，老老实实听他指挥调遣。
这个未来的皇帝最爱玩的游戏是“做皇帝”。“你看，虽然光着脚，一身蓝布短衣裤全是窟窿补丁，破烂不堪，他却会把棕树叶子撕成丝丝，扎在嘴上做胡须，找一块车辐板顶在头上算是平天冠，土堆上一坐，让孩子一行行、一排排，毕恭毕敬，整整齐齐三跪九叩头，同声喊万岁。”（吴晗《朱元璋传》）谁叩头叩得不响，当时走下去，一脚踹倒，然后再叫边上的孩子继续打，直到打得他肯把头叩得嘣嘣响，脑门上长出大包为止。
唯一的文化活动就是听四邻八乡游串的说书先生来讲书了，什么“隋唐”、“三国”、“杨家将”、《大宋宣和遗事》。在这些评书里，他知道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知道了朝廷之上有“忠臣”“奸臣”，知道了“宋太祖一条哨棒，打下四百八十座军州”。对于到今天为止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些评书演义，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粗糙的底层文化产品——而不是那些高雅的四书、五经、唐诗、宋词——才是他们真正的精神基石，奠定了他们一生思维模式的基础。
朱元璋的童年实在是太平凡了。一般人出名之后，老乡们总会给他附会出一些幼年颖异、天生不凡之类的传说。可怜朱元璋的老乡们制造起这类本不需要太多原料的传说，都觉得有些困难。制造来制造去，不过编出了这样一个笨拙的故事：朱元璋和伙伴们一起在山上放牛，肚子饿了。有人说要是有碗白米饭吃就好了，有人说吃肉才香，越说大家肚中越火烧火燎。朱元璋指着眼前的牛说，这不就是肉吗？想吃咱们宰一头尝尝。有人说，那回去不得被打烂屁股啊？朱元璋说，管他呢，先快活一顿再说。说着抄起一把砍柴斧，就把一头小牛犊给宰了。有人带头，大家也就不怕了，有人帮忙剥皮，有人去捡树枝，生起火来，大家痛痛快快吃了顿烤牛肉。不一会儿，地上只剩下一条牛尾巴。吃完牛肉，大家才害怕起来，谁也不知道回去怎么交代。朱元璋脑筋一转，把牛尾巴插在山石缝里，和大家约好，就说小牛钻进山洞里了，怎么拉也拉不出来。大家齐声说好，一哄而散。
这么弱智的传说当然不可能是真事。这个本来为神化朱元璋而制造出来的拙劣故事，唯一透露出的真实信息，仍然是贫困和饥饿。
在对一个人精神世界发展至关重要的青少年时期，朱元璋所能接触到的外界资源太少了。史称朱元璋自小资质俊秀。《明太祖实录》载：“太后尝谓仁祖曰：‘人言吾家当生好人。今诸子皆落落，不治产业。’指上曰：‘岂在此乎？'”原来，陈二娘曾找人算了一卦，卦上说他们家会出一个“好人”，二娘对五四说：“谁呢？这几个孩子都是一副没出息样，我看也许就应在重八身上。”从朱元璋后来的表现看，陈二娘的话算是有先见之明。然而如果不是元末农民大起义把他颠簸出原来的生活轨道，开始了错误的人生，朱元璋再聪明也不过是一个乡下的穷孩子，注定与土坷垃打一辈子交道。
在乡村社会里，不仅有淳朴的人情和田园风光，也有愚昧、野蛮和对权力的盲目顺从。就在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中，底层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渗透进朱元璋的身心，而随着命运神奇的改变，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不可避免地把他性格中的贫困文化因子更为广泛深刻地传播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精神里面。
终其一生，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受着农民思维方式的牢牢制约，我们在他的治国大政方针里，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淮河南岸那个小村庄的贫困文化的精神印记。
