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决定因素。对照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和私人投资的引入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改革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造就了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奇迹。然而，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日趋严重，以资源大量消耗、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迫切需要经济增长模式由“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

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首要主体，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环节，只有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国家层面的核心竞争力。制度环境与政策环境塑造了经济行为主体的激励机制与结构，经济行为主体所受的激励安排最终会影响其行为方式。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转轨国家企业面临制度环境不完善问题以及政策环境不稳定所引发的外部不确定性问题，这些外生的制度因素对企业行为特别是研发投入行为施加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约束条件。处于特定制度政策环境背景下的中国企业所表现出“行为短视化”“创新不足”等行为特征，其原因可能并非源于企业非理性，而是特殊的制度环境与政策环境因素所致。因此，从政企关系视角出发对我国特殊制度政策背景下企业研发投入行为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书针对我国企业研发活动、制度环境及政策环境的实际情况，重点研究了如下问题：制度环境对于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政策环境对于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政企关系是否调节了制度环境以及政策环境的影响效应？

围绕上述问题，本研究首先通过已有研究文献以及相关理论基础的梳理，结合中国制度政策环境历史沿革及现状特征，围绕制度政策环境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理论机制以及政企关系调节机理展开讨论。在此基础上，运用沪深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对理论分析假设予以检验，最终得到如下研究结论。（1）金融发展、知识产权保护、政府研发资助政策、货币政策和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晋升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财政分权放大了晋升激励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效应。（2）制度因素方面，金融发展、知识产权保护、政府干预均显著地改善了企业研发投入经济后果；政策因素方面，研发资助政策、货币政策宽松以及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经济后果产生负面效应，三类政策的政策扰动均对企业研发投入经济后果构成不利影响。（3）政企关系对制度及政策环境企业研发投入及其经济后果具有显著调节作用。

本书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一应加快推进市场化进程，增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支配地位；二应适度减少政策扰动，提高政策透明度；三应完善官员治理机制，克服以经济增长为主导政绩考核体系带来的消极后果；四是理清政企利益纽带，构建新型政企关系。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1）将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引入企业研发投入研究中，对金融发展、政府干预等因素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细分考察，对现有研究形成了有益补充；（2）将政策扰动因素纳入政策环境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分析框架中，为研发投入政策环境影响效应研究提供新视角，有助于更全面理解政策环境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方式；（3）本书从产权性质、高管政治关联、经济影响力三方面对政企关系可能产生的调节效应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政企关系对制度政策环境影响效应的调节机理及不同维度政企关系作用效应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