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周守忠《历代名医蒙求》（1220）载：“陈昭遇归明，治疾无不效者，后荐入翰林院充医官，世呼神医；绝不读书，请其所习，不能应答。尝语所见曰：‘我初来郡下，挥军垒中，日试医数百人，其风劳气冷，皆默识之；凡医古方用汤剂，无有不愈者，实未尝寻《脉决》也。故今之医者，皆言传心记，历多达妙，反非好医学者，虽明方书，不会医病，岂胜我哉’！”。

夫穷习方书而治病未愈者，历少而未达；其不习方书而善治者，因医失多而悟其要也。故兵法曰：“不知用兵之害，不得用兵之利，譬如斯也。”（《名医录》）明·江瓘《名医类案》（1549）自序中说：“余读《褚氏遗书》有曰：‘博涉知病，多诊得脉，屡用达药’，尝抚卷以为名言！”

“历多达妙”，就是“博涉知病，多诊得脉，屡用达药”，这就是实践出真知；而那些“穷习方书而治病未愈者”，正是由于缺少实践经验，“历少而未达”的缘故。“历多达妙”可并不一贯正确，失败为成功之母，从错误中学习；他的“历多”，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失败也很多，正是“因医失多而悟其要”，才达其妙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例如：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们是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对于一些具体的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们在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经验，而且败仗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于这些经验（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贯串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此时如果改换一个无经验的人去指导，又会在吃了一些败仗之后（有了经验之后），才能理会战争的正确的规律。（《实践论》）

俗话说：“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只是在身历了许多临床实践经验，而且失败的教训更为深刻，通过正面反面、成功失败的比较，才进一步理解诊断治疗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文献报告中一些失败病例的讨论分析，常常比疗效报告的介绍更有教益，就在于“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而“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经验中，从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中学习”（恩格斯）。而且有些“纵或有效，亦是偶然”，因此“凡用药治病，其既效之后，须要明其当然与偶然。能明其当然与偶然，则精微之地，安有不至者乎！惟其视偶然为当然，所以循非踵弊，莫之能悟，而病者不幸矣”（王安道）。

临床疗效还有一个是即刻的暂时的、还是长远的巩固的比较。历史表明：“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因为“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恩格斯）。在医学实践的历史初期阶段，由于主要只注意“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然后人们又感到惊奇的是：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为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恩格斯）。

“历多达妙”，也是对中国医药学的真实写照，它如同“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毛泽东）。这些“古人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为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很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鲁迅）。对中国医药学中带有原则性的规律和理论知识，包含我国人民过去在医疗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和血的教训，应该认真学习，“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毛泽东），这对于建设中国的新医药学，是极端重要的。

医学研究：人在与生存环境的关系中表现为健康与疾病互相转化的科学。无疑，医学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科学。

有人认为：“在医师的判断中的一个主要错误，即是对病理现象作主观片面的以人类为中心的阐述。”断言“不应以医生或病人的眼光，即以人类为中心的评价，去代替自然界客观规律性的立场上，对这些（临床现象、形态学现象、细菌学现象）的生物学的评价”（达维多夫斯基）。

然而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那样：“几千年来医药是和全人类最崇高美好的指标相结合”的，医学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科学，无论是人类医学，还是畜牧兽医学、植物病虫害防治学以及微生物学等等，无不是直接或间接地为人类的利益服务的，为人类的健康服务的。正如恩格斯所批判过的那样：“天文学中的地球中心的观点是偏狭的，并且已经很合理地被推翻了。但是，当我们在研究工作中愈益深入时，它又愈来愈出头了。太阳等等服务于地球。我们只可能有以地球为中心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等，而这些科学并不因为它们只对于地球才适用，并因而只是相对的而损失了什么。如果我们认真地对待这一点，并且要求一种无中心的科学，那就会使一切科学都停顿下来。”

不能认为对医学现象的以人类为中心的评价是主观片面的，不能认为泛生物学观点才是客观全面的评价。医学是为人类健康服务的科学，评价的功利标准只能以人类的利益为中心。认识医学现象的基本的生物学规律，也只能是为了更好地为人类的健康服务；我们只可能有以人类为中心的医学，并不因为它只对人类有利，因而它只是相对的而损失了什么。

在医师判断中的一个主要错误，它的主观片面性，不在于对病理现象的以人类为中心的评价，恰恰在于对种种临床现象、形态学现象、细菌学现象等等，无视其对人体的利与害的影响的具体分析。例如教科书关于治疗疾病的一般原则是：

1.要明确诊断，去除病因。

2.消除症状。

3.增强机体抵抗力，如饮食、休息、多喝水等。

4.注意病情变化。

5.贯彻防治结合思想。

要明确诊断，去除病因。这是基于“致病因素决定疾病的性质”观念的病因学诊断观。而迄今的病因诊断观念，似乎把因果关系过于简单化，事实上许多疾病的发生，是多因和远因逐步积累起来的。即使是感染性疾病的病原学诊断的确立，也不能认为单纯的抗菌治疗就能去除了病因。何况在许多情况下，去除病因有的不太可能的，如外伤、自体感染性疾病等。

消除症状的提法是含混的，因为许多症状的出现，它不只是病理破坏，同时也包含生理的抗病反应。症状的出现首先使我们能通过它发现和诊断疾病，消除症状有时会使诊断延误。“通常对事物所抱的温情态度，只关心如何使事物不自相矛盾，却常常忘记，这种办法是解决不了矛盾的。”（黑格尔）症状的消除，必须在分析它对机体抗病有利还是不利，或者因势利导，或者适当地纠偏或调整，不能一律视为消极的而笼统地予以对抗，这样的对症治疗只会陷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失去明确的指导思想。

增强机体抵抗力，不限于饮食和休息，应着重在诊断中发现哪些是机体抵抗力的表现，有的放矢地因势利导扶“正祛邪”。即如饮食营养，也要视机体的需要和消化系的功能负担的可能，不能以为好的就多多益善。“饮食自倍，肠胃乃伤”，还加重肝脏和肾脏负担。休息的原则要有针对性，是哪部分需要休息，像肝炎病人的长期休息和加强营养，结果全身其他部分休息了，而病变部位的肝脏却增加了负担，这叫政策没有落实到基层。神经衰弱病休，身体休息了，“形逸而志劳”，有病的神经精神系统反而得不到真正的休息。骨折部位的绝对休息会延迟愈合等等。何况休息只能减耗功能负担，这不是真正增强机体抵抗力的措施。而要增强机体的抵抗力，却相反地需要在一定条件下进行锻炼，这叫做“增益其所不能”。

注意病情变化是对的，诊治过程中要有时态变化观点，应能知微杜渐，要有预见性，决不是被动地跟在病情变化后面跑的“随症治疗”。正如要贯彻防治结合思想，对具体病例的诊治过程中的加强预见性，“知肝传脾，必先实脾”，才能寓防于治。从群体看防治结合，更不是单纯强调去除病因和消除症状。例如感染性疾病的单纯抗菌治疗，将增加耐药菌株及其流行而危及群体；仅仅是消除症状的对抗疗法，将会导致慢性变和复发的频繁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