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什么是话语权

从“权”一词的内涵与属性上来分析，“权”可解析出“权利”和“权力”两个基础语义，包含“权利”（right）和“权力”（power）两重含义。根据《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解释，认为权利是“描述一种制度安排，其中利益得到法律的保护，选择受到法律效力的保障，商品和机遇在由保障的基础上提供给个人；表达一种正当合理的要求，即上述制度安排应该建立并得到维护和尊重；表现这个要求的一种特定的正当理由，即一种基本的道德原则，该原则赋予诸如平等、自由或道德的力量等某些基本的个人价值以重要意义。”权利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资格和好处。话语权利表达和运用即是对话语运用的资格和好处，话语权力意指对话语的支配能力和程度。相比较话语权利，话语权力在话语权中的地位和意义更为重要。相应地，“话语权”就可以理解为作为权利的话语权（discourse right）和作为权力的话语权（discourse power）。

（一）话语权是一种重要的权利

说话、言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和特征。人类社会离不开话语，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认为的，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只是一种“话语”关系。然而，话语并不只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在现代社会，它日益成为公民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利。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指出，话语“并非单纯的‘能说’，更意味着有权利说，即有权利通过语言来运用自己的权利”。有学者指出，话语权即“每个人都拥有说话的权利”。有学者从两个维度来理解话语权：“一是指‘言说、交流、辩论’等语言上的权利，即‘言语权利’，二是指一种表达公民利益、思想与需求的‘行为权利’，如投票、选举、参与等都是一种话语权。”哈贝马斯从理想交往行为理论角度，提出了交往资质或能力和理想的交往情境是理想的交往行为必须遵守的条件和规则，为公民话语的有效表达提供了语言上的规范性，对公民话语权的实现具有启示意义。美国著名学者登哈特（Denhardt）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理论，将公民视为有资格和权利表达自身话语的主体，公民会积极参与政府管理，而政策制定者也应积极尊重、引导和保障公民在政府治理中的这种话语权。福克斯和米勒从公共能量场角度研究了话语权，他们认为在公共能量场中，话语的进入是面向所有人免费开放的，能量场一旦向外关闭，就会变成权势者之间争权夺利的场所。

（二）话语权是一项重要的权力

从话语中发现权力，或将话语当作权力来理解，无疑以米歇尔·福柯的“话语即权力”这一命题的影响最为深刻。他最早提出“话语权”的概念，阐述了话语与权力的密切关系，从而赋予话语以政治学的含义。他在《话语的秩序》一书中指出，话语即权力，人们通过话语赋予自己以权力。话语既是人们解释和理解世界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又是掌握和控制世界的一种工具和武器。“不同话语之间存在着斗争，话语体现着权力关系，权力调控着话语音量。话语权力不仅是一种现实力量，而且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创造力量。”不论哪一种阐述，学界对“话语”的总体认知是，话语不是简单的言语符号，更不是自言自语，而是能够被接受、被认知、被讨论、被反馈的，同时还能够影响话语的接受者。

还有些学者认为话语权就是一种表达话语的“权力”，有学者认为“在话语理论中，话语权被用来指称言说者的权力，话语权的获得与失去，直接关系到言说是否可以继续，所说是否为真，交往的对象是否处在平等的地位上”。

当然，不论是将话语权单纯理解为话语表达权利，还是话语表达权力，都是有失偏颇的。社会是一个资源角逐的竞技场，话语资源亦不例外，结合“权”的内涵来看，话语权本质上是一个话语资源如何被享有和被分配的问题。从应然意义上讲，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因此享有平等的话语权利；但从实然关系来看，因阶级的存在，不公正现象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话语分配领域，形成了话语资源享有和分配不均衡的局面。基于这种考量，有学者认为：“‘话语权’内涵具有伦理和阶级两个基本维度，伦理维度体现为‘权利’内涵，阶级维度则体现为‘权力’意蕴。也就是说，‘话语的权利’表明在制度上获得了使用‘话语’的授权，在利益上分享了‘话语’的好处；‘话语的权力’表达的是对‘话语’支配的‘能力’和支配的‘程度’。”英国安东尼·吉登斯从民主政治的角度出发，认为话语权实质是公民表达自己真实意愿的一种权利和权力，他指出：“在现代国家的场景中，至关重要的是，不同群体以话语方式形成表达其利益的政策或方案的能力，并在公共领域中开辟出宣扬这些政策或方案的能力。”

因此，话语权不仅是话语主体所表达和运用话语或说话的机会、资格和权利，而且也是运用话语表达自己的意见，尤其是在与己有关的事务上影响相关决策，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话语权是由话语权利和话语权力构成的，话语权利是拥有和运用话语权的基础，而话语权力则是话语权行使和运用的保障。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话语权通过话语或语言表达的方式来实现，它不仅仅是一国语言在国内外的普及和推广，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话语或语言背后所彰显的观念、价值观、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西方强国非常注重创造一种在意识形态上基于广泛同意的秩序，它按照事实上保证领导国或社会的领导阶级持续的主宰，试图将自己的价值观、政治制度、经济影响力渗透到弱小之国，以便使自己的国家意志得到更大范围的体现。在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过程中，我们经常看到弱国在‘话语霸权’面前处于‘失语’‘无言’状态的现象。”

具体来说，话语权就是一种掌握、控制、支配和阐释“话语”的权利与权力，就是对话语背后的是非判断、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进行引导和塑造的一种资格、能力、身份与地位。它一般不采用强制命令的方式，而是通过议题设置、叙述策略等多种手段，运用暗示、诱导、感染、说服等方式，以支配和掌握舆论导向，使人们自愿按照某种既定的方式去思想和行动。由上述定义可以看出，话语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从静态层面上看，话语权首先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表达观点、陈述意见的权利；第二，从动态层面上看，话语权体现了话语者对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掌控权的追求过程，“话语权的争夺实质上就意味着政治地位的争夺，在社会变革之际，谁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谁就具有更多的社会影响力和控制权，谁就能引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模式”；第三，从过程与结果看，话语权的取得和维系，不取决于话语层面，因为话语是现实的反映，折射的是经济、政治与社会现实。前者只是技术面，后者才是基本面。话语权的获取或丧失，取决于人心向背，而人心之向背，则最终取决于各种现实因素的综合，取决于现实的利益格局和力量格局。话语权的强弱大小，不仅跟话语者本身的政治经济地位密切相关，而且还跟话语体系本身的现实解释力与理论影响力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