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相互结构研究现状
相互义看似简单,其实要对相互义做出准确的界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尽管国内外学界都对语言中的相互现象做了或多或少的研究,但直到现在还未能给相互义做出一个清晰的界定。不同的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所指的相互义的范围也会不同。本节将对国内外关于相互义表义结构的代表性成果进行综观,并提出一些看法,为后续研究做相关的准备。
一、国外相互结构研究现状
虽然Jesperson早在1924年就注意到了语言中存在相互义表达形式,但这一问题一直未引起语言学界的足够重视,直到20世纪70年代相互义在语言中的编码形式才真正成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
(一)生成语法和生成语义学与相互结构研究
形式语义学派对相互结构研究得相对较早,形式语义学派所谓的相互结构是指含有“each other”的结构。其主要研究兴趣是英语中表示相互性的成分“each other”中的“other”是如何向“each”漂移的(Fiengo & Lasnik, 1973; Dougherty,1974; Langendoen,1978; Higginbotham,1980; Langendoen &Magloire,2003),其主要研究方法是从共时的移位分析,来总结“each other”的语法化路径,认为其演变方式是从“The earls each hated the/another”或者“The earls hated one the/an other”到“The earls hated each other/one another”(Plank,2008)。形式语义学派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形式移位,指出在像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这样的语言中,二元名词词组“each other”中的两个成分整合为逻辑形式中的一个量词,经由λ算子给动作参与者集合中的不同成员指派适当的施事/受事角色。但是,从共时的移位分析来总结“each other”的语法化路径是否有其科学依据,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早期的生成语法学派把相互义表达手段,如“each other”和自反义表达手段,如“-self”,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即都放在照应词范畴下进行讨论(Chomsky,1981、1986)。近年来,学者们对于像“himself”这样的照应词进行了大量的讨论,管辖理论(Binding Theory)也在此基础上被不断地修正。而相互义的研究好像并没有引起学界太大的兴趣,20世纪90年代,相互义表义形式“each other”才真正吸引了生成语法学派的注意力,尤其是用管约论来讨论其区域限制问题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
Heim(1991)等人借助生成语法中的管约论,在句法和语义层面上分析了含“each other”的相互结构的歧义理解和辖域问题。研究结果显示相互结构中主语的复数特性是造成照应词“each other”产生歧义的重要原因。作者认为“each other”经历了逻辑形式移位(LF-movement),所以“each”管辖着c统治的句法位置中的一个语迹。如果按照这种移位分析,“each other”被解读为分配策略(distributive strategy),即“each...the other”的可能性更大,可这是与“each other”一般用于表达强相互义这一事实相悖的。Heim注意到了“each other”在使用中会产生歧义这一现象,但关于“each other”的歧义的研究到现在为止都还不是很充分。特别是与英语中“each other”对应的汉语中的含“彼此”“都……对方”结构是否会产生歧义还有待学界进一步考察。
Dalrymple(1998)等人通过形式刻画,把含“each other”的各种可能存在的相互结构进行参数化处理,并分成三大类型:强相互结构、中等相互结构、弱相互结构。作者认为“each other”本身并没有歧义性,其意义表达也不直接受语用条件的制约。相互义的语义从相互义表达的小型库藏中提取。在给定的语境中,相互义可以通过先行词、辖域、语境进行预测。Dalrymple等人认为“each other”作为相互义算子并不直接参与“管辖(binding)”,而只起到一种类派生的作用。
Dalrymple等人对“each other”所表达的语义类型的划分非常细致,当然有些“each other”并没有表达相互义,比如弱相互义中的链状关系。而且我们并不认为相互结构本身没有歧义性,我们认为有些“each other”是存在歧义现象的,如:
John and Paul said that they saw each other.
John和Paul都说他们看到了对方。
*John and Paul said that they(John and Paul)saw each other.
John和Paul都说他们彼此看到了对方。
*John said that he saw Paul, and Paul said that he saw John.
John说他看到了Paul, Paul说他看到了John.
