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是干什么的？

正其谊，是为了谋其利。

中医学，走什么路？

明其道，为的是求其功。

医学的功利问题也就是一个“效”字！

是什么功效？谁的功效？

要效法什么？向谁学习？

近现代以来，中医学的如何发展？走什么路？从哪里出发？向何处去？依靠什么？利用什么？要发展什么？什么是中医学自己的“生生之道”？百余年来我们经历了：中西汇通和衷中参西的以“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为主旨的探索；以后则是中医科学化和中医现代化，以及用现代科学方法的“研究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提出。把中医学术发展问题都集中到中西关系上，归结为中医学术思想与西方现代科学的关系上。由此引发出以下问题。

其一是：中医学怎样提高自己的对于现代科学技术吸收利用的能力？中医学要些什么和要来干什么？什么是中医学发展需要的选择条件的取舍标准和转化利用的聚合规则？

其二是：如何协调西方科学方法同中医学术思想之间的关系？怎样使方法能够服从于对象、手段能够服从于目的，从而使现代科学的方法能够真正做到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

这就需要回答：医学究竟是干什么的？医学和科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以及什么是中医学的学科界限？什么是中医学自己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

在这个20世纪里，我们有些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1977年，恩格尔尖锐地指出：

“今天，统治着西方医学的疾病模型，是生物医学模型。这种模型，已成为一种文化上的至上命令，即它现在已获得教条的地位。

它认为：疾病的一切行为现象，必须用物理和化学的原理来解释，这是还原论的办法。

它认为：任何不能作如此解释的，必须从疾病的范畴中清除出去，这是排外主义的办法。

它把敢于向生物医学疾病模型这个终极真理提出疑问，并主张建立更为有用的模型的人，视为异端。”

在近代，中医学之所以被视为异端，集中在“落后和不科学”这个恶名上；于是，中医科学化和中医现代化的努力自然应景而生。而之所以被指为“落后和不科学”，则集中在：怎么“得病之理”和什么是“愈病之理”的回答上，即用什么样的疾病解释模型的问题。

梁启超说：“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其愈病之理由喻人。”

胡适则认为：“西医，能说清楚他得的什么病，虽然治不好，但西医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他的病，就是（因为）说不清楚得的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

这样就有了以后的定论：“有疗效也不等于科学。”因此，“科学”的任务，只是为了说清楚得的什么病和回答所以愈病之理；至于能否真正治好他的病，这还得靠“医学”本身。所以，章太炎对此认为医学的发展之道的“道不远人，以病者之身为宗师”；根本上是要向自己的服务对象学习，向人的自我痊愈能力和自我健康能力学习。他并愤而作出“多议论少成功者，虽是亦非”，主张中医学的发展主要是“取法东方，勿震远西”。

由于对中医“落后和不科学”的预设，于是，在北洋政府那里，是把中医排除出教育系统，要“绝其产生”；在南京政府时期，通过了所谓的“废止旧医案”，要消灭中医。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的实践论观点，指出“中国医药学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应该对之“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而用以发掘和提高的手段，则是现代科学的方法。这样，形成了用现代科学方法去提高中医和发展中医的一种发展观念，现代科学方法就成了取其精华和去其糟粕的判别标准，是要把中医学提高和发展到现代科学那样的水平和高度。这样就意味着科学就必然要高于医学，现代科学必然是要高于中医学。因而很容易产生一种“角色错位”现象：人们自认为站在现代科学高度，弯下腰拉中医学一把，帮助它提高到自己那样的水平；很容易产生一种“移的就矢”现象：要对象服务于方法，让目的适应于手段。结果，使中医学只能是受现代科学发展程度的制约和对其发展进程的尾随的被动局面。

因为被指责：虽然能治好病，就是说不清楚得的什么病，中医学就努力向疾病医学学习。于是，1933年提出“统一病名案”，用西医病名来统一中医病名。杨则民对此指出“西医重在辨病，中医重在辨证”，即中医的证，是不同于西医的病。

