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医学与政治化身份

儒家医学出现伊始，个人身份的定义与寻求解决医疗问题的具体办法不可分割地纠结在一起。两个问题之间的具体关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在不同人之间也不尽相同。但是，有效的医疗根植于医者对每位患者的了解，而这种了解又源于医者不断的自我修养，直到最近，这种想法作为新医学的基础都从未改变过，直到最近。新医学在宋代形成，成为明代后辈们效仿的典范，在金元时期的大家身上颇有体现，如刘完素（1110—1200）、张从正（1150—1228）、张元素（1151—1234）、李东垣（1180—1251）和朱丹溪（1281—1358）。他们的弟子通过真实存在的或是想象的谱系传承了学派的医疗实践，建立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几个世纪之后出现的孟河医派仍然受益于这些流派，它们一直持续到现在都有所表现。

北宋时期，对医学感兴趣的学者大都致力于注释与梳理这些学术问题。为了配合当时封建统治，其目的是实现并促进医药的传播。这一点清晰地反映在对标准化方剂的强调上，这些方剂摘自医学文献或从医学世家中搜集而来。然而，金元时期的医生对此发起了挑战，批判其因循守旧，也批判其只专注于疾病全局而忽略了疾病的局部发展过程。

各种相关因素共同作用于关注点的转换。新的疾病，尤其是现有方法治疗无效的传染病，向传统知识和个人声誉带来了挑战。同往常一样，社会身份问题发挥了作用。因为走上仕途的机会减少，越来越多的士阶层人士把他们的社会活动实践从国家范围转向其所在地。新生的地方士阶层人士强调区域身份，通过果断的“地方化”策略来实现野心，比如制定地区宗谱和联姻。在医学领域，这一点反映在对地方组织特性和个人身份差异的高度敏感性上。

成为大医者需要具备的道德要求促成了这种变化。在一篇讲述医学难题的著名文章中，博学的沈括（1131—1195）以其精准的敏锐性为其定义了准确范畴：

“今之治疾者，以一二药书其服饵之节，授之而已；古以治疾者，先知阴阳运历之变故，山林川泽之窍发，而又视其人老少肥瘠，贵贱居养，性术好恶，忧喜劳逸，顺其所宜，违其所不宜，或药或火，或针或砭，或汤或液，矫易其故常，揣其性理，捣而索之，投机顺变，间不容发。而又调其衣服，理其饮食，异其居处，因其情变，或治以天，或治以人。”

然而，新的儒医一直都没有与汉代形成的医学理论或者是其核心概念割裂开来。更甚者，他们沿着新的方向发展了这种理论，定义了其医疗实践的独特。他们创建了新的病理学说，例如，相比从前的“风”和“寒”，更强调多重病因。他们不再通过不断增加的疾病数目来描述机体的紊乱状态，而是把注意力专注于“气化”的动态变化，以及这种气化失常如何通过症状体现。这样做，使得医学与宋代以来出现的新儒学术联系得更加紧密，旨在求知隐藏于世间短暂表象之后的“理”。

宋代新儒论的主流思想被称为“道学”，由一组关联密切的哲学家所创。这些哲学家被后世学者称为“理学”派，包括张载（1020—1077），他的外甥程颢（1032—1085）和程颐（1033—1107），他们的老师周敦颐（1017—1200）和他们的追随者朱熹（1130—1200）。理学派的学说被明清时代的统治政权当做正统的说法，并纳入国家的科举考试系统。这些思想家都对发掘维系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具有浓厚兴趣，都热衷于复杂的形而上学的思辨方式。张载强调气的聚散过程是客观实在的构成，气是构成宇宙的物质和动力，维持着宇宙之理且不断变化。另一方面，程氏兄弟区分了“理”的优先次序。朱熹跟随周敦颐，认为气与“理”的不可分离性至关重要。自发气化的相互作用面可以用阴阳双重性来分析，这种自发气化象征着“理”，而“理”也通过无穷无尽的气化来体现。

通过金元时期诸位医者，尤其是身为朱熹谱系的直系弟子朱丹溪的作用，这些想法进入了医学领域，并很快成为医学领域的主流思想。正如现代医生谢观在其关于中医的说明中注述的：

“唐以前之医家，所重者术而已，虽亦言理，理实非其所重也。宋以后医学家，乃以术为不可恃，而必推求之理。此自宋以后医家之长。”

儒医认同朱熹，强调学习书籍、经典注释对格物致知很重要。在五个多世纪以后的1742年，由清政府出版的医学概略《医宗金鉴》被用作太医院的教学用书，并继续重申了这种观点：

“医者，书不熟则理不明，理不明则识不精。临证游移，漫无定见，药证不合，难以奏效。”

尽管“理”在于其永不改变的精髓，“理”的表现却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变化。张元素应用此观点评论宋代医学：“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在关于新传统的写作中，这个评论被一次又一次地引用。这种观点从表面上直接反对被宋代政府推崇的处方集，为儒医区别于世医（在大众的思想中，常被认为是拥有家传秘方的人）提供了有效方法。朱丹溪又一次为儒家医学实践做出了规范性定义：

古人以神圣工巧言医。又曰：医者，意也。以其传授虽的，造诣虽深，临机应变，如对敌之将，操舟之工，自非尽君子随时取中之妙宁无愧与医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