而这种歧义只能通过具体语境来消除。
Philip(2000)通过心理实验,分别用英语中的“each other”、挪威语中的“hverandre”、荷兰语中的“elkaar”对比了成年人和儿童在理解相互性代词上的差异。传统的生成语法认为人们对相互代词的理解更多地依赖语义,得到的结果较为统一,遵循普遍语法。但实验发现,儿童对相互代词的理解大多存在过度概括现象,与成年人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即使成年人对同一代词的理解也有出入。研究结果表明,对相互代词理解的限制更多地来自语用方面,而非语义方面。此项研究结果对生成语法的相关理论进行了修正。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相互义表达的复杂性问题。Philip通过实证手段来研究语言中的相互现象,并对相关理论进行了修正,实现了方法上和理论上的创新与突破。
Everaert(2008)认为相互义照应词“each other”不能允许长距离管辖,但相互义照应词是否真的只能局限在辖域内,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所以说,对于相互义照应词的辖域问题,不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方面都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总的来说,形式学派以“each other”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范围还是比较狭隘。他们考察的范围是出现“each other”的所有结构,对“each other”是否真正地表达相互义并不关心,却把一些并非真正表达相互义的语义放在弱相互义中,如链状义。其实链状义不能纳入相互义的范畴,而只是相互标记“each other”一种非相互的拓展性的用法所表达的语义。
(二)类型学和相互结构研究
当一部分学者致力于用生成语言学解释语言中的一部分相互义表达形式的同时,还有一部分学者把注意力放在了语言的类型研究上,而且类型学研究是近年来相互义研究的重点。
传统相互结构研究主要以英语中的“each other”为标准。与英语类似,一部分语言的相互义用重复的量词或者类指名词来编码,如曼马里语(Man Meri)语中的“mōle mōle”结构(Kruspe,2011)、耶里多涅语(YélîDnye)中的“woni-woni”结构(Levinson,2011)和萨沃语(Savo)中的“mapa-mapa”结构(Wenger,2011)。有些语言重复表“反转(return)”或者“直接(straight)”义的副词来实现相互义,如萨非吉语(Tsafiki)中的“beko-beko”(Dickinson, 2011),布鲁普语(Barupu)中的“báru-báru”(Corris,2006)和卡雅迪德语(Kayardild)中的“j unkuyunku”(Evans,1995)。其实,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来看,用“each other”这样的结构来表达相互义并不具有普遍性。在各种语言中,相互义的编码方式的多样性是其他很多语义范畴都无法比拟的。从构成成分上来看,不论是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副词、助词或者这些成分的某些组合形式都可以用于相互义的编码;从语法层次上来看,相互义的表达形式囊括了词缀、语素、词、词组、并列复句等多种形式;从跨语言角度来看,相互义的编码手段,以及其多义性的不同表现形式都多得难以置信(Nedjalkov,2007:xxii)。
1.相互义编码类型和相互结构
较早地将相互义纳入类型学研究的是Maslova和Nedjalkov(2005),他们把相互结构分成两类:象似和非象似。象似结构又可以分为普通并列复句结构和规约结构。
(1)普通并列复句结构
张三爱李四,李四也爱张三。
(2)规约结构
Godié(Marchese,1986:231)
wa wà-wà.
他们 爱 爱
他们彼此相爱。
(1)(2)中的相互义是由动词的重复来实现的。
非象似结构的编码形式种类较多,包括代词、副词、词缀等。他们认为按自反义编码形式和相互义编码形式是否同标,也可以区分语言类型。其实,不论是按象似和非象似、自反义编码形式和相互义编码形式是否同标来区分语言类型都是一种很宽泛的标准。
König和Kokutani(2006)借用了Faltz(1985)研究自反标记的框架,将相互结构分为“体词性相互结构”和“谓词性相互结构”。“体词性相互结构”的实现方式包括“代词手段”和“量化手段”;“谓词性相互结构”包括“合成(synthetic)相互结构”和“复合(compound)相互结构”。
(3)代词手段
德语(König & Kokutani,2006:284)
Seitdem meiden sich die beiden professoren.
从那个时候 避免 自反/相互 这 两个 教授
从那个时候起,这两个教授就都在逃避对方。
(4)量化手段
英语
John and Peter hate each other.