然而到50年代，中医界把“证”这个中医学的逻辑起点，却只局限地认为是“外观病象的总和”，是“整体病变的全身证候”，以及“证，是证据，是现象，在医学上是代表疾病的临床表现”。进而又不满足于只是现象和临床表现的诊察对象，将之推进为疾病的诊断结论，说：“证，是综合分析了各种症状，对疾病处于一定阶段的病因、病位、病变性质以及邪正双方力量对比等各方面情况的病机概括”。

到70年代，又把中医“治病必求于本”这个命题，解释为“深入疾病的本质，抓住和解决好主要矛盾”，认为“证候，是疾病所处一个阶段的病因病性病位病势等的病理概括，是疾病本质的反映”，认为“所谓辨证，就是要辨病理变化的性质部位，也就是一种病理诊断；所谓论治，就是针对病理变化进行治疗”。这样却把中医“治病必求于本”的实践论要求，错误地认同于西医“辨病必求于本”的认识论要求，认同于疾病的本质原因性诊断的病因病理病位。又把中医的“证”仅作为疾病发展某一阶段的病因病位病性病势等的病理概括，更是把证从属于病的下边的某一阶段的证型。可是，到1980年12月，《医学与哲学》发表沈跃然的文章，指责“中医是极端原始和不科学的”，其立论根据是：“经中医辨证为证候之后，反而与疾病不沾边了，并不能正确反映疾病的本质。”于是他断言：“党的中医政策从来也不是为了单纯地永远保存中医。中西医在理论方面是否有结合的可能？过去没有过，估计今后也难实现；因为把科学的理论和不科学的理论掺和在一起，这本来是很难想象的事，也根本没有必要。”

一方是提出统一病名的建议，把证仅局限为疾病的临床表现，以及进一步把证认同于病，更从属于病；另一方则是断言：“证候和疾病不沾边，不能正确反映疾病的本质。”看起来持论完全相反，却都是在用同一个疾病解释模型来看待医学问题的，都是把疾病医学模型当作医学的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榜样，都把这种疾病模型作为中医学的是否合乎科学和合乎现代的判别标准。

自诩也精通中医的余云岫，是最早用“辨病必求于本”疾病模型来误读和误批中医“治病必求于本”的学术思想，从而提出他的废医存药论：“阴阳五行、三部九候之谬，足以废中医之（诊断）理论而有余；治病必求本、用药如用兵二语，足以废中医之治疗（思想）而有余；研究国药，试用成方，足以发扬国产药物而有余。”（《中华医学杂志》1935年7月）

可是，按照疾病医学观点的“弃证就病的废医存药”的中药现代研究，在1961年的全国首届药理学会上进行的成果交流表明：用针对疾病的直接对抗补充的疗效观筛选中药，却是阴性结果居多；少数有阳性实验结果者，其药效比之同类西药又是大大不如。1971年全国范围的筛选慢性气管炎中药，针对“咳、喘、痰、炎”，筛选出止咳、定喘、化痰、消炎的18种草药，却又经不住时间和实践的考验。百余年来，从麻黄素开始，从中药中能成功地提取分离成化学药的，仅仅59个，为什么命中率这样低！

1997年8月，WHO研究传统医学协作中心代表会同NIH及FDA工作人员，讨论了对传统医学的研究与评价的方法论问题。首先碰到的难题就是所谓“有效成分问题”，指出：“有效成分问题很复杂，其定义非常困难，大多数生药制剂的化学活性成分尚不可知，因此，必须将生药制剂整体作为有效成分，并针对制剂整体制订质控标准”。其二，什么是有效性？认为“通过体外（生化或细胞水平）实验或动物模型实验观察到的生物作用，未必能够完全照搬到人身上，其作用必须通过临床研究确认”。其三，在临床研究上，指出随机试验和安慰剂试验，都未必适用于生药制剂的临床研究。进行盲检验，即双盲问题，在医生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治疗是困难的，不实际和不可能的，特别是在评价非药物疗法，如针灸、手法、外科、理疗等。许多情况下，随机化试验是不可行和不道德的。其四，必须评价时间因素，应在适当的时间阶段进行治疗，以明确可能的有效性等等。特别强调了“脱离传统医学的实践标准和无视传统医学的理论文献，可能会在研究中犯各种错误”！

