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清朝末年
第一章 西风东渐
差不多两千年以前，几位东方的智者，循着天空一颗巨星的指示，追寻到一个新宗教的诞生地。这个宗教便是基督教。基督教后来在西方国家的生活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基督教以和平仁爱为宗旨，要求教徒们遇到“有人掌掴你的右颊时，你就把左颊也凑过去”。基督教的教徒经过不断的磨难和挫折，不顾罗马猛狮的威胁和异教徒的摧残迫害，逆来顺受，终于在罗马帝国各民族之间传播开来了。几百年之后，它以同样坚忍的精神慢慢地流传到中国。
景教徒在唐朝（618—907年）时来到中国，唐室君主曾为他们建造了景教寺，但是景教徒的传教成绩却很有限，再过了几百年，在17世纪中叶，耶稣会教士带着西方的天文学来到中国，终于得到明朝（1368—1644年）皇帝的垂青。
在这同时，活力旺盛的西方民族，不但接受了新兴的基督教，而且发展了科学，完成了许许多多的发明，为近代的工业革命奠立了基础。科学和发明渐渐流传到了东方，先是涓涓滴滴地流注，接着汇为川流江涛，最后成为排山倒海的狂潮巨浪，泛滥整个东方，而且几乎把中国冲塌了。
中国人与基督教或任何其他宗教一向没有什么纠纷，不过到了19世纪中叶，基督教与以兵舰做靠山的商业行为结了伙，因而在中国人心目中，这个宣扬爱人如己的宗教也就成为侵略者的工具了。人们发现一种宗教与武力形影不离时，对这种宗教的印象自然就不同了。而且中国人也实在无法不把基督教和武力胁迫相提并论。慢慢地人们产生了一种印象，认为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
我们吃过炮弹的苦头，因而也就对炮弹发生兴趣。一旦我们学会制造炮弹，报仇雪耻的机会就来了。我们可以暂时不管这些炮弹是怎么来，因为对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而言，保全性命毕竟比拯救灵魂来得重要。
历史的发展真是离奇莫测。我们从研究炮弹而研究到机械发明；机械发明而导致政治改革；由于政治改革的需要，我们开始研究政治理论；政治理论又使我们再度接触西方的哲学。在另一方面，我们从机械发明而发现科学，由科学进而了解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一步一步地我们离炮弹越来越远了，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也可以说离炮弹越来越近了。
故事说得很长，但是都是在短短100年之内发生的，而且紧张热烈的部分还不过50年的样子。我说100年，因为香港本来可以在1942年庆祝香港成为英国领土的100周年纪念，但是这也是历史上偶然的一件事，英国的旧盟邦日本却在前一年以闪击方式把香港抢走了。我提到香港，决不是有意挖旧疮疤，而是因为香港在中国欧化的早期历史中，恰恰是现成的纪程碑。大家都知道，香港这群小岛是中国在所谓“鸦片战争”中失败以后在1842年割让给英国的。这次战争的起因是中国继禁止鸦片进口之后，又在广州焚毁大批鸦片。鸦片是英国由印度输出的主要货物，于是英国就以炮弹回敬中国，中国被击败了。
1842年的中英条约同时规定中国的五个沿海城市开放为商埠。这就是所谓“五口通商”。大批西方商品随着潮涌而至。这五个商埠以差不多相似的距离散布在比较繁盛的中国南半部，为中国造成了与外来势力接触的新边疆。过去中国只有北方和西北那样的内陆边疆，现在中国的地图起了变化，这转变正是中国历史的转捩点。
这五个商埠——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由南向北互相衔接，成为西方货品的集散地，舶来品由这五个口岸转销中国最富有的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各地。
西方商人在兵舰支持之下像章鱼一样盘踞着这些口岸，同时把触须伸展到内地的富庶省份。中国本身对于这些渗透并不自觉，对于必然产生的后果更茫无所知。亿万人民依旧悠然自得地过着日子，像过去一样过他们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从没想到在现代的工作上下工夫。一部分人则毫不经心地开始采用外国货，有的是为了实用，有的是为了享受，另一些人则纯然为了好奇。
但是，西方列强的兵舰政策不但带来了货品和鸦片，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科学文化的种子。这在当时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后来这些种子终于发芽滋长，使中国厚蒙其利——这也是历史上的一大讽刺。
这时候，日本也正以一日千里之势向欧化的途程迈进，中国对此却毫无所觉。半世纪以后，这个蕞尔岛国突然在东海里摇身一变，形成一个硕大的怪物，并且在1894年出其不意地咬了东亚睡狮一大口。中国继香港之后又丢了台湾。这只东亚睡狮这时可真有点感到疼痛了，茫茫然揉着惺忪的睡眼，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扰了它的清梦。
我原先的计划只是想写下我对祖国的所见所感，但是当我让这些心目中的景象一一展布在纸上时，我所写下的可就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不管它像什么，它记录了我心目中不可磨灭的景象，这些景象历历如绘地浮现在我的脑际，一如隔昨才发生的经历。在急遽递嬗的历史中，我自觉只是时代巨轮上一颗小轮齿而已。
第二章 乡村生活
我出生在一个小村庄里的小康之家。兄弟姊妹五人，我是最小的一个，三位哥哥，一位姊姊。我出生的前夕，我父亲梦到一只熊到家里来，据说那是生男孩的征兆。第二天，这个吉兆应验了，托庇祖先在天之灵，我们家又添了一个儿子。
我大哥出生时，父亲曾经梦到收到一束兰花，因此我大哥就取名梦兰。我二哥也以同样的原因取名为梦桃。不用说，我自然取名为梦熊了。姊姊和三哥诞生时，父亲却没有梦到什么。后来在我进浙江高等学堂时，为了先前的学校里闹了事，梦熊这个名字入了黑名单，于是就改为梦麟了。
我出生在战乱频仍的时代里。我出生的那一年，英国从中国拿走了对缅甸的宗主权；生的前一年恰恰是中法战争结束的一年，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就在那一年让渡法国。中国把宗主权一再割让，正是外国列强进一步侵略中国本土的序幕，因为中国之保有属国，完全是拿它们当缓冲地带，而不是为了剥削他们。中国从来不干涉这些边缘国家的内政。
这情形很像一只橘子，橘皮被剥去以后，微生物就开始往橘子内部侵蚀了。但是中国百姓却懵然不觉，西南边疆的战争隔得太远了，它们不过是浩瀚的海洋上的一阵泡沫。乡村里的人更毫不关心，他们一向与外界隔绝，谈狐说鬼的故事比这些军国大事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但是中国的国防军力的一部分却就是从这些对战争不感兴趣的乡村征募而来的。
我慢慢懂得一些人情世故之后，我注意到村里的人讲起太平天国革命的故事时，却比谈当前国家大事起劲多了。我们乡间呼太平军为长毛，因为他们蓄发不剃头。凡听到有变乱的事，一概称之为长毛造反。大约在我出生的30年前，我们村庄的一角曾经被太平军破坏。一位木匠出身的蒋氏族长就参加过太平军。人们说他当过长毛的，他自己也直认不讳。他告诉我们许多太平军掳掠杀戮煮吃人肉的故事，许多还是他自己亲身参加的。我看他的双目发出一种怪光，我父亲说，这是因为吃人肉的缘故。我听了这些恐怖的故事，常常为之毛骨悚然。这位族长说，太平军里每天要做祷告感谢天父天兄（上帝和耶稣）。有一天做祷告以后，想要讨好一位老长毛，就说了几句“天父夹天兄，长毛夺咸丰”一套吉利话。老长毛点头称许他。他抖了，就继续念道“天下打不通，仍旧还咸丰”。“妈的”一声，刀光一闪，从他头上掠过。从此以后，他不敢再和老长毛开玩笑了。
这样关于长毛的故事，大家都欢喜讲，欢喜听。但是村里的人只有偶然才提到近年来的国际战争，而且漠不关心。其间还有些怪诞不经的胜利，后来想起来可怜亦复可笑。事实上，中国军队固然在某些战役上有过良好的表现，结果却总是一败涂地的。
现代发明的锋芒还没有到达乡村，因而这些乡村也就像五百年前一样保守、原始、宁静。但是乡下人却不闲，农人忙着耕耘、播种、收获；渔人得在运河里撒网捕鱼；女人得纺织缝补；商人忙着买卖；工匠忙着制作精巧的成品；读书人则高声诵读，默记四书五经，然后参加科举。
中国有成千上万这样的村落，因为地形或气候的关系，村庄大小和生活习惯可能稍有不同，但是使他们聚居一起的传统、家族关系和行业却大致相同。共同的文字、共同的生活理想、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科举制度则使整个国家结为一体而成为大家所知道的中华帝国（我们现在称中华民国，在辛亥革命以前，欧美人称我们为中华帝国）。
以上所说的那些成千上万的村庄，加上大城市和商业中心，使全国所需要的粮食、货品、学人、士兵，以及政府的大小官吏供应无缺。只要这些村镇城市不接触现代文明，中国就可以一直原封不动，如果中国能在通商口岸四周筑起高墙，中国也可能再经几百年而一成不变。但是西洋潮流却不肯限于几个通商口岸里。这个潮流先冲击着附近的地区，然后循着河道和公路向外伸展。五个商埠附近的，以及交通线附近的村镇首先被冲倒。现代文明像是移植过来的树木，很快地就在肥沃的中国土壤上发荣滋长，在短短50年之内就深入中国内地了。
蒋村是散布在钱塘江沿岸冲积平原上的许多村庄之一，村与村之间常是绵延一两里的繁茂的稻田。钱塘江以风景优美闻名于世，上游有富春江的景色，江口有著名的钱塘江大潮。几百年来，江水沿岸积留下肥沃的泥土，使两岸逐步向杭州湾扩伸。居民就在江边新生地上筑起临时的围堤截留海水晒盐。每年的盐产量相当可观，足以供应几百万人的需要。
经过若干年代以后，江岸再度向前伸展，原来晒盐的地方盐分渐渐消失净尽，于是居民就在离江相当远的地方筑起堤防，保护渐趋干燥的土地，准备在上面蓄草放牧。再过一段长时期以后，这块土地上面就可以植棉或种桑了。要把这种土地改为稻田，也许要再过50年。因为种稻需要大量的水，而挖池塘筑圳渠来灌溉稻田是需要相当的时间的，同时土地本身也需要相当时间才能慢慢变为沃土。
我童年时代的蒋村，离杭州湾约有20里之遥。围绕着它的还有无数的村庄。大大小小，四面八方都有，往南一直到山麓，往北到海边，往东往西则有较大的城镇和都市，中间有旱道或河汊相通。蒋氏族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是从徽州迁到奉化暂驻，又从奉化迁到余姚。徽州是钱塘江的发源地，我们的祖先到余姚来，可能就是为了开垦江边的新生地。在我幼年时，我们蒋氏家庙的前面还有古堤岸的遗迹，那家庙叫作“四勿祠”，奉祠宋朝当过御史的一位祖先，他是奉化人，名叫蒋岘。然而一般人却惯叫“陡塘庙”，因为几百年前，庙前横着一条堤塘。
读者或许要问：什么叫“四勿”呢？那就是《论语》里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句话。我们在玩具店里所看到的三只猴子分别蒙起眼睛、耳朵、嘴巴，就是指这回事。至于为什么没有第四只猴子，因为那三只猴子坐着不动，就可以代表了。但是我们那位御史公却把这“四勿”改为“勿欺心，勿负主，勿求田，勿问舍”，人称之为“四勿先生”。这些自古流传下来的处世格言是很多的。我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诸如寺庙、戏院、家庭、玩具、格言、学校、历史、故事等等，来灌输道德观念，使这些观念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习惯。以道德规范约束人民生活是中国社会得以稳定的理由之一。
几千年以来，中国的人口从北方渐渐扩展到南方，先到长江流域，继至珠江流域，最后到了西南山区。中华民族一再南迁的理由很多，南方土地肥沃、塞外好战部落入侵，以及人口的自然繁殖都有关系，且从宋朝以后，黄河一再泛滥，更使人们想念江南乐土。我的祖先在早期就由北而南，由南而东，最后终于在杭州湾沿岸定居下来。
蒋氏的始祖是三千多年前受封的一位公子王孙。他的名字叫作百龄，是代周成王摄政的周公的第三个儿子。他在纪元前12世纪末期被封在黄河流域下游的一块小地方，他的封地叫作“蒋”，他的子孙也就以蒋为氏了。蒋是茭白古名。那块封地之所以定名为蒋，可能是那一带地方茭白生长得特别繁茂的缘故。