John和Peter都恨对方。
(5)合成策略
斯瓦希里语
Ali na Fatuma wa- na- pend- an- a.
Ali和Fatuma 第三人称复数-现在时-爱-相互-结尾元音
Ali和Fatuma都爱着对方。
(6)复合策略
汉语
你们就不要推来推去了。
英语
John pinched Mary, and Mary pinched John.
John捏了Mary, Mary也捏了John。
汉语
张三爱上了李四,李四也爱上了张三。
可是König和Kokutani所阐述的这几种类型不能涵盖所有的相互义表义结构,并列复句结构也是实现相互义的一种典型方式。
Nedjalkov(2007)将相互义表义结构分为“语法相互结构”和“词汇相互结构”。“语法相互结构”的实现手段有三种:句法、形态、附着词。其中,句法手段包括:并列复句手段和自由标记手段。自由标记手段,如汉语中的“相互”“互相”;形态手段包括迂回结构(如分词+助动词)、复合词、动词策略(如加前缀)、加重复性标记的动词。Nedjalkov的分类较为清晰,但对所谓的自由标记结构未做太多的解释,如果“相互”“互相”属于自由标记手段,那么“彼此”是否也可以包括在内?
Haspelmath(2007)将相互结构分为隐性结构和显性结构;显性结构包括自由表义结构和特殊表义结构;特殊表义结构包括并列复句形式和单句形式;单句形式下再分词汇相互结构和语法相互结构。所谓的隐性结构是指像“张三和李四打架了”这种有歧义的结构,也就是说要在具体语境中才能判断张三和李四间是否真正存在相互关系;自由表义结构是指并列复句相互结构;特殊表义结构是指单句层面的由相互义编码形式实现的相互结构。
Evans(2008)把相互结构的表义方式分为“单句策略”和“复句策略”,这基本上和Haspelmath(2007)的观点一致。Evans对单句下的小类的区分与König和Kokutani(2006)的基本相同。在此基础上,Evans又增加了两种类型,即“合并(conj unct)策略”和“副词策略”。合并策略会使价减少(如:张三和李四相恋了);“副词策略”是指借助“相互”“互相”等修饰语表达相互义。“副词策略”是汉语中表达相互义的典型手段(如:他们互相攻击)。Evans还把“复句策略”分成了三个小类。
①规约性的并列复句相互结构。
Yidiny(Dickinson,1977:380)
bama:-l ŋaŋaŋ bun ȡa:-ɲ / ɲayu
人-作格 第一人称单数-宾格 打 过去时 第一人称单数-作格
bama ȡaybaɽ bun ȡa:-ɲ.
人-宾格 反过来 打 过去时
那个人打了我,我也打了他。
②曲折总结性(zigzag summative)相互结构。
这类结构有指称转换的标记。
Amele(Roberts,1987:132)
Age qet-u-do-co-b
第三人称复数 砍-谓词标记-第三人称单数-不同的主语-第三人称单数
qet-u-do-co-b eig-a.
砍-谓词标记-第三人称单数-不同的主语-第三人称单数 第三人称复数-今天的过去
他们互相砍了对方。
③融合的多动词结构相互结构。
这类结构把相互标记词整合到动词词干中。
日语(Nishigauchi,1992:157)
John と Mary が 爱し 合っ ていゐ。
John和Mary 主格标记 爱 相互 持续体标记
John和Mary相爱。
Evans的分类是以以往的研究为基础的,概括得较为全面。
Moyse-Faurie(2008)考察了一些语言中相互结构的特殊结构变体,并据此归纳出四种典型的相互性标记策略:(1)前缀;(2)前缀加后缀,或者环缀(circumfix);(3)前缀加代词;(4)前缀加后缀、前缀加代词两种手段的结合。动词相互性标记和代词论元相结合是一种很特别的现象。这种结构即使是在单句中也可以为动作参与者提供两个句法槽。在喀里多尼亚语中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
喀里多尼亚语(Moyse-Faurie,2008:120)
Pa-Mwâjoaru pu-tia nyärä nëëra.
