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美学

《建筑体验》有一个明显的遗漏。拉斯姆森没有对20世纪最独特的建筑词汇——摩天大楼发表任何言论，除了对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做了简短且不明原因的暗示，并将它称为“巨大的重复”以外。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疏忽。不可否认，在1959年的欧洲，高层建筑寥寥无几，但是他至少应该提一下KBC大楼（KBC Tower）。这栋位于安特卫普的具有装饰艺术风格的26层建筑，是欧洲的第一栋摩天大楼。或者拉斯姆森也可以提一下有趣的维拉斯加塔楼（Torre Velasca），这是一座位于米兰的战后修建的中世纪风格的高层建筑。他也没有提到在自己家乡哥本哈根建造的摩天大楼，即丹麦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阿尔内·雅各布森（Arne Jacobsen）设计的斯堪的纳维亚航空皇家酒店（SAS Royal Hotel）。

拉斯姆森曾担任麻省理工学院的客座教授。在任教期间，他参观了美国的很多地方，其中包括他书里提到过的一些美国建筑。但他并没有参观过给雅各布森带来灵感的利华大厦（Lever House），也没有拜访过20世纪50年代人们谈论最多的摩天大楼——密斯·凡德罗设计的西格拉姆大厦（Seagram Building）。尽管拉斯姆森更倾向于传统的现代主义建筑，但是同时也是一位传统的城市规划师。我有理由相信，他之所以没有提及这些在当时享有盛誉的高层建筑，是因为他本身不赞成以商业高层建筑为主导的城市形态。

如今，我们的城市到处是高楼大厦。摩天大楼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我们认为它们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很容易忘记它们的结构是多么地不同寻常。这种结构旨在抵御风力和地震，整合环境和通信系统，并快速有效地将数百人运到空中。从功能上讲，没有什么比办公大楼或公寓大楼更简单的建筑了，说白了摩天大楼就是围绕电梯核心筒的重复楼层的堆叠。

但摩天大楼却带来了一些棘手的建筑问题。一方面，它们的体量非常大。你可以退一步欣赏比萨斜塔或者大本钟，却不能这样欣赏摩天大楼。建筑师经常与高楼设计的模型合影：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曾在一个两米高的旧金山中央大楼（San Francisco Call Building）的模型前摆造型；《生活》杂志形容密斯·凡德罗站在芝加哥湖滨大道公寓（Lake Shore Drive Apartment）的两栋模型中间，像《格列佛游记》中的巨人一样；还有《时代周刊》的封面照片，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像一位骄傲的父亲，抱着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大楼（AT&T Building）的模型。但真实的摩天大楼太大了，不可能给人们带来完整的体验。我们通常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感知摩天大楼：从很远的距离，把它当作城市天际线的一部分；或者靠近一点，将它看成街道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就是摩天大楼在建筑形式上很单一。按照惯例，建筑师通常会借助大小不同的窗户、突出的飘窗、阳台、山墙、角楼、天窗和烟囱之间的不同组合，来构建一栋大型建筑。但是高层办公楼是由一层又一层的空间堆叠而成的，层与层之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建筑师要花费一段时间才能找到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1896年，芝加哥建筑师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发表了一篇突破性的论文，论文的题目叫作《高层办公大楼的艺术考量》（The Tall Office Building Artistically Considered）。这篇论文发表于第一栋电梯办公楼——7层的纽约公平人寿大厦（Equitable Life Assurance Building）建成26年之后。该大厦像是一栋被拉高的巴黎公寓。沙利文所构想的摩天大楼是技术和经济的结合。技术方面是指电梯和钢结构的应用。经济方面是指在有限的场地内，将更多的可出租空间安置于建筑之中。

沙利文在文章中用华丽的散文式笔调进行提问：“对于那些建立于低级和不灭的激情之上，同时又具备高级的感性和文明的建筑群，我们该如何将永恒的竞争力和亲和力，赋予这些缺乏创造性的拙劣、粗糙且呆板的建筑群呢？”他给出的答案，简单地说，就是把高楼大厦分割成不同的部分。最下面的两层应该进行充分的装饰，从而在视觉上与街道相呼应；上面的部分应该充分展现沙利文的“形式追随功能”的理论。他解释说：“除此之外，在重复的典型办公层的部分，我们从独立的单元得到了灵感，每个办公单元都需要一个带有窗间壁的窗户，还有窗台和过梁，所以我们就不用费心把它们都设计成一样的，因为它们本来就一样。”