在凤阳乡下这些农民的眼睛里，天圆地方，日升月落，小小的村野四周，景色永远不变。老一辈的生活经验对农民们有着持久的影响力，老年人因此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基于乡村生活经验，洪武皇帝的治国理念表现出强烈的静态取向。他治理国家的基本倾向就是把国家的运转方式固定化，使整个社会倒退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状态。当了皇帝的朱元璋保持着朴素的农民道德，对天下老年人施以特别的尊重。他颁布《存恤高年诏》，规定“所在有司精审耆民……年八十、九十，邻里称善者，备其年甲、行实，具状来闻。贫无产业，八十以上，月给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岁加赐帛一匹、絮十斤；其田业仅足自赡者，所给酒、肉、絮帛如之”。就是说，各地老年人，活到八十岁以上的，他每月给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还赐给“里士”爵位；九十岁以上的，每年再多给帛一匹、絮十斤，赐给“社士”爵位。见到县官，一律平行行礼。
取消宰相制度后，朱元璋一个人忙不过来。他异想天开，认为民间老儒起自田间，淳朴老实，富于经验，于是从社会底层直接提拔辅政人员。他在洪武十三年九月设立四辅官制度，以“协赞政事”，从民间找了几个普通老儒王本、杜佑、龚敩等分任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辅佐自己施政，“眷注特隆”。不过实行了一段时间，朱元璋发现自己的想法太天真。“诸人皆老儒，起田家，惇朴无他长”，这些老人除了看孙子，别的贡献确实难以做出。于是在洪武十五年，他不得不又废除了四辅官。
对于外部世界，农民们的基本反应是排斥、恐惧和不信任。封闭的生活状态让他们感觉安全、轻松。他们不爱冒险，只想守着前辈传下来的生活方式，一成不变地安安稳稳生存下去。虽然取天下依靠的是武力、进取和冒险精神，然而一旦天下安定，朱元璋立刻恢复了农民的保守本性。大元帝国是一个世界性帝国，继承者朱元璋却对外面的世界丝毫不感兴趣。他满足于把蒙古人赶回沙漠，并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勇气和眼光，深入沙漠彻底歼灭之。日本人不断制造事端，对他进行挑衅，他也是发几道诏书，申斥一顿了事，没动过兴兵远伐的念头。他对曾给中国带来巨大财富的海外贸易不感兴趣，不但禁绝了海外贸易，甚至禁止渔民下海捕鱼，把海岛上的居民悉数内迁，“以三日为限，后者死”。在《皇明祖训》里，他把十多个邻国列为不征之国，以这些国家“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告诫后代，“切记不可”对它们动心思。虽然没有多少财产需要保护，但中国农民世代对套院墙一直有着不衰的热情。而继秦始皇之后，朱元璋的明代又一次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来重修长城，以至于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长城，基本都是明代遗物。
短视的实惠观是孤庄村生活在朱元璋身上打下的另一个深刻的印记。底层文化是饥饿的产物，实用主义是它的核心，占有和保存那点为数不多的生存资源吸引了农民们的全部注意力。为了一点粮食、几间草屋，人们可以毫不顾惜地运用体力、脑力，把算盘打到最精，让每一粒米都发挥最大效益。从这一点看，它是现实、精明而有效的。然而，由于生活经验的限制，农民们目光短浅，缺乏想象力。他们的精明、现实有时不可避免地变成短视和愚昧。农民较少有机会锻炼归类、抽象、推理这些较高层次的思维能力。在他们的头脑里，世界是以实实在在的实物方式存在的，是山、河、土地、树木、庄稼、猪、牛、羊、鸡这些事物的总和。他们计算数字时，眼前总是要闪着这些事物的形象，或者想象着手指头、脚趾头的样子，才能算得过来。他们不能理解超出实物层面的道理。
朱元璋和任何一个孤庄村乡亲一样，是坚定的重农轻商主义者。在他们眼里，商人都是不劳而获者。他们在土地上辛辛苦苦地用汗水换来实实在在的粮食，而商人们只是把货物从各地交换一下罢了，货物总量并没有增加，却像变魔术一样地变出了许多额外的利润。这无论如何让他们想不通。因此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轻商的皇帝。为了贬抑商人，他特意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本来在宋代，中国就实行了税收全面货币化，而朱元璋却使税收制度退化到实物制阶段。“衙门内的传令、狱丁，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地向村民征取。”黄仁宇说，朱元璋的设计“等于向中外宣布：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村集团，它大可以不需要商业而得意称心。”