集合-Mwâjoaru 相互-分裂 第三人称复数 今天
Mwâjoaru今天分裂了。
动词“pu-tia”虽然带有相互性标记,但仍然处在二价动词的句法框架中,带有两个论元,即“Mwâj oaru”和“nyärä(他们)”,这和一般情况下动词加上相互性标记会出现价减少的现象相左。第四种策略中,两个词缀和代词结合的例子,可以在百斯语中找到。
百斯语(Moyse-Faurie,2008:121)
ru pi-ucâ-rî ru.
第三人称双数 相互-看-及物 第三人称双数
他们都看着对方。
这种分类是根据一些语言中相互结构的特殊结构变体得出的。Moyse-Faurie虽然提到了大洋洲语言中相互性标记在分布特征和形态句法特征上的几种变异类型,但这些类型还不足以概括世界上所有语言的变异类型。这种分类不具有普遍性,却能为类型学研究提供实证。
2.价类型和相互结构
考察不同相互结构中谓词的价变化是类型学研究所关心的另一个问题。Nedjalkov(2007:22)认为谓词是否会有价的变化取决于限定它的相互标记在多义性中属于哪种类型:如果一个标记既可以表示自反义又可以表示相互义,则表现为价减少;如果某个标记既可以表示相互义又可以表示共同义,则表现为价增加;如果既可以表示重复义又可以表示相互义,则保持价不变。Nedjalkov在描述时未提供具体用例,价减少、价增加和保持价不变是以什么为参照也不明确,而且根据相互标记的多义性进行的区分是否具有普适性还需要有更多语言事实来验证。
Maslova(2008)和Siloni(2002)也分别采用了价标准,对相互谓词进行分类。Maslova认为如果相互结构只给相互事件的动作参与者提供一个句法槽,那么这种策略称为“单元”策略;如果相互结构可以给相互事件的动作参与者提供两个句法槽,那么这种策略被称为“二元”策略。比如英语中由“each other”编码的相互结构,就是“单元”的,也就是说,相互事件的动作参与者只能进入形态句法槽的主语槽。在粤语中,动作参与者可以进入两个句法槽,即说语者占据一个句法槽,指称对象占据另一个句法槽。
粤语(Matthews & Yip,1994:87)
Ngóh béi-min kéuih kéuih béi- min ngóh.
我 给-脸 他 他 给-脸 我
我和他互相尊重。
当然,这种“二元”策略不是粤语所特有,这种“二元”现象一般出现在并列复句结构中。也就是说,Maslova(2008)和Siloni(2002)只考虑了谓词价的不同,而没有考虑单句和复句的区分。
König和Kokutani(2006)及Evans(2008)都认为“复句策略”一般是二元的,单句中的动词策略和代词策略,要么是单元的要么是二元的。单句中动词为二价的例子如:
Tonga(Collins,1962:74)
Joni ba-la-yand-ana amukaintu wakwe
Joni 第三人称复数-现在时-爱-相互 妻子 他的
Joni和他的妻子都爱着对方。
像在喀里多尼亚语中,即使动词带有相互性标记,仍可以为动作参与者提供两个论元的位置,这种现象在欧洲语言中极为普遍,如,非连续的相互性结构(Nedjalkov,2007; Dimitriadis,2008; Rákosi,2008)。Rákosi认为把非连续的相互性结构归入二元结构是因为伴随词组具有论元的地位而非修饰语的地位,如:
德语
Hans schäl gt sich mit Fritz.
Hans 打 自反/相互 跟 Fritz
Hans跟Fritz打架。
英语
John fights with Mary.
