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履是我国杰出的医学理论家。他生活在14世纪，元末明初的社会大变动时期。时代的特征，赋予他历史的批判的科学精神。他继承了历代的医学成就，直接承受了金元四家的经验学说，把祖国医学丰富的实践，提高到时代的理论的高度。在医学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诸如关于正常生理的和疾病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疾病的分类和治疗的基本原则，均有扼要而精辟的论述。在关于临床上内外伤和伤寒温病等重要命题，对千余年来无人敢置疑的张仲景《伤寒论》，经过认真研究，提出新的看法，发扬了我国历代医家传统的求实的批判精神，推动了医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而他关于温病热病的学说，更是明清“温病学派”理论的重要奠基者。

王履，字安道，号畸叟，又号抱独山人。元至顺三年（1332）生于昆山之娄东（今江苏昆山县）。其先世为魏博人（今河北大名府与山东聊城之间）。少从金华朱彦修（丹溪）学医。洪武四年（1371）为秦王府良医所的医正。秦王（朱樉）为洪武三年封，但迄十一年（1378）始就藩西安。王履于十六年（1383）七月，曾游华山，登绝顶，时年52岁。归而作图四十余、记四篇、诗百五十首，为时所称。华山图完成于1384年，全部华山图诗记完成于1385年。那时他的境遇和身体都不很好，华山归来，常犯昏眩，自谓：“时向病隙完未完之图，而楼阁无缘，仅规规然于侨居小草庐，分积薪之半，以屑就之。”明初王府良医正的官阶为七品左右，薪俸每月禄米六石左右。那时边境未靖，朱樉又不安于位，于洪武十七年回南京，不久被遣返；廿二年改大宗正院为宗人府，以樉为宗人令；廿四年以樉多过失，召还京师，命皇太子巡视关陕，太子还，为之解，明年命归藩。（《明史》列传）为此朱樉这个太祖第二子，不为所重。王履这个王府良医正的晚年境遇当然也是不甚如意的；当他从华山返归西安途中，拜访一个友人转介的士绅，竟被托病不见这位王府医官，于此可见一斑。但他对此淡然，看来他重要的中年时代，生活于长期动乱的时期，对他不无磨炼。当他20岁时（1351），全国反元大起义在南方展开序幕，之后十余年的战争，以及明初（洪武元年至八年）的江浙淮水流域，以至全国各地的水旱蝗饥诸灾，到他44岁的廿五年中，大多过着不安定的生活。虽然他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斗争，但此时期对他性格的磨炼，以及学术思想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若谓图以传神，记以志事，诗道性情，则其著名的华山图诗记，确能充分地反映王履倔强的性格、求实的作风、进取的精神和创新的风格。例如其诗：“（入山）庐山秀在外，华山秀在里，要识真面目，即彼钎巢是……吾今判着浮生去，不见神奇不罢休。”

其登“苍龙岭”：“岭下望岭上，夭矫蜒蜿飞，背无一仞涧，旁有百丈垂；循背匍匐行，视敢纵横施？惊魂及附魄，往往随风吹；午日晒石热，手腹过蒸炊，大喘不可当，况乃言语为；人急足自缚，偷眼群峰低，烟烘浪掩掩，日走金离离，松头密如麻，明灭无断期；谁知万险中，得此希世奇，真勇是韩愈，乃作儿女啼。”

王履对于画艺创作理论有独到的看法：“见奇秀天山，乃知卅年学画，不过纸绢相承，指为某家数。”他不愿为诸家畦径所束，乃屏去旧习。有问何师？则曰：“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创作来源于意境，而意境则来源于观察，观察实际而不只是纸绢相承。这比之宋代范宽的说法要唯物一些。范语为：“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之物；与其师之物者，未若师之于心。”华山图成，王履诗谓：“昌黎曾到不能画，摩诘能画不曾到……草阁蓬窗且结忘形好，有人问道学谁家，待我寻思却回报。”（画成戏作自庆）。其图诗记后的自跋：“有病余不合家数者，则对曰：只可自怡，不堪持赠。”可见其卓然自信及风趣一般。

王履殁后，为里人祀于乡贤祠。华山图诗记则归藏于里人填海卫指挥武氏家。祝允明（枝山）曾见图盛赞，略谓：“韩公、杜老、潘子、陈先生后，乃始得叟。”（《祝枝山文集》题王安道华山图后）万历初王世贞（1573）借阅于武氏家并请祝氏门人陆治（叔平）临摹廿余幅，且自题画跋，略谓：“游太华山者，往往至青柯坪而止，至韩退之登其巅，不能下，恸哭与家诀，其语闻于人，而仙掌莲花间永绝缙绅先生之迹，而仅为樵子牧竖所有。洪武中，吾州王履安道，独能以知命之岁，挟策冒险，凌绝顶，探幽宅，与羽人静姝问答，归而笔之记若诗，又能托之画，而天外三峰，高奇旷奥之胜尽矣。画册凡四十，绝得马夏风格，天骨遒爽，书法亦纯雅可爱。”（《弇州山人四部稿》题王安道游华山图）清顺治初钱谦益（1649）录其诗百余首，入《列朝诗集》，并为之作传，略谓：“自有华山以来，游而能图，图而能记，记而能诗，穷挽太华之胜，古今一人而已。”

由于华山图诗记，由于王履的艺文诗画的成就，由于历代文人在艺文方面的表彰，因此历代方志都列之于文学艺术传。然而，王履在医学上的成就，以及其对后世医学的影响，应该说更甚于其画艺诗文。明·刘凤《续吴先贤》称：“履思既精，手敏而视远，加之博综方论道术，善为诗文；若医其所究通，后来皆不逮。”正德初王鏊（1506）修《姑苏志》，为王履立传，论评医道画艺至详。嗣后李濂撰《医史》，作王履补传，则悉本之王鏊，仅略有一二文字增损而已。明·焦竑（1616）《国朝献徵录》并收两传，可资查核。