1993年，《“医学的目的”国际研究计划》尖锐指出：“当代世界性医疗危机，根本上由于近代医学模式只是针对疾病的技术统治医学的长期结果。”

于是，1996年WHO在《迎接21世纪的挑战》报告中强调“21世纪的医学，不应该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领域，应当以人群或人类的健康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而拜因豪尔等早在1970年就已指出：“对调节机制和防卫反应机制的活动原则，如果一旦有所阐明，这就意味着医学的发展具有质的飞跃。”

这是因为，1962年卡逊发表《寂静的春天》，揭示以农药为代表的直接对抗和化肥为代表的直接补充，带来对人类及其生存环境的化学污染。人们才认识到近百年来，由于大量使用化学合成药的化学疗法，带来与药物有关的化学污染，人体不断受到化学物质的冲击，由此产生对人类长期的不良后果。化学界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根本性，由此提出了绿色化学和环境友好化学的概念，发展起组合化学技术等，以期能适应对人类和环境有利的生态学要求。

恩格尔指责了生物医学模式，认为今天统治着西方医学的疾病模型，已成为一种文化上的至上命令和获得教条的地位。于是提出了需要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实行历史性转变。由于心理和社会因素，只有在人类中才具有，因此可以认为：应该要从生物医学上升到人类医学。

医学的现代化发展，需要一种建设性和积极进取性的医学；这里，有一个对医学的本质功能重新理解的问题。既然，人成为医学的主体，那么就应当从对人的理解中去揭示医学的本质功能，去规定医学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恩格尔虽然指责了生物医学模式，然而他却仍然没有能从疾病模型的教条中解放出来，他还只是把生物医学的物理和化学的解释模型扩大到心理社会因素，还没有能够摆脱疾病医学这个至上命令的束缚。

疾病医学的观点，认为医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疾病，诊断认识的任务就是努力去发现疾病和确诊疾病；“辨病必求于本”就是要把握疾病的本质原因：回答病从何来？病在哪里？什么性质？什么病因？病因病理病位就构成疾病分类学的三要素。它的认知方向是：向后、向下、向外地去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向后，要追问病从何来？

向下，要寻求病在何处？

向外，要发现致病因素？

并由此认识出发去发展相应的能与之直接对抗和补充的替代性物质手段，以期能通过消除病因、纠正病理、清除病灶的途径，来达到征服疾病和消灭疾病的医学目的。

为什么说当代世界性的医疗危机，根源于主要针对疾病的技术，统治医学的长期结果？这是因为把疾病全然看作是“恶”的表现，于是，针对疾病的技术却成为压制人的自主性创生的自我健康能力充分发展的桎梏，疾病医学的局限性就在这里。

消极疾病观的疾病医学及其对抗疗法的发展，主要来源于不断向微观层次进军的实验研究观察所得。然而据此而应用于临床实践，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却经不起在完整人体上实践检验和时间考验，纷纷出现与治疗追求目标相反的反目的性效果。

1.关于消除病因：抗菌、抗病毒、抗肿瘤等各种抗生物代谢的化学疗法很快出现了耐药，甚至是“多元抗药”。它加速大批药物的失效而淘汰，增加新药研制的难度和费用，促使医疗费用不断上涨。它更是加速了病原的变异，成为制造新的病原和新的疾病的原因。

2.关于纠正病理：广泛使用抑制各种功能亢进的受体和通道阻滞剂，带来“受体超敏”现象，减药停药就反跳，增加机体对药物的依赖性。而外源性抑制所带来相应的内源性激发作用，加剧内环境振荡，使慢性变和复发增加。

3.关于清除病灶：针对靶点的化学药物长驱直入，加剧体内化学污染，使抗原负荷过重而免疫应答错误，使免疫超敏，自身免疫病和免疫缺陷等由此增多。

4.人们发现，百年来人类外周白细胞数减少1/3以上，男性精子数和活动度减少显著，这显示人类的防卫能力和延绵种族的能力的下降。

1997年，李政道说：“百年前的汤姆逊发现了电子，这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的物理思想：即大的物质是由小的物质组成，小的是由更小的组成，找到最基本的粒子就知道最大的构造。这种思想还影响到20世纪生物学的发展：要了解生命，就应该研究基因，了解基因就可能会了解生命。但我们现在发现并不然，一个个地认识了基因，并不意味解开了生命之谜。生命是宏观的，而20世纪的文明是微观的；目前，微观和宏观的冲突非常尖锐，靠一个并不能解决另一个。把它们联起来或许会有所突破，这种突破会影响到我们的未来。”