在三国时代，也就是公元第三世纪，我们的一位祖先曾在历史上露了脸。他的名字叫蒋琬，住在长江流域南部的湘乡，从蜀先主入蜀。诸葛亮称他是社稷之才。这证明住在长江以南的蒋姓子孙，在三世纪以前就从黄河流域南迁了。从我们的始祖起到现在，所有嫡系子孙的名字，在我们的族谱上都有记录可考。至于确实到什么程度，我却不敢说，因为他们的生平事迹很少有人知道，考证起来是很困难的。但相传江南无二蒋，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说一句：住在长江以南所有姓蒋的都是同宗同支的。究竟可以正确地追溯到多远，我们可不知道了。不过我们确切知道：住在浙江省境的蒋姓子弟，都在徽州找到了共同的宗脉。
我在宗谱中从迁余姚的始祖传到我为第十五世。蒋氏首先定居在我们村里的是五百多年前来的，那是元朝末年的事。这五百多年之中，两个朝代是外来民族建立的，一个是汉族自己的王朝，蒋姓一族曾经看到元朝的没落，明朝和满清的兴衰，以及几乎推翻满清的太平天国。朝代更换了，蒋村却依然故我，人们还是照常地过活、做工，最后入土长眠。
太平军到了村子里，村中曾经有几所房子焚毁，留在村子里的老弱有被活活烧死的，有一处大门口残存的石阶上留有红斑，据传说是某位老太婆在此烧死时所流的血。大多数的老百姓都逃到山里躲起来，但是战事一平定，大家又像蜜蜂回巢一样回到村里。在我童年时代，村里还可以看到兵燹以后留下来的残垣断瓦。
村里的人告诉我，满洲人推翻明朝的消息，一直到新朝廷的圣旨到了村里时，大家才知道。清帝圣旨到达村里时，邻村还正在演社戏呢！改朝换代以后，族人生活上的唯一改变是强迫留辫子，同时圣旨严禁男人再穿明朝式样的衣服。大家敢怒不敢言，但是死后入殓时，男人还是穿明朝衣冠。因此我们族中流行着一句话“男投（降）女不投，活投死不投”。就是说男人投降，女人却不投降，活人投降，死人却不投降。一些人一直维持这个办法到1911年清室覆亡民国建立为止，中间经过250年之久。
我们村上只有60来户人家，人口约300人，是个很小的村庄。它的三面环绕着河汊，南面是一条石板路，通往邻近的村庄和城镇。小河汊可以通到大河，再由大河可以到达杭州、苏州和上海等大城市。
蒋村虽然小，水陆交通却很便利。河汊上随处是石桥，河的两岸则满是绿柳垂杨。河中盛产鱼、虾、鳝、鳗、龟、鳖。柳荫之下，常有人悠闲地在垂钓。耕牛慢慢地踱着方步，绕着转动牛车，把河水汲到水槽再送到田里。冬天是连阡穿陌的麦穗，夏天是一片稻海，使人生四季长青之感，麦穗和稻穗随着微风的吹拂，漾起一片涟漪，燕子就在绿波之上的蓝空中穿梭翱翔。老鹰忽高忽低地绕村回旋着，乘老母鸡不备的时候就俯冲而下，攫走小鸡。
这就是我童年时代的背景，也是我家族的环境。他们安安定定地在那里生活了五百多年，他们很少碰到水灾或旱灾，在这漫长的几百年中也不过遇上一两次的变乱和战争。他们和平而满足地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贫富之间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富饶的稻谷、棉花、蚕丝、鱼虾、鸡鸭、蔬菜使人民丰衣足食。
几百年来，不论朝代如何更换，不论是太平盛世或战祸频仍，中国乡村的道德、信仰和风俗习惯却始终不变。乡下人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很不错，不必再求进步。生命本身也许很短暂，但是投胎转世时可能有更大的幸福。人死以后，据说灵魂就离开肉体，转投到初生的婴儿的身上。我自己就亲眼看到过绑赴刑场处决的罪犯，对围观的群众高喊：“18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这是何等的达观！
我们村子里的人说：一个坏人或作孽多端的人，死后要转世为穷人，或者变马变猪，甚至灵魂支离割裂，变为蚊蝇小虫。好人善士的灵魂转世时则可以享受更高的福禄。这些都是随佛教而来的印度传说而被中国道教所采用的。佛教本身，倒不大理会这些事。
善恶当然有公认的标准。“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孝道使中国家庭制度维系不堕；贞操则使中国种族保持纯净。敬老怜贫，忠信笃敬也被认为善行。重利盘剥，奸诈谎骗则列为罪行。斥责恶行时常骂人来生变猪变犬。
商业往来讲究一诺千金。一般而论，大家都忠实可靠。欺诈的人必然受亲朋戚友一致的唾弃。
婚姻是由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决定的。通例是男子二十而娶，女子十八而嫁。妻子死了，丈夫大概都要续弦，中人之家的女人如果死了丈夫，却照例要守寡。守寡的可怜人算是最贞节的，死后皇帝还要给他们建贞节牌坊。这种牌坊在乡间到处可以看见的。
村里的事全由族长来处理，不待外界的干涉。祠堂就是衙门。“族长”不一定是老头子，也可能是代表族中辈分最高一代的年轻人。族长们有责任监督敬先祭祖的礼仪遵奉不渝，族人中起了争执时，他们还须负责加以评断。没有经过族长评理以前，任何人不许打官司。族长升堂审判叫作“开祠堂门”，全村的人都可以来参观。祖宗牌位前面点起香烛，使得每个人都觉得祖先在天之灵就在冥冥之中监视似的，在祖先的面前，当事的两边不能有半句谎话。一般而论，说老实话的居多。
仲裁者力求做得公平。自然，村中的舆论也是重要因素，还有，邻村的舆论也得考虑。族长们如果评断不公，就会玷污了祠堂的名誉。因此，争执多半在祠堂里得到公平的解决，大家用不到上衙门打官司。
实际上真需要“开祠堂门”来解决的事情并不多，因为大家认为“开祠堂门”是件大事，只有特别严重的案子才需要这么做。一般的纠纷只是在祠堂前评个理就解决了。
读书人和绅士在地方上的权威很大。他们参加排难解纷，也参加制定村里的规矩，他们还与邻村的士绅成立组织，共同解决纠纷，照顾邻近村庄的共同福利。
田赋由地主送到离村约二十里的县库去，粮吏从来不必到村里来。老百姓根本不理会官府的存在，这就是所谓“天高皇帝远”。
除了崇拜祖先之外，大家要信什么就信什么。上佛寺、拜神仙、供关公、祭土地，悉听尊便。没有宗教限制，也没有宗教迫害。你信你的神，我拜我的佛，各不相涉，并且还把各式各样的神拼在一起大家来拜。这就是通常所称的“道教”。如果基督徒肯让基督与中国神祇并供在中国庙宇里，我相信村里人一定会像崇拜其他神佛一样虔敬地崇拜基督。
一般老百姓都是很老实的，人家说什么，他们就相信。迷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而且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几百年积聚下来的迷信，当然是非常可观了。
我提到过村里的人相信灵魂轮回之说。这似乎与散鬼游魂之说互相矛盾。不过，凡关于鬼神的事，我们本来是不甚深究的，几种矛盾的说法，可以同时平行。据说灵魂与鬼是两回事。灵魂转入轮回，鬼则飘游宇宙之间。伟人圣哲的鬼就成了神，永远存在于冥冥之中，凡夫俗子的鬼则逐渐飘散消逝，最后化为乌有。鬼能够随心所欲，随时随地出现。它可以住在祠堂里，也可以住在坟墓里，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国不惜巨资建造富丽堂皇的坟墓和宫殿式的祠堂，大概和这些信仰不是没有关系的。这种鬼话各地皆有，虽各有不同，但大体是一致的。
中国人对一切事物的看法都不脱人本位的色彩。如果鬼神与活人之间毫无关系或毫无接触，那末大家就不会觉得鬼神有什么用处，或许根本就不会相信它们真的存在。寺庙祠堂里固然有神佛的塑像，也有祖宗的灵牌，但是这些偶像或木主虽令人望之生畏，却不能走出神龛直接与生人交谈，除非在梦中出现。人们需要更具体更实际的表现，因此就有了巫婆、扶乩和解梦。
如果一个人怀念作古了的朋友或去世的亲戚，他可以请一位巫婆把鬼魂召了来。当巫婆的多半是远地来的女人。被召的鬼魂来时，巫婆的耳朵就会连续抽搐三次。普通人是不能控制耳朵的肌肉的，巫婆的耳朵能够自己动，使得大家相信她的确有鬼神附体。她说话时，压着喉咙像猫叫，因此她讲的话可以由听的人随意附会。如果巫婆在谈话中摸清了对方的心思，她的话也就说得更清楚点，往往使听的人心悦诚服。
真也好，假也好，这办法至少使活着的亲戚朋友心里得点安慰。50年前，我自己就曾经透过巫婆与我故世的母亲谈话，那种惊心动魄的经验至今还不能忘记。
扶乩可比较高级了，扶乩的人多半是有知识的。两个人分执一根横木条的两端，木条的中央接着一根木棒，木棒就在沙盘里写字。神佛或者名人的鬼魂可以被请降坛，写字赐教。扶乩可以预知未来，可以预言来年的收成，也可以预告饥荒，甚至和平或战乱，几乎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完全不会作诗的也能写出诗来。写的人也能写出素昧平生的人的名字。懂一点心理学的人大概都能解释，这是一种潜意识的作用。但是有好几位外国留学的博士学士，到如今还是相信扶乩。有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生，于抗战期间任盐务某要职，扶乩报告预言，推测战局，终被政府革职。
巫婆只能召至去世的亲戚朋友的鬼魂，扶乩却能召唤神佛。在做梦时，鬼魂和神佛都能自动地来托梦。我听过许多关于做梦应验的事，但是多半不记得了。我记得一个圆梦的例子是这样的：我的一位曾叔祖到杭州去应乡试，俗称考举人，他在考棚里梦到一只硕大无比的手伸进窗子。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的手，这个梦就被解释为他将独占鳌头的征兆。放榜时我的曾叔祖居然中试第一名，俗称解元。
神佛、死去的亲戚朋友或者精灵鬼怪可能由托梦提出希望、请求或者警告。一位死了的母亲可能要求她儿子给她修葺坟墓。死了的父亲可能向儿子讨纸钱。死人下葬时总要烧点纸钱，以备阴间使用。
我们村里发生过一件事，好几年以后，大家谈起来还是娓娓不倦。一位叫阿义的青年农夫预备用船载谷子进城去。那天早上，他坐在家里发呆，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前一晚他死去的母亲来托梦，警告他不要靠近水边。他的游泳技术很高明，他猜不透这个梦究竟是什么意思。
黄昏时，他安然划着船回家，用竹篙把船拢了岸。他对站在岸上的朋友开玩笑，说他自己的危险总算过去了，说罢还哈哈大笑。突然间他足下一滑就跌进河里去了。挣扎了一阵子，他就沉入水底。朋友们赶紧潜水去救，但是到处找不到。半小时后他被拖上来了。但是已经手足冰冷，一命呜呼。原来他跌入河中以后，手足就被水边一棵陈年老柳的盘根缠住了。
大家说他是被水鬼抓下去的，或许那是一只以柳树根作窝的水猴子。好几个游泳技术很好的人都在那个地方淹死。村里的人常看到那个“水鬼”在月光下坐在附近的桥上赏月。它一看到有人走近就扑通一声钻到水里去。
各式各样无法解释的现象都使迷信的雪球越滚越大，错觉、幻象、梦魇、想象、巧合、谣言都是因素。时间更使迷信愈积愈多。
村中的医药当然也很原始。我们得走好几里路才能在大镇里找到草药医生，俗称“草头郎中”。对于通常的病痛或者某些特殊的病症，中国药是很有效的。但是对于许多严重的病症，草药不但无效而且危险。
我自己曾经两次病得奄奄一息，结果却都给草药救起了。有一次病了好几个月，瘦得只剩皮包骨，结果是一位专精儿科的草药医生救了我的命。另一次我染了白喉，请了一位中国喉科专家来医治。他用一根细针在我喉头附近刺了一遍，然后敷上一些白粉。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只觉得喉头凉爽舒服，很像抽过一支薄荷烟的感觉。
喉头是舒服一点了，病状却起了变化。我的扁桃腺肿得像鹅蛋那末大，两颊鼓起像气球。我甚至连流质的食物都无法下咽。鼻子一直出血不止，最后连呼吸也感到困难了。正在奄奄一息的时候，我父亲认为只有“死马当作活马医”了。于是他就在古老的医书里翻寻秘方，结果真的找到一剂主治类似症候的方子。我吃了几服重药。头一剂药就发生验效，一两个小时之后，病势居然大有起色。第二天早晨我的扁桃腺肿消了许多，个把星期以后饮食也恢复正常。
我曾经亲眼目睹跌断的腿用老法子治好，伤风咳嗽、风湿和眼睛红肿被草药治好的例子更是多不胜举。
中医很早以前就发现可以从人体采取一种预防天花的“痘苗”，他们用一种草药塞到病婴的鼻孔里，再把这种草药塞到正常儿童的鼻孔里时，就可以引起一种比较温和的病症。这样“种了痘”的孩子自然不免有死亡，因此我父亲宁愿让孩子按现代方法种牛痘。我们兄弟姊妹以及许多亲戚的子弟都用现代方法种痘，而且从来没有出过毛病。
我们村子里的人不知道怎样治疗疟疾。我们只好听它自生自灭地流行几个礼拜，甚至好几个月。我们村子附近总算没有发现恶性疟疾，患了病的人虽然伤了元气，倒还没有人因此致命。后来传教士和商人从上海带来奎宁粉，叫作金鸡纳霜，吃了很有效，于是大家才发现了西药的妙用。
村里有些人相信神力可以治病。他们到寺庙里焚香祝祷，然后在香炉里取了一撮香灰作为治疗百病的万应灵丹。这是一种心理治疗，在心理学应用得上的时候，也的确能医好一些病。
我家的花园里，每月有每月当令的花，阴历正月是茶花，二月是杏花，三月是桃花，四月是蔷薇，五月是石榴，六月是荷花，七月是凤仙，八月是桂花，九月是菊花，十月是芙蓉，十一月是水仙，十二月是腊梅。每种花都有特别的花仙做代表。
