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贸易需求:强大动力
海上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海上经贸文化交流的一条通道,它不仅仅是中国商品、科技和文化的输出通道,也是中国从亚洲其他国家、非洲和欧洲诸国输入香料、药材和宗教等的通道。在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无论地处东方的中国人、日本人和印度人,还是地处西方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都对这条通道的维护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贸易需求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的动力,而海上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人共同开拓的结果。
一、东方人的贡献
中国西汉中期,为了进一步扩大汉王朝的政治影响,并获取海外的奇珍异宝,汉武帝派出船队驶往印度洋,携带大批丝绸到海外购买珍珠、宝石及各种奇珍异物,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海航线。南海航路的通畅,沟通了太平洋和印度洋,中国开始与东南亚、南亚诸国进行经常性海上贸易。三国时期的吴国为了寻求更多的战略资源,与朝鲜和东南亚诸国开展海上贸易,大规模的航海人次达到4万人左右。中国两宋时期由于与北方少数民族经常征战,军费开支非常庞大,为了增长财政收入,政府非常重视海上贸易。这一时期,中国船舶远航到波斯湾和红海沿岸港口。明朝郑和七次率领船队下西洋,深入了解沿途各国的风俗习惯,同时向沿途各国民众介绍中国文化,对中国与亚非诸国的文化交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唐朝时期的中国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发达,声名远扬,对东亚的日本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日本通过海路不断派大批遣唐使和留学生、学问僧到中国,大规模地和全面地学习唐朝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典章制度、土地制度、官制、学制、思想意识、宗教信仰,乃至建筑、工艺、绘画、文学、书法等方面,无不加以仿学。例如宗教方面,在唐朝,佛教的六个宗派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成实宗和俱舍宗通过朝鲜半岛和中日僧人往来传播到日本,流行于上流社会,形成奈良六宗。日本学问僧荣睿和普照等随遣唐使来唐,为在日本树立正规受戒制度先后邀请道璿和鉴真渡海赴日。遣唐使、留学生和学问僧对促进日本社会进步和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两汉到唐朝初年,印度人都是东西方海上贸易的重要参与者。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兴起,中印两国僧侣来往频繁。东晋高僧法显前往印度取经,回程取道海路。唐朝中期,由于阿拉伯帝国兴起,加之陆上丝绸之路由于“安史之乱”日趋衰落,东西方海上交通日益繁荣。阿拉伯帝国的波斯湾、红海沿岸港口成为航海活动的中心,由此中心可以直接航行到中国的广州、福州、泉州和扬州,且随着国力的增强阿拉伯人将罗马人、印度人排斥在外,与波斯人共同垄断并控制东西方海上贸易。
二、西方人的探索
在两汉时代,中国精美的丝绸辗转落到罗马人手中,很快富庶的罗马成为丝绸的主要消费国。然而,汉朝与罗马相距甚远,进行贸易需要中转,在陆路的居间者主要是安息(今伊朗),在海路的居间者是阿拉伯人。在1世纪中叶之前,罗马商人沿海岸曲折航行前往印度,在阿拉伯半岛受到阿拉伯商人的阻拦。由于是中转贸易,丝绸到达罗马之后价格非常昂贵。据白里内在《博物志》中记载:罗马每年为购买中国丝绸而流入阿拉伯半岛、印度和中国的金钱不下一亿罗马币。罗马为了减少丝绸中转降低交易成本,试图与中国直接进行贸易,但一直受到阻拦。到了东汉,由于航海技术的进步,罗马与汉朝的贸易有了进一步发展。1世纪中叶,罗马人掌握了利用季风航行的自然规律,从此脱离海岸航行,直接越过阿拉伯海,避过阿拉伯商人的盘剥,可以与中国直接进行贸易。罗马商人频繁往来于扶南(今柬埔寨)、日南(今越南中部)和交趾(今越南北部)等港口,从罗马运来金银、玻璃、葡萄酒制品等及从东南亚和南亚运输香料和宝石等到中国,回程从中国、印度和东南亚运回大量丝绸、香料和宝石等。
由于《马可·波罗游记》对中国和印度富丽堂皇的描述,使欧洲人认为东方遍地都是珠宝和黄金。但长期以来阿拉伯人控制着印度洋到东方的航道,欧洲诸国很难与东方诸国通过海路进行直接贸易,迫使这些国家不断寻求通往东方的新航道。1487—1488年葡萄牙人迪亚士率领船队到达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成为探寻通往东方新航道的一次重要突破,这为达·伽马开辟印欧航线奠定了基础。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从里斯本出发,绕过好望角,沿非洲东海岸北上,横渡印度洋,于1498年到达印度西海岸,开辟了绕非洲南端好望角到达印度洋的海上通道,这是欧洲人第一次成功从非洲绕行到印度。1519年葡萄牙人麦哲伦率领探险队从巴罗斯港(今塞维利亚)出发,横渡大西洋,1521年探险队到达菲律宾群岛,后继续航行到达香料群岛(今马鲁古群岛),经小巽他群岛穿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返回西班牙,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新航路的开辟打破了长期以来阿拉伯人对东西方航道的垄断,打破了各国相对隔绝的状况,客观地促进了东西方经贸文化交流,为世界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从上可以看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过程中,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贸易需求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这条通道的形成凝聚着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