王履的医学著作有《溯洄集》一卷，《标题原病式》一卷，《百病钩玄》廿卷，《医韵统》百卷，另有《小易赋》及《十二经络赋》各若干卷。（清康熙盛符升《昆山县志》）他的医道传其子伯承及门人许谌。伯承于永乐中亦以医道鸣于两京。伯承无子，尽以其术传之婿沈仲实。仲实孙承先亦善医，县令方豪，以其愈母疾，书“助孝”二字赠之。许谌字元孚，博儒书，深造医道，有诗文若干卷，名《野情集》。谌无子，尽以其学授婿陶浩巨源，故巨源亦以医鸣。（昆山新阳合志）

十四世纪中叶，是我国元明之际社会大变动时期，祖国医学经历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就一般意义来讲，这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历史时期；反映这时期医学成就，是出现了一批著名医学家及其著作，他们的医学成就直接影响于明清医学的发展。在明代著名医家中，被载入《明史》且有著作流传，从而对后世医学有影响者，凡十一家：如滑寿（伯仁），葛乾孙（可久），吕复（元膺），王履，倪维德，戴原礼，王纶，汪机，李时珍，缪希雍，王肯堂等。其中为元末明初之际者，即占半数以上，他们且都在江浙一带行医。

1.元代的大统一，结束了从五代以来我国长期分裂的局面，这个从十世纪初开始的被战乱割据的局面，一直延续了四百年左右。我国的南方由于在农业资源上优于北方，故自隋唐时，全国经济重心已渐移向南方。五代以来，北方被落后民族统治以及战乱频繁，大量的人口向南方移动，南方的生产迅速发展，文化科学也获得迅速提高。迄至元末明初，我国的南方也已成为全国医学学术的重心。上述明初著名医家即都行医于江浙，但他们大多是在两宋时，其先辈由北方南迁而定居于江南的。

两宋的医学曾有辉煌的成就：订本草，校医书，铸铜人，置药局，特别是反映丰富的治疗经验的积累，有大量方书以及国家编辑的《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等刊行。迄至元代，我国的南北方在空前规模统一政权的范围内，各民族的医学经验得到了交流；在十二、十三世纪盛行于北方的河间之学和易水之学，于十四世纪初，通过罗知悌、葛应雷等人而渐行于江南。我国的三大发明和医学等科学成就于此先后传入欧洲；东罗马和回回的医药经验也被介绍过来。十四世纪的医学，就是在宋代成就的基础上，吸收了北方刘张之学，以及阿拉伯医药的部分。由于祖国的统一，医学经验的交流，因此在医学思想方面，体现了一种融合的趋势，同时也相应地发展了历史的科学的批判精神。

2.影响于一代医学思想的，还有当时社会的哲学思想。哲学作为一种对客观世界的看法、认识论以及理论的科学，对于医学理论——关于生命的和疾病的本质的解释，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丰富的医学实践，不断为哲学思想提供理论抽象的根据；另一方面，哲学所概括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论，又影响于医学思想和医学实践的发展。

在历史上变乱动荡的时代，唯物的和辩证的思想在现实和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例如，像《阴符经》这样唯物主义的哲学著作，经过宋代理学家朱熹作《阴符经考异》，在元末明初发生巨大的影响。它以五行为五贼，三才为三盗，突出万物相贼相制的一面。“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元末刘基撰《郁离子》因即以“天地之盗”名篇。而此时的医家，对《素问》的“亢则害，承乃制”思想的理解，也突出了其“制则生化”——即体内各机能间的相贼相制，在维持正常生理状态，以及由此确立治疗原则上的根本意义。倪维德用《阴符经》曰：“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故名其眼科专著曰《原机启微》。《阴符经》用“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唯物主义地概括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王履曾用“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来概括其画艺创作理论。

宋代理学的朱熹学派，对此时的医学思想影响很大，他“格物以致知”的治学态度，以及他接受周（敦颐）张（载）以来的朴素的辩证法观点，影响了那时的医学家。陆九渊的“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也使人们的批判精神得到发扬。元·朱丹溪（王履的老师）先儒而后医，曾问学于朱熹三传弟子元代理学家许谦；吕复是朱熹同时的理学家吕东莱之后裔；滑伯仁是刘基之兄。还有他们和葛可久、倪维德等人，又与元末明初的几位史家如宋濂、王祎、戴良、朱右等有密切的交往。这些史家对医学的看法，也有影响于此时的医家。例如宋濂曾谓：“医之为道，难言久矣，非洞明应世群书之得失，尚可与于斯乎？非求之极博，而观其会通，安可遽反于至约之域乎？”（《宋学士全集》）王祎亦谓：“自《内经》以下，藏于有司者，一百七十九家，二百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爰及近时，天下之言医者，非刘李之学弗道也。刘李之法，虽攻补不同，会而通之，随症而用之，不存其人乎？”（《青岩丛录》）因此，像丹溪的老师罗知悌，是“得刘完素之真传，而旁通张从正、李杲二家之说”（戴良《丹溪翁传》）。而朱丹溪更“不自满足，盖以三家之说推广之，去其短而取其长；又复参以太极之理，《易》、《礼记》、《通书》、《正蒙》诸书之义，贯穿《内经》之言，以寻其指归”（同上）。说明当时医家的治学多能博通古今，要通晓历史发展，融会各家成就；欲求融合会通，必有批判，才能去其短而用其长。于是历史的科学的批判精神在医学领域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

