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众媒介建构的共同体如何重构我们对关系的想象

关系与认知不无关系，他人即我之地狱亦可我之天堂。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受到认知的影响，而媒介建构则重建我们与他人想象的拟态环境，孤独或疏离是我们对关系认知的结果。因此，当面对着城市化或移民等问题的时候，有些学者就提出，如何通过媒介重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将原子式的个体重新凝聚。

一、关系的认知与孤独感

斯莱特（Slater）的观点是，现代人之所以孤独，与现代人的价值理念是分不开的。受现代性影响之前的社会，人们的价值理念是团结性理念，人与人捆绑在一起。人是社会的动物，我们每个人都有获取社区归属感的需要，我们都需要依靠他人。我们希望信任他人，并与他人共同生活在一起。与此同时，为了实现这种需要，我们需要去约束自己的言行、思想。可是，人们的社区归属感的需要、对他人依靠的需要，在现代社会发生了变化。随着现代性对社会影响的加深，人们的价值理念从集体型向个体型转变，每个人都觉得仅仅依靠自己就可以过得很好，进而导致了我们的孤独感。“个人主义根植在一个理念中，即否认人类是互相依靠彼此的。在技术高度发达的美国，技术的重要作用是将我们从和他人依靠、依赖、联系、归属中释放了出来，可是，这种释放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每个人都变得更加孤独。”[10]媒介以文化为中介对社会进行整合，是一个拥有较长学术史的研究议题。

受众对社区的归属感受到媒介建构的影响，并通过对媒介文本的消费，实现与社区的“共在感”。于是形成了两种研究路径。第一种路径是芝加哥学派面对美国不同的移民，提出使用报刊来统合移民的想象，通过媒介建构想象共同体，这个研究思路在舒德森处亦可发现。国内亦有学者就媒介如何建构“理想家园”进行过实证分析。第二种路径强调的是媒介的仪式化使用，有研究者分析了旅居国外的移民如何通过大众媒介的使用、消费来维系自己的国族身份，减少自己的孤独感。有学者就广播对建构国家团结的作用进行过研究。研究指出，广播对国家的民族归属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收听广播的时候，这些人会感受到“我们”的共在感。下面就此两种研究路径加以介绍。

二、建构想象共同体的大众媒介

第一种研究路径有相当长的研究历史。媒介如何通过文化图景来整合社区，是一个源自芝加哥学派的议题。帕克面对美国移民涌入社区的现状，思考如何通过媒介提供给社区居民一幅美国式的文化图景，进而整合不同民族、文化、种族背景的移民。

这一研究路径的研究者其实对于社区与家园多从认知、建构的角度进行定义。社区位于家的同心圆之中。家处于一个认知中的圈层结构，以自己为中心，向外逐层扩展，其中包括家人、邻居、其他居民。从这个角度而言，家是一种认知，社区同样处于这个同心圆之中。家或地方并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真理。地方是在特殊的地点，由一系列的社会关系以及这些社会关系的互动所产生的效果所建立起来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地方是一个流动的存在。地方的形象与意义是在建构以及协商中出现的。关于地方意义的建构对于改变或阐述当下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家本身是由社会以及话语框架建构的。家是社会建构的，在建构隐喻的基础上，家的本质是由观点、话语以及实践所建构起来的。家的本质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种意识形态出现并被创造出来。在对家的话语建构中，情感（爱、私密、家庭感、愤怒、抑郁以及其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1]。帕克将传播定义为“一个社会心理的过程，凭借这个过程，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个人能够假设其他人的态度和观点；凭借这个过程，人们之间合理的和道德的秩序能够代替单纯心理的和本能的秩序”。

芝加哥学派的杜威（Dewey）将传播与社会紧紧勾连，指出社会通过传播整合而成。杜威的研究关注重点是在进行社区整合的过程中，报纸所起到的作用是什么[12]。陌生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特殊的，研究者在对移民社区进行研究后指出，随着城市的发展，社区中原来的直接关系、面对面的首属关系（primary relation）已经被间接关系或称次级关系（secondary relation）所取代，而这种次级关系将会导致个体在情感上的疏离。研究者希望能够发挥媒介的社会整合功能，为这些移民提供一个关于美国的文化图景来整合移民社区中不同文化、族裔的群体。

在这种研究思路的背后，其实是与目前主流的媒介与社区整合不同的传播界定，即传播的本质是一种意义的交流，通过这种意义的交流，我们得以认知这个社会。用杜威的话来说，社会不仅通过传递、传播而得以存在，而且还在传递、传播中存在着。作为意义的传播以及作为结构性要素的传播，两者都不可偏颇，也正由此，引出了以信息和通信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理论为基础的后续研究。这一路数的研究所关照的是媒介所传递的信息与意义是如何通过传播基础设施渗透到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中去的。

媒介对社区的建构并不是孤立、静止的，媒介叙事渗透到个体的日常生活中。有研究以ICT理论为基础，从生态的角度认为地方中的各种媒介是社区成员获取社区身份的资源，同时社区成员获取地方媒介资源的渠道越多，那么他的社区归属感就越强，他们称这种地方媒介资源为地方叙事体系（neighborhood storytelling system）。通过该地方叙事体系，可以将社区中的个体从单纯的房屋所有者（house owner）变为社区成员（member）[13]。

由于这种地方叙事体系将渗入读者的日常生活中，因此该体系非常重要，并且报纸中的内容将与读者的日常生活发生共振效果（resonate effect）。经由报纸所建构的社区，将影响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社区的认知。报纸并不只是社区间信息传递的工具，更具有实现发展传播所要求的要素[14]。