最受欢迎的季节花是春天的桃花，夏天的荷花，秋天的桂花和菊花。季节到来时，村里的人就成群结队出来赏花。
过年过节时，无论男女老幼都可以高兴一阵子。最重要的年节，通常从十二月二十三日开始。灶神就在这一天报告这一家一年来的家庭琐事。
中国人都相信多神主义，在道教里，众神之主是玉皇大帝。据说玉皇大帝也有公卿大臣和州官吏卒，和中国的皇帝完全一样。玉皇大帝派灶神监视家庭事务，因此灶神必须在年终岁尾提出报告。灶神是吃素的，因此在它启程上天时，大家就预备素斋来祭送。灶神对好事坏事都要报告，因此大家一年到头都得谨言慎行。送灶神和迎灶神时都要设家宴、烧纸钱、放鞭炮。
除夕时，家家都大鸡大肉地庆祝，叫作吃年夜饭。家庭的每一个分子都得参加。如果有人远行未归，也得留个空位给他。红烛高烧到天明，多数的大人还得“守岁”，要坐到子夜以后才睡。第二天早晨，也就是正月初一早晨，一家人都要参加拜天地。祭拜时自然又免不了点香烛、焚纸钱和放鞭炮。
新年的庆祝节目之一是灯节，从正月十三开始，一直到正月十八，十八以后年节也就算结束了。灯节时家家户户和大街小巷到处张灯结彩。花灯的式样很多，马、兔、蝴蝶、蜻蜓、螳螂、蝉、莲花，应有尽有。我们常常到大城市去看迎神赛会，街上总是人山人海。
五月里的端午节和八月里的中秋节也是重要的节日。端午节有龙舟比赛。庆祝中秋节却比较安静，也比较富于诗意——吃过晚饭后我们就在月下散步，欣赏团满月中的玉兔在月桂下捣药。
迎神赛会很普遍，普通有好几百人参加，沿途围观的则有几千人。这些场合通常总带点宗教色彩，有时是一位神佛出巡各村庄。神像坐在一乘木雕的装饰华丽的轿子里，前面由旌旗华盖、猛龙怪兽、吹鼓手、踩高跷的人等等开道前导。
迎神行列经过时，掉狮舞龙就在各村的广场上举行。踩高跷的人，在街头扮演戏剧中的各种角色。一面一面绣着龙虎狮子的巨幅旗帜，由十来个人举着游行，前前后后则由绳索围起来。这样的行列在旷野的大路上移动时，看来真好威风呀！这种举大旗游行的起源，据说是明代倭寇入侵时老百姓以此向他们示威的。
碰到过年过节，或者庆祝神佛生日，或者其他重要时节，活动的戏班子就到村庄上来表演。戏通常在下午3点钟左右开始，一直演到第二天早晨，中间有一段休息的时间，以便大家吃晚饭。开演时总是锣鼓喧天，告诉大家戏正在开始。演的戏多半是根据历史故事编的，人民也就从戏里学习历史。每一出戏都包括一点道德上的教训，因此演戏可以同时达到三重目的：教授历史、灌输道德、供给娱乐。
女角是由男人扮演的，这是和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一样。演员涂抹形形色色的脸谱来象征忠奸善恶。白鼻子代表奸诈、狡猾、卑鄙或小丑。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指这一类人为白鼻子。红脸代表正直、忠耿等等，但是红脸的人心地总是很厚道。黑脸象征铁面无私。这种象征性的脸谱一直到现在还被各地国剧所采用。
这就是我的童年的环境。这种环境已经很快地成为历史陈迹。这个转变首由外国品的输入启其端，继而西方思想和兵舰的入侵加速其进程；终将由现代的科学、发明和工业化，完毕其全程。
第三章 童年教育
在我的童年时代，没有学校，只有家塾。男孩子在家塾里准备功课应付科举或者学点实用的知识以便经商，女孩子不能和男孩子一道上学，要读书就得另请先生，穷苦人家的子弟请不起先生，因此也就注定了文盲的命运。
一位先生通常教数十位学生，都是分别教授的。家塾里没有黑板，也不分班级。先生从清晨到薄暮都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学生们自然也就不敢乱蹦乱跳。那时候时钟是很难见到的，家塾里当然没有钟。冬天白昼比较短。天黑后我们就点起菜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念书，时间是靠日晷来计算的。碰到阴天或下雨，那就只好乱猜了。猜错一两个小时是常事，好在书是个别教授的，猜错个把钟头也无所谓。
我在六岁时进家塾，一般小孩子差不多都在这个年岁“启蒙”的。事实上我那时才五岁零一个月的样子，因为照我家乡的算法，一个人生下来就算一岁了。家塾里的书桌太高，我的椅子下面必须垫上一个木架子之后才够得上书桌，因此我坐到椅子上时，两只脚总是悬空的。
我最先念的书叫《三字经》，每句三个字，而且是押韵的，因此小孩子记起来比较容易。事隔六十多年，我现在还能背出一大半，开头几句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性善论是儒家人生哲学和教育原理的出发点，这种看法曾对18世纪的大光明时代的法国学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虽然我现在已经懂得什么叫“性本善”，在当时却真莫名其妙。
我恨透了家塾里的生活。有一天，我乘先生不注意我的时候，偷偷地爬下椅子，像一只挣脱锁链的小狗，一溜烟逃回家中，躲到母亲的怀里。
母亲自然很感意外，但是她只是很慈祥地问我：“你怎么跑回家来了，孩子？”
我答道：“家塾不好，先生不好，书本不好。”
“你不怕先生吗？他也许会到家里来找你呢！”母亲笑着说。
“先生，我要杀了他！家塾，我要放把火烧了它！”我急着说。
母亲并没有把我送回家塾。那位先生也没有找上门来。
第二天早上，奶妈喊醒了我，对我说了许多好话，总算把我劝回家塾。从童年时代起我就吃软不吃硬。好好劝我，要我干什么都行，高压手段可没有用。经过奶妈一阵委婉的劝谏，我终于自动地重新去上学了。
我带着一张自备的竹椅子，家里一位佣人跟着我到了家塾，把竹椅子放到木架上，使我刚好够得到书桌。先生没有出声，装作不知道我曾经逃过学。但是我注意到好几位同学对着我装鬼脸。我讨厌他们，但是装作没有看见。我爬上椅子坐在那里，两只脚却悬空挂着，没有休息的地方。我的课也上了。书却仍旧是那本《三字经》。我高声朗诵着不知所云的课文，一遍又一遍地念得烂熟。等到太阳不偏不倚地照到我们的头上时，我们知道那是正午了。先生让我们回家吃午饭，吃过饭我马上回到家塾继续念那课同样的书，一直到日落西山才散学。
一日又一日地过去，课程却一成不变。一本书念完了之后，接着又是一本不知所云的书。接受训练的只是记忆力和耐心。
念书时先生要我们做到“三到”，那就是心到、眼到、口到。所谓心到就是注意力集中，不但读书如此，做任何事情都得如此。眼到对学习中国文字特别重要，因为中国字的笔画错综复杂，稍一不慎就可能读别字。所谓口到就是把一段书高声朗诵几百遍，使得句子脱口而出，这样可以减轻记忆力的负担。先生警告我们，念书不能取巧强记，因为勉强记住的字句很容易忘记。如果我们背书时有些疙瘩，先生就会要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再念，甚至念上一两百遍。碰上先生心情不好，脑袋上就会吃栗子。天黑放学时，常常有些学生头皮上带着几个大疙瘩回家。
不管学生愿意不愿意，他们必须守规矩，而且要绝对服从。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礼拜天。每逢阴历初一、十五，我们就有半天假。碰到节庆，倒也全天放假，例如端午节和中秋节。新年的假期比较长，从十二月二十一直到正月二十。
在家塾里念了几年以后，我渐渐长大了，也记得不少的字。这时先生才开始把课文的意思解释给我们听，因此念起书来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吃力了。从四书五经里，我开始慢慢了解做人的道理。按照儒家的理念，做人要先从修身着手，其次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其中深义到后来我才完全体会。
在最初几年，家塾生活对我而言简直像监狱，唯一的区别是：真正监狱里的犯人没有希望，而家塾的学生们都有着前程无限的憧憬。所有的学者名流，达官贵人不是都经过寒窗苦读的煎熬吗？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
这些成语驱策着我向学问之途迈进，正如初春空气中的芳香吸引着一匹慵懒的马儿步向碧绿的草原，否则我恐怕早已丢下书本跑到上海去做生意去了。理想、希望和意志可以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老式私塾里死背古书似乎乏味又愚蠢，但是背古书倒也有背古书的好处。一个人到了成年时，常常可以从背得的古书里找到立身处事的指南针。在一个安定的社会里，一切守旧成风，行为的准则也很少变化。因此我觉得我国的老式教学方法似乎已足以应付当时的实际需要。自然，像我家乡的那个私塾当然是个极端的例子，那只有给小孩子添些无谓的苦难。我怕许多有前途的孩子，在未发现学问的重要以前就给吓跑了。
在我的家塾里，课程里根本没有运动或体育项目。小孩子们不许拔步飞跑，他们必须保持“体统”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吃过中饭以后，我们得马上练字。我们简直被磨得毫无朝气。
话虽如此，小孩子还是能够自行设法来满足他们嬉戏的本能。如果先生不在，家塾可就是我们的天下了。有时候我们把书桌搬在一起，拼成一个戏台在上面演戏。椅子板凳就成了舞台上的道具。有时候我们就玩捉迷藏。有一次，我被蒙上眼睛当瞎子，刚巧先生回来了，其余的孩子都偷偷地溜了，我轻而易举地就抓到一个人——我的先生。当我发现闯了祸时，我简直吓昏了。到现在想起这件事尚有余悸。
春天来时，放了学我们就去放风筝，风筝都是我们自己做的。风筝的形式不一，有的像蜈蚣，有的像蝴蝶。夜晚时，我们把一串灯笼随着风筝送上天空，灯笼的数目通常是五个、七个或九个。比较小的孩子就玩小风筝，式样通常是蜻蜓、燕子或老鹰。“燕子”风筝设计得最妙，通常是成对的，一根细竹片的两端各扎一只“燕子”，然后把竹片摆平在风筝绳子上。送上天空以后，一对对的“燕子”随风摆动，活像比翼双飞的真燕子。有一次，我还看到好几只真的燕子在一只“燕子”风筝附近盘旋，大概是在找伴儿。
满天星斗的夏夜，村子里的小孩子们就捉萤火虫玩儿。有些小孩子则宁愿听大人们讲故事。讲故事的大人，手中总是摇着一柄大蒲扇，一方面为了驱暑，一方面也是为了驱逐纠缠不清的蚊子。口中衔旱烟杆，旁边放着小茶壶，慢条斯理地叙述历史人物的故事、改朝换代的情形，以及村中的掌故。
大人告诉我们，大约250年前，清兵入关推翻了明朝，盗贼蜂起，天下大乱，但是我们村中却安谧如恒。后来圣旨到了村里，命令所有的男人按照满洲鞑子的发式，剃去头顶前面的头发，而在后脑勺上留起辫子。男子听了如同晴天霹雳，女人们则急得哭了，剃头匠奉派到村子里强制执行，他们是奉旨行事，如果有人抗旨不肯剃头，就有杀头的危险。留头究竟比留发重要，二者既然不可兼得，大家也就只好乖乖地伸出脖子，任由剃头匠剃发编辫了。当然，后来大家看惯了，也就觉得无所谓，但是初次剃发留辫子的时候，那样子看起来一定是很滑稽的。……
从这位讲故事的长者口中，我们总算学到了一点历史，那是在家塾中学不到的。此外，我们还得到一点关于人类学的传说。故事是这样的：
几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也像猴子一样长着尾巴。那时的人可说介于人与猿猴之间。人猿年岁长大以后，他的尾巴就渐渐变为黄色。人猿的尾巴共有十节，十节中如有九节变黄，他就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于是他就爬到窑洞里深居简出，结果就死在窑洞里面。再经过几千年以后，人的尾巴掉了，所以现在的人都没有尾巴，但是尾巴的痕迹仍旧存在。不信，你可以顺着背脊骨往下摸，尾巴根儿还是可以摸得到的。
下面是一则关于技击的故事：
一位学徒在一家店前卖米。在没有生意的时候，这位学徒就抓着米粒玩儿，他一把一把地把米抓起来，然后又一把一把地把米掷回米筐里。有一天，一位和尚来化米，那位学徒不但没有拿米给和尚，反而抓了几颗米掷到和尚的脸上。想不到那几颗米竟然颗颗深陷到和尚的皮肉里面去了。和尚似乎不生气，反而向那位学徒深深一鞠躬，双手合十，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就走了。
七天之后，一位拳师经过村里，他看到米店学徒脸色苍白，就问学徒究竟是怎么回事。学徒把和尚化米的事说了，拳师听了不禁摇头叹息：“啊呀，你怎么可得罪他呢？他是当今武林首屈一指的人物呀！他在向你鞠躬的时候，你已经受了致命的内伤，不出七七四十九天，你就活不成了！幸好我还有药可以给你医治，不过你要赶快躲开，永远不要再撞上这位和尚。四十九天之后他还会再来的。赶快备口棺木，放几块砖头在棺材里，假装你已经死了入殓待葬就是了。”
四十九天之后，和尚果然又来找学徒了。人们告诉他学徒已经死了。和尚叹口气说：“可怜！可怜！”和尚要看看棺材，大家就带他去看，他用手轻轻地把棺盖从头至尾抚摸一遍，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就走了。和尚走了之后，大家打开棺盖一看，里面的砖头已经全部粉碎。
