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艺术鉴赏能力的培养

——坚信“天道酬勤”

伏尔泰曾说过：“优雅的和可靠的鉴赏力，其本质在于，在缺陷之中对一种美的敏感，或在美当中对一种缺陷的敏感。”法国学者塞兰斯将此阐释为鉴赏家既是文明的产物，同时也是文明发展的自觉和动力：鉴赏力使人从文明中解放出来，从而具备选择的自由。

艺术鉴赏能力的提高，涉及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诸多方面，而且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就客观条件而言，它涉及一定的物质投入——如果你没有机会参加音乐会、观看美术展览，也缺少音响器材听音乐、看不到印刷精美的画册，一直处于谋生的忙碌之中，那么就很难有闲情逸致去鉴赏艺术。马克思早就说过，“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鲁迅也认为“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当然，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并不等于就具备鉴赏艺术的条件，因为还有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可悲情况：“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所以，艺术鉴赏还涉及思想境界、人生阅历、文化素养和鉴赏态度等方面。思想境界和人生阅历虽然对提高艺术鉴赏能力作用非常大，特别是许多艺术杰作，只有当鉴赏者达到了一定的思想境界和具备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才会有更深入的感受和理解。但思想境界和人生阅历既非课堂能够传授，也不属于美学和艺术鉴赏课程的范围，所以我们这里主要谈文化素养和鉴赏态度。

艺术鉴赏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才能更好地把握艺术作品的内涵和形式特点，感受、体验和想象能力才会更准确和丰富。对中国传统艺术的鉴赏，需要对儒、道、释三家的文化有大致的了解，否则面对中国古典绘画、古典音乐中的意境难免雾中看花，甚至隔靴搔痒。一般所谓的“儒在钟鼎，道在山林”——儒家的旨趣在治理改造社会，而道家的旨趣在个人与天地自然的精神交往，以及“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大体可概括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源流的思想特点。鉴赏魏晋之后的山水诗、山水画，需要注意道家、禅宗思想的影响。例如，王维的诗歌《竹里馆》:“独坐幽簧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首诗及其描写的音乐便呈现出天地清明、万物自适的禅意。实际上，中国古代的文人画大多传达了对归隐山水的恬淡生活与物我同一的道家境界的憧憬。至于宗教建筑——遍布中国名山的佛寺、道观以及儒庙，更需要结合儒、道、释三家的思想，鉴赏时才能得其精髓。

对西方艺术的鉴赏，则需要了解作为西方艺术的文化土壤的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概括地说，希腊文化的特点在于其穷究事物性质的理性精神，而希伯来文化的特点则在于对至高存在（神）的激情信仰。前者孕育出西方的科学文化，后者滋养了西方的信仰文化。建筑中严格的比例、园林中的几何图形、绘画中的焦点透视、音乐中的十二音律等，都带有希腊理性文化中数学的内在印记，而历史上无数艺术家以《圣经》为题材的文学、绘画、音乐等艺术作品及其包含的澎湃激情，则鲜明地体现出希伯来信仰文化的深远影响——欧洲大地上耸立的直指天穹的哥特式教堂，则是希腊理性与基督教信仰交融的直接体现。

大体而言，中国文化讲求和谐、恬淡，西方文化渴求激情、冲动，故而中国的艺术多含蓄的空灵，西方艺术多浓重的激情。

此外，艺术鉴赏中最好能“触类旁通”——了解艺术之间不同特点和相似、相通之处，这有利于提高自己的艺术鉴赏能力。席勒对各门艺术相通原理的具体分析，可以加深我们对不同艺术的特点和共同性质的认识。席勒在《美育书简》第22封信中指出，如果文学、美术、音乐三门艺术都趋于完美，尽管各自的特殊性即不同艺术之间的界线并未消失，但审美效果却越来越接近：“音乐在它的最高度提炼中必然成为形象，并以古典静谧的力量作用于我们；造型艺术在它的最高度完美中必然变得像音乐，并通过直接的感性显现打动我们的心。诗歌在其最完美创造中必然像声乐艺术那样强有力地抓住我们的心，同时又像雕塑以静穆而爽朗的气氛萦绕着我们。这里同样表现出每种艺术的完美的风格，它知道要排除自身艺术所特有的限制，而又不失去它自身的独特优点，并由于明智地运用它的独特性而赋予它一种更普遍的品格。”

