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之下,冰雪已经开始逐渐地融化。然而,谁都预料不到此后中国发生的变化,更预料不到此后浙江区域社会所创造的惊天动地的“奇迹”。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区域社会的变化过程,我们很难做一个全景式的描述。但是,我们可以用简单的观念模型,将这一变化过程看作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显然,这一变化过程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民间。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全省各地专业市场的兴起,个体私营经济、股份合作经济的迅猛发展,一乡一品、一村一品特色经济的崛起,遍布全国各地的“浙江村”“浙江街”“温州村”的形成,自筹资金建设城镇(“全国农民第一城”龙港镇是典型代表),旧城改造资金自我平衡,民办教育,乃至台州等地的民主恳谈会等,都充分地显示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在浙江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中,市场力量、民间力量起着自组织的作用,政府起着促进性和主持性的作用。这是一个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过程,它既是政府在政策上给予松动(取消限制性政策)的结果,也是民众在制度不均衡产生的获利机会面前根据预期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做出主动选择所使然。恰恰是这一特点区别于以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强干预为特征的苏南模式,也区别于以引进外资和发展外向型经济为经济社会发展起点的广东模式。当代浙江制度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不仅显著地体现了新制度经济学所谓“诱致性”的特征,也鲜明地呈示了哈耶克所谓“扩展的秩序”的特点。
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罗森堡和小伯泽尔指出:“关于经济增长是一种变化形式的观念提醒我们,变化从来也不曾局限在经济领域之中,它也延伸到社会与政治领域。”当然,变化也必然延伸到文化领域。正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宏阔的经济体制转换、社会转型、全球化等历史场景中,浙江区域文化领域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嬗变。一方面,区域文化的嬗变,乃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从传统到现代转变历史足迹的记录。与几千年乡村社会所形成的传统相比较,当代浙江区域文化精神的变化称得上是惊心动魄的。另一方面,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艾凯所说:“我认为现代化是各种因素的联接,而巧合在一个时间点上。”影响当代浙江区域经济社会变化的因素,无疑是多方面的,其中,区域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按照帕森斯的看法,社会系统是由一个社会结构和其他三个子系统组成的。所有这些构成部分在功能上是相互联系的,其中之一便是文化子系统。文化子系统在保证整个系统的均衡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文化为社会行动者提供向导,使他们稳固地实现其目标,也就是说,文化为社会行动者提供一个符号环境,同时文化还维护这些行动者之间的合作和整合。正因如此,一个社会的组织形式有其文化之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发展路径、模式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也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斯·韦伯指出:“不是思想,而是利益(物质的和思想的)直接支配人的行为。但是,观念创造出的‘世界图像’,时常像扳道夫一样决定着由利益驱动的行为的发展方向。”浙江区域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尽管也呈现出了与全国乃至于全球其他地区的一致性,但区域文化传统正如扳道夫一样,又使其显示了鲜明的区域特征。
我是土生土长的浙江人,可以说,我的成长历程是与当代浙江经济社会变化过程相伴随的,从而有幸在经验上一定程度地感知了改革开放前后的浙江经济社会现象。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浙江省天台县。在童年阶段,虽然还缺乏黑格尔所说的那种“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的“反思”精神,但从稍稍懂事开始,就已以一颗童稚之心在浙江土地上耳闻目睹了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场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游行、集会、批斗等。入小学以至初中阶段,又在浙江土地上耳闻目睹甚至亲历了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宋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思想政治运动,也耳闻目睹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现象——人民公社、国营工厂、国营商店等。当然,在懵懵懂懂的小学初期,也当过红小兵,扛过红缨枪,喊过“五保卫”。那时浙江与全国其他地区从表象上看似乎没有多大的区别,也是阶级斗争月月讲天天讲,也面临着难以解决的温饱问题。1979年我考上了北方的一所重点大学,此后在山东、湖北、广东等外省读本科、工作、读硕士研究生共8年整。这期间苏南模式已经声名鹊起,像广东这样的一些地区已经成为备受世人瞩目的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区域,而浙江区域还未受到很多人的关注。但是,正如尼采所说,重大事件总像鸽子脚步悄然而至,真正的突变不为众人肉眼所见。1979年9月,我到北方高校报到,有生以来第一次乘汽车从天台到杭州中转列车。