不同的社区通过地方媒介维系在一起，形成想象的共同体。有研究者指出，媒介具有提供社区新闻与信息、维系并共享文化、联系个体与社区服务、提升地方归属感与所有感的功能[15]。

因此，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个体之所以愿意走出家门成为社区的一员，与地方叙事体系相关，我们对于社区的认知受到这种地方叙事体系的影响。而同时由于媒介会对不同社区进行联系，这种认知的影响力又进一步扩大。媒介形塑着个体对社区的认知，而这种认知的影响力又与媒介基础设施这一变量相关，或许这就是目前为止媒介与社区整合的核心思路。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如果将社区看作公共家园，而个体对家的认知受到媒介的影响，那么媒介建构的关于“公共家园”的想象势必会对社区整合有着重要的影响。

国内学者就帕克的思想进行过分析。20世纪初，帕克深入芝加哥等美国大城市，对当时城市外来移民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性研究，提出了种族关系周期理论、人类生态学理论、“社会距离”和“边缘人”理论。由此，帕克的研究开创了城市社会学之先河。对于外来移民同化问题他非常关心，通过研究他认为，外文报刊和族群社区对外来移民与主流社会融合起着促进作用[16]。

通过文本分析，有研究指出在家文化构建上国内的电视节目的重要性[17]。该研究以家文化作为切入点，选取吉林卫视的两档节目《英子逗逗逗》《回家》进行叙事学的研究。由于两个节目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它们在表现方式和表现手段上不尽相同：《英子逗逗逗》是在本土滋养下，发挥东北地域文化中通俗文化特色的本土节目，代表着大众文化；《回家》是一个全国范围内的精品节目，它被主流认可代表着一种精英文化，表现的是在离家之后，人们精神家园的回归，它所展现的是象征意义层面上的家文化，超越了地域意义。

在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心中，“家”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我国城市现代化的推进，城市数量不断增多，规模逐步扩大，人口快速增加，文化急剧转型，城市生活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巨变。城市生存环境的改变带动了城市家庭空间的变革。城市家庭人口数量减少，结构多元化，时间可视化，空间多维化，家庭日常生活消费化、复杂化，城市家园正以全新的风貌面对世人。不少学者从电视剧的角度进行过文本分析[18]。

其实，与媒介建构这个思路一体两面的是对媒介文本的解读与阐释，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形塑的自我身份。

三、大众媒介消费与身份维系

第二种研究路径则从媒介消费的角度去分析现代人如何通过媒介的消费维持自己的国家、民族身份。

家在现今这个时代中，在符号层面与物理层面同时存在。在流动的时代中，存在着双重循环：一方面是符号的循环，大众媒介（诸如电视、广播、视频、杂志等等）所负载的符号散布、循环于受众群体之中；另一方面是人的循环，人口的流动使他们循环于各种符号环境之中。人口的流动与传播因素推动了时代的流动性（去地域性），因此家的概念已经与过去有了很大的区别。这里的“家”一方面是物理意义上的，另一方面则是符号学层面的（是一种身份以及能够提供归属的空间）[19]。

那么人们如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维系自我的社群身份呢？有学者试图将流动的信息与流动的人口这两个现象整合起来进行分析[20]，认为社群身份在媒介景观以及与移民相伴的地理景观之间存在着差异。有学者则将研究的视角进行调整，他们认为，尽管移民现象的确存在，但是移民会选择通过媒介的使用重新实现再次的地域化（即与自己的移民群体归入同一个社区之中）。戴维·莫利重新概念化受众的方式可以用在本书受众解读部分，即他们是处在自己对于家的理解的基础上，来解读媒介报道中“理想家园”这个符号的。在先前的受众研究中，研究的关注重点往往是受众如何对文本进行解读[21]，戴维·莫利指出，这样的受众概念需要进行重新概念化[22]。

也有国内学者从媒介使用与归属感确立的角度进行过分析。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新移民”逐渐成为城市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人口群体。本书以经验方法研究城市新移民的传播形态及其对该群体社区归属感认知的影响。根据460位武汉市城区受访者的调查数据，城市新移民群体并非一个整体，白领移民和本地居民的社区归属感显著高于底层移民，白领移民居于另两者之间。在传播形态层面，白领移民和本地居民高度相似，而底层移民和这两个群体存在着显著差异。研究认为，对所移居城市媒体上相关内容更为关注、所处传播行为环境更好的移民拥有更高的社区归属感[23]。

其实，无论是媒介建构对个体所产生的影响，还是受众通过媒介解读形成自身的身份，其背后所蕴含的皆是一种视域转换的观念。对个体而言，家园的归属感将对自我身份认同产生影响。家是一种同心圆的结构，该结构呈现了我们每个人的生存经历，其中包括房子、家庭、村庄、社会环境、职业环境、国家等等。以家为中心点而出发的同心圆对我们而言都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我们个人身份的形成同样十分重要，对家的无论哪个层次的剥夺，都意味着剥夺了个体的身份与人性[24]。我们每个人都和同心圆中的不同角色产生关系，正是这种关系，造就了每一个人[25]。因此，家就是“和他人在一起”，与他人的共同存在造就了每个人。唯有我们归属于不同层次的家园，我们才可以清晰明确自我的身份，而这种个体的经验与社会、话语因素密切相关[26]。因此，该研究路径的概念架构如图1-2所示。

媒介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媒介使用行为的变化，使得媒介表征的力量较之以往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在现代社会，表征的建构不仅仅依靠大众媒介来完成；另一方面，虽然表征的力量依旧存在，但是对于现代人而言，对他们的社会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新媒体的诞生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