第三个影响是强烈的亲族观念。“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农村社会里，血缘关系比任何关系都可靠。成为皇帝的朱元璋对任何人都抱着强烈的猜忌之心，独独对自己的血亲却无条件地倚重信任。他对任何人都刻薄寡恩，对自己的亲人却奉之唯恐不厚。
虽然有历代藩王之乱的前车之鉴，朱元璋还是视而不见，固执地让他的孩子们分享皇帝的权力。他的孩子都被封为亲王，拥有雄厚的兵力，有的甚至“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以此防止帝国大权落入外姓之手。大臣们指出他封建诸王之策的严重弊端，他却认为这是离间他的骨肉，把进言者抓来囚死狱中，这一安排在他身后终于酿成了靖难之乱。他规定了历代以来最薄的官俸，同时又规定了历代最厚的皇族俸禄。他规定他的亲属和后代们都要世世代代安享富贵，不必从事任何职业，以至于皇族的供应成了明中期之后国家最沉重的财政负担。
农民生活给朱元璋留下的印记异常深刻，他终生保持着浓厚的农民习性、农民作风和农民气派。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能吃苦耐劳的。他们在计算生产成本时，从来不把自己的劳动算进去。好像体力和精力是一种最不值钱的东西，可以任意耗用。有农村生活的艰苦打底，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他从来不惮给自己增加工作量。从登基到去世，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在遗诏中他说：“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据史书记载，从洪武十八年（1385）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内，朱元审批阅内外诸司奏札共一千六百六十件，处理国事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札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仅此一端，即可想象他是多么勤奋。
在对自己的享受上，农民是最严厉的克已主义者。几千年的贫困生活积累下来，他们的节俭欲甚至已经成了一种盲目的本能，而不是一种手段。朱元璋的节俭，在历代皇帝中堪称登峰造极。当了皇帝后，他每天早饭“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陈梧桐《朱元璋大传》）。他所用的床，若无金龙在上，“与中人之家卧榻无异”。他命工人给他造车子、造轿子时，按规定应该用金子的地方，都用铜代替。朱元璋还在宫中命人开了一片荒来种菜吃。洪武三年（1370）正月的一天，朱元璋拿出一块被单给大臣们传示。大家一看，都是用小片丝绸拼接缝成的百衲单。朱元璋说：“这是做衣服的边脚料，我让人缝成一块布，省得丢掉可惜。”（此制衣服所遗，用缉为被，犹胜遗弃也）他对浪费是如此深恶痛绝，有一天退朝，见到两个太监穿着新靴子在雨中走路，朱元璋大怒，立即把他们叫住痛斥：“靴子虽然不值什么钱，可是做一双得费多少工！汝何不爱惜，乃暴殄如此！”叫人把这两个太监按在地上，狠狠打了一顿。又有一天，见到一个官员子弟穿一身值五百贯的华丽衣裳。朱元璋大不适意，教训他说：“如今你借父兄的光，生长于膏粱纨绔之下，农桑勤苦，邈无闻知。一件衣服花了五百贯！这是农民数口之家一岁之资也，而尔费之于一衣，骄奢若此，岂不暴殄？自今宜切戒之！”
像每个农民一样，朱元璋有着强烈的乡土观念。他手下的功臣绝大部分都是自己的老乡。登基之后，他觉得哪个地方也没有老家好，越来越想念淮河南岸的那个小村。“圣心思念帝乡，欲久居凤阳。”凤阳本是贫瘠之地，立国之初，他却坚持把国都定在那里。虽然大臣们多次劝谏，也不动摇。农民们生活中一再节省，盖房子时却会倾其所有。同样，为了经营中都凤阳，一贯坚持轻徭薄赋的朱元璋也劳民伤财，不惜人力物力，先后征用了几十万军人和工匠，花钱唯恐不多，用料唯恐不精，为求坚固，石缝里都灌上铁汁。不料工匠们不胜劳役，用“厌胜法”表示愤怒。气急败坏的朱元璋把大批工匠杀掉，衣锦还乡的计划也因此而落空。要不然，淮河南岸那个“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贫瘠小村，就真的成了大明王朝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