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可能性空间：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

历尽艰难曲折而向前发展着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到了1979年，终于迎来了一个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新的历史转机。这个历史性的发展转机的启动点和推动力，就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全国人民参与其中的伟大变革。

(一)实践的逻辑与理论的困惑

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温州这块古老的土地注入了新的生机，给勤劳的温州农民增添了腾飞的翅膀。在这里，从城镇到农村，处处都让人感受到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后百业兴旺的繁荣景象；在这里，半自给的自然经济，正在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经济转化；传统的小生产农业正在向现代农业推进；农村的工业化、城镇化正在迈出坚实的步伐；人们的生活正在向小康迈进；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正在被新的、现代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所取代。

面对我国的改革实践，面对我国农村改革实践的历史性成功，面对温州农村改革实践所带来的深刻而又急促的新变化，我们的哲学、理论工作者该如何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比较流行、普遍的理论解释是：因为我国的生产关系存在着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环节，所以要进行改革；农村变革的成功，是由于变革后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适应了现阶段我国农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等等。这种解释，无疑是正确的。

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步，那显然过于抽象和简单化。因为，人们不会忘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这一原理在教条主义泛滥的年代里曾经充当过“一大二公”“穷过渡”的理论根据。长期以来，我们的理论思维和理论体系，都犯有一个通病，就是抽象多于具体、原则多于内容、普遍多于特殊。存在着这种缺陷的理论，一旦接触实际，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往往就显得苍白无力。由于人们一直不自觉地坚持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之类极度抽象和单调的观点，所以对这一原理丰富而又具体的内容，时至今日仍然不甚了了。而当用这一原理指导和说明社会发展、现实生活时，就更显得缺乏具有操作性的、实践性的功能。

当年，马克思把一切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因于生产力发展的高度，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因，说明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这一规律也为共产党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世界，确立未来的美好理想，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今天，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这个原理的发现标志着“经济哲学”“社会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最高成就。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理由认为：马克思的后继者们可以躺在这个“最高成就”上“睡大觉”“吃现成饭”，而不把它进一步丰富、具体起来，使其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更科学、具体、有力地说明和指导现实生活。

其实，历史实践已经多次为我们提供了能丰富、深化、发挥和发展马克思这一原理的良机。例如，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偏偏不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在生产力不甚发达的发展中国家首先实现，这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是否矛盾？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性质上已经过时，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却仍在发展，它的生产关系相应地发生了一些调整，这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以容纳足够发展的生产力？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自我调节？再譬如说，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结合上，在建设的道路选择上，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途径，甚至差别很大的体制，但在生产关系、根本制度的性质上却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为什么先进的生产关系在实践上并不一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什么在大致相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基础上可以建构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或者说，为什么在差距很大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甚至在不同历史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条件下，可以容纳同一性质的生产关系？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中包括生产关系具体表现形态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变革，可以不改变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等等。

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具体分析，必将极大地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历史的、具体的统一这一学说。

(二)有一个可能性空间

产生上述现象和问题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人们也可以多角度、多侧面地去研究和分析。

但我认为，其中一个极为关键的原因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一个十分广阔的、大有回旋余地的可能性空间。所谓可能性空间，就是事物在运动变化过程中存在着多种发展趋势和面临着多种发展可能，而事物发展中的各种趋势和各种可能的集合，就构成了某个事物的可能性空间。

我们设某一事物和系统的可能性空间在状态A与状态D之间，那它的可能性状态就包括A、B、C、D共四种。如果设可能性空间在状态A与状态G之间，则存在着七种可能性。至于一事物在发展中究竟有多少种可能性，则是由该事物的性质、要素以及所处时空等条件决定的，事先不可能确定一个绝对不变的值。

那么，什么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可能性空间呢？简单地说，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相互组合的各种可能状态的集合。事实上，生产力、生产关系自身的结构和发展状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都不是直线的、单一的，也并非只有一种可能性。相反，它们存在着广阔的可能性空间。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结、相互规定、相互组合、相互作用，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途径、渠道和方法。由于社会的物质生产、经济结构和经济生活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巨大的系统工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构状态、组合状态、发展状态是由整个历史、整个社会的全部要素和力量共同交融的结果，有着接近于无限的可变因素和可变的量。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具体的可能性空间到底有多少种，具体表现形式如何，理论上实在是无法完全确定的。但是，从方法论角度讲，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去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可能性空间。

第一，处于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可以与多种不同性质和方式的生产关系相融合；而一定性质和方式的生产关系也可以容纳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发展水平的生产力。也就是说，在一定的历史和时代跨度的范围里，在一种生产力的基础上可以构筑起多种性质的生产关系；一种性质的生产关系则可以与多种性质的生产力相适应。这两种现象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表现形式不同，实质是一样的，都说明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组合而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发展的系统状态具有一定的可能性空间，存在着多种发展可能和趋势。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以其铁一般的逻辑和力量，证明这种可能性空间的确是存在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里，社会的生产力已经由手工工业经大机器工业发展到高度自动化、智能化、社会化的现代生产力阶段。而在以大机器工业为主要标志的生产力基础(或者其他发展阶段的生产力)上，则可以容纳或是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或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或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于这种丰富复杂的历史现象，离开了“可能性空间”的理论，就无法给予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解释。

