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的一生很短暂，但有些经历却是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1986年6月至1987年7月，组织上为了培养、锻炼我，让我到温州挂职工作一年。当年，我们从杭州出发，坐了10多个小时的汽车，才到了温州市区。记得过瓯江大桥时，谁说了一句“汽车跳，温州到”，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当年进温州城的路况之差，至今还让我记忆犹新。今天，温州和浙江其他地方一样，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历史总是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奔流不息的过程。今天的新变化是在过去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

温州位于浙江省东南部，瓯江下游南岸。全市陆域面积12083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约11000平方公里。2016年户籍人口818.2万，常住人口917.5万。2017年温州地区生产总值为5453.2亿元。而1987年户籍人口是643.99万，生产总值才54.95亿元。30年间，温州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近100倍。温州还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素有“东南山水甲天下”之美誉；温州人常被看作是“东方的犹太人”。

改革开放40年来，温州大地创造了无数奇迹。可以说，温州是中国个体私营经济、民营经济的先发地区与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想当年，“温州模式”名播全国。我们特意用“名播全国”而未用“享誉全国”，自然是考虑到当年“温州模式”争议很大这个历史事实。我有幸见证了当年的“温州模式”，并在某些方面参与了“温州模式”的实践。比如，1987年，我和同事们提出了“温州人精神”这个概念，并就当年争议很大的两个问题，即“温州模式”带来了怎样的思想文化变化、“温州模式”是否是“精神污染”的温床这两个大是大非问题做了不少理论研究、宣传和调研工作。总体上，我们是热情讴歌温州人民的伟大创造的。

“温州模式”是指温州地区以个私经济、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方式发展工商经济，进而形成一种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和状态。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极具创造力并引发了广泛争议的发展现象，被称为“温州模式”或“温州现象”。

温州同浙江其他多数地方一样，可供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不多，人均耕地少，国家投入少，且交通条件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温州人就敏锐地捕捉到了希望的曙光，纷纷办厂做生意。1982年，温州出现了创业小高潮，当地个体工商企业超过10万户，约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30万名经销员奔波于全国各地，被戏称为让国有企业头疼不已的“蝗虫大军”。1983年，温州创办了全国第一个专业市场：永嘉桥头纽扣市场。1984年，温州集资兴建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农民城。1987年，温州颁布了第一个关于股份合作制的地方性规章——《温州市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1998年，温州市第八次党代会报告将“温州人精神”概括为“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的精神，这一精神在群众中成为广泛共识。如此等等。

当年的“温州模式”主要是指以家庭、联户企业为主的一种农村非农经济经营方式。它和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主要为大工业配套服务不同，和“广东模式”下注重利用外资发展也不一样。“温州模式”是一种个体私营经济，是老百姓经济，市场化取向高，使温州逐步形成了区域性的民间市场体系，而且生产、生活要素自由流动并向小城镇集聚，进而带动了城镇的较快发展。

温州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些温州人急功近利，大量制造并推销伪劣产品，这一现象暴露了“温州模式”的许多弊端。温州人在实践中总结反思，不断加强市场监管，积极引导市场健康发展；温州的企业随着原始资本积累的完成，不断成长、做大并规范发展；温州人的素质也在时代潮流中得到洗礼、提升；“温州模式”也逐渐被世人认可、赞誉。

历史总是以不同方式为自己开辟前行的道路。温州的企业、温州的经济社会、温州的区域体制、温州的人文精神等，都必然向前发展、进步着，以至于后来，“‘温州模式’是否已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退出历史舞台”的话题时常被人们提起。即便“温州模式”确已成为历史现象，我认为，也是不难理解的。

但“温州模式”的经济、政治、文化成就及其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时代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不会轻易被历史磨灭的。这是温州人民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巨大贡献。有感于那个时代的火热实践，当年我在尽力干好温州市委宣传部分管工作的同时，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充分收集实践材料，积极开展理论探讨，尤其从哲学方法论角度剖析“温州模式”和温州人的思想文化变化，并形成了一些文字材料。

2018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而2017年刚好是我结束挂职锻炼离开温州(1987年)30周年，特将当年留下的这些文字加以收集整理，汇总成册，予以出版，以此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本书的第四章是2013、2014年我在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分管立法工作期间，到温州调研民间融资改革地方立法过程中的一些思考，也属于温州改革的新现象、新实践，故亦纳入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