小孩子们全都竖起耳朵听这些故事，这些故事就是我们课外知识的主要来源之一。
我们家塾里的先生，前前后后换了好几个。其中之一是位心地仁厚然而土头土脑的老学究。他的命途多舛，屡次参加府试都没有考上秀才，最后只好死心塌地教私塾。他的脸团团如满月，身材矮胖，一副铜框眼镜老是低低地滑到鼻梁上，两只眼睛就打从眼镜上面看人。他没有留须，鼻子下面却养着一撮蓬松的灰色胡子。碰到喝蛋花汤的日子，他的胡子上常常挂着几片黄蛋花。他的故事多得说不尽，简直是一部活的百科全书。但是他的文才很差，我想这或许就是他屡试不中的缘故。不过人很风趣，善于笑谑。他在有些事情上非常健忘，看过朋友回到家塾时，不是忘了雨伞，就是丢了扇子。老是这样丢三落四究竟不是事，于是他就把他出门时必带的东西开了个清单：烟管、雨伞、毛巾、扇。每当他告辞回家时，他就念一遍：“烟管、雨伞、毛巾、扇。”冬天不需要带扇子的时候，他也照样要按清单念扇子。有时候他也记得根本没有带扇子出门，有时候却仍然到处找扇子，他的朋友和学生就在暗中窃笑。
我童年时的知识范围，可以说只局限于四书五经，以及私塾先生和村中长辈所告诉我的事。我背得出不少的古书，也记得很多的故事。因此我的童年教育可以说主要的是记忆工作。幸而我生长在乡村，可以从大自然获得不少的知识和启发。有一次，我注意到生长在皂荚树上的甲虫头上长着鹿角一样的角，这些角和枝上的刺长得一模一样，人家告诉我，这些甲虫是树上长出来的，因此也就和母体长得很像。不过我总觉得有点相信不过。我心里想，如果一棵树真能生下甲虫，那末甲虫产下的卵也就应该可以作皂荚树的种子了。甲虫卵既然种不出皂荚树，那末甲虫的角和皂荚树的刺这样相像一定另有原因。后来我看到一只鸟在皂荚树上啄虫吃，但是这只鸟对于身旁长着鹿角的甲虫却视而不见。于是我恍然大悟，原来甲虫的角是摹拟着刺而生的，目的是保护自己以免被鸟儿啄死。
河汊的两岸长着许多桕树，桕子可以榨油制蜡烛，因此桕树的土名就叫蜡烛树。冬天里农夫们用稻草把树干裹起来，春天到了，就把稻草取下烧掉。一般人相信，这种办法可以产生一种神秘的力量杀死寄生虫。事实上这件事毫无神奇之处，只要我们在树干上扎上足够的稻草，寄生虫就只好在稻草上产卵，烧掉稻草等于毁掉虫卵，寄生虫也就无法繁殖了。
在我童年时代里，这类对自然的粗浅研究的例子很多，举了前面的两个例子，我想也就够了。
由此可见我的童年教育共有三个来源。第一是在私塾里念的古书，来自古书的知识，一方面是立身处世的指针，另一方面也成为后来研究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第二个知识来源是听故事，这使我在欣赏现代文学方面奠立了基础。第三个知识来源是对自然的粗浅研究，不过这种粗浅研究的根基却可以移接现代科学的幼苗。如果我生长在草木稀少的大城市里，那我势将失去非常重要的自然训练的机会，我的一生也可能完全改观。每一个小孩子所具备的感受力、观察力、好奇心和理解力等等天赋，都可能被我童年所受的全凭记忆的传统训练所窒息。
我得承认，我并没有像某些同学那样用功读书，因为我不喜欢死记，我愿意观察、触摸、理解。我的先生们认为这是我的不幸，我的个性上的祸根。
我喜欢玩，喜欢听故事。我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使大人感到讨厌。我喜欢看着稻田里的青蛙捉蚱蜢，或者鹅鸭在河里戏水。我欣赏新篁解箨。我的先生认为这些癖好都是祸根。我自己也相信将来不会有出息。但是命运是不可捉摸的，我的这些祸根后来竟成为福因，而先生认定的某些同学的福因结果都证明是祸根。那些好的学生后来有的死于肺痨，有的成为书呆，有的则在西化潮流横扫中国时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环境而落伍了。
第四章 家庭影响
童年时代和青春时代的可塑性最大，因而家庭影响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这时期中所养成的习惯，不论好坏，将来都很难根除。大致说来，我所受的家庭影响是良好而且健全的。
我的父亲是位小地主，而且是上海当地几家钱庄的股东。祖父留给父亲的遗产相当可观，同时父亲生活俭朴，因此一家人一向用不着为银钱操心。父亲为人忠厚而慷慨，蒋村的人非常敬重他，同时也受到邻村人士的普遍崇敬。他自奉俭约，对公益事业却很慷慨，常常大量捐款给慈善机构。
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存心骗人的话，因此与他交往的人全都信任他的话。他相信风水和算命。同时又相信行善积德可以感召神明，使行善者添福增寿，因此前生注定的命运也可以因善行而改变。我父亲的道德人品对我的影响的确很大，我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好好学到父亲的榜样。
我的母亲是位很有教养而且姿容美丽的女人。我童年时对她的印象已经有点模糊了。我记得她能够弹七弦古琴，而且能够抚琴幽歌。她最喜欢唱的一支歌，叫作《古琴引》，词为：音音音，尔负心。真负心，辜负我，到如今。记得当年低低唱，千千斟，一曲值千金。如今放我枯墙阴，秋风芳草白云深，断桥流水过故人。凄凄切切，冷冷清清，凄凄切切，冷冷清清。
有人说：像我母亲那样青春美貌的妇人唱这样悲切的歌，是不吉利的。
母亲弹琴的书斋，屋后长着一棵几丈高的大樟树。离樟树不远的地方种着一排竹子，这排竹子也就成为我家的篱笆。竹丛的外面围绕着一条小河。大樟树的树荫下长着一棵紫荆花和一棵香团树，但是这两棵树只能在大樟树扶疏的枝叶之间争取些微的阳光。母亲坐在客厅里，可以谛听小鸟的啭唱，也可以听到鱼儿戏水的声音。太阳下山时，平射过来的阳光穿过竹丛把竹影投映在窗帘上，随风飘动。书斋的墙上满是名家书画。她的嵌着白玉的古琴则安放在长长的红木琴几上，琴几的四足则雕着凤凰。
她去世以后，客厅的布置一直保留了好几年没有动。她的一张画高悬在墙的中央。但是母亲已经不在了！她用过的古琴用一块软缎盖着，仍旧放在红木琴几上。我有时不禁要想像自己就是那个饮泣孤塚幽幽低诉的古琴。
我母亲去世时还很年轻。我看到母亲穿着华丽的绣花裙袄躺在棺里，裙袄外面罩一件长长的红绸披风，一直盖到足踝，披风上缀着大红的头兜，只有她的脸露在外面，一颗很大的珍珠衬着红头兜在她额头发出闪闪的亮光。
我的继母是位治家很能干的主妇，待人也很和气，但不久也去世了，此后父亲也就不再续弦了。
我的祖父当过上海某银庄的经理。太平天国时（1851—1864年），祖父在上海旧城设了一个小钱摊，后来钱摊发展为小钱庄，进而成为头等钱庄。这种钱庄是无限责任的机构，做些信用贷款的生意。墨西哥鹰洋传到中国成为银两的辅币以后，洋钱渐渐受到国人的欢迎。后来流通渐广，假币也跟着比例增加，但是钱庄里的人只要在指尖上轻轻地把两块银元敲敲，他们就能够辨别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我祖父的本领更使一般钱庄老板佩服，他一眼就能看出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
不幸他在盛年时伤了一条腿，后来严重到必须切去，祖父也就因为血液中毒辞世。父亲当时还只有12岁左右，祖父给他留下了7000两银子，在当时说起来，这已经是一笔相当大的遗产了。父亲成了无告的孤儿，就归他未来的丈人照顾。由于投资得当，调度谨慎，这笔财产逐渐增加，30年之后，已经合到7万两银子。
从上面这一点家庭历史里，读者不难想象我的家庭一定在早年就已受到西方影响了。
父亲很有点发明的头脑。他喜欢自己设计，或者画出图样来，然后指示木匠、铁匠、铜匠、农夫或篾匠，按照尺寸照样打造。他自己设计过造房子，也实验过养蚕、植桑、造楼（照着西方一种过时了的式样），而且按着他的想象制造过许多的东西。最后他想出一个打造“轮船”的聪明办法，但是他的“轮船”却是不利用蒸汽的。父亲为了视察业务，常常需要到上海去。他先坐桨划的木船到宁波，然后从宁波乘轮船到上海。他常说：“坐木船从蒋村到宁波要花三天两夜，但是坐轮船从宁波到上海，路虽然远十倍，一夜之间就到了。”因此他就画了一个蓝图，预备建造一艘具体而微的轮船。
木匠和造船匠都被找来了。木匠奉命制造水轮，造船匠则按照我父亲的计划造船，隔了一个月，船已经造得差不多。小“轮船”下水的那一天，许多人跑来参观，大家看了这艘新奇的“轮船”都赞不绝口。“轮船”停靠在我家附近的小河里，父亲雇了两位彪形大汉分执木柄的两端来推动水轮。“轮船”慢慢开始在水中移动时，岸上围观的人不禁欢呼起来。不久这只船的速度也逐渐增加。但是到了速度差不多和桨划的船相等时，水手们再怎样出力，船的速度也不增加了。乘客们指手画脚，巴不得能使船驶得快一点，有几位甚至亲自动手帮着转水轮。但是这只船似乎很顽固，始终保持原来的速度不增加。
父亲把水轮修改了好几次，希望使速度增加。但是一切努力终归白费。更糟的是船行相当距离以后，水草慢慢缠到水轮上，而且愈积愈多，最后甚至连转都转不动了。父亲叹口气说：“唉！究竟还是造轮船的洋人有办法。”
那条“轮船”最后改为普通桨划的船。但是船身太重，划也划不动。几年之后，我们发现那条船已经弃置在岸上朽烂腐败，船底长了厚厚一层青苔。固然这次尝试是失败了，父亲却一直想要再来试一下，后来有人告诉他瓦特和蒸汽机的故事，他才放弃了造船的雄心。他发现除了轮船的外表之外，还有更深奥的原理存在。从这时候起，他就一心一意要让他的儿子受现代教育，希望他们将来能有一天学会洋人制造神奇东西的“秘诀”。
这个造轮船的故事也正是中国如何开始向西化的途程探索前进的实例。不过，在人伦道德上父亲却一直不大赞成外国人的办法。固然也认为“外国人倒也同我们中国人一样地忠实、讲理、勤劳”。但是除此之外，他并不觉得外国人有什么可取的地方。话虽如此，他却也不反对他的孩子们学习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我的先生却反对我父亲的看法。他说：“‘奇技淫巧’是要伤风败俗的。先圣前贤不就是这样说过吗？”他认为只有朴素的生活才能保持高度的道德水准。我的舅父也有同样的看法。他用一张红纸写下他的人生观，又把红纸贴在书桌近旁的墙上：“每日清晨一支香，谢天谢地谢三光。国有忠臣护社稷，家无逆子闹爷娘……但愿处处田稻好，我虽贫时也不妨。”
我的舅父是位秀才，他总是携带着一根长长的旱烟杆，比普通的手杖还长。他经常用烟管的铜斗敲着砖地。他在老年时额头也不显皱纹，足见他心境宁静，身体健康，而且心满意足。他斯文有礼，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发脾气。他说话很慢，但是很清楚，也从来不骂人。
第五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新年里常常有些小贩到村子里卖画片，有些画的是国家大事，有的则是戏中情节。有一年新春假期里，有一套新鲜的图画引起小孩子们的浓厚兴趣。这套五彩图画绘的是1894年（甲午年）中日战争的故事。其中有一张画的是渤海上的海战场面，日本舰队中的一艘军舰已被几罐装满火药的大瓦罐击中起火，军舰正在下沉。图中还画着几百个同样的大瓦罐在海上漂浮。这种瓦罐，就是当时民间所通用的夜壶，夜间小便时使用的。另一幅画则画着一群带了铐链的日本俘虏，有的则关在笼子里。中国打了大胜仗！自然，那只是纸上的胜仗，但是我们小孩子们却深信不疑。后来我年纪大一点以后，我才知道我国实际上是被日本打败了。而且割让了台湾，我们的海军被日本消灭，高丽也被日本抢走了。短短九年之内，中国已经相继丧失了三个承认中国宗主权的外围国，最先是越南，继之是缅甸，现在又丢了高丽。
一个夏天的傍晚，一位临时雇工气喘如牛地从我父亲的书房里跑了出来。他说在书房里听到一阵叮当的声音，但是房里找不到人影。他说一定是鬼在作怪。后来一追究，原来是时钟在报时。
从无可稽考的年代起，乡下人一直利用刀片敲击火石来取火，现在忽然有人从上海带来了几盒火柴。大人对这种简便的取火方法非常高兴。小孩们也很开心，在黑暗的角落里，手上的火柴一擦，就可以发出萤火虫一样的光亮。火柴在当时叫“自来火”，因为一擦就着；也叫“洋火”，因为它是从外洋运进来的。
时钟实际上并无需要，因为在乡村里，时间算得再准也没有用处。早两三个钟头，迟两三个钟头又有什么关系？乡下人计时间是以天和月做单位的，并不以分或小时来计算。火柴其实也是奢侈品——用刀片火石不也是一直过得很好吗？至于煤油，那可又当别论了，煤油灯可以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这与菜油灯的昏暗灯光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
美孚洋行是把中国从“黑暗时代”导引到现代文明的执炬者。大家买火柴、时钟是出于好奇，买煤油却由于生活上的必要。但事情并不到此为止。煤油既然成为必需品，那末，取代信差的电报以及取代舢舨和帆船的轮船又何尝不是必需品呢？依此类推，必需的东西也就愈来愈多了。