那时,天台到杭州每天仅一班车,除春节外平时往往不满员,而且基本上是出公差的乘客。但当1980年寒假我回家过年及返校时,天台至杭州的汽车已经增加到每日4班了。当然,乘车者中有一部分仍然是在外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返乡探亲者,但已经有许多外出谋生的手艺人和小生意人了。此后,每次寒暑假往返,遇见外出的浙江手艺人和小生意人可以说是越来越多。这期间,每次回家所听到的关于家乡人做生意的事情,可以说是充盈于耳。毋庸置疑,在改革开放政策阳光的普照之下,浙江人的自主谋生意愿和自主创业精神已经开始释放,浙江区域的市场经济大潮已经逐渐地涌动。1987年,当我研究生毕业返回浙江省城杭州工作,那些在外闯荡并从事补鞋、弹棉花、裁缝、包沙发、鸡毛换糖、打金、理发的小手艺人和小生意人,很多已经成长为大商人、大企业家,浙江各地的专业市场、家庭工业、民营企业以及全国各地的“浙江村”“浙江街”等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浙江现象也逐渐地闻名于世了。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迅速上升。2017年,浙江生产总值占全国的6.2%,连续21年居全国第4位,经济总量与2016年居全球第18位的荷兰相当;人均生产总值达13634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确定的收入分组标准,浙江已达到高收入经济体水平,浙江其他主要经济指标都位居全国前列,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改革开放初期工业基础薄弱、农业比重大、资源匮乏等不利条件下,浙江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浙江现象。与此同时,浙江区域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等也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变化。
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激变的社会中,经历了千古未有的大变局,这是时代给予我们这一代人的殊荣。我们这一代人可以看到其他时代人群所不能看到的东西,同时也会有一种沉重的负担和责任,因为时代总是在不断地要求我们回答。即使尚无能力作深入的阐释,对一些“谜”还不能回答,但将时代的现象尤其是切身体会记述下来,也会对后人的研究产生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何以从一个经济不太发达的省份,迅速成长为经济社会发展领先于全国其他的省份?浙江现象是怎么形成的?浙江何以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区域发展模式?这都是一些像“谜”一样有魅力并极富挑战性的问题。然而,在这个时代,无论是谁,想要发明一种万能的、一次性将所有问题包容无遗的阐释模式或灵丹妙药,显然是一种奢望。所以,选取一个有限的视角,对当代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现象进行观照,可能更加明智。在本书中,我试图着重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对浙江区域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作一次尝试性的研究。当然,对于浙江现象之谜的阐述,是一项比较艰难的工作,单纯局限于某一个学科,显然是难以找到令人相对满意的答案的。因此,本书的研究虽然从文化社会学视角出发,但也尝试性地运用了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和分析方法。
当代浙江模式、浙江现象是由民间创造的,政府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如前所述,这种作用是促进性的、主持性的、倡导性的。因此,本书的研究既重视政府的作用,也重视浙江区域文化传统中“内省的少数人的传统”即思想家的大传统,但更重视那些“非内省的多数人的传统”,即作为民间生活世界的小传统。“内省的少数人的传统”即思想家的大传统,用胡塞尔的哲学语言表述,就是“我们为生活世界(即在我们的具体的世界生活中不断作为实际的东西给予我们的世界)量体裁一件理念的衣服(Ideenkleid)”。与此形成对照,“非内省的多数人的传统”即民间小传统,则构成了一个直接明证、不言而喻的世界,即生活世界本身。这个世界是现存的,而且在直接的和自由扩展的经验过程中,是可以直接了解和观察的世界。在没有思想体系阻隔的情况下,生活被作为绝对有意义的和实践验证过的东西来看待。生活世界是任何认识的基础,因为它是起点,是“先被给定的”。当然,“内省的少数人的传统”和“非内省的多数人的传统”并非水火不容,而是相互影响的。一方面,在历史上,大传统对于小传统的作用,无疑是重要的,特别是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传统社会背景下,尤其如此。另一方面,小传统对于大传统的影响也是重要的。按照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统治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形成和巩固的过程,并不是一个消灭被统治阶级文化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联系被统治阶级的文化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吸收和容纳被统治阶级的文化和价值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统治阶级的文化,也发生了改变。接纳被统治阶级文化因素的一个结果,就是“统治阶级文化”不再纯粹是统治阶级的了,而是来自不同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的一种有机结合。被统治阶级永远不会遭遇到纯粹的、阶级鲜明的统治意识形态,或受其压迫,其所遭遇到的意识形态总是以一种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相互妥协而形成的“谈判(negotiation)版式”形式出现的。因此,本书的研究力图综合考虑大传统和小传统对当代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交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