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茶马古道

西南地区线性文化遗产中茶马古道是体量较大的线性遗产，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达到巅峰，民国后逐渐衰落。茶马古道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第二阶段从21世纪初到现在。涉及保护和利用方面内容的研究主要在第二阶段。

茶马古道研究始于1990年7月云南大学教师木霁弘、陈保亚及徐涌涛、王晓松、李林、李旭六人的一次考察活动，所考察的这条以马匹为主要运输工具，以茶叶为主要交换商品的古道后被命名为茶马古道。1992年《思想战线》第一期发表了陈保亚的《茶马古道的历史地位》，同年4月木霁弘、陈保亚合著的《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问世。自此以后，“茶马古道”概念在学界被公开使用，这一阶段更多的研究成果集中在线路的分布和文化价值的探索上，几乎不涉及保护方面的内容。进入21世纪以来，线性遗产的保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茶马古道的保护和利用问题也随之显现，研究成果较为集中的是由国家文物局、云南省文物局主编《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论文集》（云南科技出版社，2011年3月）和由雅安市人民政府、四川省文物管理局编《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雅安）研讨会论文集边茶藏马》（文物出版社，2012年5月）。专门谈及茶马古道保护方面的个人成果计有余剑明的《云南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现状与保护》（《中国文化遗产》,2010年，第4期）；王丽萍《文化线路与滇藏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7期）、《滇藏茶马古道线形遗产区域保护研究》（《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2年第3期）、《试论滇藏茶马古道文化遗产廊道的构建》（《贵州民族研究》2009年第4期）；木基元《茶马古道与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民族文化与文化创意产业研究论丛》2011年）；杨福泉《茶马古道研究和文化保护的几个问题》（《云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许凡《茶马古道保护规划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3年第3期）；刘绍容《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普洱共识》（《普洱》2010年第8期）；黄玉琴、许凡《空间信息技术在茶马古道遗产保护管理中的应用初探》（《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4年第4期）；李炎、艾佳《“茶马古道”遗产保护中的文化品牌建设》（《中国文化遗产》2011年第5期）等。以案例的形式来分析和探讨茶马古道保护问题的文章还有很多，如童瑞雪、傅玥；刘大邦、王香丽；庄春辉；张新科、樊凯、李芳菊；幸岭、蒋素梅、王丽萍等，在此不一一列举。另外，从旅游开发的角度探讨茶马古道合理利用问题的文章先后有罗仕伟《试论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价值》（《重庆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叶永新《关于“茶马古道”旅游资源开发的思考》（《学术探索》2005年第4期）；喇明英、徐学书《四川茶马古道路网系统及其文化与旅游价值探讨》（《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4期）；李飞、马继刚《我国廊道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以滇、藏、川茶马古道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年第2期）等。

以上成果中，余剑明《云南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现状与保护》是专门针对茶马古道保护较早的文章。该文从文物保护角度出发，不仅介绍了云南省将茶马古道上的古镇、古村落、古建筑、古道、桥梁、碑刻题记等文化遗存申报公布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历史文化名城（村、镇）、旅游小镇、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情况，回顾了茶马古道保护的历程，同时介绍了云南文物局对茶马古道进行保护的中长期规划，推动了茶马古道的申遗工作。王丽萍引入了欧洲文化线路保护理论，对茶马古道滇藏段历史文化遗产的认识与保护进行了较为完整深入的研究，并结合历史学、文化学、地理学、旅游学的知识、理论与方法，围绕着茶马古道滇藏段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展开综合研究。木基元以茶马古道的历史与变迁为切入点，把茶马古道的历史与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结合起来，提出了可供参考的意见。杨福泉从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角度指出茶马古道研究缺乏文化保护实践性研究，认为茶马古道涉及的各省区应通力合作，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制定统一的保护与开发的行动计划，用各种卓有成效的措施保护沿线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许凡认为开展对茶马古道的保护规划工作刻不容缓，不仅意义重大，而且是对其最有效的保护。黄玉琴、许凡分析了茶马古道在保护和规划中对空间信息技术的需求，探讨了空间信息技术在茶马古道文化遗产资源的调查、保护、规划及管理中的应用。李炎、艾佳提出在茶马古道遗产保护中建立文化品牌是综合性保护、利用和传承茶马古道文化的重要方式。20世纪初，茶马古道的旅游价值逐渐显现，但如何在保护的前提下把握好开发和利用的分寸一时成为专家、学者竞相讨论的话题。罗仕伟从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保护、旅游形象塑造等方面阐述了茶马古道的价值和潜在的发展空间，认为川、滇、藏地区应合力通过旅游开发，提升茶马古道的品牌形象，实现整体开发利用的战略思想。叶永新高度评价茶马古道的旅游资源，提出要处理好保护文化遗产、生态区域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平衡好资源优势与经济发展和民族地区脱贫之间的关系。喇明英、徐学书梳理了川西地区茶马古道川甘青段、川藏段和川滇段的网路，从历史学和旅游学的角度分析了三条线路的旅游价值。刘婧、张培认为川藏茶马古道虽然是一条热点的旅游线路，但仍然受制于体制、观念、资金、产品和市场的因素，解决的措施与相关法规、建设资金、产品提升、灵活的市场销售和大众参与程度有关。李飞、马继刚以滇、藏、川茶马古道为例，认为保护应在立法、管理、区域联合、民众参与基础上进行，开发则要在编制旅游发展规划、品牌塑造、建立完善旅游产业要素等方面抓落实，才能实现茶马古道廊道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并重、并举、并行。