很少人能够在整体上发现细微末节的重要性。当我们毫不在意地玩着火柴或者享受煤油灯的时候，谁也想不到是在玩火，这点星星之火终于使全中国烈焰烛天。火柴和煤油是火山爆发前的迹象，这个“火山”爆发以后，先是破坏了蒋村以及其他村庄的和平和安宁，最后终于震撼了全中国。
基督教传教士曾在无意中把外国货品介绍到中国内地。传教士们不顾艰难险阻，瘴疠瘟疫，甚至生命危险，遍历穷乡僻壤，去拯救不相信上帝的中国人的灵魂。他们足迹所至，随身携带的煤油、洋布、钟表、肥皂等等也就到了内地。一般老百姓似乎对这些东西比对福音更感兴趣。这些舶来品开拓了中国老百姓的眼界，同时也激起了国人对物质文明的向往。传教士原来的目的是传布耶稣基督的福音，结果却无意中为洋货开拓了市场。
我不是说传教士应对中国现代商业的成长负主要责任，但是他们至少在这方面担任了一个角色，而且是重要的一角，因为他们深入到中国内地的每一个角落。主角自然还是西方列强的商船和兵舰。基督教传教士加上兵舰，终于逼使文弱的、以农为本的古老中国步上现代工商业的道路。
我曾经目睹买办阶级的成长以及士大夫阶级的没落。我自己也几乎参加了士大夫的行列，但是最后总算偷偷地溜掉了。所谓买办阶级，就是本国商人和外国商人之间的中国人。外国商人把货品运到上海、天津等通商港埠，这些货品再通过买办，从大商埠转销到各城镇村庄。买办们在转手之间就可以大笔地赚钱，因此吃这一行饭的人也就愈来愈多。事业心比较强、际遇比较好的人，纷纷加入直接间接买卖外国货品的新行业。有的人发了大财，有的人则丰衣足食。际遇比较差的可就落了伍，有的依旧种田耕地，有的则守在旧行业里谋生。田地的出息有限，旧行业在外国的竞争之下又一落千丈，于是旧有的经济制度很快地就开始崩溃了。结果是一大群人无可避免地失去了谋生糊口的机会。这些不幸的人，一方面嫉妒新兴的暴发户，一方面又不满于旧日的行业，或者根本丧失了旧有的职业，结果就铤而走险。曹娥江大潮正在冲激着水闸，象征着即将破坏蒋村安宁的动乱正在奔腾澎湃。
一个秋天的下午，我正在田野里追逐嬉戏，我忽然听到一阵紧急狂骤的锣声。敲锣的人一面狂奔着，一面高喊堤塘已经冲塌了，洪水正向村中漫过来。我拼命跑回家，把这消息告诉路上所碰到的一切人。
大家马上忙作一团，我们赶快准备好船只、木浴盆，以及所有可以浮得起来的东西，以便应付即将来临的灾难。有的人则决定爬到大树上去暂避。第二天早晨，洪水已经冲到我们家的大门，水头像巨蟒一样奔进院子。到了中午时，小孩已经坐上浴盆，在大厅里划来划去了。
堤塘的缺口终于用沙包堵住，曹娥江也不再泛滥了。洪水在我们村里以及邻近村庄停留约一个星期，然后慢慢退到低地，最后随江河入海，同时卷走了所有的稻作。
大约一星期以后，一只大船在傍晚时分载着许多人向我们村庄划过来。这只船在我家附近停下，船上的人纷纷离船上岸。我们为防意外，赶紧闭起大门。他们用大石头来捣大门，最后终于排闼而入。领头的人身材魁伟，显然孔武有力，辫子盘在头顶上。他带着一伙人走到天井里，高喊：“我们肚子饿，我们要借粮。”其余人也就跟着呐喊助威。他们搜索了谷仓，但是没有马上动手搬；他们要“借”。最后经过隔壁一位农人的调停，他们“借”走了几担谷子以后，就回船起航了。这是随后发生一连串变乱的首次警号。
性质相近然而比较严重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在邻村发生。开始时是“借”，随后就变质为抢劫。抢劫事件像野火一样到处蔓延，乡间微薄的官兵武力根本无法加以阻遏。而且抢粮食不能处以极刑，但是在那种情势下，恐怕只有极刑才能加以遏止，至少暂时不致如此猖獗。
“借粮”的事件一直延续至那年冬天。不久之后，杀人掳掠的暴行终于在孙庄首次发生。被害的孙君在上海有一爿生意兴隆的木行。孙君的父亲曾在上海承包“洋行”的营造工程而发了大财。
那是一个凛冽的冬夜，孙庄的人很早就躲到被窝里去了。有人从窗子里发现黑暗中有一队火把正从大路上向孙庄移动。火把临近孙庄时，大家听到一阵枪声。强盗来了！强盗冲开孙家的大门，抢走了孙家所有的金银财帛——名贵的羊裘皮袄、金银器皿、珍珠宝石，无一幸免。他们并且掳走孙君，把他绑在一根长竹竿的顶端，然后又把他压到河底。第二天孙家的人拖起竹竿才发现他的尸体。
抢劫的风潮迅速蔓延到各村庄。几百年来乡村人们所享受的和平与安宁，一夜之间丧失殆尽。我们没有一夜能够安稳地睡觉。我父亲从上海买来了手枪以及旧式的长枪。大家开始练习放枪，小孩子也不例外。我们拿鸟雀当活靶，因此连鸟雀都遭了殃。我们轮班睡觉，值班的人就负责守夜。一听到犬吠，我们就向空放枪警告盗匪，自然有时是虚惊，有时却的确把强盗吓跑了。为了节省弹药，我们常常在枪声中夹带些爆竹。
永远这样紧张下去究竟不是事。父亲最后无可奈何地带了一家大小搬到上海住下来。
我们搬家之前的两年内，我曾在绍兴继续我的学业。我还在家塾里念书的时候，父亲曾经问我将来愿意做生意还是预备做官。我的两位哥哥都已经决定步入仕途。父亲要我决定之前，仔细考虑一番。
做官可以光宗耀祖，几百年来，年轻人无不心向往之。自然我也很希望将来能做官。在另一方面，新近发财的人可以享受新颖奇巧的外国货，这般人的生活也是一种强烈的引诱。名利之间的选择，多少与一个人思想中所已灌输进去的观念和理想有点关联。
我听人家说，我们中国人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级。每一个阶级在整个社会里都有特定的任务，士大夫都是统治阶级，因此也是最尊荣的一级，依照亚里士多德的主张，哲学家当为国王，所以我们可以说，哲人学士如果做不到帝王，至少也应该是公卿宰相。中国的贵族阶级除少数例外，都不是世袭的，而是由于本身努力而达到的。俗语说：秀才是宰相的根苗。如果我去经商，那么将来不就与功名无缘了吗？
因此我决心续求学问。自然，我当时对学问的意义并不十分了解；我只觉得那是向上层社会爬的阶梯。在我们村子里，农、工、商三类人都不稀罕。种田的不必说了，商人也不少。好多人在上海做生意，从上海带回来很多好玩的东西：小洋刀、哨子、皮球、洋娃娃、汽枪、手表等等，多不胜举。至于工匠，我们的一位族长就是木匠，他的儿子们也是的。一位远房叔叔是银匠，专门打造乡村妇女装饰的指环、手镯、钗簪之类。至于读书的人，那可不同了。凡是族人之中有功名的，家庙中都有一面金碧辉煌的匾额，举人以上的家庙前面还有高高的旗杆，悬挂他们的旗帜。我还记得有一天县太爷到邻村查办命案，他乘坐一顶四人抬的绿呢暖轿，红缨帽上缀着一颗金顶，胸前挂着一串朝珠。四名轿夫每人戴着一顶尖锥的黑帽，帽顶插着一根鹅毛。暖轿前面有一对铜锣开道，县太爷所经之处，老百姓就得肃静回避。他是本县的父母官，我们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都得听他发落。他的权势怎么来的？读书呀！
于是我知道了读书人的地位，也知道做一名读书人的好处。他可以一级一级地往上爬，甚至有一天当了大官，还可以在北京皇宫里饮御赐香茗呢！像我这样的一位乡下孩子，足步尚未逾越邻近的村镇，他希望读书做官应是很自然的事。我幼稚的心灵里，幻想着自己一天比一天神气，功名步步高升，中了秀才再中了举人，中了举人再中进士，终于有一天当了很大很大的官，比那位县知事要大得好多好多，身穿蟒袍，腰悬玉带，红缨帽上缀着大红顶子，胸前挂着长长的朝珠，显显赫赫地回到故乡，使村子里的人看得目瞪口呆。这些美丽的憧憬，在我眼前一幕一幕展开，我的前程多么光明呀！只要我用心熟读经书就行了。
我的童年教育虽然枯燥乏味，却也在我的思想里模模糊糊地留下学问重于一切的印象。政府官吏都是经过科举选拔的。但是只有有学问的人才有希望金榜题名。官吏受人敬重，是因为学问本身在中国普遍受人敬重的关系。
因此我最后决定努力向学。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父亲自然欣然同意，家塾的教育是不够的，因此父亲把我送到离村约四十里的绍兴府去进中西学堂，我的两位哥哥则已先我一年入学。我们是乘条又小又窄的河船去的。小船的一边是一柄长桨，是利用脚力来划的，另一边则是一柄用手操纵的短桨，作用等于船舵。沿岸我们看到许多纪念烈女节妇的牌坊。沿岸相隔相当的距离就有一个比较热闹的市镇。我们一大早动身，中途在一个大镇过了一夜，第二天下午就到了府城。
顾名思义，中西学堂教的不但是我国旧学，而且有西洋学科。这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一种新尝试。虽然先生解释得很粗浅，我总算开始接触西方知识了。在这以前，我对西洋的认识只是限于进口的洋货。现在我那充满了神仙狐鬼的脑子，却开始与思想上的舶来品接触了。
我在中西学堂里首先学到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是地圆学说。我一向认为地球是平的。后来先生又告诉我，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所发出来的闪光；雷的成因也相同，并不是雷神击鼓所生。这简直使我目瞪口呆。从基本物理学我又学到雨是怎样形成的。巨龙在云端张口喷水成雨的观念只好放弃了。了解燃烧的原理以后，我更放弃了火神的观念。过去为我们所崇拜的神佛，像是烈日照射下的雪人，一个接着一个融化。这是我了解一点科学的开端，也是我思想中怪力乱神信仰的结束。我在乡村里曾经养成研究自然的习惯，我喜欢观察，喜欢说理，虽然有时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其中的深意。这种习惯在中西学堂里得到继续发展的机会。我还是像过去一样强于理解而不善记忆，凡是合理的新观念我都乐于接受，对记忆中的旧观念则弃如敝屣。
中西学堂的课程大部分还是属于文科方面的：国文、经书和历史。记忆的工作相当多，记忆既非我之所长，我的考试成绩也就经常在中等以下。我在学校中显得庸庸碌碌，较之当时头角峥嵘的若干学生，显有逊色。教师们对我的评价如此，我自己也作如是观。
校中外语分为英文、日文、法文三组。我先选修英文，后来又加选日文。我的日文教师是中川先生，我从他那里学到了正确的日文发音。英文是一位中国老师教的，他的英语发音错得一塌糊涂，后来我千辛万苦才算改正过来。他一开始就把我们导入歧途，连字母发音都咬不准。最可笑的是他竟把字母Z念成“乌才”。
1898年，我在学校里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光绪皇帝听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话，已经决定废科举，办学校。这使老一辈的学人大惊失色。但是康、梁的维新运动如昙花一现，不久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康有为和梁启超亡命日本。中国又回到老路子，我放假回到乡村时，看到大街的墙上张贴着黄纸缮写的圣旨，一面是汉文，一面是满文，写的是通缉康、梁的命令。看起来，维新运动就此寿终正寝了。这个维新运动，以后叫作戊戌政变。是近代中国史上的一个转捩点。虽不为革命党人所乐道，而历史的事实却不能因政见不同而抹杀的。我记得梁氏逝世的消息传到南京以后，蔡孑民先生和我两人曾在中央政治会议提请国民政府明令表扬其功业。适值胡展堂（汉民）先生为主席，一见提案，面孔涨得通红，便开口大骂。于是我们自动把提案取消了事。
绍兴的名胜古迹很多，它原是古代越国的都城。越王勾践在纪元前494年被以苏州为京城的吴王夫差所击败。勾践定下“二十年计划”，卧薪尝胆，生聚教训，终于在纪元前473年击败骄奢淫逸的吴王夫差，复兴越国。
勾践卧薪尝胆，雪耻复国的故事，差不多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格言了。这则历史教训使一切在公私事业上遭受挫折的人重新燃起希望，它说明了忍耐、勇气、刻苦和详密计划的重要性。我在勾践卧薪尝胆的故址领受这个历史教训，自然印象特别深刻。
南宋（1127—1276年）的高宗也曾在绍兴驻节。当时金兵南侵，宋康王渡江南迁，京城也从开封迁到杭州。离绍兴府城不远，还有南宋皇帝的陵寝。
绍兴师爷是全国皆知的。全国大小衙门，几乎到处有绍兴师爷插足，绍兴老酒更是名震遐迩。绍兴府出过许多历史上有名的学者、哲学家、诗人和书法家。绍兴府包括八个县，我的故乡余姚便是其中一县。
绍兴的风景也很有名，这里有迂回曲折的小溪，桥梁密布的小河，奔腾湍急的大江，平滑如镜的湖泊，以及蜿蜒起伏的丘陵，山光水色使学人哲士流连忘返。
我在绍兴读了两年书，知识大增。我开始了解1894年中日战争的意义：日本战胜我国是吸收西洋学术的结果。光绪皇帝的维新运动是受了这次失败的刺激。中国预备学敌人的榜样，学校里有日文课程就是这个道理。
在绍兴的两年学校生活结束以后，乡村里盗警频仍，使我们无法再安居下去。于是父亲带了我们一家迁到上海。我的大哥已在搬家的前一年亡故了。到了上海以后，我暂时进了一家天主教学校继续念英文，教我们英文的是一个法国神父。我心里想，这位英文先生既然是外国人，发音一定很准确。他的发音与我过去那位中国先生迥然不同，过去那位先生把“兄弟”念成“布朗德”，现在的法国先生却教我们念“布拉达”。后来我才发现那不是英国音或美国音，而是法国音。不过我在这个天主教学校里的时间不久。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学校，父亲就让我二哥到一位美国太太那里学英文，二哥又把学到的英文转授给我，因此二哥就成为学英文的“掮客”了。我对这办法很不满意，但是父亲认为这是很聪明的安排，因为这样可以省钱。