3.明初的医学家，就是具体地实践了这种历史的批判的科学精神。例如吕元膺：“其于医门群经皆有辩论，前代名医皆有评骘。”（《明史·列传》）而滑伯仁之著《难经本义》，《四库丛书提要》谓：“《难经》，历代医家多有注释，寿所探摭凡十一家。今惟寿著传于世，融会诸家之说，而以己意折衷之，辨论精核，考证亦极详审。寿本儒者，能通解古书文义，故其所注，视他家所得为多云。”像徐用诚（彦纯）之著《本草发挥》，“取法张洁古、李东垣、王海藏、朱丹溪、成无己之说合成一书。”（李时珍《本草纲目·序例》）其著《医学折衷》：“究探古今作者原意，摭金·刘守真、元·李明之、朱彦修诸氏论集，本于经旨而折衷其要。”（刘纯《玉机微义·自序》）王履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笃志于学，博极群书”。他反对“将相循习而不求”，也反对“舍迩求远，委曲衍说”；主张实事求是；他认为“读书不可先看注解”，而要独立思考；他继承和发展了历史的批判的科学精神，在融会历代医学的成就的基础上，突出地表现了理论上创新的风格。他强调“正名”，重视医学概念的正确运用；注重“必然和偶然”的科学分析；提出“常与变”的概念，初步认识到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在医学实践发展的基础上，深化和丰富了对疾病特殊性的认识。在温病学说方面，他摆脱了传统的关于疾病“由表入里传变”的发生发展观念，因而批判了必须先解表、后治里的陈规，突出地强调“治里热为主”；首次地，在理论上揭露出温热病治疗的特征性规律。他强调求“变”，追求疾病异于“常”的特殊性，不停留于一般的认识，因而在治疗上也反对守常法而不化。在病因学说方面，他提出“天地恶毒异气所中”，脱出一般四气、六气的病因概念。他重视临床，反对侈谈岁运，重视临床证候的综合，反对仅据脉而不及其余。他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对医学发展的历史观，也是比较正确的。《素问》言“人伤于寒，则为病热，言常而不言变”，古代对此只能有一般的概然的认识；“仲景谓或热或寒不一者，备常与变而弗遗也”，说明张仲景时代对疾病的特殊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历史发展了；“仲景盖言古人之所未言，大有功于古人者”，评价历史人物，就是主要看他是否道出了比他以前的人所没有认识的真理。我们今天对王履的医学思想予以高度的评价，亦是这同样的理由。以上这些，显示出王履医学思想的伟大，也正是这些，推动了医学理论的建设和医学批判精神的发扬，直接影响了明清医学的发展。

王履的医学著作，主要为论辩性的医学文字。据顾祺（1503）《昆山县志》隐逸传：“王履有《伤寒三百九十七法辩》，《百病钩玄》廿卷，《医韵统》百卷，其他论辩，莫可殚记，皆发先贤所未发者。”可惜其他著作早已佚失，明·徐春甫（1556）著《古今医统》时已称：“书所存者，惟《伤寒溯洄集》而已。”《医经溯洄集》即仅存的，也是主要的医学理论著作；全集共有论辩二十一篇，二万六千字，给我们留下了王履的宝贵的医学思想。

据《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961）载：《医经溯洄集》一卷，现存最早版本为明初刊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及南京图书馆云。目前通行的为明·吴勉学校刊的《医统正脉》本（1601），全集除目录一页外，正文共71页，合作一册，每页双面，每面10行，每行20字。我院（北京医学院）藏本，版型略小于正脉本，版高16.5厘米，宽单面为11厘米；字体亦殊，全书除目录二页外，正文共82页，每页双面，每页10行，每行17字，全集分装二册，上册连目录外至第36页，下册自第37页迄82页。于第2页目录后空白处，有清·王士祯跋语，略谓：“据李濂《医史》所云，此为元皇庆二年刊本无疑……”同页背面有吴荣光跋，亦作宋元旧本云云。考《溯洄集》原文第八篇（《伤寒三百九十七法辨》）中有称：“元泰定间程德斋，又作《伤寒钤法》……”等语。按泰定年间（1324—1327），王履之师朱丹溪才从罗知悌学医，王履书不能成于泰定之前，而皇庆二年（1313）犹早泰定12年，且更在王履出生前20年；再覆核李濂《医史》亦无著书或刊行年月字样，是则所谓“元皇庆二年刊本”云云，疑属伪撰之语。又据《四库全书提要》称：“李濂《医史》有履补传，载其著书始末甚详。”考《医史》王履补传原文，悉本之于王鏊《姑苏志》，两传均未涉及王履著书始末。李濂《医史》坊间已极罕见，北京图书馆亦仅存日本之抄本一部，可能因此另被人窃取《四库全书提要》此语以作伪，事因涉及王履生平及其著作年代，故不避辞费，略作考辨。