John和Mary打架。
汉语
那个孩子和他的父亲很像。
König和Kokutani(2006)及Evans(2008)区分了单句和复句,比以上学者的分类更进了一步。
Maslova(2008)把单元的相互性结构分为了两个小类:(1)动词价减少;(2)论元占两个句法槽,但一个论元的位置是固定的,如英语中的“each other”总是占据宾语的位置。他又把二元相互结构分为单句和复句。Maslova把“each other”作为一个特殊的类来看待,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类。
Siloni(2008)也基本上采用了类似的参数区分不同的相互性结构类型。Siloni认为相互义的表达形式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这两类不包括复句形式。其中,第一种是量化策略,如英语中的“each other”,俄语中的“drug druga”;第二种是相互性动词。相互性动词又分为两类,即内在性动词和派生性动词。内在性动词自身可以表达相互义;派生相互结构需要借助辅助手段来表达相互义,其相互义既可以由词汇派生而来,也可以由增加句法成分来实现。一般的分类都以形态句法作为标准,而Siloni主要根据词汇的不同特点对相互义进行分类。
类型学研究考察了大量的语言事实,主要以相互义的编码形式和价变化为依据,对语言类型进行划分。类型学研究在对相互结构的研究上取得的成果是较为丰硕的。这也为我们研究语言的共性和个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三)历时发展、共时结构与相互义研究
现有的研究多从共时角度出发,关于相互结构历时发展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Hass(2007,2010)以中世纪英语语料库和现代英语语料库为基础,系统考察了英语中“each other”的语法化和词汇化问题,从语法的动态性出发,探讨了现代英语中使用的相互义表义形式的历时发展情况。作者从相互义表义结构刚刚成型的中世纪时期英语入手,考察了相互结构词法、句法方面的演变。研究表明现代英语中的相互义表义方式是各种表达方式在相互竞争中形成的。各种结构的组构和分布与其在历时意义上的细微差别和搭配习惯密切相关。Hass在考察历时发展的同时,也兼顾了共时层面的研究,基于语料库的自然语言的定性和定量分析为此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Hass关于“each other”的研究应该是最为系统和全面的,为我们如何研究汉语中相互结构的共时和历时层面的现象提供了很多具有借鉴意义的理论和方法。Hass做的是英语中“each other”的个案研究。现有基于语言类型学的相互义表义方式的研究相对较少。
学者对历时方面的关注还是相对较少,有些只是在研究其他问题,如自反义时,顺带提及相互义的演变情况。根据现有的一些关于历时方面的个案研究,Nedjalkov(2007:17)总结出了一些规律,认为从历时方面来看,世界上许多语言的相互义的演变与发展都遵循以下共性:(1)自反义—相互义;(2)相互义—共同义;(3)相互义—反复义。Moyse-Faurie注意到大洋洲语言中自反义和相互义表达在历时发展的关系上存在的一些反常现象。部分语言中相互性标记的历时演变路径是从相互义中发展出自反义,这种演变路径在语言类型上极为罕见,如:
Hmwaveke(Moyse-Faurie,2008:123)
le ve-caina le.
第三人称复数 前缀-了解 第三人称复数
他们互相了解。/他们了解他们自己。
而汉语中的“V来V去”结构是从重复义中发展出相互义。关于相互义的表义形式的演变和发展的研究还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二、国内相互结构研究现状
国内较早注意到“相互”现象的当数朱德熙先生。他(朱德熙,1999:201)指出有一类动词表示的动作都有双方面参加,而且这双方面的关系是对称的,如:
谈天 握手 相处 交换 比赛 打仗
他把这类动词称为“对称性动词”。朱德熙先生(1999:201)还提到,含表示相同、相似、不同或相反等意义的谓词性成分的结构也具有对称性,如:
我跟你一样 我的意见跟你相反
不过,他只是指出了汉语中存在这么一种语言现象,而未对此概念做出界定,更未做深入探讨。而且相互性不仅可以通过谓词性成分来体现,还可以通过体词性成分来体现,如“同乡”。吕叔湘先生(1999)指出在“老张和老李是同乡”这个句子中,“同乡”表达的是一种“加而且合”的关系,也就是说老张和老李是互为同乡的关系。
