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种文化背景下的医学

再一次纵观中医学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中医学术体系在开始时活力四射，充满朝气，领跑世界，在中期时仍然繁荣昌盛，但后来的发展却呈凝滞僵化的态势。

从中西医学源头上来看，二者与巫术都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巫医同源，这是不争的事实。西汉刘向在《说苑》中对上古时期巫医治病的盛况进行了记载：“上古之为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以菅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而来者，舆而来者，皆平复如初。”意思是说，苗父是一个医生，他用菅草编成席子，供病人和自己坐卧用，又把稻草扎成狗的模样。对于前来求助的病人，他拿起一只草狗，面对北方，口中念念有词，但每一次治病都只念十个字。无论是扶着来的，还是抬着来的病人，立刻就能康复如初。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巫医治病的方式。

到了西周时期，先后设置有巫医、针巫等官职，巫与医开始分离。《周礼》把“医师”列入“天官冢宰”管辖，而“巫祝”列入“春官大宗伯”职官中，专职医生开始出现。

中西古代医学真正确立的时间应该是《内经》成书时和希波克拉底时代，《内经》和《希波克拉底文集》代表中西医学史上第一座高峰。《内经》与《希波克拉底文集》都借助了哲学的理论，以临床为基础，构建了各自的医学理论体系，两者在方法论和思维方式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差异，就是这差异，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作用下，发展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医学体系。公元2世纪，中国和西方同时诞生了张仲景和盖仑两位医学巨人，分别被尊称为“医圣”和“医王”。盖仑注重探索人体结构和功能，他曾经通过离体心脏实验，考察心搏肌的生理，也曾经用动物解剖证明输尿管的位置，他的方法引导西方医学迈入以实验分析为主要手段的历程；而张仲景关注具体疾病的防治，《伤寒杂病论》并不以解剖学为指导，而在《内经》基础上对人体进行宏观研究，其辨证论治基本原则被一代代传承下来。张仲景和盖仑在科学方法论、动机结构等方面已经毫无相似之处。

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对中西医学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经过漫长的中世纪，西方开始文艺复兴运动，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借助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文化宣传人文精神。这一时期，知识得到重视，科学精神得以建立。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出版了《天体运行论》，日心说从根本上动摇了神学的宇宙体系。这年，维萨里的《人体的构造》问世了，他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根据实验的结果系统地揭示了人体结构，奠定了解剖学的基础。1628年，英国人威廉·哈维在《心血运动论》中提出了血液循环的理论，指出全身的血液是由心脏的类似泵的作用推动，通过血管系统进行循环的。西方医学冲破宗教的黑暗势力开始迅猛发展，医学成为一门实验科学，而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不断为医学输入新鲜的血液，两者相得益彰。

文艺复兴与我国明朝的中、晚期同时，与西方医学的生机勃勃、突飞猛进相比，中国的医学体系已经达到了完美的境地，日趋保守。此时，思辨的思维方式被人们熟练运用，阴阳五行学术体系已经成熟，任何新思想、新观念挑战这一庞大的体系，必然会遭到群起而攻之，或者被重新包装，纳入到现有的体系中来。文化是一个民族标识和延续的重要因素之一，可是深厚的文化积淀有时反成为继续前行的阻碍，中西医学开始在各自的道路上分道扬镳，差距日增。

综上，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中国古代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领先于世界，特别在唐朝时期，社会经济繁荣，文化高度发展，国力强盛，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处于世界历史的先导地位。进入近代以后，我们在各个领域远远落后于西方。对这一现象，许多学者都从各个方面进行探讨。学者钱穆曾认为，西方文化属于游牧商业文化，中国文化是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人类智慧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得到历练，便有不同的产物。农耕民族依恋土地，重农轻商，居安思稳。工业文明与商业文明有着紧密的联系，商业文化则有更多的开拓性、创新性和进取性。回归到医学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催生了两者在思维、认知和方法论上的重大不同，导致两者在不同的轨迹上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从而产生出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相比较而言，西方医学是一种集多民族精华于一体的开放型体系，方法不断创新，理论不断更替，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为西方医学的迅猛发展插上一双翅膀。此时的中医虽在缓慢发展，但已日趋僵化，固步自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