王履著书年代不可能在元代，因文中已有“元泰定”等语，到明代才称前朝冠以元字，一般同在元朝则直称泰定即可。同时也不可能在洪武初（《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作1368年即洪武元年），因为若于此时刊行，则其多数篇章，亦必完成于元季。更有该书第四篇《张仲景伤寒立法考》中，他因有感于“王叔和搜采仲景旧论之散落者以成书，惜其既以自己之说，混于仲景所言之中；又以杂脉杂病纷纭并载于卷首，故使玉石不分，主客相乱”。为此王履准备重新“编类其书”。“然有志未暇，姑叙此，以俟他日。”元末（1356—1368）王履居住的江苏昆山，战事争夺很剧烈，迄1365年朱元璋攻陷平江（吴县），杀张士诚；下庆元（宁波），俘方国珍，始定江淮。说明那时王履的处境是不安定，而不是“未暇”。他有志而未暇的时候，恐怕是主要在任秦府良医正期间，那时环境安定了，但是工作忙了。1378年随朱樉去西安，1383年登华山后，花了将近二年的时间完成华山图诗记，而且是在常犯昏眩的情况下坚持完成的。“时向病隙完未完之图”，那么此时又不是“未暇”而是多病，而病隙则主要致力于华山图诗记。如此看来，《医经溯洄集》可能完成于1383年以前，1370年以后（任秦府良医正）。而其他医学著作则可能成于元季，即他的中年时代，但因战乱的影响，可能由此很早就佚失了。为此可以认为，华山图诗记和《医经溯洄集》是王履的后期作品，一方面表现了他在画艺诗文以及医学理论修养上的成熟程度，一方面也解释了为什么只有这两种成名之作能流传下来；另外可以认为其良医正的职位，才能有机会看到大量古今医籍，才可能促成他的论辩性的医学理论著作的完成。因为宋元时代印刷术虽已应用，但出版事业仍极落后。朱丹溪到44岁那年（1324）才从罗太无处看到河间、戴人、东垣、海藏诸书。在过后的三四十年，情况不可能有明显改善，且在王履中年（25～37岁）战乱连年时更然。在明初，王府收藏书是多的，那时王履也正值学验日丰的39～52岁之间，同时精力充沛，因而表现了成熟的科学分析和批判能力。

我院之藏本与北大藏版相较，两本版型字样悉同，除北大版前缺目录，后缺81、82页，中开有抄记缺页外，亦从37页起分订两册，然则此亦成为现存最早之刊本？再与通行正脉本相较，发现正脉本除偶有改正一二字外，却存在更多错字。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据正脉本影印，于书前有内容简介，但误作“全书共有二十三篇”，并对其错字未能勘误订正，且较正脉本更增错字。因涉及篇幅，仅此提及，以供出版家之参考。

该集所讨论的医经，即《本草》、《内经》、《难经》及《伤寒论》。其评述有关的诸家论点，则涉及汉·刘安《淮南子》，晋·王叔和，唐·孙思邈、王焘、王冰，宋·林亿、韩祗和、庞安时、朱肱、杨介、寇宗奭，金·成无己、刘河间、张洁古、张子和、常仲明、李东垣，元·王好古、程德斋、朱丹溪等廿余家。《四库全书提要》谓：“观其历数诸家，俱不免有微词，可谓少可而多否者；然其会通研究，洞见本原，于医道中，实能贯彻源流，非漫为大言以夸世者也。”这正是王履医学批评的特点和优点，他不是为批评而批评，他的批评只是为了去其短而取其长，正是因为进一步发展医学理论的需要，实事求是地用历史的科学的态度，正确处理继承和批判的关系，从而在融合诸家正确部分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获得了医学理论上创新的成就。

第一，在首篇《神农尝百草论》中，一开始即标示出了他科学的怀疑态度。他说：“《淮南子》云：神农尝百草，一日七十毒。予尝诵其书每至于此，未始不叹夫孟子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王履认为《淮南子》此语，乃属寓言传说之类。因为药物的“愈疾之功，非疾不能以知之，其神农众疾俱备而历试之乎？”同时，药物的“味，固可以尝而知，其气，其性，其行经主治及畏恶反忌之类，亦可以尝而知之乎？”最后，他认为药物有毒，“尝而毒焉，有矣，岂中毒者，日及七十乎？设以其七十毒，偶见于一日而记之，则毒之小也，固不死而可解，毒之大者，则死矣，孰能解之，亦孰能复生之乎？”在这里，难能可贵的是他尖锐地指出：“药物的治疗作用，只有在疾病的特定条件下才能显示；药物作为区别于一般物质，它的特殊性能，只有在机体有了异于正常的疾病状态时，才能被正确地认识。”这一点，我们今天的临床药理工作者，一定能更加体会到这种思想的正确性。

第二，对于生理病理方面，他把《内经》六微旨论的“亢则害，承乃制”的思想，予以唯物主义的改造。他认为这是生理病理的基本规律；他撤开了《内经》该篇及后人之侈谈岁运，而求之于人，结合到人体实际。他说：“亢则害，承乃制之道，盖无往而不然也，惟其无往而不然，故求之于人，则五脏更相平也。”他进一步把《内经》“制生则化”，正确地改造为“制则生化”。突出了体内机能间互相制约，是维持正常生理的主要关键（造化之枢纽）。他认为：“人之气也，固亦有亢而自制者，苟亢而不能自制，则汤液、针石、导引之法，以为之助。”这里，他又高明地道出了：首先是人体本身能够依靠内部存在着的机能间正常的互相制约作用，来克服一时性的不正常（亢），只有当“亢而不能自制”时，机体暂时地丧失或降低了互相制约的调节作用，然后才用得着医疗的手段；而医药手段也只能是“为之助”，即体内有这种机能调节的存在和可能，才能用医药手段去帮助实现此种可能性，而不是越俎代庖，强加干涉，当然更不应该去破坏这种“自制”的调节能力。

第三，王履《医经溯洄集》中最突出的成就，是关于伤寒温病理论的研究。这是一个祖国医学临床和理论上最重要的问题，它不仅在历史上，且在今天的实际临床工作中，仍然同样具有无比重要的性质。这是因为：

（1）伤寒温病这类的传染病，是发病最多，变化最快，因而危害生命最大的疾病。

（2）张仲景的《伤寒卒病论》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这类疾病治疗的典范性著作。

（3）不仅如此，仲景之书，一般犹被视为“方书之祖”。按照我国尊古的传统，无疑地，它具有极高的威信和无比威力，即“后人不能出其藩篱”。但是实践经验和认识是随着历史发展的，于是有了尊仲景和非仲景之争，主要表现为伤寒与温病之争，以及由于尊仲景方为经方，称后世方为时方，开始了经方与时方之争。这个论争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