要突破，首先要突破物质科学的“微观实体本质论”的观念，要树立生命的本质在于它的“主体性开放的自组织演化的稳态适应目标性调节”的思想。最近，我国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指出：“从低等生物的实验及离体培养实验为主要依据的分子遗传学及基因工程，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它对于从生物体的整体水平上，特别是高等动植物的遗传变异，还难以作出完善的解释。”这是因为各国发现：分子水平与表型水平的不同步，微观水平的进化机制与宏观水平的进化解释无法统一。

生理学要从物理和化学的兼并中解放出来。19世纪的贝尔纳已指出：“生理学不能还原为物理和化学，特别是生命中的合成过程（这是自组织演化的调节过程），是不能用物理和化学定律来解释的。”在35亿年前的地球上已有单细胞生物的存在，但是却经过了25亿年的进化才出现第一个多细胞生物。为什么从单细胞进化到多细胞需要如此漫长的时间？很可能与多细胞生物中需要一套复杂的信号传导系统有关，以便能协调控制每个细胞的行为以有利于生物整体。在高等动物中的某一特定细胞，必须在这种“信息海洋”中特异地接受某组信号来进行相应的反应；反之，同一信号分子，在不同的靶细胞能引起不相同的反应，这就提示了即使在细胞层次上信息传递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在离体培养试验和低等生物中，已经缺失了在整体生命和高等生物中那些自组织演化调节的丰富内容。因此，为什么细胞分子水平上的基础研究所观察到的结论，必须接受临床实践的检验。仅仅从化学层次的分子水平上理解医学现象，寻求针对靶点的直接补充和对抗的替代性物质手段去干预生命过程，无可避免地要危及生命体的自组织演化调节能力。贝塔朗菲把生命的本质，归结为物质过程的自组织性和自我调节；生理学的主题是稳态和适应是如何实现的？而医学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努力去发现和发展人的自我的自组织演化的稳态适应目标性调节能力，因为这正是人的自我健康能力之所在。

为了保证药效和减少药害，近年开展的从GAP到GSP等关于药物质量控制标准的制定；以及为了改进疗效的评价，近年兴起的关于循证医学和生命质量指标测定，都在努力去克服药物的反目的性效果。然而，药物公害问题，根本上还不在于药物的物质构成本身，关键还取决于医学对用药的指导思想。疾病医学之所以盛行直接对抗和补充的替代性化学疗法，它主要来源于在微观层次的实验观察所得。这种在低层次实验中呈现的线性关系的结论，因为已缺失了在完整人体中更为主要的关于自组织演化的稳态适应目标性调节自主性内容，缺失了医药手段的依靠对象和目标对象，因此它只能寄希望于外源性替代性手段的状态控制，并不能把医药手段去致力于发现和发展人的自组织调节这个根本目标对象上来。

生命的特性，与其说它包括了许多层次，不如说它只包括了一个层次，即整个机体这一层次。医学要发挥其建设性功能，就应保证和帮助人的自主性创生的自我健康能力的充分发挥和实现，就要以人的自组织演化调节能力，作为医学的服务和依靠对象、发展和目标对象。医学的基础研究要为临床实践服务，就要向临床的实际学习，从“天人之际”的层次关系出发和检验效果；这就要从化学物质的对抗疾病的生物医学，向着生命活动的生态健康的人类医学实现历史性转变。

医学，是一项必须创新的事业，但它首先是一项代代延续的事业；维系其间的，便是一种内在的血脉和传统。

中医学是干什么的和走什么路？两千年前的公元初，《汉书·艺文志》把医药的本质功能归结为：“方技者，皆生生之具。”

