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

医学（世界Ⅲ），是医学工作者（世界Ⅱ）在其同医学对象（世界Ⅰ）的相互作用中，经历长期历史积累发展的精神产物。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中医学对象这个“本”，决定着中医学这个“道”，也决定着中医工作者之所以为中医。

中医学的对象领域是：人的自我的“生生之气”，在其与环境非我的“利害药毒”相互作用中，表现为健康和疾病互相转化的过程，是天人之际的健病之变，并不局限在疾病实体。

医者的“医，治病工也”。强调“上工治未病”，以养生保健为先。“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

医术的“医，乃仁术”。《周礼》规定“医师……聚毒药以共医事”，要求能动地化害为利以帮助养生保健，化毒为药以帮助治病康复。《汉书·艺文志》归纳：“方技者，皆生生之具”；中医药是作为对人的生生之气的生命活动生存健康发展服务的方法技术工具。

医学的“医者，意也，在人思虑”，是一种意向性思维的实践观念。中医学就是一门“究天人之际，通健病之变，循生生之道，谋天人合德”、健康生态的生生之效的实践智慧学。

中医学作为生生之道：

1.是关于养生保健治病必求于本的生生之道。

2.是辨证论治的以发现发展人的生生之气为主旨的生生之道。

3.是聚毒药以供医事的将之转化利用为生生之具的生生之道。

4.是谋求实现天人合德生态共演的生生之效的生生之道。

中医学的生生之道，要求：

从医学对象的层次和关系的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地去发现人的生生之气，

有的放矢地去发展人的生生之气，

讲求实效地谋求实现天人合德的生态共演：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

1.“视其外应”，从医学对象的层次关系的实际出发：

“究天人之际”的相互作用。“明物我之分”的层次关系。

2.“实事求是”，从天人之际相互作用的界面效应中，发现证候反应的功能目标动力学：

“通健病之变”主体反应的目标动力。

“识利害药毒”环境变量的互相转化。

3.“有的放矢”，通变合和地循养生保健治病必求于本的生生之道：

“辨证论治”要发现和发展人的生生之气。

“聚毒药以供医事”转化利用为生生之具。

4.“讲求实效”，通过助人生生之气的发展人的自我健康能力和自我痊愈能力，由此发展对环境利害药毒的识别能力和转化利用能力，谋求实现天人合德生态共演的生生之效。

人的生生之气，是人作为一个主体性开放系统的、流通自组演化的目标指向过程及其稳态适应性调节的能力，也就是人的自我健康能力和自我痊愈能力。这是中医学养生保健治病必求于本的目标对象，也是具体识别环境利害药毒的取舍标准，以及对之转化利用为生生之具的聚合规则的主体价值标准。

人的生生之气的主体开放流通自组演化调节能力，表现在“天人之际”的相互作用中：

1.依靠“形者生之舍”的整体边界屏障功能；

2.实行“升降出入”有控制地主体性开放；

3.主体性地将“形而外”的环境非我吸收利用；

4.进入“向人生成”的流通自组演化过程；

5.实现“阴阳自和”的稳态适应性目标调节；

6.发动“亢郁旺气”的功能亢进抗病反应；

7.从而保证“形而内”自我的“生化之宇”的生存健康和发展。

人的生生之气的主体性开放流通自组演化调节能力，是中医药之作为“生生之具”的作用对象和依靠对象，是中医药之所以取效的依靠力量。离开了人的生生之气，也就无法显示中医药的疗效和无法说明中医药的疗效之理。

人的生生之气的自我健康能力和自我痊愈能力，是中医学之作为“生生之道”的目标对象和发展对象，是中医学之所以持续存在和得以继续发展的根据所在。离开了人的生生之气，离开了养生治病必求于本的目标对象和发展对象，也就失去了中医学继续存在和发展的根据。

人的生生之气的自我健康能力和自我痊愈能力，是中医学研究者要努力把自己成为“苍生大医”的服务对象和学习对象，是中医研究者能否成为真正中医的试金石。离开了人的生生之气这个养生治病必求的“本”，也就不可能继续还有真正中医的存在。

是故，中医学之道的“道不远人，以病者之身为宗师”。

中医学之道，根本在学人！

向自己的服务对象学习，

向医药的依靠对象学习，

向医学的发展对象学习，

在养生保健治病的实践中学习，

在实践中求发展。

医学，根本上是人学！

中医学对象是“天人之际的健病之变”。天人之际是中医学对象的层次和关系的实际，是人的“生生之气”作为主体性开放流通自组演化调节的目标动力系统，在其与生存环境的“利害药毒”相互作用中的健康和疾病互相转化的过程。中医学正是通过“天人之际”相互作用的有关出入信息去认识人的生生之气的健病之变，并由此而具体识别环境非我的利害药毒。中医学又是使用环境非我物质将之转化利用为医药手段，通过“天人之际”的相互作用去实现养生保健治病的功能目的。为此，什么是有利的养生因素？什么是有害的致病因素？什么是有效的治疗因素？正确地识别利害药毒，成为医学的首要问题。

相传的神农时代“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史记·三皇本纪》）。由于“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 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淮南子·修务训》）。正确地识别利害药毒，令民知所避就，成为医学的首要任务。