十二世纪起的宋金元学派论争的局面，即是大规模进行此种辩论的开端。此时南方有朱肱等尊经派的影响。北方则有河间之学的崛起，公开提出“不遵仲景法”，以及易水学派之提出“古方不能治新病”。刘河间用《内经》有关的论点作为他自己的注脚。引《素问》“人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以及《素问》有三篇名为热论、刺热论和评热病篇，各篇中“明言为热，竟无寒理”。是故乃至直认：“六经传受，自浅至深，皆是热症，非有阴寒之病”（《伤寒直格》）。但是，他怎样解释与仲景方法的矛盾呢？第一，他认为古人的说法是概然性的，“以圣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说其大概”之故。第二，认为今昔时代之不同，“此一时，彼一时，五运六气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天以常火，人以常动，动则属阳，静则属阴，内外皆扰，故不峻用辛温大热之剂。”这样的论争，其结果造成了医学思想上一定的混乱。当时“世之所集各异，人情喜温恶寒”；刘河间也担心“恐论者不详，反生疑谤”。然而他究竟还是“论说”了，但是因为他在理论上没有能全面地解答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在一定时期内，产生了像王履所遇到的情形：

“自近代先觉，不示伤寒温暑异治之端绪，但一以寒凉为主，向诸温热之剂，悉在所略，致使后之学者，视仲景书，欲仗焉，而不敢以终决；欲弃焉，则犹以为立法之祖，而莫能外；甚则待为文具；又甚则束之高阁，而谓其法宜于昔，而不宜于今，由治乱动静之殊，治静属水，乱动属火，故其温热之药，不可用于今属火之时。”甚至“或谓今世并无真伤寒病；又或以为今人所得之病，俱是内伤；又昧者，至谓《伤寒论》中诸温药，悉为传经热邪而用者，以三阴经属阴故也；又其太谬者，则曰，论中凡有寒字，皆当作热字看。”王履面临着这样的情形，客观上要求人们用正确的理论来澄清这一系列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重大的任务，王履用了最多的篇章，半数以上的文字（一万五千字），全面地探讨了有关的问题。

“名者实之归，为免乱实，必先正名。”因此，他从《内经》的“四气所伤”讨论入手，分析了《内经》关于春夏秋冬四季伤于风暑湿寒四气而致病的叙述，重点放在“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八字，因为这是伤寒与温病的原始概念以及两者关系的最初记载。他提出了极为科学的名论：“有病因，有病名，有病形；辨其因，正其名，察其形，三者俱当，始可以言治矣。一或未明，而曰不误于人，吾未之信也。”这个关于“有了正确的诊断，才有正确的治疗”的原则性论述，以及关于强调审因、正名、察形，在正确诊断中有机统一的必要性的说明，仍然是我们今天应该服膺的准则。

关于其对伤寒、温病的理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认为：“伤寒，此以病因而为病名者也；温病热病，此以天时与病形而为病名者也。”换言之，即他根据《素问·热论》篇的“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为病温，后夏至日为病暑”以及仲景《伤寒论》的“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作为概括伤寒温病的定义，并根据王叔和《伤寒例》作为伤寒温暑之鉴别：“冬令严寒……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至春发为温病，至夏发为暑病。”因而作出“仲景书专为即病之伤寒，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的结论。他的论据是“证之夫仲景之书，三阴经寒证，居热证十之七；彼不即病之温暑，但一于热耳，何由而为寒哉。”认为正由于“后人以仲景书通为伤寒温暑设，遂致诸温剂皆疑焉而不敢用。”因为韩祗和、刘河间都以温暑作伤寒立论，故祗和感桂枝汤之难用，河间则谓“夏热用麻黄桂枝之类热药发表，须加寒药”，并均谓系今昔之世不同，实则“苟悟夫桂枝麻黄汤本非治温暑之剂，则群疑冰泮矣。”

他说：“虽或者行桂枝麻黄于春夏而效，乃是因其辛甘发散之力，偶中于万一，断不可视为常道而守之；彼冬时伤寒，用辛凉发表而或效者，亦偶然也。”对此，他又进一步概括成科学分析的原则性论述：“凡用药治病，其既效之后，须要明其当然与偶然，能明其当然与偶然，则精微之地，安有不至者乎。”科学地进行临床疗效分析，这对于我们今天，无论在选择试用新药的研究上，或在整理研究祖国医学方面，都是必须严肃认真遵守的基本要求。

温热的特点是什么呢？除了伤寒为“即病”，温暑是“中而不即病”者外。伤寒有一个从表而始，由表入里，由浅至深的发生发展过程；而“温病热病，若无重感，表证虽间见，而里证为多。斯时也，法当治里热为主，而解表兼之，亦有治里而表自解者。”因为温热病是“怫热自内而达于外，故非辛凉或苦寒或酸苦之剂，不足以解之。”于此，他正确地解答了为什么“仲景桂枝麻黄等汤，独治外者之所以不可用，而后人所处的双解散、大黄汤、千金汤、防风通圣散之类，兼治内外者所以可用”的问题。这里，他的最大贡献在于：肯定了温病的临床特点：①发热（大多数的传染病都有发热的临床表现）；②不即病（隐含有潜伏期的初步含义）；③里热为主，没有或很少有表证（否定了传统的关于疾病由表入里，依次相传的机械陈旧看法）；④从而直捷地指出温病的治疗原则是：治里热为主，应用寒凉以清热（包含了近世抗生素的病原学治疗萌芽，因为近代科学研究证明，中药之属于寒凉清热之剂，大多被发现具有不同程度的“植物性抗生素”作用）。