唐代刘禹锡说：“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生万物”是一种自组织创生，“治万物”是助其自组的创生性实践。医药之所以称为“生生之具”，就是要成为助人“生生之气”的工具；而医学之作为“生生之道”就是要成为发现和发展人的“生生之气”的以收“生生之效”的创生性实践智慧学。

“究天人之际，通健病之变，循生生之道，谋天人合德”的中医学术思想，是关于人的生命活动的生存健康发展的生态智慧学：

1.它从“天人之际”的对象层次关系的实际出发。

2.去发现人的“健病之变”的内在根据和相应的外部条件。

3.发展对环境利害药毒的识别和转化利用能力，用来作为助人生生之气的生生之具。

4.“通变合和”地助人的自组织调节，“因势利导”地扶其“正祛邪”之势，以期帮助实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自我稳定的生态和谐。

5.谋求在“中和位育”基础上的天人合德的生态共演：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实现人的生命活动的生存健康发展的医学目标。

6.“生生之道”的中医学术思想，其核心问题在于发现和发展人的自我健康能力的“养生治病必求于本”。

由此，中医学术的研究领域是“天人之际的健病之变”，这是关于人在与其生存环境的相互作用中的健康和疾病互相转化的过程，并不局限于疾病实体。

理论的基础源于实践，中医学“理论的基础”来自养生和治病的实践。

基础理论，是关于目标对象的理论模型。中医“基础理论”是关于养生治病必求于本这个“本”的理论模型：养生求本是关于“人体正气”的理论模型，治病求本是关于“病人正气”的理论模型。

指导中医学术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生命哲学的有机发展观：

1.“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

2.“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升降出入，阴阳自和”，是一种个体生命的主体性开放自组织演化的稳态适应调节的目标动力系统和“神转不回”时间不可逆的生命演化过程。这个主体性开放自组织演化的生命系统，由形—气—神三要素组成：

“形者，生之舍也”；“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

“气者，生之充也”；“气止则化绝”。

“神者，生之制也”；“神去则机息”。

指出：人“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因此生命的本质在神和气，在于“气化流行”的流通自组演化和“神机”的稳态适应调节。指出：“一切邪犯者，皆是神失守位故也，此谓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健康的关键在于稳态适应性调节的“神机”。

助人生生之气的生生之具，其任务是：

万余年前，相传的神农时代“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史记·三皇本纪》）。因为，“古时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 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淮南子·修务训》）。

1.提出了趋利避害以养生保健是医学的首要内容。后世提出上工治未病：“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

2.什么是有利的养生因素？什么是有害的致病因素？这个问题是医学的首要问题。

3.“令民知所避就”，要把趋利避害的养生保健知识还之于人民，是医学的首要职能。

《周礼》把医师的职能规定为“聚毒药以共医事”，即化毒为药利用来作为“生生之具”。

实践表明，环境因素的“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吕览·尽数》）。从这一观点出发，即没有什么绝对的病因和绝对的药物，它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既没有什么“药”，不可以因错误使用而转化为致病因素的“毒”；也没有什么“毒”，不可以正确利用而转化为治病的“药”。医药作为“生生之具”的能动性，就是要化害为利和化毒为药以为帮助养生治病之用；反之，如果医学在实践中出现变利为害在损害人的健康，变药为毒在制造新的疾病，这当然是医学自身的错误。

“天下之物，莫凶于溪毒，然而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因此“物莫所不用，天雄乌喙，药之凶毒也，良医以活人”（《淮南子》）。唐代孙思邈也指出：“天生万物，无一而非药石。”相反“大戟去水，葶苈愈胀，用之不节，乃反病”。由此：

1.什么是识别利害药毒的取舍标准？

2.什么是对之转化作用的聚合规则？

这就是“养生治病必求于本”的诊断要求之一，即是否有利于“人体正气”的自组演化调节和“病人正气”的正祛邪之势，作为判别的依据。

中医辨证论治的“证”，是中医学的逻辑起点，中医学的“养生治病必求于本”的生生之道，就是从这里出发。

“证”，是天人之际中人的健病之变转化过程的“出入信息”，不仅仅局限为疾病的临床表现。

它发生在“天人之际”相互作用的界面，是在人的整体边界；出入信息的“出”，即主体性反应从这里表现；出入信息的“入”即相应的环境变量在这里发生作用。这是作为“形者，生之舍也”的整体边界，在这里才区分开：内与外，人与环境，自我和非我，即“形而内”自我的人的生化之宇同“形而外”环境非我的利害药毒。