因此，中国和西方都有关于诗画相通的论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画是无声的诗，诗是有声的画”。此外，中国还有“以书入画”“书画同源”的看法，法国的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洛瓦则说：“音乐常常赋予我一些伟大的思想。当我听到音乐的时候，我非常想画画。”英国当代音乐学家柯克认为尽管不同艺术种类所使用的媒介和技巧不同，但相互之间又具有某种联系：我们谈一首交响曲的“建筑”，也反过来称建筑为“冻结的音乐”；我们可以说某种写作具有“雕塑”的性质，同时也往往把一件雕塑作品形容为“石头写成的诗”。西方有人认为“色彩的诱人或娱人有如音响”，并将色彩与音色进行对位分析：鲜红或深红把人唤醒，令人振奋，有鼓舞作用，犹如军号或喇叭之于耳朵；而长笛抚慰人的听觉，正如淡蓝或玫瑰红之于眼睛。由此看来，我们对于西方音乐中的“交响音画”“交响诗”等体裁，以及音乐的“音色”、绘画中的“色调”等概念，都需要以艺术之间的相通原理来把握，并发挥通感的作用，才能在具体的艺术鉴赏中得到更多的美感。西方现代音乐开创者之一斯特拉文斯基说：“我们在音乐里所得到的感受，和我们在凝视建筑形式的相互作用时所得到的感受是完全相同的。除此以外，我们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来解释这种感受。”萧伯纳则以夸张的语气写道：没有感受过莫扎特的歌剧《魔笛》、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合唱部分的美，不仅无知且愚蠢，而且无论怎样废寝忘食地埋头图书馆都无济于事，“因为书中的那些奇迹实在是只能由纯感觉的变体——音乐——来描述和传达”。由此，萧伯纳指出文学与音乐的共通性：“那些伟大诗人中的登峰造极者——从埃斯库罗斯到瓦格纳——都是诗人兼音乐家。既然如此，一个人怎能藐视音乐，或声称没有音乐也照样完成了他（或她）的文化修养呢？”

长年沉浸在艰苦的艺术创作之中的米开朗基罗在89岁去世前说：“我刚刚跨入艺术之门，意欲创造真正的作品，可生命却完结了。”我们也许不应将米开朗基罗这话看做是一种自谦，而应视为对艺术奥秘的一种感悟。所以，针对许多关于艺术鉴赏能带来美妙享受的观点，我们倒想强调为获得鉴赏艺术的享受而必须付出的艰苦努力。国外有人将鉴赏莎士比亚比作攀登珠穆朗玛峰不无道理，因为艺术中那种“清水出芙蓉”的自然清新并非随手可得，而是艰苦努力的结果——“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克洛德·西蒙认为伟大的艺术都是艰辛努力的结果：“请读读普桑的书信和巴赫的乐谱。他们谈自己的创作时，都把它当做一种手艺的、认真的、费力的活动。”如果说伟大的艺术作品是天才艰辛努力的结果，我们鉴赏伟大作品能如履平地那样轻松自如吗？艺术鉴赏也是一种艺术创造——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因而在艺术鉴赏中，我们不仅需要一定的文化素养，而且还必须投入自己的情感和想象，否则就无法得到鉴赏的乐趣。恰如我们在生活中只有努力工作并做好充分的准备之后才能享受忙碌人生中的度假旅游一样，艺术鉴赏是一次精神的度假旅游，为此，我们必须进行艰苦的努力并坚信中国的古训：“天道酬勤。”

