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态语言学的历史

虽然生态语言学的学科历史并不悠久，可能只有短短的几十年，但语言学研究中的生态文化思想则起源很早。早在18世纪末，德国学者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2001:300-301）就注意到了语言与人的精神、民族的特性和地理因素的联系。他认为，“人类的部分命运完全是与一定的地理位置相关联的语言学，因此首先必须考虑这些地理因素，确定每种语言的所在位置、分布地域和迁徙路线，弄清世界上每一孤立隔绝的地区的语言所具有的差异。即使在纯语法研究的领域里，我们也不能把语言与人、把人与大地隔绝开来。大地、人和语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实际可以算作语言生态思维的萌芽。另外，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2002:6）也指出：“在实际应用语言时，显示了一字的意义并不是神秘地包含在一字的本身之内，而只是包含在一种情境的局面中（context of situation）。……事实上，字词的运用，是和人类一切动作相关联而为一切身体上的行为所不能缺少的配合物。一字的意义，就是它在协和动作中所获得的成就。它的意义时常就是人为了直接地对付他人的动作而间接运用环境的效果。”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进一步拓展了语言与环境的论述，将语言运用的意义纳入考量，实际上是功能主义和生态思维的结合。另外，美国语言学家Sapir（2001）也对语言与环境的关系进行了反思。虽然他没有直接将语言环境与生物生态环境做隐喻类比，但是他最早企图将语言学的研究超越对语言结构、发音和词义等的描述，尝试去建立语言与自然的关系。对于Sapir而言，自然环境包含了地理特征、气候，动物群、植物群以及矿物资源等人类生活的经济基础。语言学家应该要关注语言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要阐述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系统是如何反映自然环境的。同时，Sapir也意识到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认识到了“文化语法相互作用的广泛多样性”与“性别语言中不同的社会态度和语言结构”等方面的内涵。因而，虽然Sapir没有明确语言生态学或生态语言学的隐喻或学科理论，学界往往还是把他当作语言生态研究的先驱。

“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概念由美国语言学家Einar Haugen正式提出。与Sapir相似的是，Haugen也认为语言研究不应该局限在语言内部，而应该拓宽到外部环境，因而有关语言生态的研究也属于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范畴。Haugen（1972:57）认为，“语言存在于其使用者的大脑之中，只有在语言使用者之间产生关系，并与自然社会环境相关时才起功能作用”。他因此提出“语言生态”的概念，并提倡将语言当作一种生态隐喻来进行研究。此后，“语言生态”的隐喻开始为语言研究者所接受。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以“语言生态学”或“生态语言学”为主题的著述，例如Mackey（1980）的专著《语言转用的生态学》, Denison（1977）的专著《面向欧洲的语言生态学》, Haarmann（1986）的专著《族群中的语言：基本生态关系概观》等。相关著作进一步将生态学原理和方法应用于语言研究，生态语言学的理论框架逐渐确立。

1990年，Halliday在第9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World Congress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ILI）上做了题为《新的意义表达：应用语言学的挑战》（“New ways of meaning: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的报告，论述了生长、性别和物种在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结构中的自我表现形式，并提出语言学研究不能忽视语言在生态问题中的作用，应将语言研究作为生态考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全球生态危机使人类生存与发展变得十分严峻的20世纪90年代，Halliday的报告引发了与会学者对语言和环境问题的新思考，即在生态环境问题中，语言、语言学和语言学家究竟能起什么作用？是否应该有所作为？此次大会正式提出了“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这一术语，备受学界和官方的关注，并开始在世界各地产生深远影响。比如，1993年，国际应用语言学会举行了“生态语言学：问题、理论与方法”的专题讨论。1995年，奥地利格拉兹大学教授Fill发起了“语言、生态学与生态语言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1996年，国际应用语言学会成立了生态语言学分会。此时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在欧洲大陆逐渐形成了新的研究范式，即从生态角度进行语言的话语批评。与此同时，美国语言学家Fishman（2001）针对全球性的语言濒危问题，强调采取实践研究，呼吁通过“语言逆向转变”来拯救濒危语言，改善全球生态环境。此阶段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已经超出其简单的隐喻意义，渐渐演化为一种崭新的语言生态观。它将语言现象置于生态文化背景中，并把这一现象看成一个整体的开放型生态系统，研究语言符号系统的生态性质与语言发展的生态规律，强调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自此，生态语言学的两大研究范式基本形成。一是从隐喻的视角看待语言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所有可能增强或削弱语言功能的环境因素，因此其又被称为“语言的生态学”，关注语言多样性、濒危语言、语言活力、语言进化等问题。二是从生物学上理解“生态”的含义，研究语言在生态环境中的作用，因此其又被称作“环境语言学”，相关议题包括语言系统的生态学分析、环境语篇的分析批评、语言对生态环境的作用、生态语法等（范俊军，2005a:112）。

进入21世纪，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表现出了新的特点。首先，针对过去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尝试从理论上进一步推进。Steffensen & Fill（2014）在Haugen的理论范式上提出了“扩展生态假设”。他们认为，以往的研究过于强调“生态”的概念，忽略了对“语言”概念的认识。他们提出要区分“语言”概念的隐喻用法和非隐喻用法，认为应该采用非隐喻的用法来研究语言，即将语言和环境视为统一的整体，而非对立或互补的关系。此外，Bang &Trampe（2014）在Halliday的范式下提出了“综合理论要素”。他们尝试借鉴学科矩阵概念来整合生态语言学的学科分歧，认为科学地建构生态语言学的学科理论需要考虑四个要素（分别是模式概念、符号概括、共有价值观和问题解决实例），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反映生态语言学的跨学科特性，实现语言学的生态转向。其次，生态语言学的研究与濒危语言研究结合更加紧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专家组（2001）的倡导下，世界各地开展了大量的濒危语言调查和濒危语言复兴工作。在此基础上，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视角进一步拓宽。Hornberger（2002）, Van Lier（2000）, Rehg（2007）, Lewis &Simons（2011）和Lockwood（2016）等人从多元文化主义、语言接触与演化、母语教育等角度展开了论述。再次，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更强调语言生态中各要素的互动，倾向采取整体的、动态的视角来进行研究。在此阶段，语言与环境的关系伴随着空气污染、环境恶化和物种消亡等问题同步展开。学者们普遍意识到“多语言”和“多文化”并不会导致社会分裂或政治动荡，相反，“多语言”和“多文化”无论是对母语习得地区还是对国家而言都是不可缺少的经济和政治资源。生态语言学家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生态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向，使研究日趋成熟。从发展历史来看，生态语言学是语言学与其他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相结合的产物，是语言学理论和应用的不断完善，是全球化背景下人与自然建立新型关系、人类语言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其研究成果对于语言多样性、持续性发展及社会和谐有相当大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