汉语语言学界,继朱德熙先生提出“对称性动词”后,很多学者都不同程度地提到了此类现象,虽然所用的术语不尽相同。汉语相互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相互性动词、相互性形容词和相互性名词上,其中以相互性动词的配价问题为研究热点。
(一)相互动词、相互形容词、相互名词研究
1.相互动词研究
相互动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句法、语义层面,对语用方面的关注较少,其中在相互动词的配价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
陶红印(1987)对相互动词的句法、语义特征做了较为系统的描述。他提到,有些动作是多个参与者交互的,如“相遇”“结婚”;有些动作是多个参与者共有的,如“云集”“聊天”;或者动作的结果对各方是平等的,如“绝交”。陶红印指出,根据动作是多个参与者交互或者动作是多个参与者共有,可以把相互动词分为两类。朱德熙先生所说的“对称性动词”是他所讨论的相互动词的一部分。朱先生讨论的“对称性动词”主要表示多个参与者交互的动作。
该文以句法描写为主,语义分析为辅。主要讨论了“NP1+和+NP2+V”和“NP1+V+NP2”句型中相互动词的语法特点、名词的语义特征和介词短语的句法表现等问题。该文认为相互动词因为书面语色彩浓厚,基本上没有重叠式,“云集”等词不能带“了”和“过”,是因为动作没有“完成、变化”等特征。
文章虽然注意到“相互动词”根据语义的不同可以分类,但对不同的类在语义和句法上会有怎样的不同表现却未具体阐述。
袁毓林(1989,1998,2010)把这类词称为协同动词,他认为协同动词表示的动作、状态是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个体协同作用而形成的,这类词包括“搏斗”“结婚”“通航”等。这类动词在句法上要求其主语是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名词性成分构成的联合词组,或者是表示复数的词或者词组,或者两个名词性成分的其中一个由介词引入。该文主要从配价角度讨论了协同动词的语义特征和句法表现,考察了协同动词对其论元的选择限制及协同动词句的深层的语义结构在表层的句法结构中的实现模式。该文所谓的协同动词也包括了表共同义的动词,其从配价方面做出的分析还是比较全面的。
张谊生(1997)把这类词称为交互动词,其研究主要从配价方面展开。他认为交互动词可以通过句法表现来确定,如能同时进入框架如(1)N1跟N2 _(O)或(2)SNS _(O)的是严格意义上的交互动词,以此来区分准交互动词,如“道歉”“翻脸”和伪交互动词“谦让”“制约”。“翻脸”可以同时进入两个框架,又被归入准交互动词,可见,还是没有能够解决什么样的动词才算严格的交互动词。
该文首先将交互动词分为二价交互动词和三价交互动词,然后又据此归纳出六个小类。最后对交互动词的句法功能和语义角色、语义配置、与其共现的体词的生命度特征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和研究。
王颖(2008)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句法、语义、语用方面对相互动词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系统考察。她把这类动词称为交互动词。该文探讨了交互动词与副词“一起”“都”的共现,考察了“互相”“之间”对交互动词交互义的强调作用等问题,但其研究主要还是以配价为基础。
李玲玲(2010)以《史记》中的交互动词为研究对象,基于配价语法理论,对《史记》中交互动词进行了配价、句法方面的研究。不过其中的语义分类有些烦琐,本书对古汉语中交互动词的句法表现进行了相关阐释,发现了古代汉语中相互义表义结构与现代汉语相互义表义结构的异同,是对当前汉语交互动词的研究的一个补充。
李新良(2013)基于功能主义与认知语言学的方法,考察了协同动词,即本书所指的相互动词,带宾语现象的语义后果、机制和动因。李新良一文认为动词前后两个名词性成分分别被“施事化”“话题化”,和“受事化”“焦点化”是协同动词带宾语现象的语义后果。这种语义后果是两个名词性成分的认知显著性在不同层面的投射,其实现的语法机制是句式套用和词项的代入,语用动因是表达的简洁性和表意的准确性。李新良的研究把协同动词的研究视角从以句法、语义为主转向了句法、语义、语用相结合,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2.相互形容词研究
