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长江三角洲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条件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条件评价的实质是对影响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因素的判识，构建相关评价指标体系离不开相应理论支撑。本节梳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条件评价理论和方法的文献，并结合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的具体条件构建评价体系，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条件，从而更加清晰地把握长江三角洲地区文化创意发展态势。

一、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条件评价的理论基础

国内外学界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条件评价有着众多的视角和观点，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与影响指标如表2-2-1-1所示。Florida认为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主要是依赖于创意人才（创意阶层）的集聚，吸引创意阶层的因素无疑就是促进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因素；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3T”理论，即技术水平、人才水平和宽容（technology, talent, tolerance）。Landry则通过研究创意城市假说，提出居民素质、城市领导力与意志力、人口多样性与人才多样性、组织与管理文化、本地认同、城市空间与设施、全球网络系统的城市活力是构建创意城市的七大要素。Glaeser在总结Florida“3T”理论的优缺点后，否认其提出的“波西米亚效应”，并提出了3S理念，即技术、阳光和城市蔓延（skills, sun, sprawl），更加强调了环境对发展创意产业的重要作用。澳大利亚创新研究机构“2 thinknow”构建了一套包括文化资产、人力资本、市场网络和专利授予4个方面、共162个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全球创新型城市，并对全球创新型城市定量比较与排名，并在实践上取得了不错效果。Clark则从城市便利性理论出发，认为城市便利性的高低是吸引人才集聚的重要因素，同时将城市便利性指标分为两类：从自然地理条件出发确立的自然便利性指标和从城市社会条件出发确立的社会便利性指标。香港大学文化政策研究中心借鉴3T理论与香港自身经济文化特色，提出了基于创意效益、结构与制度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五方面，比较系统的创意产业评价体系“5 Cs创意模型”。上海创意产业中心则综合了之前各国家和地区研究机构相关理论和指标，结合中国特色国情及上海本地发展状况，从产业规模、科技研发、文化环境、人力资源和社会环境5方面构建指标，提出了“上海城市创意产业指数”评价创意产业发展。

可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条件评价观点中“3T”理论无疑是极具影响力。众多观点或评价指标都是对其进行批判或结合实际改造之后提出的，在实践层面的应用反馈也较好。因此，在构建长江三角洲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条件评价体系时，应当参考“3T”等相关观点。

二、评价指标与方法

表2-2-2-1列举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文献，这些研究文献在准则层和指标项选取上，多采用3T和城市便利性观点，通常涵盖经济、社会、科技、政府等因素。城市便利性指标、科技指标、人才指标、城市环境（氛围）指标都是文化创意产业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的重要参考。

因此，本节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与研究需要，综合城市便利性观点和“3T”观点，将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条件分解为3个维度准则层：创新性、多样性和便利性。其中，在“3T”观点中，技术是创新性的体现；宽容度代表了包容性高、乐于接受新事物和新思维的多元文化城市氛围；人才则既具有创新性，又具有天然的文化属性特征，而多样化的人口自然带来多元文化的聚集。因此可以将人才分解到创新性和多样性中。在便利性观点中，城市便利设施的数量是城市便利性的显著特征。最后本节建立了长三角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条件评估指标体系（表2-2-2-2）。

对长江三角洲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条件的评估，本章选择2005年、2010年、2015年三个年份的数据进行分析。在实际数据获取过程中，发现长三角地区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外来人口数量、城市便利设施数量数据缺失，难以获取，因此选择科技专利授权量数（X1）、净流入人口（X2）、剧场影剧院数量（X3）三个指标构建回归方程，两边同时取对数得：

三、发展条件核心影响因素及其计量

（一）模型结果分析

将2005年、2010年、2015年三个年份数据导入SPSS22.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后得到表2-2-3-1。可知三个年份数据模型的相关系数R、R2均大于0.4，且R2和调整后的均接近1，表明模型相关系数拟合得较好，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数基本上能由回归方程模型完全解释。

方程拟合度检验通过也表明了在构建回归方程时选择的指标变量与文化创意产业人数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密，反过来验证了评估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条件指标体系的合理性。

将不同年份的通过T检验后的回归模型系数检验结果汇总成表2-2-3-2，可以注意到2005年和2010年对因变量影响最大的均为科技专利授权量（X1）,2015年对因变量影响最大的则变为净流入人口数（X2）。其中，2005年和2010年科技专利授权量（X1）在回归方程中标准系数分别为0.956和0.973，呈现增长趋势；2015年净流入人口数（X2）在回归方程中标准系数为0.924。

2005—2010年是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自上而下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时期。在产业发展初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对于创意阶层的吸引还停留在经济水平层面，对于城市的多样性和便利性尚未有所注重。多样性指标中的人口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化，没有直观体现出对创新性的影响。城市便利性作为吸引创意阶层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中国长期不受重视，往往只是作为城市经济发展好坏的副产品。2010年出现的房地产热词“逃离北上广”与随后相应产生的“逃回北上广”，体现了城市便利性在城市人口吸引过程中的巨大影响，但这种影响还没有超过经济压力的影响。该时期城市便利性对创意阶层的吸引力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而创意、创新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从影响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因素看，创新性是直接影响因素。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初期，由于受政策引导，许多地方往往借鉴之前工业园区发展模式建立创意园，将具有创新性或者从事创意、创新工作的企业集中起来，形成类似工业集聚区的创意集聚区，从而由点带面，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影响扩展到城市或者区域。一方面，这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和集中起到了一定的孕育作用，反映在2010年创新性系数相对于2005年有所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创意产业是新兴产业，地方政府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认识也有所局限，认为既然文化创意产业依赖于创意，那么将成形的文化创意企业集中后就能成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但这实际上无形地将文化创意产业的门槛提高了。国外文化创意集聚区，刚开始往往是一群流浪艺术家集聚在城市较为破败或边缘的地区进行自由散漫的创作，从而拥有了一定的文化氛围和知名度，进而聚拢了大量人气，吸引一些具有类似创意、创新特征的人和企业集聚在此。在中国北京的“798”、上海的“田子坊”也有类似的情形出现。从该角度看，从事文化创意的门槛是较低的，没有强制要求一定的学历和科技含量。