◎拓展阅读和思考

1979年，美国学者霍夫斯塔特的巨著《GEB——一条永恒的金带》获得美国最高图书奖普利策奖。书名中G指的是20世纪后半期最伟大的数学家哥德尔，E指的是荷兰画家艾舍尔，B指的是最伟大的音乐家巴赫。本书将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律，与艾舍尔利用人的视觉原理所创作的诡异绘画、巴赫音乐中的卡侬联系起来，说明了人类思维的自我相关悖论，完备性与严密性难以兼得的问题——要完备性就必须放弃严密性，要严密性就必须放弃完备性。本书不仅因打通了绘画、音乐与数学的关系而给人以思想启发，而且对人与客观世界之间的思维关系做出了新的思考，所以出版后轰动美国，并迅速被翻译成其他国家多种语言，广为流传。

实际上，科学与艺术、审美的关系早已是20世纪的一个重要话题，许多卓越的科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学者都参与这个问题的讨论。20世纪20年代，爱因斯坦在回答关于艺术与科学的本质问题时提出：“如果我们的见识和体验是用逻辑的语言来传达，我们就是在从事科学。如果其传达形式所呈现的联系是自觉的思考不能及的，要凭直觉才能识别它们有意义的话，我们就是从事艺术了。”爱因斯坦的意思是逻辑与直觉是科学与艺术各自把握世界的方式。但自然科学中最具有逻辑性的数学家却有不同的看法。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同事和好友哥德尔曾赞赏地引用罗素对于逻辑与直觉关系的观点：“逻辑斯蒂的方法，从根本上说，跟每一门别的科学的方法是一样的。一样会失误，一样有不确实性，一样交错行使归纳和演绎，在原理的印证中一样有必要求助于演算结果与观察的广为结合。目标不是要把‘直觉’驱逐出境，而是要让它的应用经受考验和循序而行，要消灭它的滥用所造成的错误，要发现这样的一般规律，通过演绎，从中能得到始终与直觉不矛盾、在关键性实例上还被直觉所印证的真实结果……逻辑斯蒂取作演绎开端的‘初始命题’，如果可能，应当是直觉上明显的；但这不是不可少的，无论如何，这总不是采纳它们的全部理由。这理由是归纳的，也就是说，从它们推出的结论中间，许多由直觉现出真，无一由直觉显出假，而且，凡是由直觉显出真的，据人们目力所及，从任何与本系统不一致的不可实证命题的系统都是不能演绎出来的。”

罗素和哥德尔的意思是，即使最为严谨的科学中也隐含着直觉因素，而直觉则意味着人的隐秘价值诉求并据此对世界进行建构。歌德在《维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第十章中借人物对话侧面回应了康德关于人类头顶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具有内在关联的思想。歌德的小说中一个天文观察者在惊叹浩淼的星空与人之渺小时这样思考：“如果在你自己的心中不是同时也产生某种围着一个真正的中心点旋转的永远活动的东西，你会有权设想自己是在这永远有生命的秩序的中心吗？”小说主人公维廉由此朦胧地认识到人对发光星空的强烈兴趣并非仅仅出于对科学认识的爱好，而是与人自身内心的精神之间具有某种隐秘的关联。因此，对歌德推崇备至的尼采在不同著作中反复指出，科学对真理的追求必然建立在对真理的价值信仰基础之上；现代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也认为，对奥秘的理解首先不是一个智力问题而是一个意志即意愿问题。我们由此可以理解，科学与艺术实际上都隐含着人的价值诉求，或者说对世界的建构问题。

贡布里希在《西方艺术中的动作和表现》一文中指出：“艺术并不始于先观察现实然后尽力匹配现实，而是始于构作‘最简单的模式’，并根据观者的反应对之逐渐加以修饰，直到他们与所期望的印象相匹配。”贡布里希的意思是说，西方一直有着悠久的“摹仿”即写实再现传统的绘画艺术，并非如达·芬奇所期望的那样是对现实的“逼近”，而是按照人的视觉感受的“真实性”来“调适”绘画技法的。最突出的例证就是对奔马的描绘：两条前腿与两条后腿同时起落的姿态并不真实，但却具有视觉感受的“真实性”——奔马的飞驰气势。按照贡布里希的看法，人类本根不存在一种不带“模式”的观看方式，例如中国古代道家与佛家的“无待”“坐忘”感知方式是不存在的。所以，与中国的思想传统不同，西方哲学和美学中极为关注语言及隐含语言中的文化对于人感知世界的先设意义。索绪尔在其影响深远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认为——后来卡西尔进一步强调并发挥，人类只有透过语言才能感知世界，因为人类面对的世界是通过语言建构起来的。艺术和美学理论中也有许多类似于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以“对话”“狂欢化”等理论在20世纪后期有巨大影响的苏联哲学家、文学理论家巴赫金，认为艺术形式并不是已经找到的现存的内容的装饰，而是让人第一次发现内容；与巴赫金观点类似，美国新历史主义者海登·怀特力求揭示一直被人视为真实事件记录的历史学，实际上隐含着一种文学虚构的模式。