朱德熙先生(1982/1999)在《语法讲义》中提及“一样”“相反”“差不多”“不同”等谓词性成分也具有对称性。但由于动词和形容词的功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学者们大多在讨论相互性动词时,举例性地提到相互性形容词(陶红印,1982;袁毓林,1989)。对相互性形容词讨论较多的有刘丹青和谭景春。
刘丹青(1987)把这类词称为“相向形容词”,主要考察了相向形容词和名词的同现关系,其本质是研究相向形容词的配价问题。文章指出,从句法特点上来看,相向形容词一般要求至少两个名词性成分与其共现,名词性成分的位置可能会不一致,但如果互换,句子意义保持不变。但是相向形容词内部是否存在小类,具体的相向形容词句法表现是否存在差异,该文并没有涉及。
谭景春(1992)并没有单独讨论相互形容词,他只是在讨论“多指形容词”时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相同”“相似”“相仿”“相像”“类似”“一致”“一样”“分歧”“相称”等词含有比较的意义,表示双方或多方的同与不同;还有一类表示彼此关系的亲疏、远近等意义,这些词表示人际关系,关系至少是两方,仅一方不存在相互关系,由此和这类词发生关联的必须是复数性的体词成分,这类词有“密切”“要好”“有缘”等。由于相互形容词并不是谭景春的主要研究对象,所以他的分析也只是停留在表面层次上。
3.相互名词研究
吕叔湘先生(1999)较早地注意到“老张和老李是同乡”“老张和老李是山东人”的内在差异,指出在“老张和老李是同乡”这句话中,“老张”和“老李”的关系是“加而且合”,在“老张和老李是山东人”这句话中“老张”和“老李”的关系是“加而不合”,“同乡”这类词属于本书要考察的相互名词的范畴。
学界对相互性名词的关注不是很多,著专文论述这个问题的只有周国光(1990)。文章考察了“老张和老李是同乡”“老张和老李是山东人”这两类句子在语义特征和句法特征方面的异同,从而区分了“关系集合名词”和“属性结合名词”这一对概念。“关系集合名词”根据集合内部各元素的关系,又可以分为“对称关系集合名词”和“逆向关系集合名词”。所谓的“对称关系”是指集合内部各成员,如果元素a对元素b有关系R,那么元素b对元素a也同样具有这种关系。比如,如果张三是李四的朋友,那么李四也肯定是张三的朋友。所谓的“逆向关系”是指集合内部各成员,如果元素a对元素b有关系R1,而元素b则对元素a有与关系R1相对的关系R2。比如,曹操是曹丕的父亲,曹丕是曹操的儿子,曹操和曹丕是父子。该文考察的对象是“同乡”这类表社会关系的词。其实相互名词还包括像“附近”“隔壁”这类表空间关系的词,而对于这类词的句法、语义、语用特征的考察还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
4.相互动词、相互形容词、相互名词的综合研究
刘丹青(2000)对这类词的研究是最为系统的,他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配价理论为框架,总结了相互动词、相互名词、相互形容词在句法和语义表现上的共性。研究结果表明,这类词存在一种分合价,当两个论元分开时就是二价,当两个论元合在一起就是一价。动词句,如,“张明碰见了李刚”“张明和李刚碰见了”;形容词句,如,“张明(一直)跟李刚很要好”“张明和李刚(一直)很要好”;名词句,如,“张明(一直)跟李刚是同事”“张明和李刚(一直)是同事”。
刘丹青用三个公式概括了相互性实词的句法共性。
(1)N1+(和)+N2+(V)+M=N2+(和)+N1+(V)+M
(2)N1+跟+N2+(V)+M=N2+跟+N1+(V)+M
(3)NP+(V)+M
其中NP表示含复数义的名词性论元,M代表相互性实词(mutual), V一般指联系动词或者虚义动词;“和”是连词可以省略,“跟”是介词,不可以省略。以上三种句式可以相互转换,而语义关系即配价关系不变。在具体分析时,刘丹青注意到了相互动词、相互名词、相互形容词在表达相互义时会有不同的句法表现,在讨论其共性的同时,也兼顾了其个性研究。
刘丹青的讨论主要是从配价角度出发的,对于这三种基本句式内在的语义差别和语用制约,并未涉及;而且像“张明碰见了李刚”“张明和李刚碰见了”这种句子,能替换“碰见了”这种结构的词在汉语中相当少。汉语中的“碰见”和英语中的“meet”有所差别,缺少具体的语境,“碰见”不能自由地进入这个结构。