上海在1899年前后还是个小城，居留的外国人也只不过三四千人，但是这些洋人却都趾高气扬，自视甚高。市政倒办得不错，街道宽大清洁，有电灯，也有煤气灯。我觉得洋人真了不起，他们居然懂得电的秘密。他们发明了蒸汽机，又能建造轮船。他们在我的心目中已经成为新的神，原先心目中的神佛在我接受科学新知之后已经烟消云散了。但是有时候他们又像魔鬼，因为他们不可一世的神气以及巡捕手中的木棒使我害怕。外滩公园门口挂着一个牌子写着：“犬与华人不得入内。”犬居华人之上，这就很够人受的了。在我的心目中，外国人是半神半鬼的怪物，很像三头六臂的千手观音，三只手分别拿着电灯、轮船、洋娃娃，另外三只手分别拿着巡棍、手枪、鸦片。从某一边看，他是天使；从另一边看，他却是魔鬼。
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看法总不出这两个极端，印象因人而异，也因时而异。李鸿章看到西方文明丑恶狰狞的一面，因此决定建立海军，以魔鬼之矛攻魔鬼之盾。光绪帝看到西方文明光明和善的一面，因此想建立新式的学校制度。慈禧太后和义和团看到可憎的一面，想用中国的陈旧武器驱逐魔鬼。麻烦的是这位怪物的黑暗面和光明面是不可分的。它有时像是佛法无边的神，有时又像狰狞凶残的魔鬼，但是它凭借的力量是相同的。我们要就不接受西方文明，要接受就得好坏一齐收下。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没奈何，我们只好向我们过去的敌人学习了。
我们在上海住了将近两年。有一天晚上，我们听说慈禧太后已经命令各省总督把所有的外国人一齐杀光。于是我们连夜举家迁离上海，那是1900年的事，也就是义和团战争的开始。义和团的人自称能用符咒对付刀枪子弹，拳术也是训练节目之一。因此，义和团有拳匪之称。他们预备破坏一切外国制造的东西，同时杀死所有使用外国货的人。他们要把运进这些可恶的外国货而阻绝他们生路的洋人统统杀光。把这些害人的外国货介绍到中国来的教会、学校、传教士、基督徒都罪无可逭。用刀剑、法术把这些人杀光吧！放把火把外国人的财产统统烧光！
朝廷本身也想把康有为、梁启超介绍进来的外国思想一扫而光，免得有人再搞什么维新运动。义和团要消灭物质上的外国货，慈禧太后则想消灭精神上的外国货。不论是物质上的或是精神上的，反正都是外国货，都是外国人造的孽。杀呀！杀光外国人！工业革命开始时，英国人曾经捣毁了威胁他们生活的机器。义和团做得更彻底，他们要同时破坏血肉构成的“机器”。
南方的人对外国人的看法稍有不同，他们欢迎外国货，他们不觉得外国货是盗匪的起因，他们认为毛病在于清室的苛捐杂税以及官吏的腐败无能。他们要革命。
北方的老百姓和朝廷，认为外国人杜绝了他们的生路，那是对的。但是他们想借破坏血肉构成的“机器”来解决问题却错了。南方的人认为朝廷本身的腐败是苦难唯一的原因，想不到更大的原因是洋货进口。推理错了，但是展开革命的行动却是对的。历史似乎包括一连串意外事件的，不合逻辑的推理和意想不到的结果。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似乎不过是命运之神摆布的工具而已。
外国人咒骂中国的盗匪，殊不知盗匪正是他们自己的货品所引起的。在我的童年时代里，大家都害怕老虎、鬼怪和强盗，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真的老虎、鬼怪或强盗。我们只在图画书中看到这些东西。忽然之间，强盗在实际生活中出现了，好像是老虎冲进你的居室，也像是鬼怪在你背后紧追不舍。最后我们所惧怕的是强盗，老虎和鬼怪却都被遗忘了。
第六章 继续就学
在我15岁的时候，父亲又带我回到故乡。我们怕义和团之乱会蔓延到上海，因此就回到乡下去住。在蒋村住了不久，乡下土匪愈闹愈凶，又迁到余姚城里，我在余姚县里的一所学校里念英文和算术，另外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教中文。
大概一年之后，我到了杭州。杭州是浙江的省会，也是我国蚕丝工业的中心和五大茶市之一。杭州的绸缎和龙井茶是全国闻名的。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的风景更是尽人皆知。城东南有杭州湾的钱塘大潮；城西有平滑如镜的西湖，湖边山麓到处是古寺别墅。《马哥·孛罗游记》中就曾盛道杭州的风景。杭州是吴越和南宋的故都，南宋曾在这里定都150年之久，因此名胜古迹很多。墨人骚客更代有所出。湖滨的文澜阁收藏有四库全书及其他要籍，正是莘莘学子潜心研究的好去处。
我在这个文化城中瞎打瞎撞，进了一所非常落伍的学校。校长是位木匠出身的美国传教士。我以为在这所教会学校里，至少可以学好英文。事实上却大谬不然。这位传教士抱着一股宗教热忱来到中国，在主持这所教会学校之前，曾经在我的故乡绍兴府传过教。因为他只教“圣经”，我也摸不清他肚子里究竟有多少学问。在我们学生的心目中，士、农、工、商，士为首。对木匠出身的人多少有点轻视。我的英文教师更是俗不可耐的人物。他入教不久，灵魂也许已经得救，但是那张嘴却很能够使他进拔舌地狱。我为了找位英文好教师，曾经一再转学，结果总使我大失所望。
在这所教会学校里，学生们每天早晨必须参加做礼拜。我们唱的是中文赞美诗，有些顽皮的学生就把赞美诗改编为打油诗，结果在学校里传诵一时。虽然我也参加主日学校和每天早晨的礼拜，我心灵却似紧闭双扉的河蚌，严拒一切精神上的舶来品。我既然已经摆脱了神仙鬼怪这一套，自然不愿再接受类似的东西。而且从那时起，我在宗教方面一直是个“不可知”论者，我认为与其求死后灵魂的永恒，不如在今世奠立不朽的根基。这与儒家的基本观念刚好相符合。
校园之内唯一像样的建筑是礼拜堂和校长官舍。学生则住在鸽笼一样的土房里，上课有时在这些宿舍里，有时在那间破破烂烂的饭厅里。
大概是出于好奇吧，学生们常常喜欢到校长官舍附近去散步。校长不高兴学生走进他的住宅，不速之客常常被撵出来。有一次，一位强悍的学生说什么也不肯走开，结果与一位路过的教员发生冲突。
围观的人渐聚渐多。那位学生说先生掴他的耳光，同时放声大哭，希望引起群众的同情。这场纷扰遂即像野火一样波及全校。学生会多数决议，要求校长立即开革那位打人的教员。校长断然拒绝学生的要求，群众的情绪愈涨愈高。校长冷然告诉学生说：如果他们不喜欢这个学校，就请他们卷铺盖。不到两个小时，全体学生都跑光了。
我所受的教会学校教育就此结束。但我毫不后悔，我巴不得早一天离开这个学校。
或许有人要问：为什么这样的事会突然发生呢？其实这不只是学生桀骜难驯的表现，那耳光不过是导火线。这类事件也绝不局限于这所小小的教会学校，学生反抗学校当局已经成为全国的普遍风气。
一年以前，上海南洋公学首先发生学潮。一位学生放了一瓶墨水在教授的座椅上，教授不注意一屁股坐了上去，弄得全身墨迹。教授盛怒之下报告了校长，接着几个嫌疑较大的学生被开除。这引起了学生会和学校当局之间的冲突，学生会方面还有许多教授支持。结果全体学生离开学校。
年轻的一代正在转变，从驯服转变为反抗。一般老百姓看到中国受到列强的侵略，就怪清廷颟顸无能；受到国父革命理论熏陶和鼓励的学生们则热血沸腾，随时随地准备发作。首当其冲的就是学校当局。
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接着起了风潮。起因是一位学生与来校视察巡抚的一名轿夫发生龃龉，结果全校罢课，学生集体离开学校。类似的事件相继在其他学校发生，卒使许多学府弦歌中辍。学潮并且迅速蔓延到全国。
思想较新的人同情罢课的学生，斥责学校当局过于专制；思想守旧的人则同情学校当局，严词谴责学生。不论是同情学生或者是同情学校当局的，似乎没有人体会到这就是革命的前夕，从学生初闹学潮开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诞生为止，其间不过短短八年而已。
这种反抗运动可说是新兴的知识分子对一向控制中国的旧士大夫阶级的反抗，不但是知识上的反抗，而且是社会和政治上的反抗。自从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以及其他科学观念输入中国以后，年轻一代的思想已经起了急剧的变化。18世纪的个人观念与19世纪的工业革命同时并临：个人自由表现于对旧制度的反抗；工业革命则表现于使中国旧行业日趋式微的舶来品。中国的旧有制度正在崩溃，新的制度尚待建设。
全国普遍显得扰攘不安。贫穷、饥馑、瘟疫、贪污、国际知识的贫乏以及外国侵略的压力都是因素，青年学生不过是这场战乱中的急先锋而已，使全国学府遍燃烽火的，不是一只无足轻重的墨水瓶，不是一个在教会学校里被刮了耳光的学生，也不是一次学生与轿夫之间的龃龉而已。
我们离开那所教会学校以后，我们的学生会自行筹办了一个学校，取名“改进学社”。这个名称是当时著名的学者章炳麟给我们起的。这位一代大儒，穿了和服木屐，履声郭橐，溢于堂外。他说，改进的意思是改良、进步。这当然是我们愿意听的。我们的妄想是，希望把这个学校办得和牛津大学或者剑桥大学一样，真是稚气十足。但是不久我们就尝到幻灭的滋味。不到半年学生就渐渐散了。结果只剩下几个被选担任职务的学生。当这几位职员发现再没有选举他们的群众时，他们也就另觅求学之所去了。
我自己进了浙江高等学堂。我原来的名字“梦熊”已经入了闹事学生的黑名单，因此就改用“梦麟”注册。我参加入学考试，幸被录取。当时的高等学堂，正当罢课学潮之后重新改组，是一向有“学人之省”之称的浙江省的最高学府。它的前身是求是书院。“求是”是前辈学者做学问的一贯态度。求是书院和绍兴的中西学堂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课程中包括一些外国语和科学科目。后来新学科愈来愈见重要，所占时间也愈来愈多，求是书院终于发展为一种新式的学校，同时改名为浙江高等学堂。
这个学堂既然办在省城，同时又由政府负担经费，它自然而然地成为全省文化运动的中心。它的课程和中西学堂很相似，不过功课比较深，科目比较多，先生教得比较好，全凭记忆的工作比较少。它已粗具现代学校的规模。
我自从进了绍兴的中西学堂以后，一直在黑暗中摸索。看到东边有一点闪霎的亮光，我就摸到东边；东边亮光一闪而逝以后，我又连忙转身扑向西边。现在进了浙江高等学堂，眼前豁然开朗，对一切都可以看得比较真切了。我开始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开始时似乎很难了解外国人民的所作所为，正如一个人试图了解群众行动时一样困难。后来我才慢慢地了解西方文化的发展。自然那只是一种粗枝大叶而且模模糊糊的了解。但是这一点了解已经鼓起我对西洋史的兴趣，同时奠定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在浙江高等学堂里所接触的知识非常广泛。从课本里，从课外阅读，以及师友的谈话中，我对中国以及整个世界的认识日渐增长。我渐渐熟悉将近四千年的中国历史，同时对于历代兴衰的原因也有相当的了解。这是我后来对西洋史从事比较研究的一个基础。
近代史上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更多：首先是1894年使台湾割让于日本的中日战争，童年时代所看到的彩色图画曾使我对它产生错误的印象；其次是1898年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维新运动，那是我在中西学堂读书时所发生的：再其次是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我在上海时曾经听到许多关于义和团的消息；然后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我在杭州念书时正在进行。每一件事都有丰富的资料足供研究而且使人深省。
我们也可以用倒卷珠帘的方式来研究历史：1885年的中法战争使中国丧失了越南；太平天国始于1851年而终于1864年，其间还出现过戈登将军和华德将军的常胜军；1840年鸦片战争的结果使中国失去了香港；如果再往上追溯，明末清初有耶稣会教士来华传教，元朝有马哥·孛罗来华游历；再往上可以追溯到中国与罗马帝国的关系。
梁启超在东京出版的《新民丛报》是份综合性的刊物，内容从短篇小说到形而上学，无所不包。其中有基本科学常识、有历史、有政治论著，有自传、有文学作品。梁氏简洁的文笔深入浅出，能使人了解任何新颖或困难的问题。当时正需要介绍西方观念到中国，梁氏深入浅出的才能尤其显得重要。梁启超的文笔简明、有力、流畅，学生们读来裨益匪浅，我就是千千万万受其影响的学生之一。我认为这位伟大的学者，在介绍现代知识给年轻一代的工作上，其贡献较同时代的任何人为大，他的《新民丛报》是当时每一位渴求新知识的青年的智慧源泉。