人的整体边界屏障功能，控制着内外出入交换的开放度，顶住外部非我的压力，保证着人的自我整体的完整性；使“形而内”的生化之宇在整体性层次上，能够同“形而外”环境非我的利害药毒相互作用中，居于主体性的地位和呈现出个体性的特征。整体边界的形成之日，也就是整体系统的发生之时；相反整体边界的消亡，即“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是作为生化之宇的自组演化调节内容的丧失。中医对整体边界功能的重视，提出了腠理、大表、藩篱等重要概念。认为环境非我的“客气中人”的内陷和直中之为“逆”，对于外感病治疗，主张透邪外出达表的给出路的政策，不主张长驱直入和关起门来打狗式的直接对抗。

在长期的针灸推拿等实践中发现，作用于体表可影响内脏，作用于局部可影响整体，对于这种建基于“神形统一”的体表内脏相关调节进化基础上的“界面全息效应”，中医学由此作出经络腧穴等重大发现。

人的整体边界上关于天人之际中人的健病之变转化过程的出入信息的“证”，其“出”，是“人”的主体性反应的状态变量的“证”，其“入”，是“天”的利害药毒的环境变量的“证”，这就是中医“视其外应”的诊察对象的“证”。

状态变量中包含：生理性反应的“藏象”的证，病理性反应的“病形”的证，药理性反应的“疗效”的证，不仅仅局限为外观病象的证。

环境变量中包含：相应的有利的“养生”因素的证，有害的“致病”因素的证，以及可被利用为“治疗”因素的证。

由此，中医辨证论治的“证”，成为中医学的出发点，因为中医学的“证”：

1.是中医学对象的层次关系实际的证，

2.是天人之际相互作用的证，

3.是人的健病之变的出入信息的证，

4.是人的整体边界屏障功能的证，

5.是“升降出入”主体性开放系统的功能目的性行为的证，

6.是“神形统一”的界面全息效应的证。因而成为：中医学“视其外应”的状态变量及其相应的环境变量的证，是中医学认识和实践出发点的证，是中医诊察对象和作用对象的证，是中医学关于观控对象定位的证。由此决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专门的方法论：

其一是：诊与断，认与识，视与知，诊察对象与判断对象不是同一的。前者是视其外应的“证”，后者是关于养生知本的“人体正气”的理论模型的“正”，和治病求本的“病人正气”的理论模型的“症”。

其二是：作用对象同目标对象不是同一的，前者是人的整体边界屏障功能和界面全息效应的“证”，后者是人体正气的“正”和病人正气的“症”。

其三是：辨证要发现的是：

1.视其外应，因发以知受；

2.知丑知善，知病知不病；

3.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

“视其外应，因发以知受”，是由此及彼地从状态变量的反应性的特征中，去判别和确认相应环境变量中的利害药毒：即什么是具体的致病因素？只有“因病始知病原之理”。什么是具体的治疗因素，它的具体“愈疾之功，非疾不能以知之”。什么是有利的养生因素，只有“察阴阳之宜”，才能“辨万物之利”。中医的养生因素，不是指那种直接补充的营养物质，主要视其对“阴阳”这个稳态适应性自组演化调节的贡献度。

“知丑知善，知病知不病”，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从消极表现中去发现积极因素：

从知丑到知善，从致病作用中去发现那些可被利用的治疗作用，可以化毒为药来转化成为“生生之具”。

从知病到知不病，从病态反应中去发现其隐藏的生理功能，即从病理中去发现生理。

《素问·玉机真脏论》中提问：“脾善恶，可得见之乎？岐伯曰：善者不可得见，恶者可见。”正常生理功能平时不易被发现，在病态反应中才显露出隐藏的不易发现的生理功能。例如脾主运化为后天之本，肝藏血主疏泄为将军之官，肺与大肠相表里等。这是因为：“非其位则邪，当其位则正；邪则变甚，正则微。”（《六微旨大论》）病态反应是生理功能的放大和亢进，本质上是主体性开放自组织调节系统的功能目的性行为，是“五脏发动，因伤脉色”（《脉要精微论》）的主体性抗病性反应。由此，王履正确地指出：“夫充于身者，一气而已，即其所用，所病而言之，于是乎始有异名耳。故平则为正，亢则为邪。阳气，则因其和以养人而名之；以及过动而极，亦即阳气亢极而成火耳。”又称：“阳虽人身正气，既郁则为邪矣。”