科技专利授权量代表的创新性在一定程度上隐含了拥有高学历的高科技人才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的必要性。Florida的“3T”强调技术、人才和宽容度，技术和人才的水平固然重要，但没有足够的宽容度来接纳新的或者外来的人和事物，就不可能具有天马行空的创意，也就缺乏合适的“创意氛围”。城市净流入人口数多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该城市对于新事物的接纳态度，同时也暗示了城市其他条件对于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流入的人口，带来的不仅仅是人口的多样性，还带来了多元文化。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工作、学习、交流，共同增添了城市的创意气质，这实际上是对创意和创新的进一步认可与发扬。因此，2015年模型呈现了城市文化创意产业主要影响因素是多样性，这实际上降低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准入门槛，认可让更多拥有不同学历、背景、技能的人从事文化创意产业。此外，Florida还提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较好的城市的第三产业较为发达，净流入的人口带来的大量人力资源，刺激第三产业进一步发展，城市相应的各类服务和设施更加方便快捷，进一步增强了城市对创意阶层的吸引力，从另一方面鼓励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可见文化创意产业与城市以及城市其他产业具有正反馈作用。

三年份的回归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的自变量发生了变化，表明在不同时期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主导因素有所改变。2005年和2010年的显著影响因素是科技专利授权量，它反映了城市的创新性。这说明较长的一段时间，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是受到城市创新性高低的影响。2015年，影响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主要条件已由原来科技专利授权量所代表的创新性转变为净流入人口数所代表的多样性。这一改变既证明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过程确实受多个因素的影响，也表明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过程在不同时期或阶段所受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所不同，这种改变既源于文化创意产业自身的发展特性，也源自政府引导。

（二）核心影响因素综合排名

根据表2-2-3-2回归模型系数的计算结果，计算2005年、2010年、2015年三个年份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条件得分，并按得分将城市从高到低排列整理（表2-2-3-3）。

排名看，上海始终位居第一，表明上海长期以来，无论在城市创新性方面还是多样性方面，都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稳居首位，这也与上海长期以来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国际化大都市形象相吻合。除上海外，不同年份排名前5位的城市基本上均为杭州、南京、宁波、无锡和苏州。其中，杭州、南京、无锡、苏州这4个城市从2005年到2010年排名均和上年持平或有所上升，说明这四个城市的城市创新性方面均具有突出优势。但从2010年到2015年，除了苏州上升势头良好，升至第二位外，杭州、南京、无锡三个城市的排名均有所下降，这表明这三个城市在城市多样性方面稍弱，城市在吸引人口方面相比排名靠前的城市有所不足，但这几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一直都较为良好，杭州、南京均是区域中心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依然力压一般普通城市。排名靠前的城市中，宁波的排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状态，宁波2005年到2010年有所下降，表明宁波的创新性与排名靠前的其他城市有一定差距，并且随时间增长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另外，宁波在2010—2015年上升至第三位，体现了其在城市多样性方面有很大优势，在吸引人口流入方面要强于很多之前创新性较强的城市。值得一提的是，总体来看，2005年、2010年排名前3位的城市均为上海、杭州、南京，这三个城市均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和政治中心城市，也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高地；2015年则变为上海、苏州、宁波，而苏州、宁波不是区域经济和政治中心城市，这既表明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既受原有的经济中心影响，也因为自身发展特性受其他因素影响，从而引起整个区域城市产业发展排名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文化创意产业依附固有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城市的发展束缚。此外，苏州的区域面积和人口数量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均名列前茅，它自身地理位置紧靠上海，经济和文化交流相对密切，区位优势明显。

3年份排名均在后十位城市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条件相对排名靠前城市的创新性和多样性方面要弱，也可以说在科技研发方面和吸引人口流入方面还显得弱势。综合来看，城市排名的变化情况，个别城市依然有自身优势。嘉兴和湖州的排名不断上升，这反映了嘉兴和湖州在城市创新性方面持续增强，在城市多样性方面也有较为良好的表现，整体呈现出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条件越来越好的趋势。这两个城市原有的经济水平一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排名也靠后，但在地理位置上均靠近上海、苏州、杭州。另外，台州、泰州、扬州呈现排名不断下降趋势，表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条件逐渐落后，城市创新性逐渐被拉开差距，多样性方面又相对不足。泰州、扬州原本经济水平一般，台州虽然经济情况稍好，但和周边的宁波、绍兴相比还是有所差距，离长江三角洲区域中心城市也相对较远。

长江三角洲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条件较好的城市基本上仍属于区域中心城市或经济发达城市，受城市群核心城市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重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城市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条件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嘉兴、湖州这样距离区域中心城市较近的城市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条件排名有所提升，超过距离中心城市较远的一般城市，从而形成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条件优良的“次高地”。因此，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条件总体与经济发展状况有关，同时也受到距离城市群中心城市远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