而且可以说张三是李四的爱人,李四是张三的爱人,但不能说张三和李四是爱人。所以说相互名词内部还可以做小类的区分,文章对这些问题都没有进行具体阐述。
文章区分了相互性和共同性,他指出,相互性涉及两个个体或者两个方面,语义关系原型是互为施受,比如“对骂”;共同性涉及多个个体,其语义关系原型共为施事,如“齐唱”。但对于像“合作”这样既能用于两个个体或者两个方面,又能用于多个个体的词,该归入哪一类,他却未能详细讨论。
刘阳(2013)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汉语相互义的表现形式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该文主要讨论了相互标记、相互实词,以及两种特殊的相互义表现结构:回环格式和并立格式。研究虽然有所拓展,但有些问题还有待深入。
(二)相互代词、相互副词的研究
相互代词和相互副词相对于以上讨论的相互动词、相互形容词、相互名词来说用法较虚,很多情况下作为相互标记,修饰其他语法成分。现有研究多是对这些词做个案考察,而没有放在整个大的相互义表义范畴内进行分析。
1.相互代词
相互代词主要指“彼此”,现在关于“彼此”的研究不是很多,主要以刘探宙(2003)的研究为代表。他从生成语法的角度出发,主要考察了分布在不同句法位置上的“彼此”的指称特点。该文指出,汉语相互代词在作宾语时遵循约束原则,在其他位置上会出现非完全约束、长距离约束、不在句法上受约束等情况。“彼此”的这些特点与英语中的“each other”“one another”存在显著差别。该文从英语中的“each other”“one another”出发来反观汉语中“彼此”的用法,从研究方法上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启示。
王晓辉(2010)对“彼此”做了更为全面和细致的分析,研究内容涉及“彼此”的句法、语义层面的表现形式和语篇层面的回指特征。但“彼此”表相互义的功能并不是该文考察的重点,而且由于考察对象的局限性,未能对“彼此”与其他相互义表义形式的互动特征展开讨论。
2.相互副词
相互副词包括“相互”“互相”“相”“互”。现有对相互副词的研究多集中在共时层面。
蒋泛根(1982)对“互”“互相”“相互”用法的异同进行了简单分析,认为它们都可以修饰动词。该文注意到了“互”与其后词语的搭配要受到韵律的制约。“互相”“相互”的用法虽然基本相同,但还是存在差别。“互”“互相”只能作为副词修饰动词,“相互”还可以修饰名词。虽然只是对一些常见现象的列举,却为我们对相互副词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吕叔湘(1988)指出“互相”一般修饰表单向义的动词。“互相”一般不用于修饰表由双方共同实现的动作的动词,吕先生认为“互相合作”不能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这种解释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如“相互合作”却很常见,这些问题都有待深入研究。
赵静(1999)结合语法语义指向、语用因素对相互副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其中涉及了由相互副词实现的相互结构中动作参与者的数量。但动作参与者数量为二和动作参与者数量大于二是否会对相互副词的使用产生影响,作者未做论述。
汪兰(2004)从语义指向和语义特征出发对“互相”做了更进一步的探讨。汪兰认为在相互结构中动作参与者的地位是平等的,权力也应该是一样的。所以不能说“互相前进”“互相游泳”,这是因为“前进”和“游泳”不具有对称性。我们认为这和动词是否具有对称性关系不大,而和动词是否及物有关,不及物动词当然不可能产生相互关系。汪兰指出“互相领导”不能说,是因为从语义上来说“领导”具有上对下的语义特征,是由动作参与者的地位的不平等造成的。可是实际语料中却可以找到“互相领导”的例子。
各军区和四大军种是如何互相领导和互相协作的?(网络)
汪兰注意到了有些相互动词具有不可分解性,如“结婚”,也就是内部不能进行次事件的拆分,这一发现较以往研究有了很大的突破。
以上的研究都是从共时层面展开的,唐贤清(2006)从历时层面对相互副词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通过翔实的语料考证了“相互”和“互相”的成词年代。
该文从历时层面上,加深了我们对相互副词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