于是：平则为正，亢则为邪；稳乃健。

通则为正，郁则为邪；通则顺。

和则为正，不和为邪；和为贵。

由此，邪实，是正虚的外在表现；

正虚，是邪实的内部根据。

“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是由表入里地从视其外应的出入信息中，去发现这个出入信息的主体中介的“内藏”，即养生治病必求于本的形成：人体正气的“正”的理论模型和病人正气的“症”的理论模型。“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粗工守形，上工守神”；“观其脉证，知犯何逆”；“视其外应，以知内藏”，都是从认到识，从视到知，从诊到断的理论模型建构。

从视其外应的“证”出发，以知内藏的“症”的病人正气和“正”的人体正气，是进一步把握“正祛邪之势”的依靠对象和“自组织调节”的目标对象。从“证”的天人之际，识别和转化环境非我为“生生之具”，依靠“症”的正祛邪之势，实现“正”的自组织调节的目标，是中医学的生生之道。

中医学将以什么样的姿态步入21世纪，根本上取决于中医学界的医学观是怎样的，究竟是以什么样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待医学的基本问题。医学本质上属于实践的科学，医学的理论基本上来自于对养生治病实践的反思和概括。中医学理论的高度，取决于中医学对象的层次和关系实际的高度，取决于中医学实践的目标追求和依靠对象的高度。

中医学的对象层次和关系实际，是“天人之际”的形而内的人的生化之宇与形而外的环境利害药毒的相互作用。

中医学的本质功能，是对环境利害药毒的识别“令民知所避就”，并能动地“聚毒药以共医事”地化毒为药、化害为利，转化利用为助人生生之气的“生生之具”。

中医药的依靠对象，是人的“生生之气”的整体性稳态和主体性适应对自组演化的目标性调节，及其神形统一调节的整体屏障功能和界面全息效应，以及由自组演化调节发动的“正祛邪”抗病反应。

中医学养生治病实践的目标追求，是“标本相得，邪气乃服”、“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自我稳定的生态和谐，是实现中和位育基础上天人合德的生态共演，追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的“生生之效”。

由此，中医辨证论治作为中医学专门的方法论，其主旨是以养生治病必求于本，发现和发展人的“生生之气”的自我健康能力和自我痊愈能力；并依此为对环境利害药毒的取舍标准和对之转化利用的聚合规则，使之成为助人生生之气的“生生之具”；通变合和助人自组织调节，因势利导扶其正祛邪之势，帮助人的自我健康能力实现中和位育，追求天人合德的生态和谐的“生生之效”。

由此，中医学的医学观，是利用生生之具，依靠和发展人的生生之气，以收生生之效的“生生之道”的健康生态实践智慧学。

基于在天人之际的相互作用中，人依靠其“形者，生之舍也”的整体边界屏障实行主体性开放，使自然“向人生成”的自组织演化及其稳态适应性调节得以顺利进行，以及对环境利害药毒作出主体性反应。自组织演化和调节是“神转不回”的时间不可逆性的，因此由自组织演化调节发动的主体性反应，是一个目标指向性过程。所以中医辨证求本的诊断，其认知方向是向前向上向内的目标动力性诊断，是对证候的反应动力学诊断，要发现的是主体性反应的目标指向过程的目的性特征、动力学机制及其时态性特征。西方疾病医学辨病求本的诊断，其认知方向是向后向下向外的关于疾病本质原因性诊断。中医的疾病观是“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里包括邪和邪侵正、正和正祛邪。疾病医学的辨病求本侧重在“邪”的致病因素和“邪侵正”的病理变化和定位；中医学的辨证求本侧重在“正”的自组织调节和“正祛邪”的抗病反应及其时态变化。辨病求本的诊疗思想追求对病因病理的直接对抗和补充，而中医辨证求本的诊疗思想，是追求对自组织调节发动的正祛邪抗病反应时态特征的因势利导。难怪为什么用疾病医学的诊疗思想研究中药收效甚微，而中医学界在疾病医学面前的自我从属，却导致中医学的后继乏人乏术。1985年中央告诫“中医不能丢”，强调“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地位”；1996年提出“中西医并重”；卫生部90年代三大方针之一是“继续振兴中医药”。