沙利文还建议，在大楼的顶部应该安置阁楼、檐壁或者檐口，并且明确表明一层层堆叠的办公大楼到了该终结的时候了。沙利文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在圣路易斯温赖特大楼（Wainwright Building）的方案中实践了自己的理念。这座10层的红砖建筑，搭配赤陶的装饰，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标准摩天大楼的样子。尽管如此，它还是被认为是现代高层办公楼的典范。一排排窗间壁从底端不间断地一直延伸到屋顶上的檐壁，从而创造出沙利文所谓的“垂直美学”。

沙利文创造的基于古典主义建筑秩序的三段式设计理念，影响了后来许多摩天大楼的设计，其中就包括沙利文在芝加哥的同事丹尼尔·伯纳姆（Daniel Burnham）设计的熨斗大厦（Flatiron Building）。沙利文设计的有机装饰与欧洲的新艺术形式类似，而伯纳姆则青睐历史上的范例。拿伯纳姆和约翰·鲁特（John Root）共同设计的芝加哥共济会大厦（Masonic Temple Building）举个例子，它曾经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建筑中最高的塔楼很明显是都铎王朝时期的坡屋顶。但是他们共同设计的卢克丽大厦（Rookery Building）却又包含了拜占庭、威尼斯和罗马式的装饰图案。

哥特式建筑风格在纽约伍尔沃斯大厦（Woolworth Building）等早期摩天大楼中很常见，如奥克兰的大教堂和芝加哥论坛报大厦（Chicago Tribune Tower）。垂直哥特式的比例和简化的装饰是专门为高层建筑量身定做的，主要原因是它们要强调垂直且直插云霄的感觉。拿芝加哥论坛报大厦来说，它顶部的那些飞扶壁和尖塔都是根据鲁昂大教堂的巴特尔塔楼设计的。建筑师雷蒙德·胡德（Raymond Hood）在后来设计的商业大楼中，虽然逐步减少了装饰，但还是保留了明显的垂直体量感。他在洛克菲勒中心设计的RCA大楼，是一座像高耸的石笋的宏伟建筑，至今仍然是曼哈顿最出色的摩天大楼之一。

如果要对现代的高楼大厦进行非严格地分类，仍然可以分为古典式和哥特式。这取决于这些高楼如何处理结构。回想一下由罗伯特·A. M.斯特恩（Robert A. M. Stern）设计的费城康卡斯特中心（Comcast Center）。从远处看，这栋全玻璃质地的大楼看起来像一个锥形的方尖碑。大厦的裙楼面对行人广场，正面是一个高高的通往大堂的冬季花园。斯特恩最初是因为木瓦风格的房屋和乔治亚风格的校园建筑而被人熟知的，然而康卡斯特中心却成为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并秉承了沙利文三段式（冠-基-轴）的典型特点。

从康卡斯特中心的光滑玻璃墙面来看，我们无从知道是什么在支撑着整栋大楼。事实上，它是由钢结构和高强度的钢筋混凝土核心筒支撑的（这是“9·11”事件之后采取的安全措施），同时在建筑的顶部安装了世界上最大的调谐质量阻尼器。这是一种能在大风天气中使建筑物摇摆幅度最小化的充满水的钟摆。但这些设备都是被隐藏的。

香港汇丰银行总部则相反，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在该项目的设计中显露了核心筒的元素。他将核心筒部分置于建筑的外部，主要结构部件如成群的柱子、巨大的桁架、十字交叉梁等也同样暴露在外。这与香港的大多数摩天大楼不同，它们大多具备严谨且扎实的建筑形式。而汇丰银行总部是由几个不同高度的退台构成的，从而给人一种建筑仍在建设中的印象。英国建筑评论家克里斯·埃布尔（Chris Abel）如是说：“在所有这些结构和空间的魔法中，哥特式的元素比古典主义元素普遍得多。如果‘中世纪’的办公大楼，以及建筑的‘飞扶壁’和‘未完成’的外观都不能清楚地诠释这个观点的话，那么高耸的中庭和半透明的东方式窗户总能充分体现‘商业大教堂’的流行度了。”

“商业大教堂”是伍尔沃斯大厦的别称，由建筑师卡斯·吉尔伯特（Cass Gilbert）设计而成。吉尔伯特在大楼的大厅里创造性地加入了石像鬼的设计元素。他这样做是为了与建筑物中的人物相呼应。这些石像鬼的原型还包括他自己，手拿一把计算尺；还有弗兰克·伍尔沃斯（Frank Woolworth），就是那个“5分、10分商店”的大富豪，正数着硬币。吉尔伯特的风格比福斯特的更轻盈一点，福斯特的质朴风格从不含糊，但至少埃布尔将哥特式和古典主义拿出来比较的出发点是正确的。像中世纪大教堂一样，这家香港银行也因其建筑赢得了声誉。

