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临床论治原则
一、谨循辨证论治原则
《孟子·离娄上》云：“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吕师常教导我们要熟读妇科经典及《中医内科学》《中医妇科学》等理论知识，做临床应先规矩后方圆。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断与治疗疾病的根本法则。
（一）八纲为辨证纲领
八纲（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辨证是辨证的纲领。早在1962年侯灿在《广东中医杂志》发表《八纲作为机体典型反应状态学说对现代医学的理论实践意义》，1964年在《中医杂志》发表《“八纲”病理生理学基础初步探讨》，1965年在《中医杂志》发表《关于“八纲”病理生理学的一些实验研究》。目前，西医医疗专业采用的《中医学》课本是21世纪改革教材，就是根据八纲辨证来编写，其临床辨证以表证、里证、寒证、热证、虚证、实证进行归纳。
表证、热证属阳，里证、寒证属阴。表指体表，里指人体内脏。表或里反映病情浅深和轻重；热和寒反映人体全身机能活动，寒反映功能减退，热反映功能亢进；虚和实反映正和邪的盛衰消长，虚指正气不足，实指邪气有余。因此，八纲的综合，可以反映疾病表现部位的浅深、疾病性质及正邪消长的情况。最后以阴证和阳证来加以概括。
（二）治疗原则是论治的关键
八纲是辨证的纲领，但关键还在于治疗原则的选择。这就形成了中医治疗的8个主要方法，即汗、吐、下、和、温、清、补、消。表证用汗法；里证在上用吐法；里证在下用下法；半表半里证则用和法；寒证用温法；热证用清法；虚证用补法；实证有积滞结聚用消法。
如糖尿病治疗原则：阴虚燥热型治宜养阴清热；气虚痰湿型治宜健脾化痰化湿；有并发症者即虚中夹瘀型治宜补虚活血化瘀。以上从八法分析：有补法，即养阴（补肾）、健脾；有清法，即清热；有消法，即化痰化瘀。
（三）药物的配伍决定论治的严谨
方剂按君、臣、佐、使一定规律组成，配伍有一定法度，常见因一味药物的增减或用量改变，方名和临床治疗意义就有不同。吕师临床常以桂枝汤加减，例如桂枝汤以桂枝为君，桂枝配白芍等治疗太阳表虚证，若倍芍药量即芍药为君药，加饴糖就变为小建中汤，治疗虚劳；桂枝配麻黄则发汗，如麻黄汤；桂枝配苍术则祛湿。以上说明无论是配伍还是用量都是十分严谨的。
因此，吕师认为中医辨证论治必须根据中医学传统理论，通过详尽的病史采集，四诊合参，从而审证求因，准确诊断，定出治疗原则，然后依法组方，依法用药，从辨证到治疗，保持一致的理法方药。
二、先规后圆
《孟子·离娄上》云：“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吕师常教导我们做临床应先规矩后方圆。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断与治疗疾病的根本法则，临床诊治月经病时虽有各家验方，但全面仔细的四诊是正确辨证的前提，根据辨证结果进行论治才是取得疗效的保证。
三、衷中参西
吕师常说：“医学没有国界，作为一个中医人，还是要学习现代医学相关知识，二者有机结合，扬长避短，才能更好地为广大患者服务。”现在我们最常讲的就是中西医结合，两者如何结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多学科不断探索的过程，这既是一个中医被认识的过程，也是一个中医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的中医肯定要接触多学科的知识，这是当代中医的重要任务。吕师认为中医辨证的特色在于“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而现代医学手段如B超、影像学检查、病理检查等实验室理化检查则使中医的望闻问切得到了延伸，临床症状与理化检查相结合，能比较全面地认识疾病的本质，有利于确切治疗，也可以说明中医药的疗效。
四、病证结合
辨病与辨证结合的观点早在《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和《伤寒论》中就已初具雏形。《内经》对疾病的认识已注意到病同证异。《伤寒论》以后，不但自然形成了以症状和证候作为病名的倾向，也产生了以辨证代替辨病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末，在中医界展开了辨证与辨病相关性研究。有的学者认为：临床上只注意证的同与不同，将病的差异置于极不重要的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例如：慢性病的治疗过程中仅注意证而忽略病，中医疗效水平难以产生突破。有的学者认为：病是疾病的一般矛盾，反映疾病全过程的病理变化；证是特殊矛盾，反映疾病在某一阶段的病理本质。因此，在治疗过程中应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吕师认为，辨病应有微观指标，在保持中医特色的前提下，适当增加现代西医的病名及中药的现代药理作用。
吕师认为，中医辨证的特色在于“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而现代研究手段如一般的三大常规、B超、影像学检查、病理检查等实验室理化检查则使中医的望闻问切得到了延伸，临床症状与理化检查相结合，能比较全面地认识疾病的本质，有利于确切治疗。吕师在临床中还善于根据中药化学成分与现代药理学研究成果，在辨证论治基础上，适当运用临床药理学研究成果，从而使中医药临床疗效得到进一步提高。