振兴中医药，就要攀登中医学术思想高峰，重建中医主体价值体系。

攀登中医学术思想高峰，重建中医主体价值体系，无疑是中医学界题中应有之义，是中医学继承性研究的系统性的基本要求。因为：

1.它可以使“中医现代化”的起点，能够建立在中医学应有的真实的高度基础上，使中医现代化的进程，真正成为是在巨人肩上继续攀登，而不是改弦易辙。

2.它可以为“中医研究”的吸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提供取舍标准和聚合规则的主体价值体系；也可以为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的“研究中医”，提供真正实际的对象和更为丰富的内容；从而使现代科学方法的运用，能更好地做到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从而使研究中医能取得更多实效。

3.它可以使中医学在参加到“中西医结合”的伟大进程中，能作出中医学术思想应有的贡献。20世纪经历了形形式式西方思想潮涨潮落的支配后，21世纪中国的新医学流派，能否在中医学独立思想诞生的阵痛中啼出第一声来，根本在于中医学界能否恢复中医学的学科自信。

近代史上，中医在努力向疾病医学的学习过程中，过于地忘我了，将中医学逻辑起点的“证”，仅局限于病，认同于病，更从属于病。导致中医学主体价值体系的离散，“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是为“邯郸学步，反失其故”。

1.它丢失了“天人之际的健病之变”的对象层次和关系实际的传统特色。

2.丢掉了“上工治未病”以养生为先的健康医学的特色。

3.丢失了辨证求本是养生治病必求于本的内涵，其认知方向是向前向上向内的目标动力性诊断要求的特色。

4.丢失了天人之际中“形者，生之舍也”的人的整体边界功能和界面全息效应的特色。

5.丢失了“气者，生之充也”的升降出入主体性开放的自组织演化及其时间不可逆性的特色。

6.丢失了“神者，生之制也”的五脏阴阳稳态适应性调节对自组织演化的制约性的特色。

7.丢失了“标本相得，邪气乃服”的治愈目标和“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健康目标的特色。

8.丢失了前体药学、组合药学和间接的演化型动员调节的界面医学的特色。

什么是中医科学化，根本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就是必须从中医学的对象层次关系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和有的放矢。

什么是中医现代化，现代化的根本是人的意义的回归，人的个性和主体性的回归。中医现代化的起点是人的主体价值的回归，中医学目的和本质功能的回归。中医现代化发展研究，是向“升降出入”主体性开放的有机性发展观的回归，发展是“阴阳自和”自组织演化的前进上升运动，知识的积累是一门成熟学科的发展进步的重要手段，这是对已取得的成果的不断进行整理。中医学是在养生治病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着的一个主体性开放的富有生命力的医学思想系统，其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只能通过实事求是的认识和有的放矢的实践得到贯彻和展开，并受实践的检验而得到发展，从而保持其一贯的面貌和精神实质。每一代的中医学者要不断开拓深化其精神实质及其生命力，根据时代和实践的特征，把中国和世界当代医学发展面临的问题，作为自己的主要问题，去改革探索和完善现有的叙述方式，使之更适合于中医学活的思想灵魂：即中医学是发现和发展人的生生之气的“生生之道”，中医药是助人生生之气的“生生之具”，中医学的目标追求是天人合德生态共演的“生生之效”。

实践论以人为世界主体，以自然向人生成为主旨的实践，应成为医学的出发点和归宿。

生物医学要前进上升为人类医学；

疾病医学要前进上升为健康医学；

对抗医学要前进上升为生态医学；

化学层次物质构成的医学观要前进上升为生命层次自组调节的医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