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

（一）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生活模式

“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基本的生活模式，世世代代，年复一年地从事简单的再生产。人们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互相交流甚少。

农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自给自足，在一个固定的场所，按照一个相对确定的时间，种植适合本地区的农作物，这使得人们在一个极其狭小的范围内交往就能得到满足。人们每天都在同一个地方共同劳作，很少需要到外面的世界。一个村庄，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对外交流都很少，这也造就了唯我独尊的心态。生产的确定性带来的是社会关系的确定性。从横向的社会关系来看，一代人之间的关系是确定的，身份、辈分严格界定，要严格地恪守礼仪，不可逾越。从纵向的历史角度来看，下一代与上一代的生活模式基本上相差无几，遵循祖制，不可变更。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确定性造成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这种超稳定性表现在医学上就是《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伤寒论》等被树立为经典，两千多年来未有改变，新的思想一旦萌芽就被群而攻之，惨遭扼杀。相对而言，西方由于商业流通的特性，形成了思想开放，不拘泥于一方，积极拓展，热烈好动的方式，在医学上也表现为开放式的体系，能够不断地融合新的思想、新的发明和创造。

（二）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

在农耕社会里，洪水经常泛滥，如何治水是人们生存的一大考验。面对灾情，一家一户的力量是弱小的，无法战胜肆虐的洪水，人们必须共同合作，互相帮助。人们通常会寻求与自己同一血缘的宗族成员为合作对象，于是人们聚族而居，进行广泛的联合。在大禹治水的时代，这种以宗族为基础的宗法社会机制就开始酝酿，夏商时代，各种宗族及等级制度得到完善和发展。

西周时期，宗法制最终形成，天子是全国最大的“大宗”，各级“小宗”必须结合在天子周围，对天子无限崇敬，这就是“敬宗”。其他各级宗族成员都要以各级“宗子”为核心，表示“尊祖”和“敬宗”。从家庭中依赖父母到宗族中依靠长辈，再到国家中依赖天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血缘促成共同利益的高度一致，从而产生强烈的排他性，小到对外姓氏族的排斥，大到对异邦势力的抗拒。这种宗法意识深刻地影响国人的性格和文化，在医学上的体现就是“上以疗君亲之疾”，要事君、要奉亲、要嗣子，并以此为出发点。在医业的继承与人才培养方面，则表现出承启家学、秘不外授、世代相传等特点，这限制了中医学的发扬光大，也导致许多优秀的中医文化遗产中途失传，后继无人。

在中国的农耕文明形态中，个体力量弱小，而王权强大，这也就为专制主义埋下了伏笔。在血缘宗族或宗派集团社会里，最高统治集团可以随意剥夺其他集团的利益，而不受到任何外部力量的制约。最高集团的意志高于法律，他们可以任意利用法律、破坏法律，法律仅是他们手上的一种工具。医家作为独立的个人，他们的命运操纵在最高统治者手中，有许多优秀的医家被最高统治者所杀害，如《吕氏春秋·至忠》记载文挚用激怒的办法治好了齐王的病，最后被齐王所杀；三国时期名医华佗被曹操所杀等。名医被害，这本身就是对医学的重大摧残。

工业与商业紧密联系，在商业活动中，人们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独立地开展经济活动，他们拥有一定的私有财产，没有基于经济关系而产生的人身依附关系，个人与个人之间是协商或契约关系。人有独立意识，会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斗争。法律是社会管理的基本手段，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个人或集团都不能凌驾其上，法治追求民主、平等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在雅典，全体自由的成年男子均可参加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公民大会，讨论和决定国家的重大事情，国家尊重公民独立的人格，并保证和发展公民的个性。民主政治的发展保障了医家的生命不被随意剥夺，同时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为医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对商业的态度

农耕社会中，农业是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农业提供给人们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农业经济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状况、国家财政状况和国家盛衰存亡，历代统治者对此形成明确的认识。统治者把发展农业作为国家大事来抓，采取鼓励、督促农业发展的诸多措施，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统治者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之上和村落之中，防止农民弃农经商，减少社会流动性，使农村局势稳定。农村稳定就是社会基层稳定，社会基层稳定就是国家统治基础稳定。统治者认为，工商业者积累起巨额财富，富比王侯，对国家的等级秩序、统治秩序造成了强烈冲击。发展工商业还会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引发农民弃农从商，破坏社会经济基础，造成种种社会问题。因此，重农抑商、以农立国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治国主张。

中国古代把民众分为四民，即士、农、工、商。士排在第一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通过读书科举就可以飞黄腾达，光宗耀祖。农排第二，“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以食为天”。工排第三，商排第四。由于政府对商业的抑制，商人地位低下，中国的商品经济始终发展不起来。到了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而统治阶级依然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推行一系列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这些做法，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了国家的落后。

西方向来就有重商的传统，古希腊雅典时期，统治阶级出台各种有利商业发展的政策。15世纪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西欧开始萌芽和成长，西欧一些国家建立起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运用国家力量支持商业资本的发展。

重商的传统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不仅使得社会财富空前增加，而且带动了科学技术飞跃式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又推动了工业快速发展。瓦特发明蒸汽机，蒸汽机带动着纺织机、鼓风机、抽水机、磨粉机，创造出前人难以想象的技术奇迹。它使纺织业、冶金业、采矿业和机械制造业等繁荣起来，也使轮船、火车、汽车和飞机的发明成为现实。自然不再能羁绊人们的脚步，人们不需再顺应自然的形式要求而劳作，而可以运用复杂的物质工具来延伸人的物质能力。如望远镜、显微镜、温度计等的发明，使人们对现象的认识进入到更加细节的程度，加深了对自然的认识。医学领域得到迅猛的发展，19世纪末，X射线的发现对临床诊断与治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电子显微镜的发明使人们对生命的认识深入到超微结构，为病毒形态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现代医学的每一个进步都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反观农业社会，主要依靠人力、畜力，运用简单的劳动工具就可以进行生产，生产效率极其低下，通过生产提供给人们的物质产品是极其有限的。这就要求人们节制自己的欲望，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消费，自己的生活要与自己的物质生活资源相适应。农耕文明对物质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极低，对自然开发极少，不能运用复杂的物质工具来延伸人们的能力。中国的科学技术重于经验、继承和积累，对历代资料重于收集与整理。农耕文明缺乏物质实力，在医学上表现为上千年来仍然沿用传统望、闻、问、切等手段来确定病情，现代科学技术没有运用到医学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