第二，在一定生产关系的条件下，生产力系统自身内部各种要素组合的可能性空间。一般说来，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是由劳动主体(人)、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组织管理等因素组成的；就生产力组合的宏观角度看，还有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劳动力结构、产品结构(以上统称为“结构经济”)以及数量结构(规模经济)、空间结构(布局经济)和时间结构(时序经济)等。生产力自身这个巨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内部各个要素如何组合、搭配，以及其发展方向、发展速度和功效，都存在着十分广泛的可能性空间。正因为如此，人们不得不建立生产力经济学等专门学科去研究它。

第三，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前提下，生产关系自身内部各种因素组合的可能性空间。生产关系是在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物质生产活动、经济生活活动中所存在和表现出来的经济技术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利益关系。由于任何一种生产劳动都是自然过程与社会过程、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统一，因此，作为产生和存在于生产活动整个过程的、维系和作用于生产活动的社会生产关系，一方面必然要反映生产劳动中人与物、人与人之间合规律性地组合起来的种种技术性关系，如组织管理、领导指挥、分工协作的职能关系等；另一方面，又必然要反映生产劳动中人与人之间合利益性地组合起来的种种利害关系，如生产条件的归属关系、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关系、生产中的地位关系、产品的归属关系等。和社会生产力一样，社会生产关系内部也不是只有“铁板一块”，而是由多内容、多因素组成的一个复杂的系统。生产关系内部的各种因素、各种关系的组合，无疑也存在着范围不小的可能性空间。

第四，在假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都已确定的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者之间的结合，仍然存在着广阔的可能性空间。事实上，现实的、流动的、活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等，在生产实践活动中都是共生共融、有机组合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虽然各自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发展规律，但它们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彼此割裂、独自存在。因此，对我们来说，更主要、也更困难的是要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合理组合的问题。然而，以往我们要么只注重研究生产关系(如政治经济学)，要么只注重研究生产力(如生产力经济学)，而很少注重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如何组合、社会经济如何运行等问题，因而对它们之间的具体的结合形态、丰富的内容和内在的关系，缺乏应有的了解，无法有效地指导实践。改革的实践迫切要求我们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我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基本思路上讲，不是要改变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性质，而是要改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原来的组合方式，寻找和培育更合理的新的组合方式。

毫无疑问，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多层次、多环节地存在着各种组合的可能性空间，如动力机制、市场机制、竞争机制、需求机制、经营机制、制约机制、管理机制、分配机制、消费机制等。而每一种机制本身又有各种各样具体的、可变的组合方式。比如，分配机制怎样实现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原则与劳动者的劳动质量、成果(生产力)的合理组合？具体的结合过程和实现过程，有着各种各样的环节、途径、方式、方法和形式。这里也存在不少可供选择和组合的可能性空间。

(三)在可能性空间面前

面对事物发展存在可能性空间的事实，我们应该得出什么样的实践性结论呢？

第一，要在承认事物发展具有客观性、规律性、必然性的同时，明确树立起可能性空间观念。试想，如果没有可能性空间观念，那么，事物的变化只有唯一的、僵死的状态；历史的进程是直线的；凡是现存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世界上的事物既不增加，也不减少)；事物的变化是封闭式的；人世间只有“必然王国”而无“自由王国”；人们在事物面前只能听天由命，凭其摆布，无所作为(宿命论)。反之，如果确立了可能性空间观念，我们就能看到事物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就能用辩证的、发展的、开放的观点分析事物；就能从统一的世界中看到五彩缤纷的多样化事物；就能看到一个建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基础上的富有诱人魅力的“自由王国”；就能积极、主动地变革事物，为实现自己美好的可能的理想世界而辛勤地耕耘、劳作……因此，不建立起一个有着丰富可能性空间的世界，人们就没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变革事物的根据和理由，也不会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和余地；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决策，不自觉地建立在广阔的可能性空间的基础上，就难以保证其必然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第二，在多种可能性空间中选择某一个或某些状态为实践目标。事物发展有多种可能性，并不是每一个状态都是合理的、都是符合人们的需要和目的的。针对一定的条件和人们的一定目的，必定只有某一个或某些可能性状态是最优的。显然，人类的选择观念、优化观念、价值观念、比较观念、决策观念等，实质上都是从可能性空间观念中派生出来的。

第三，缩小可能性空间，控制和创造条件，使事物向优化的既定目标转化。确立或设计了优化的可能状态，实际上也就是规定了控制目标，因而也等于减少了可能性空间。对于一个复杂的事物和过程来说，它受制于各种各样的条件、因素和可变量，因而事物的可能性空间不仅有许多个状态，而且这些状态又有繁多的发展方式和表现形式。所有这些因素、变量、条件，人们不可能毫无遗漏地加以把握，它们的可能组合状态也无法统统罗列出来。因此，对这些事物和过程，人们不可能绝对精确地将其控制到某一种状态上。这对绝大多数的事物和控制过程来讲，不但实际上办不到，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事实上，人们只要把事物的可能性空间缩小到一定范围就能达到控制的目的。我们只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体地认识事物和改造世界。然而，虽然我们不可能在繁杂多变、广阔无限的可能性空间里绝对自由地翱翔，但可以、也应该在有限的可能性空间中筑起自己的理想世界，并相对自由地选择和决策。选择、决策、控制的过程，本质上就是缩小可能性空间，逼近理想的、优化的目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关键的是要创造条件、控制条件，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有效的组合方式，不断修正那些远离优化目标的偏差，促使事物和各种组合状态逐渐接近事先确定的优化目标。正是可能性空间不断缩小着量变的曲线运行，最后画出了某种稳定的、不断接近直线的必然性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