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德语诗人里尔克在《关于艺术的札记》中则从客观存在的角度提出世界对人类艺术的召唤：“艺术是万物的模糊愿望。它们希冀成为我们全部秘密的图像……以满足我们某种深沉的渴求。这几乎是艺术家所听到的召唤：事物的愿望即为他们的语言。艺术家应该将事物从常规习俗的沉重而无意义的各种关系里，提升到其本质的巨大联系之中。”里尔克貌似神秘的话，实际上隐含着对现代西方社会的功利主义观念的批判，提出了人类应该全面、丰富地认识、感知自然的要求。从某种程度上说，里尔克的观点是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观点的重述：自然界作为人的对象，其丰富和美妙取决于人对自己全部人性的占有程度。

因此，西方近代一直有人试图将艺术提升到宗教的高度，以填补宗教衰落之后人的心灵空缺。

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于20世纪末拍摄的一部散文化影片《云上的日子》讲述了四个并无情节关联——但有意义关联的故事，其中第三个故事中有一则关于现代人灵魂的寓言，其梗概如下：

在墨西哥，一个科学考察队雇用当地工人把行李抬到山上去。工人们走着走着突然不动了，科学家不解其意，无论怎样催促也无济于事。几个小时之后，工人们又开始行走。工人的领班向科学家解释：因为他们走得太快，把灵魂丢在后面了。

影片中的人物在转述这个故事之后说，我们现代人整天奔走忙碌，结果也把灵魂丢了，因此应该停下来等一等，做一些无用之事。

但现代人能做到吗？现代社会给人提供充裕物质的前提是你必须信奉时间就是金钱、金钱则能买到一切的价值准则。《云上的日子》暗示我们，现代人焦虑不安地渴求但又漫无目的地等待，总是迫不及待地奔走于一大堆想干却总也干不完的事情之中。日本的高速公路上一则提醒人们安全驾驶的广告，是对现代人的绝佳警示：在狭小的日本，你急着要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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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真的能改变现代人跑马观花、浮光掠影的坏习惯，甚至帮助现代人找回失落的灵魂吗？诚然，人们喜欢游览美丽的公园、拥有漂亮的服装、品尝可口的美味，但把这一切都归于“艺术”名下是否合理？如果说人类社会不可能离开美，而且可以说艺术是美的集中表现，但人类社会真的不能缺少艺术吗？请找找我们生活中并无艺术的快乐时刻。

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掌权的德国，格式塔心理学的先驱和代表人物沃尔夫冈·柯勒冒着被捕的危险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抗议大学里的清洗活动。柯勒和朋友们在逃离纳粹德国的最后一个晚上，他们一边演奏着室内乐以消磨最后的几个小时，一边担心冲锋队可能在最后一分钟破门而入——这就是价值在现实中的真实状况。获得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犹太裔作家索尔·贝娄在获奖演说中提到柯勒的这一事迹并指出：“文学的价值在于这些时强时弱的‘真实印象’。小说总是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是有物体、有行动、有外观形式的世界，另一个则是这‘真实印象’的来源，它使我们去相信并执着于善，面对邪恶，仍不放手。”索尔·贝娄赞同英国作家康拉德的观点：艺术试图在这个世界里，在事物中和生活中，找出基本的、持久的、不可缺少的东西。

请你谈谈美、艺术在现实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