五、重视调体
朱震亨在《格致余论》中云：“与其求疗于有病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怯；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此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意也。”吕师除了重视辨证与辨病外，还强调治病首先应明确患者的体质类型，如能根据患者的体质进行辨证论治，处方用药，会取得很好的疗效。对每个就诊病人吕师均要详细询问患者平时饮食习惯，喜凉还是喜热；喜热饮还是喜冷饮；大便情况，是溏还是硬；详细观察患者舌象、脉象。吕师认为通过这些情况，可基本明确患者体质特征。吕师认为，辨体、辨病、辨证不仅揭示中医临床医学的自身规律，也将突破辨证论治单一思维定势，适应多元复杂临床需求。吕师认为，体质和证、病分别侧重于从人体与疾病两个不同的角度说明机体的生理或病理状态。正由于体质、证型、疾病对个体所患疾病本质反映的侧重面有所不同，所以吕师强调要辨体、辨病、辨证相结合，从而有利于对疾病本质的全面认识。吕师认为不管从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还是从健康的维护和促进等方面来看，人作为这个主体，其体质特征决定着或影响着这些方面，只有明确所面对的人，然后再根据这些特征去分析这个特定主体所患的病，进行所需的干预措施，才能达到真正个体化治疗。
六、药贵平和
吕师认为中医治病药贵平和，综合调治，要重视调整阴阳气血之紊乱，使之趋于和谐，故而处方用药当需平和，不宜寒凉太过或温热太过。
（一）和阴阳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说明了阴阳和谐的重要性。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说：“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使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使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阐述了达到阴阳平和的具体方法。例如：在治疗不孕不育症中应用补肾法时常可见黄精、制何首乌、枸杞子、熟地黄、女贞子、旱莲草等滋阴药与淫羊藿、仙茅、巴戟天等补阳药相偕而出，达“阴中求阳”“阳中求阴”而阴阳和谐之妙。
（二）寒热佐制
吕师认为寒、热是辨别疾病性质的两个纲领。临床病人病情复杂，体质各不相同，用药常需寒热并用。寒证与热证反映了机体阴阳的偏盛与偏衰。《素问》中“阳盛则热，阴盛则寒”“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即为此意。寒热随着病程中各种因素的变化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亦可出现寒热之邪错杂于人体的复杂证候。如上热下寒、表寒里热等。此时如单纯清热则有助火之弊，纯寒又有伤阳之虞。唯寒热并用，清则热去而不过寒，温则寒却而不过燥，使其各行其道，各尽其能。吕师认为在《伤寒论》中有许多很好的例子，临床上要善于领会经方中配伍用药的规律，提高疗效。如大青龙汤主治表寒里热证，方中既用麻黄、桂枝等辛温之品发在表之风寒，又借石膏寒凉之性，清泄在里之郁热，以使“寒得麻、桂之热外出，热得石膏之甘寒而内解，龙升雨降，郁热顿除”。又如厚朴七物汤、桂枝越婢汤、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同属寒热并用、表里同治之方，都具有清内攘外之功。如大黄附子汤用于治疗寒实内结证，方中用苦寒之大黄本与此证不相宜，但其泻下通便之力强，无药可比，故用大辛大热之附子、细辛与之相配，使其寒凉之性除而功专温下，且无凉遏之弊。吕师认为仲景用药之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在临床，不孕不育症多须长期服药，吕师认为制方时若寒凉太过，易致恶心呕吐、纳差、腹痛、腹泻等寒凉败胃之弊；若温热太过，又易致咽痛、口疮、口唇疱疹、烦渴、便秘等火升之症，故而制方宜寒热平调。如在治疗慢性输卵管炎症时，在一派寒凉药中佐以砂仁、党参、黄芪等温胃之属，相互佐制。
七、三因制宜
吕师认为临证治病还应根据季节、地区及人体的体质、性别、年龄等不同而采用适宜的治疗方法，即因时因地因人施治。这是由于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时令、气候、地理环境及个体的体质因素等。因此，在治疗疾病时，必须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方能制订出比较适宜的治疗方案。吕师临证重视调体正是“因人制宜”的体现。此外，南方气候较为潮湿，湿久易化热，用药不宜温补太过，当寒热平调。秋季多燥，夏季暑多夹湿，用药当随“时”而调，如此一来，临床论治方能取得更好的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