在政治上，他主张在清廷主持之下进行立宪维新。这时候，革命党人也出版了许多刊物，鼓吹孙中山先生的激烈思想。中山先生认为共和政体胜于君主立宪，同时他认为中国应由汉人自己来统治，而不应由腐败无能的满洲人来统治。浙籍学生在东京也出版了一个定名《浙江潮》的月刊。这个杂志因为攻击清廷过于激烈，以致与若干类似的杂志同时被邮政当局禁止寄递。但是日本政府却同情中国留学生的革命运动，因此这些被禁的杂志仍旧不断地从日本流入上海租界。因此上海就成为革命思想的交易所，同情革命的人以及营求厚利者再从上海把革命书刊走私到其他城市。
浙江高等学堂本身就到处有宣传革命的小册子、杂志和书籍，有的描写清兵入关时暴行，有的描写清廷的腐败，有的则描写清廷对满人和汉人的不平等待遇。学生们如饥似渴地读着这些书刊，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足以阻止他们。
事实上，清廷腐败无能的实例，在校门之外就俯拾即是。杭州城墙之内就有一个满洲人住的小城，里面驻扎着监视汉人的“旗兵”。两百多年前，政府特地划出这个城中之城作为驻扎杭州的“旗兵”的营房。这些旗兵的子子孙孙一直就住在这里，名义上仍旧是军人。满汉通婚原则上是禁止的，但是满人如果愿意娶汉人为妻是准许的，实际上这类婚姻很少就是了。太平军围城时，杭州的旗人全部被杀。内战结束以后，原来驻扎湖北荆州的一部分旗兵移驻杭州，来填补空缺。这些从荆州来的旗人当时还有健在的，而且说的是湖北话。虽然他们多数已经去世，但是他们的子女仍旧住在那里，而且说他们父辈所说的方言。道地湖北人很容易察觉这些旗人的湖北口音。但是从第三代开始，他们就说杭州的本地方言了。
当时的浙江高等学堂里有10名旗人子弟。这几位年轻人对学校中的革命运动装聋作哑，应付得很得当。其中一人原是蒙古人的后裔，他甚至告诉我，他也赞成革清朝的命，因为他虽然是“旗兵”，却不是满人。
这些所谓旗兵，实际上绝对不是兵；他们和老百姓毫无区别。他们在所谓“兵营”里娶妻养子，对冲锋陷阵的武事毫无所知。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有政府的俸饷而无所事事，他们过的是一种寄生生活，因之身体、智力和道德都日渐衰退。他们经常出入西湖湖滨的茶馆，有的则按当时的习尚提着鸟笼到处游荡，一般老百姓都敬而远之。如果有人得罪他们，就随时有挨揍的危险。这些堕落、腐化、骄傲的活榜样，在青年学生群中普遍引起憎恨和鄙夷。他们所引起的反感，比起革命宣传的效果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从梁启超获得精神食粮，孙中山先生以及其他革命志士，则使我们的革命情绪不断增涨。到了重要关头，引发革命行动的就是这种情绪。后来时机成熟，理想和行动兼顾的孙中山先生终于决定性地战胜主张君主立宪的新士大夫阶级。
这就是浙江高等学堂的一般气氛。其他学校的情形也大都如此。我对这一切活动都感兴趣。我喜欢搜求消息，喜欢就所获得的资料加以思考分析，同时也喜欢使自己感情奔放，参加行动。但是我常常适可而止。为求万全，我仍旧准备参加科举考试。除了革命，科举似乎仍旧是参加政府工作的不二途径，并且我觉得革命似乎遥遥无期，而且困难重重。我有时候非常胆小而怕羞，有时候却又非常大胆而莽撞，因此我对自己的性格始终没有自信。所以我的行动常常很谨慎，在采取确切的行动之前，喜欢先探索一下道路。尤其碰到岔路时，我总是考虑再三才能作决定。如果犹豫不决，我很可能呆坐道旁，想入非非。但是一旦作了决定，我必定坚持到底。我一生犯过许多错误，但没有犯不可挽回的错误。所以没有让时代潮流把我卷走。
第七章 参加郡试
郡试快到了。一天清早，我从杭州动身往绍兴去，因为我们那一区的郡试是在绍兴举行。行李夫用一根扁担挑起行李走出校门，我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扁担的一端系着一只皮箱和一只网篮，另一端是铺盖卷。走到校门口，碰到一位教师，他向我微微一笑，并祝我吉星高照。
穿过许多平坦的石板路，又穿过许多迂回狭窄的小巷，我们终于到了钱塘江边。渡船码头离岸约有一里路，我小心翼翼地踏上吱吱作响的木板通过一条便桥到达码头。渡船上有好几把笨重的木桨，风向对时也偶然张起帆篷。船行很慢，同时是逆水行驶，所以整整花了两个小时才渡过钱塘江。当时谁也想不到30年之后竟有一条钢铁大桥横跨宽阔的江面，桥上还可以同时行驶火车和汽车。
上岸以后雇了一乘小轿。穿过绵亘数里的桑林，到达一个人烟稠密的市区，然后转船续向绍兴进发，船上乘客挤得像沙丁鱼。我们只能直挺挺地平躺着睡，如果你缩一缩腿，原来放腿的地方马上就会被人占据；如果你想侧转身睡一下，你就别想再躺平。
在船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到达绍兴。寄宿在一个制扇工匠的家里，房间又小又暗，而且充满了制扇用的某种植物油气味。晚上就在菜油灯下读书，但是灯光太暗，看小字很吃力。我们不敢用煤油灯，因为屋子里到处是易燃的制扇材料，黑暗中摸索时还常要跌跤。
考试开始时，清晨四点左右大家就齐集在试院门前，听候点名。那是一个初秋的早晨，天气相当冷。几千位考生挤在院子里，每人头上戴着一顶没有顶子的红缨帽，手里提着一个灯笼、一只考篮。大厅门口摆着一张长桌。监考官就是绍兴知府，昂然坐在长桌后面。他戴着蓝色晶顶的红缨帽，穿着深蓝色的长袍，外罩黑马褂，胸前垂着一串朝珠。那是他的全套官服。他提起朱笔顺着名单，开始点名。他每点一个名，站在他旁边的人就拖着长腔唱出考生的名字。考生听到自己的名字以后，就高声答应：“有！某某人保。”保的人也随即唱名证明。监考官望一眼以后，如果认为并无舛错，就用朱笔在考生名字上加上红点。
考生点名后就可以进考棚了。他的帽子和衣服都得经过搜索，以防夹带，任何写了字的纸头都要没收。
考生鱼贯进入考棚，找出自己的位置分别就座。座位都是事先编好号码的。考卷上有写好考生姓名的浮签，缴卷时就撕去浮签。考卷的一角另有弥封的号码，录取名单决定以后才开拆弥封，以免徇私舞弊。清末时，政府各部门无不百弊丛生。唯有科举制度颇能保持独立，不为外力所染。科举功名之所以受人器重，大概就是这个缘故。
考试的题目不出四书五经的范围，所以每个考生必须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我在家塾里以及后来在绍兴中西学堂里，已经在这方面下过苦功。题目写在方形的灯笼罩子上，白单子上写着黑字，灯笼里面点着蜡烛，因此从远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提灯笼的人把灯笼擎得高高的，在考生座位之间的甬道上来回走好几次，所以大家都不会看漏题目。
将近中午时，办事人员开始核对考生的进度，每一份考卷的最末一行都盖上印子。下午四点钟左右，炮声响了，那是收卷的第一次讯号。大门打开，吹鼓手也呜呜啦啦开始吹奏起来。考生缴了卷，在乐声中慢慢走出大门，大门外亲戚朋友正在焦急地等待着。缴了卷的人完全出来以后，大门又重新关上。第二次缴卷的讯号大约在一小时以后发出，同样的鸣炮奏乐。第三次下令收卷则在六点钟左右，这一次可不再鸣炮奏乐。
考试以后，我们要等上十天八天，才能知道考试结果。因此放榜以前我们可以大大地玩一阵。试院附近到处是书铺，我常碰到全省闻名的举人徐锡麟，在书铺里抽出书来看。我认识他，因为他曾在绍兴中西学堂教算学。想不到不出数年，他的心脏被挖出来，在安徽巡抚恩铭灵前致祭，因他为革命刺杀了恩铭。街头巷尾还有象棋摊子，棋盘两边都写着“观棋不语真君子，落子无悔大丈夫”两句俗语。街上有临时的酒楼饭馆，出售著名的绍兴酒和价廉物美的菜肴。一毛钱买一壶酒。醉蚶、糟鸡、家乡肉，每盘也只要一毛。如肯费三四毛钱，保管你买得满面春风，齿颊留香。城里有流动的戏班子，高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看戏。
放榜的那一天，一大群人挤在试院大门前一座高墙前面守候。放榜时鸣炮奏乐，仪式非常隆重。榜上写的是录取考生的号码，而非姓名。号码排成一圆圈，以免有先后次序的分别。
我发现自己的号码也排入圆圈，列在墙上那张其大无比的长方形榜上，真是喜出望外。号码是黑墨大字写的，但是我还是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连揉了几次眼，发现自己的号码的的确确排在榜上的大圈圈内，这才放了心。连忙挤出人群，回到寄宿的地方。在我往外挤的时候，看到另一位考生也正在往外跑。他打着一把伞，这把伞忽然被一根栅栏钩住，他一拖，伞就向上翻成荷叶形。可是这位兴奋过度的考生，似乎根本没有注意他的伞翻向天了，还是匆匆忙忙往前跑。
几天之后，举行复试。复试要淘汰一部分人，所以初试录取的还得捏一把汗。复试时运气还算不错。放榜时，发现自己的名字列在居中的某一行上。
第三次考试只是虚应故事而已。除了写一篇文章以外，名义上我们还得默写一段《圣谕广训》（皇帝训谕士子的上谕）；但是我们每人都可以带一册进考场，而且老实不客气地照抄一遍。这次考试由学政（俗称学台）亲自莅场监考。试院大门口的两旁树着两根旗杆，旗杆上飘着长达15尺的长幡，幡上写的就是这位学台的官衔。记得他的官衔是：“礼部侍郎提督浙江全省学政……”
再过几天之后，我一大早就被窗外一阵当当小锣惊醒。原来是试差来报喜。我已经考取了附生，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秀才。试差带来一份捷报，那是一张大约六尺长、四尺宽的红纸，上面用宋楷大字写着：
贵府相公某蒙礼部侍郎提督浙江全省学政某考试录取余姚县学附生
所谓“县学”只有一所空无所有的孔庙，由一位“教谕”主持，事实上这位“教谕”并不设帐讲学，所谓“县学”是有名无实的。按我们家庭经济状况，我须呈缴一百元的贽敬，拜见老师。不过经过讨价还价，只缴了一半。也并没有和老师见过面。
当讨价还价正在进行的时候，父亲恼怒地说，孔庙里应该拜财神才是。旁边一位老先生说，那是说不得的。从前有一位才子金圣叹，因为讥笑老师，说了一句“把孔子牌位取消，把财神抬进学宫”的话，奉旨杀了头。临刑前这位玩世不恭的才子叹道：“杀头至痛也，圣叹于无意中得之，岂不快哉。”
郡试以后，又再度回到浙江高等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我离开绍兴时，房东告诉我，一位同住在他店里的考生愤愤不平地对他说，学台简直瞎了眼，居然取了像我这样目不识丁的人，其意若曰像他那样满腹经纶的人反而落第，真是岂有此理。我笑笑没说什么，考试中本来不免有幸与不幸的！
回到学校以后，马上又埋头读书，整天为代数、物理、动物学和历史等功课而忙碌，课余之暇，又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书刊，并与同学讨论当时的政治问题。郡试的那段日子和浙江高等学堂的生活恍若隔世。静定的，雾样迷濛的中世纪生活，似乎在一夜之间就转变为汹涌的革命时代的漩涡。我像是做了一场大梦。
两个月以后，寒假到了。奉父亲之命回到乡间，接受亲戚朋友的道贺。那时我是19岁，至亲们都希望我有远大的前程，如果祖坟的风水好，很可能一步一步由秀才而举人，由举人而进士，光大门楣，荣及乡里，甚至使祖先在天之灵也感到欣慰。二哥已早我几年考取了秀才，那时正在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读书。当时的学生们听说京师大学四个字，没有不肃然起敬的。想不到15年之后我竟为时会所迫承乏了北京大学的校长职务。回想起来，真令人觉得命运不可捉摸。
在绍兴时曾经收到一份捷报，不久，试差又用一份同样以红纸写的捷报，敲着铜锣分向我家乡的亲戚家属报喜。开筵庆祝的那一天，穿起蓝绸衫，戴了一顶银雀顶的红缨帽。好几百亲戚朋友，包括妇孺老少，齐来道贺，一连吃了两天喜酒。大厅中张灯结彩，并有吹班奏乐助兴。最高兴的自然是父亲，他希望他的儿子有一天能在朝中做到宰相，因为俗语说，“秀才为宰相之根苗”。至于我自己，简直有点迷惘。两个互相矛盾的势力正在拉扯，一个把我往旧世界拖，一个把我往新世界拖。我不知道怎么办。
在乡间住了三个星期，学校重新开学，我又再度全神贯注地开始研究新学问。在浙江高等学堂再逗留了半年光景，到暑假快开始时，又离开了。满脑子矛盾的思想，简直使尚未成熟的心灵无法忍受，新与旧的冲突，立宪与革命的冲突，常常闹得头脑天旋地转，有时觉得坐立不安，有时又默坐出神，出神时，会觉得自己忽然上冲霄汉，然后又骤然落地，结果在地上跌得粉碎，立刻被旋风吹散无踪了。
我的近亲当中曾经发现有人患精神病，我有时不禁怀疑自己是否也有点神经质的遗传。父亲和叔祖都说过，我小时候的思想行动本来就与常儿不同。我还记得有一天伯祖骂我，说我将来如不成君子必成流氓。虽然不大明白这话的意思，但是我心里想，一定要做君子。