至于“冬伤于寒”，是否一定“春必病温”呢？他认为“读者当活法，勿拘执”，《素问》中常有必字，不能作机械的理解，认为即是一定不易者。首先，他认为病因之作用于人，“人岂能于未发病之前，预知其客于何经络，何脏腑，何部分，而成何病乎？及其既发病，然后可以诊候，始知其客于某经络，某脏腑，某部分，成某病耳。”其次，病因之作用于人，“有当时发病者，有过时发病者，有久而后发病者，有过时之久自消散而不成病者”。这是因为“邪气之传变聚散不常，及正气之虚实不等故也。”这些看法，也是很辩证的。“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是一般的概然的提法。病因作用于人后是否发病，以及发病于哪部分，决定于病因的致病力和人体抵抗力（免疫力）这两方面的特殊性。及其发病之后，根据临床证候的诊断才能了解是得了什么病，病在哪部分。人们不可能在尚未发病或不发病时，即没有临床证候可以凭藉的情况下来判断是否发病或发病于哪部分。他说：“世有太素脉法，虽或预知死亡之期，然亦是因诊之昭著而始能知耳。”因此“假如过时之久自消散而不成病者，人亦能知乎？”他强调“因病知原”，反对侈谈岁运者机械地理解和唯心地推断，要求重视临床证候的分析，实事求是地剖析疾病的临床特点，作出正确的诊断。这样的看法，也是很科学的。最后，他对于张仲景书作为“方书之祖”的评价，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的论述：①关于内伤：东垣《内外伤辨》略谓：“外伤风寒客邪有余之病，当泻不当补；内伤饮食劳役不足之病，当补不当泻。”王履认为“自此论一出，而天下后世始知内外伤有所别，而仲景之法，不可例用矣。”②关于外感，认为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是则温暑及时行寒疫温疟风温温毒温疫等，决不可以伤寒六经病诸方通治。”至于“彼时行不正之气所作，及重感异气而发者，则又当观其何时何气，参酌伤寒温热病之法，损益而治之，尤不可例以仲景即病伤寒药通治也。”但是他也反对刘河间之只据《素问》而几乎全盘否定仲景的看法，王履认为“《素问》之谓人伤于寒，则为病热者，是言常而不言变，仲景谓或热或寒不一者，备常与变而弗遗也。”又“《内经》所叙三阴病，一于热者，言其常也，仲景所叙三阴病，兼于寒热者，言其变也，故仲景盖言古人之所未言者，大有功于古人者，虽欲偏废可乎。”给予仲景以一定的历史地位，不割断历史，不一概抹杀。

第四，关于疾病发生的总的认识，王履认为“凡病之起也，多由乎郁”。这里，他同样卓越地把《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有关五郁的论述，从五运六气中解脱出来，予以唯物主义的改造，成为关于疾病发生与治疗的总的论述。

李东垣解释内伤发热认为：“饮食劳倦伤而内热者，乃阴火乘其坤土之位，故内热以及于胸中。”王履认为“内热之作，非皆阴火也，但有郁，则成热耳。”他引用《素问·调经论》关于内热发生的学说：“阴虚生内热，奈何？岐伯曰：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进一步解释为：“有所劳役者，过动属火也；形气衰少者，壮火食气也；谷气不盛者，劳伤元气则少食气衰也；上焦不行者，清阳不升也；下脘不通者，浊阴不降也；上不行下不通则郁矣，郁则少火皆成壮火；由胃居上焦下脘两者之间，故胃气热，热则上炎。故熏胸中而成为内热也。”关于外感：伤寒三阳之病，“其寒邪之在太阳也，寒郁其阳，阳不畅而成热，阳虽人身之正气，既郁则为邪矣。苟或不汗不解，其热不得外泄，则必里入，故传阳明少阳而或入腑也。”冬伤寒，春为温病者：“盖因寒毒中人，阳受所郁，至春其人身受郁之阳，应时而外发，故为温病。”这样无论是外感内伤，伤寒温病，其发病“多由于郁”。“郁者，滞而不通之义；或因所乘而为郁，或不因所乘而本气自郁，皆郁也。岂惟五运之变而使然哉。”由此看来，王履的疾病发生观，主要是继承和统一了河间、丹溪的学说，且是更勇敢地摒弃了运气学说的影响，提取其中合理的因素，归结而为：“病之起也，多由于郁，阳气受郁为热，少火变为壮火，于是亢则害矣。”