与此同时，随着普洱茶的热销和伴随而来的“茶马古道”文化旅游的推出、大众媒体的宣传和报道、与茶马古道相关的学术社会团体的成立，以及普洱茶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2008年，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单霁翔、刘庆柱等11位政协委员在第3040号提案中重新解读了茶马古道的内涵和外延，认为它不仅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象征，而且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不朽丰碑；它承载了西南地区在历史时期物质和精神上的互惠和交流，同时它传播了知识和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提案呼吁人们重视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次年，国家文物局委托云南省文物局和云南大学茶马古道研究所对茶马古道进行整体性研究，并对其整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可行性进行分析。云南大学茶马古道研究所再次实地考察了西南地区的茶马古道，并撰写了《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报告》，与此同时，云、贵、川、西等省、区、市先后开展了沿线不可移动文物的普查工作，茶马古道的保护问题在学术界、文化界升温。云南、四川是茶马古道主要的研究地区，从21世纪初开始召开过几次较大的学术研讨会。

200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召开的“茶马古道与丽江古城历史文化研讨会”在云南省丽江举行。来自韩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国内共323位专家学者相聚丽江，共论茶马古道。与会学者不仅充分肯定了茶马古道的多元价值及其历史和现实意义，同时围绕茶马古道的历史内涵、线路走向、保护与开发，以及研究范围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会后结集出版了《活着的茶马古道重镇丽江大研古城——茶马古道与丽江古城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该论文集反映了茶马古道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内涵的深化，从不同的角度提升了千年古道文化的意蕴。

2010年6月，以茶马古道遗产保护为主旨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普洱论坛在云南普洱市召开，论坛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保护茶马古道文化遗产普洱共识》（下简称《普洱共识》），提出了六大建议，呼吁茶马古道沿线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和各界人士积极行动起来，构建茶马古道科学有效的保护机制，加强茶马古道遗产资源调查，积极开展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工作，有重点、有步骤地开展茶马古道整体保护，依法开展茶马古道保护与管理，借鉴国内外文化线路遗产保护的成功经验与先进模式，提高茶马古道的国际知名度和保护水平，增强全社会对茶马古道价值与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公众支持和自觉参与茶马古道保护的意识，及时总结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为茶马古道的科学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专业依据和政策支撑。《普洱共识》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首次就茶马古道的保护推出的纲领性文件，充分表达了政府部门与学术研究机构在认识上的高度一致，以及行动上的决心和信心，标志着国家层面对茶马古道保护研究工作的开启。

2011年3月20日由云南大学、云南省文物局、云南省旅游局主办的茶马古道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昆明举行，会议对茶马古道的民族、考古、语言及旅游诸内容进行了学术研讨。同年4月13日，“雅安茶马古道研究中心”在四川雅安成立，并于2011年8月在雅安召开了“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它是继普洱论坛后又一次茶马古道专题研讨会。会后结集出版的《边茶藏马：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雅安）研讨会论文集》，该论文集是目前研究茶马古道的最新成果。

2013年3月，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境内的茶马古道被列入国务院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学界与政府为保护中国的文化遗产而共同努力的结果，使西南地区第一条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工作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和领域。目前，沿线省区政府高度重视茶马古道的保护问题，相关部门依照《实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要求，准备联合将这条古道申报列入我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最终使之成为世界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