在美国纽约时报大厦（New York Times Building）的设计中，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实现了一些不寻常的想法。他将古典主义和哥特式结合在一起。从远处看，高大的建筑似乎是一个简单的十字轴。这个全玻璃的体块几乎完全被一整面遮阳板覆盖，使大楼呈现出一种奇怪且虚幻的外观。但是，当你从街道的视角体验建筑时，又会发生很微妙的变化。从悬挑至人行道上方突出的钢条玻璃雨棚，到暴露的柱子和横梁以及角落里交叉的张拉构件，纽约时报大厦将其弯曲结构的构件全部展现出来。自乔治·华盛顿大桥之后，曼哈顿就没有如此结构张扬的建筑了。

这三栋建筑既是企业的符号，也是办公场所。玻璃表面的康卡斯特中心大楼，光滑且平静得像一个电脑芯片，容纳了一家高科技通信公司；香港汇丰银行总部那均匀亚光的灰色立面，正如银行家的条纹西装一样；纽约时报大厦是美国权威报纸的根据地，其建筑则强调了开放和透明的新闻特质。这些企业大楼的象征意义，意味着大型商业建筑并不是建筑师个人在视觉上的表达。当然，斯特恩对历史的兴趣，福斯特对技术的迷恋，以及皮亚诺对技艺的尊敬都影响着他们各自的设计。但是这些建筑同时也诉说了很多关于企业本身的故事，甚至还诉说了它们所诞生的社会背景。皮亚诺在谈到纽约时报大厦时说：“我个人很喜欢这样一种观点，在当下这个世纪，人们正在公开探索地球和环境的脆弱面。与地球和环境同呼吸，脆弱也成为新兴文化的一部分。我认为纽约时报大厦应该具备的品质有轻盈、活力、透明、无形。”这就是建筑的不同之处，比雕塑或绘画更有趣的地方。有时候，建筑也可以是密斯·凡德罗曾经所说的“时代意志”的表达。

这三栋摩天大楼也提醒人们，当建筑物对经济和文化力量做出响应时，是以当地的经济和文化作为主导的。它们建立在具体的城市——费城、香港、纽约；它们对所在的城市环境有所回应；它们位于截然不同的场地。康卡斯特中心紧邻一座长老会教堂，同时面对着一个大广场。广场位于大楼的南边，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建筑的入口都会被尽可能地安排在阳光充足的地方，这样主要立面才会拥有最大的优势。边界清晰的阴影线和明暗对比，以及康卡斯特中心的阳光充足的冬季花园都说明了这一点。香港汇丰银行总部也面对着一个雕塑广场，这个广场与九龙码头相连，因此福斯特设计的大楼在城市中占据着非常独特的位置。从远处看，你在渡轮的甲板上就可以远远地望见它；然后，当你穿过公园时，会以另一种视角看到它；最后，当你置身于广场之上，又会获得不一样的体验。相比之下，皮亚诺的纽约时报大厦几乎消失在高楼林立的曼哈顿市中心。第八大道的高楼之间形成狭窄的视野，或者四十街和四十一街之间更加狭窄的缝隙，使得我们对这栋大楼的体验就是无数次匆忙的一瞥。

这三栋摩天大楼展示了不同的建筑师如何使用相似的建筑材料去表达建筑。康卡斯特中心的全玻璃表面使整个立面呈现出一种紧绷感。两种类型的玻璃，一种透明度高一些，另一种透明度低一些，共同定义了这个“方尖碑”。相比之下，透过香港汇丰银行总部的玻璃墙，你可以清晰地看到玻璃之间的钢槽，其中大大小小的结构组件创造出一个具有丰富层次的立面。全玻璃的纽约时报大厦则被遮阳板覆盖着。这几位建筑师对细节的处理方式也全然不同。斯特恩的细节是微妙的，并不引人注目；福斯特的细节是光滑且精确的，像豪华汽车一样；皮亚诺的细节则是精密的，如精心制作的螺母和螺栓。

我们通常用独特和新鲜来形容令人兴奋的新建筑。事实上，评价一栋建筑物是具有开创性的，才是对该建筑最高形式的赞美。似乎建筑与时尚一样，应该避免任何对过去的参照。然而，正如菲利普·约翰逊所说的：“你不可以对历史一无所知。”当面对康卡斯特中心大楼时，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它所模仿的古埃及纪念碑。当第一次看到香港汇丰银行总部时，我想起维多利亚时代的工程和钢制铁路桥。纽约时报大厦让我想起了附近的西格拉姆大厦，以及皮亚诺如何通过简单地增加一个遮阳板，改变了密斯经典钢和玻璃的风格。这三栋建筑都不能被定义为历史主义建筑，却没有哪一个能够逃避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