反映在治疗观点上，归结为：外感伤寒宗仲景法；温病热病治里热为主；内伤虚证则调食欲，适起居，澄心息虑，从容以待真气之复常，或以药扶助之。木郁达之（轻扬升发举散），火郁发之（发汗升阳散火），土郁夺之（攻下劫而衰之），金郁泄之（渗泄利小便疏通其气），水郁折之（制御伐挫渐杀其势），如此邪去，然后调其正气以复其常。可以看出王履的治疗学观点，是融合吸收了仲景及金元四家的长处，继承其中的成就，克服了各家的偏颇。但他又不是泛泛至此而已。他也有一个中心思想，像河间之重心肾，东垣之重脾胃，子和攻邪，丹溪养阴。他的重点在心肾，认为它是生命活动最重要的根本的所在。心是火之原，阳气之根；肾是水之主，阴气之根。阳胜而热，阴胜则寒。对于一般的偏寒偏热治疗并不难，及至发展到“积热沉寒”，一般的寒热药，脏腑习熟药都不能取效。当然这样的“积热沉寒”，不应该多见，“然而数见者，得非粗工不知求属之道，不能防微杜渐，遂致滋蔓难图以成之。”“属犹主，谓心肾也。”《素问·至真要大论》：“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王冰注此“言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故曰求其属也。脏腑之源，有寒热温凉之主。取心者不必齐以热，取肾者不必齐以寒，但益心之阳，寒亦通行；强肾之阴，热之犹可。”王履极赞王冰注此语，认为“混乎千言万语之间，殆犹和璧之在璞也，其至久湮，岂过焉者，石之而弗鉴乎。”一方面他批判了王冰注之如璞，一方面盛赞此语之犹和璧，又概乎长时期来未被人们所认识。经此表彰，极影响于后世医学思想。像进而至于赵养葵、张景岳等发展为命门真阴真阳学说，极大地推动临床医学的发展。但是王履还不是一般地提到心肾，他不同于刘河间的重心肾主在泻火。他的“泻南方补北方论”，引用了《难经·七十五难》之论，当肝实肺虚时，用泻火补水之治，他认为“其要又在于补水”。他不同意“独泻火而不用补水，或泻火即是补水”之说。同时认为：“虽苦寒之药，通为抑阳扶阴，不过泻火邪而已，终非肾脏本药，不能滋养北方之真阴。”如此看来，王履不仅在接受刘河间以来的泻火为主的治疗成就，因而在理论上开创了温热病以清里热为主的重要原则；并在继承其老师朱丹溪的“阳有余阴不足论”的基础上，更突出地强调滋肾真阴，以及滋水重于泻火的观点。就这两方面的理论阐发，极大地影响了明清医学的发展，特别是对于温病学派的主要治疗原则（清热解毒养阴）的奠定，开始给予明确的概念，或予以此种思想的萌芽，像关于解毒的治疗思想，王履在讨论仲景的“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时，认为此是由于“感天地恶毒异气”所致。这个明确的关于“恶毒异气”的病因观，已经超越了陈旧的四气（风暑湿寒）及六气（加燥火）之说，并且可能影响或成为后来解毒治疗思想的先导。

第五，王履重视正名，重视临床概念的正确理解。他因此曾对四逆、厥、呕、吐、干呕、哕、咳逆等临床症状予以分析讨论，批判了成无己的“厥者手足冷；四逆者四肢不温，非虚寒之证，与厥相近而非”的解释，也批判了孙思邈等误以哕逆当咳逆，东垣之以干呕与哕等同。又作《中暑中热辨》，批判洁古、东垣辈以静动所得而分暑热的论点。王履认为那种“避暑于深堂大厦，得头疼恶寒等症，盖亦伤寒之类耳，不可以中暑之名”。因此，“所谓静而得之之症，虽当暑月，即非暑病，宜分出之，勿使后人有似同而异之感。”说明他重视临床分析，反对把天时季节因素作机械地理解。其次对于中暑和中热，正确地指出“其实一也”，而多发生于劳役之人，是由于“劳役则虚”之故，“不虚则天令虽亢，亦无由以伤之”。与讨论“冬伤于寒”是否一定“春必病温”一样，平易地批驳了侈谈运气进之过分夸大天时气运外因在疾病发生上的作用。

其他，如作《中风辨》，对河间、东垣、丹溪所提出的不同于《内经》、《金匮》、《千金》之病因说，认为这个争论应该拿到临床证候的分析方面来解决。“风火气湿之殊，望闻问切之异，岂无所辨乎？”因而提出“辨之为风，则从昔之治；辨之为火、气、湿，则从三子以治。”在《二阳病论》中，他一反诸家之委曲衍说，对“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的解释直接而真切。二阳是指胃肠，胃肠有病而严重地影响饮食消化和吸收时，则“心脾既无所资，则无所运化以生精血”；因此对于男子则表现为“少精”，对于女子则表现为“不月”。对于小便是怎样形成的？在《小便原委论》中，他怀疑了《灵枢》以及王冰、杨介等关于小便是由饮水下至肠间，水分渗灌于膀胱而成的，这样简单的机械的泌别论。认为《素问》的“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的说法比较正确，而不是简单地由肠分泌到膀胱即成。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他科学的求实精神。

王履在他二万六千字的医学论文集中，对祖国医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他朴素的求实的作风，科学的怀疑态度，历史的批判的方法，作为历史的主流为后世医家所继承。①是认真深入地研究前辈成就，这主要表现在对《伤寒论》的研究上，影响于明清的“伤寒学”以很大的发展，历史的批判的科学精神得到发扬，因而产生了不少有价值的作品。②是在继承历史成就基础上创新的风格，其主要影响，表现在对“温病学”之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以及它的丰富和提高；和关于真阴真阳学说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了明清时代祖国医学在临床和理论上两大新的主要成就。

他对《伤寒论》的怀疑和批评，遭到一些尊经泥古的保守派的非难。日人望元英（1752）谓：“王履曾云，叔和编次，功过相半。又云更欲重修编次，有志未果。自此言一出，末学之徒，妄改编次，作注脚，动残害古经。乃若《尚论》、《条辨》、《后辨》、《集注》、《绪论》、《缵论》、《三注》等者，杜撰拙陋，皆入履之彀中。”（《医官玄稿》）

明·方有执（1592）的《伤寒论条辨》是第一个实践了王履重新编类的意愿。“《条辨》其版大约毁于明季兵燹，清初喻嘉言（1648）颇采掇其说，更下己意，作《伤寒尚论篇》，盛行于世，而方氏之书转微。”（严式诲重刻伤寒论条辨序）之后张石顽（1667）又有绪论缵论之作，略谓：“昔王安道尝有志类编而未果，至今犹为惋惜，因是不揣固陋，勉图排缵，合为缵绪二论。缵者祖仲景之文，绪者理诸家之纷纭而清出之，以翼仲景之法。”至于像程应旄的《后条辨》（1670）：周扬俊的《伤寒论三注》（1677），以及张志聪的《伤寒论集注》（1683）等各都有发挥。钱潢有《溯源集》之作，对叔和、无己亦有批评，略谓：“坏病无从安置，疑为久远遗失；温病不知方法，谓非作者所长，致使后人不知随证之治，而坏病遂无治法；概以麻黄桂枝治温，而温病每致云亡；凡此皆叔和编次之失，无己注释之病也。”又柯琴作《来苏集》亦批评：“前此注疏诸家，但随文敷衍。如三百九十七法之言，既不见于仲景之序文，又不见于叔和之序例，林氏倡于前，成氏程氏和于后，其不足取信，王安道已辨之矣，而继起者，犹琐琐于数目，即丝毫不差，亦何补于古人，何功于后学哉！”