这个世界的确是个疯狂的世界，难道我也真的发了疯吗？至少有一个问题在脑子里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如何拯救祖国，免受列强的瓜分。革命正迅速地在全国青年学生群中生根发展。投身革命运动的青年学生愈多，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也愈来愈广。清室覆亡已经近在旦夕了。
我渴望找个更理想、更西化的学校。因为这时候已经看得清楚：不论立宪维新或者革命，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有一天早晨，无意中闯进禁止学生入内的走廊，碰到了学监。他问有什么事，我只好临时扯了个谎，说母亲生病，写信来要我回家。
“哦！那太不幸了。你还是赶快回家吧！”学监很同情地说。
回到宿舍，收拾起行李，当天上午就离开学校，乘小火轮沿运河到了上海。参加上海南洋公学的入学考试，结果幸被录取。那是1904年的事。为争取满洲控制权的日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
第八章 西化运动
虽然新旧之争仍在方兴未艾，立宪与革命孰长孰短亦无定论，中国这时已经无可置疑地踏上西化之路了。日本对帝俄的胜利，更使中国的西化运动获得新的鼓励，这时聚集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已近五万人，东京已经成为新知识的中心。国内方面，政府也已经开始一连串的革新运动，教育、军事、警政都已根据日本的蓝图采取新制度。许多人相信：经过日本同化修正的西方制度和组织，要比纯粹的西洋制度更能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他们主张通过日本接受西洋文明。但是也有一般人认为：既然我们必须接受西洋文明，何不直接向西洋学习？
我是主张直接向西方学习的，虽然许多留学日本的朋友来信辩难，我却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进了南洋公学，就是想给自己打点基础，以便到美国留学。这里一切西洋学科的课本都是英文的，刚好合了我的心意。
南洋公学开办时，采纳了美国传教士福开森博士的许多意见。南洋公学是交通大学的前身，交通大学附近的福开森路，就是为纪念这位美国传教士而命名的。南洋公学的预科，一切按照美国的中学学制办理，因此南洋公学可说是升入美国大学的最好阶梯。学校里有好几位讲授现代学科的美国人。在校两年，我在英文阅读方面已经没有多大困难，不过讲却始终讲不好。学校教的英文并不根据语音学原理。我的舌头又太硬，始终跟不上。
课程方面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旧学，一类是西洋学科。我在两方面的成绩都还过得去，有一次还同时侥幸获得两类考试的荣誉奖。因此蒙校长召见，谬承奖勉。
校舍是根据西洋设计而建筑的，主要建筑的中心有一座钟楼，数里之外就可以望见。有一排房子的前面是一个足球场，常年绿草如茵，而且打扫得很整齐。学校当局鼓励学生玩足球和棒球，学生们对一般的运动也都很感兴趣。
我生来体弱，进了南洋公学以后，开始体会到要有高深的学问，必须先有强健的体魄。除了每日的体操和轻度的运动之外，还给自己定了一套锻炼身体的办法。每天六点钟光景，练习半小时的哑铃，晚间就寝前再练一刻钟。继续不断地练了三年，此后身体一直很好，而且心情也总是很愉快。
包括德、智、体三要素的斯宾塞尔教育原则这时已经介绍到中国。为了发展德育，就温习了四书，同时开始研究宋明的哲学家以及历代中外伟人的传记，希望借此机会学习他们的榜样，碰到认为足资借鉴的言行时，就把它们摘录在日记本上。然后仔细加以思考，试着照样去做，同时注意其成绩。这些成绩也记载在日记上，以备进一步的考核。
每当发现对某些问题的中西见解非常相似，甚至完全相同时，我总有难以形容的喜悦。如果中西贤哲都持同一见解，那末照着做自然就不会错了。当发现歧见时，就加以研究，设法找出其中的原因。这样就不知不觉地做了一项东西道德行为标准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工作最重要的结果是学到了如何在道理观念中区别重要的与不重要的，以及基本的与浮面的东西。
从此以后，对于如何立身处世开始有了比较肯定、比较确切，也比较自信的见解，因为道德观念是指导行为的准绳。
我开始了解东西方的整体性，同时也更深切地体会到宋儒陆象山所说的“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的名言。同时开始体会到紊乱中的统一，因为我发现基本道理原极有限，了解这些基本道理之间的异同矛盾正可以互相发明，互相印证。使我感到头晕眼花的只是细微末节的纷扰而已。孟子和陆象山告诉我们，做学问要抓住要点而舍弃细节，要完全凭我们的理智辨别是非。于是我开始发展以理解为基础的判断能力，不再依据传统的信仰。这是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像是脱下一身紧绷绷的衫裤那样舒服而自由。
但是理解力也不能凭空生存。想得太多，结果除失望外一无成就。这样是犯了孔子所说的“思而不学”的毛病。当然，导向正确思想的途径还是从思想本身开始，然后从经验中学习如何思想。你不可能教导一个根本不用脑筋的人如何去思想。后来我留美时读到杜威的《我们如何思想》，使我的信念更为加强。
儒家说，正心诚意是修身的出发点，修身则是治国、平天下的根基。因此，我想，救国必先救己。于是决心努力读书、思考，努力锻炼身体，努力敦品励行。我想，这就是修身的正确途径了，有了良好的身心修养，将来才能为国服务。
在南洋公学读书的时候，清廷终于在1905年采取了教育改革的重要步骤，毅然宣布废止科举。年轻一代迷恋过去的大门从此关闭。废科举的诏书是日本战胜帝俄所促成的。代替科举的是抄袭自日本的一套新教育制度。日本的教育制度是模仿西方的。追本溯源，中国的新教育制度仍旧来自西方。中国现在总算不折不扣地踏上西化的途程了。
在这以前，上海曾经是我国革命分子文化运动的中心。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领袖，躲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可以享受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政治犯和激进分子在租界里讨论，发表他们的见解，思想自由而且蓬勃一时，情形足与希腊的城邦媲美。
我自己除了在南洋公学接受课本知识之外，也参加了各式各样的活动，但是学习的性质居多，谈不到积极工作。到礼拜六和礼拜天时，常常到福州路的奇芳茶馆去坐坐。那时候，上海所有的学生都喜欢到“奇芳”去吃茶，同时参加热烈的讨论。茶馆里有一位叫“野鸡大王”的，每日在那里兜售新书，他那副样子，去过“奇芳”的人没有一个会忘记的。他穿着一身破烂的西装，头上戴着一顶灰色的满是油垢的鸭舌头帽。他专门贩卖革命书刊给学生，他的货色当中还包括一本《性学新论》的小册子，据他解释，那只是用来吸引读者的。谁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吴稚晖先生说，他知道他是谁，并告诉了我他的名字，我却忘记了。我们也不晓得他住在什么地方。任何革命书刊都可以从他那里买得到。这些书，因租界当局应中国政府之请，在名义上是禁止贩卖的。
科举废止的同一年，孙中山先生在东京组织同盟会，参加的学生有好几百人，中山先生被选为主席。这一年也就是日本和俄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结束日俄战争的一年。日本在击败西方列强之一的俄国以后，正蠢蠢欲动，预备侵略中国。十年之后，日本向中国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条”要求，十六年以后，发动九·一八沈阳事变，最后终于在民国廿六年与中国发生全面战争。
当时，上海正在热烈展开抵制美货运动，抗议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学生和商人联合挨户劝告商店店主不要售卖美国货。店主亟于卖掉被抵制的货品，只好削价脱售，有许多顾客倒也乐于从后门把货色买走。群众大会中，大家争着发表激烈演说，反对排华法案。有一次会中，一位慷慨激昂的演说者捶胸顿足，结果把鞋跟顿掉了。鞋跟飞到听众头上，引得哄堂大笑。
翌年也发生一件重要的事情，江浙两省的绅士同上海的学生和商人联合起来反对英国人投资建筑苏杭甬铁路。示威的方式包括群众大会、发通电、街头演说等等，同时开始招股准备用本国资金建筑这条铁路，路线要改为由上海经杭州到宁波。以上海代替苏州的理由很奇怪，说苏州是个内陆城市，铁路不经过苏州，可以使苏州免受外国的影响。英国人对路线让步了，铁路也在第二年动工兴建。
那几年里，全国各校的学生倒是都能与学校当局相安无事，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校外活动的兴趣提高，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于给学校当局找些无谓的麻烦已经感到厌倦。不过，他们却把注意力转移到为他们做饭的厨子身上去了。当时上海学生的伙食费是每月六块钱；在内地，只要三块钱。因此饭菜不会好到哪里去。但是学生对伙食很不满意，不是埋怨米太粗糙，就是埋怨菜蔬质地太差，因此常常要求加菜——通常是加炒蛋，因为炒蛋最方便。当时鸡蛋也很便宜，一块钱可以买五六十个。有时候，学生们就砸碎碗碟出气，甚至把厨子揍一顿。几乎没有一个学校没有“饭厅风潮”。
1907年，安徽省城安庆发生了一次昙花一现的革命。革命领袖是徐锡麟，我们在前面曾提起他过。他是安徽省警务督办，曾在绍兴中西学堂教过书。我们在前面也曾经提及（中西学堂就是我最初接触西方学问的地方，我在那里学到地球是圆的）。他中过举人，在中西学堂教过几年书以后，又到日本留学。他回国后向朋友借了5万块钱，捐了道台的缺，后来被派到安庆。他控制了警察以后，亲手枪杀安徽巡抚，并在安庆发动革命。他同两名亲信带了警校学生及警察部队占领军械库，在库门口架起大炮据守。但是他们因缺乏军事训练，无法使用大炮，结果被官兵冲入，徐锡麟当场被捕。他的两位亲信，一名叫陈伯平的阵亡了，一位叫马子夷的事后被捕。
马子夷是我在浙江高等学堂的同学，他和陈伯平从日本赴安庆时，曾在上海逗留一个时期。两个人几乎每天都来看我，大谈革命运动。他们认为革命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还约我同他们一道去安庆。但是一位当钱庄经理的堂兄劝我先到日本去一趟。那年暑假，就和一位朋友去东京，顺便参观一个展览会。我们离沪赴日的前夕，马子夷、陈伯平和我三个人在一枝春酒楼聚餐话别。第二天我去日本，他们也搭长江轮船赴安庆。想不到一枝香酒楼一别竟成永诀。
初次乘大洋轮船，样样觉得新奇。抽水马桶其妙无比。日本茶房礼貌周到。第二天早晨，我们到达长崎，优美的风景给我很深的印象。下午经过马关，就是李鸿章在1895年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地方。我们在神户上岸，从神户乘火车到东京，在新桥车站落车。一位在东京读书的朋友领我们到小石川二十三番君代馆住下。东京的街道当时还没有铺石子，更没有柏油，那天又下雨，结果满地泥泞。
我到上野公园的展览会参观了好几十趟，对日本的工业发展印象很深。在一个展览战利品的战迹博物馆里，看到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简直使我惭愧得无地自容。夜间整个公园被几万盏电灯照耀得如同白昼，兴高采烈的日本人提着灯笼在公园中游行，高呼万岁。两年前，他们陶醉于对俄的胜利，至今犹狂喜不已。我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到日本后约一星期，君代馆的下女在清晨拿了一份日文报纸来，从报上获悉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的消息。如果我不来日本而跟那两位朋友去安庆，恐怕我不会今日在此讲“西潮”的故事了。
我对日本的一般印象非常良好。整个国家像个大花园，人民衣饰整饬，城市清洁。他们内心或许很骄傲，对生客却很有礼貌。强迫教育使国民的一般水准远较中国为高，这或许就是使日本成为世界强国的秘密所在。这是我在日本停留一月后带回来的印象。后来赴美国学教育学，也受这些感想的指示。但是国家兴衰事情并不如此简单，让我等机会再谈罢。
不久以后，又开始为学校功课而忙碌。第二年暑假，跑到杭州参加浙江省官费留美考试，结果被录取。于是向父亲拿到几千块钱，预备到加利福尼亚深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