王履的关于“天地恶毒异气”之病因说，为明末吴又可（1642）著《温疫论》作进一步发挥和肯定，他明确提出：“夫温疫之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并谓：“仲景虽有《伤寒论》，盖为外感风寒而设，故其传法与温疫自是迥别。嗣后论之者数十家，皆以伤寒为辞，其于温病证而甚略之。”从而明确地企图从病因角度，从根本上来区别伤寒与温病的差异。

若谓《褚氏遗书》引《伤寒篇》之“春温夏疫，内证先出”（审微篇），是关于温病临床特征的早期记载，因而认为王履的“温病热病，里证为多”不是倡论。但王履却是更明确地提出它，并且相应地指明“法当治里热为主”。因系“怫热由内达外”，故应用“辛凉苦寒酸苦之剂”。比之《褚氏遗书》的词简意晦，当是对后世的影响更大。

接受这一点的最突出的代表，是余师愚的《疫疹一得》（1794），他创制了著名的“清瘟败毒饮”，坚守“不论始终，以此为主”。可以说他是具体实践了和贯彻了王履所提出的温病特征性治疗的原则，因而获得了极高的疗效。

其次，王履所提及的“伤寒与温病热病，其攻里之法，若果是以寒除热，固不必求异，其发表之法，断不可不异也。”即是说如果温热病而“有恶风恶寒表证者，用辛凉解散，庶为得宜，勿泥于发表不远热之说”。虽然，王履所揭示出的主要是“温病热病，若无重感，表证虽间见，而里病为多”，并且特别提出“斯时也，法当治里热为主，而解表兼之”，更指明“亦有治里，而表自解者”，但是由于对传统的“由表入里”的疾病发生发展观的根深蒂固，因此在温病治疗学方面，只有少数像余师愚辈能明确地继承“清里热为主”的特征性治疗原则。而一般的温热家，仍未能摆脱“由表入里”的疾病传变观，只是在解表方面，继承了辛凉解散以别于伤寒的辛温解表，叶天士的卫气营血学说，和吴鞠通的三焦学说就是主要的代表，并且因此加重了“由表入里”的疾病传变观的巩固地位。而以后的王孟英和雷少逸等提出的伏气温病说，虽承袭“怫热自内达外”的观点，但也仅是与外感温病相并列，而并不能如王履尖锐深刻地揭示出温病发生发展以及治疗的特征性规律，彻底摆脱陈旧的机械的“由表入里”的传变观点。

为王履所表彰的“泻南补北”说，可能在根本意义上构成了温病治疗的两大基本原则（清热和养阴）。温病养阴之所以联系到“真阴”，其原为《内经》“藏于精者，春不病温”的论述。为王履所表彰的“真阴真阳”说，在明代发展和改造成为“命门学说”，不仅对于内伤虚劳疾患的理论和临床具有重大意义，对温病的滋阴疗法的应用，至少是在理论上起到了提示的作用。除了“恶毒异气”说影响于温病解毒学说，这些都是比较间接的，以及有多方面的因素，亦不都主要由于王履医学思想的单独的影响，但也应恰当地指出这些认识，在祖国医学理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点滴的部分作用。

最后，关于其他人对他的评价，日人望元英的尊经保守已如上述。而喻嘉言谓其“并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亦窃疑之……虽有深心，漫无卓识，亦何足取。”（《尚论篇》张仲景伤寒论大意）以及陆九芝谓其“治寒用辛甘温，治温用辛凉苦寒酸苦者，其说自可为经。然但见论中有桂麻姜附，不见论中有芩连膏黄者，不意即始于安道也。”（《世补斋医书》卷九）一般地说来，都是由于过分地尊崇张仲景，故异其趣，至于“汪必易作伤寒三说解，攻击其非，多自以为是，殊失其当，更无足取也”（《中国医学大成总目提要》）。望元英又谓：“履云：运气七篇者，自是出于二人之手；卓识哉。”（《医官玄稿》）王履对于运气学说虽未作专题正面的批判，但他在讨论医学理论时，都表现了已是从实际否定岁运，重视临床。至后，万密斋、缪希雍等都比较系统地论辩运气学说之非，明代的医家比之金元，更加摆脱了运气学说的影响。

王履是六百年前的医学理论家，他以朴素的求实的作风、科学的怀疑态度和历史的批判的方法，对祖国医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重视医学概念的正确运用，注重临床疗效的科学分析，提出常与变的概念，重视对疾病特殊性的认识。认为医药的手段是帮助恢复人体本身具有的机能间互相制约的调节作用，药物的治疗作用，必须在疾病的特定条件下才能被正确地认识。他重视临床证候的分析，反对侈谈岁运者对时气因素作机械地理解和唯心地推断。在温病学说方面，他摆脱了传统的“由表入里”的疾病传变观，指出温病以“里热为主”的临床和治疗的特征性规律，提出了异于传统的四气六气病因说——“天地间恶毒异气”。他科学地研究《伤寒论》，推动了明清“伤寒学”研究的发展；他对温病症治的创见，极大地影响明清“温病学”的成长。他继承了传统的历史的批判精神，正确地解决了继承与批判的关系，在融合各家所长的基础上，获得了理论上创新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