《周礼》的“医师……聚毒药以共医事”，要求在识别利害药毒“令民知所避就”的基础上，还应该能动地化害为利和化毒为药，转化利用来作为医药手段。因为实践表明，环境因素的“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吕览·尽数》）。没有什么绝对的毒，也没有什么绝对的药；没有什么绝对有利的养生因素，也没有绝对有害的致病因素。“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事物的“特性就是相互作用本身，事物离开相互作用就什么也不是”。“莫道琴上有琴声，放置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什么是具体识别利害药毒的取舍标准？什么是对之转化利用为医药手段的聚合规则？由此提出了：故凡养生，莫若知本（《吕览·尽数》）和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理论要求，这是实践的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标志。

养生治病必求于本，必须从对象层次关系的实际出发，从天人之际相互作用的实际出发，必须从人的生生之气的状态变量及其相应的环境变量的关系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从出入信息的“证”，去发现和发展人的生生之气这个本。因为，环境变量的利害药毒，只是在同人的生生之气的相互作用中，在人的生生之气的主体性反应的状态变量中才显示其利害药毒的特性，离开了与人的生生之气的相互作用，就什么也不是。

“证”，证候，形证，证据，验证；是中医学对象的“天人之际中人的生生之气的健病之变”的出入信息。

“证”，是中医辨证论治的核心概念和逻辑起点，是中医学养生治病必求于本的生生之道的认识和实践的出发点；是中医学“视其外应”的诊察对象，又是中医养生治病实践手段的作用对象，是中医观控对象的定位所在。因为，出入信息的证，它发生在天人之际相互作用的界面，发生在人的整体边界；人的主体性反应的状态变量发生于此，环境非我的利害药毒作用于此。

“形者生之舍也”的整体边界屏障，从这里区分开：内和外，人和环境，自我和非我，即“形而内”的是人的自我的“生化之宇”，“形而外”的是环境非我的利害药毒，即从根本上区分了人与天，自我与非我，生命和物质。人的整体边界屏障功能控制着出入交换的开放度，顶住外部非我的压力，保证着人的自我完整性，从而使形而内的生化之宇的整体层次，能够在与形而外非我的利害药毒的相互作用中，保持主体性的地位和个体性的特征。整体边界形成之日，也就是系统发生之时；相反地边界的消亡意味系统的离散：“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阴阳离决，精气乃绝”，是生命本质的“主体开放流通自组演化调节”内容的丧失。

中医对整体边界屏障功能的重视，提出了腠理、大表、藩篱等概念。认为疾病是环境非我的“客气中人”，以内陷直中之为逆；故对外感病主张透邪出表的给出路政策，不主张长驱直入地关门打狗式的直接对抗。在长期针灸推拿实践中发现，作用于体表可影响内藏，作用于局部可影响远隔部位乃至整体，由此作出经络腧穴等重大发现。

人的整体边界上有关健病之变的出入信息的“证”，包括了“人”的主体性反应的状态变量和“天”的环境变量。人的生生之气的健病之变的状态变量中包括：生理性的“藏象”反应，病理性的“病形”反应，药理性的“疗效”反应，以及这三者之间的互相转化。相应的环境变量中包括：有利的养生因素，有害的致病因素，有效的治疗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转化。

由此，辨证论治的“证”，反映了中医学对象的层次和关系实际，反映了天人之际相互作用的实际；一方面是人的主体性反应状态变量的证，另一方面是相应的环境非我利害药毒的证。状态变量中不只局限于“病形”的证，还包括“疗效”反应的证和生理反应“藏象”的证。环境变量的证中，不只局限于致病因素的病因的证，还包括相关的治疗因素的证和养生因素的证。

天人之际相互作用中人的主体性，体现为“证”的主体性：

1.环境非我利害药毒等“对生命体发生影响的东西，都是由生命体独立地决定、改变和改造着的东西”（黑格尔）。

2.这是因为“只有有机体才独立地起反应，新的反应必须以它为媒介”。因为“机械的、物理的反应，随着每次反应的发生而耗尽了。化学的反应改变了反应的物体的组成，并且只有在给后者增添新量的时候，反应才能重新发生。只有有机体才独立地起反应，而不像在低级阶段那样（外部刺激）直接发生作用，所以在这里有机体具有独立的反应力，新的反应必须以它为媒介”（恩格斯）。

由此，状态变量的证，是人的生生之气的主体性反应的证，包括生理反应“藏象”的证，也包括病理反应“病形”的证，更包括药理反应“疗效”的证，都是人这个有机体主体性独立地起反应。由此，环境变量利害药毒的证，无论是养生因素的证，治疗因素的证，致病因素的证，都不过是在与人的生生之气的相互作用中，这些对生命体发生影响的东西，都是由人的生生之气独立地决定、改变和改造着的东西。

辨证的任务：

1.从状态变量中识别健病之变。

2.由此及彼地“因发而知受”，从状态变量的健病之变，去识别相应环境变量的利害药毒。

3.去粗取精地“知丑，知善”，从致病作用中去发现其可被利用的治疗作用，以备化毒为药。

4.去伪存真地“知病，知不病”，从“病形”反应中去发现其背后隐藏的生理功能。

5.由表入里地从“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即从出入信息去发现其中介主体。

状态变量的证，不只是“病形”反应的证。养生也要辨证，这是生理反应“藏象”的证。治病不仅要辨“病形”的证，还要辨“疗效”的证。因此，辨证的第一步是识别：藏象—疗效—病形，以及把握这三者之间的互相转化。

环境变量的证，决定于状态变量的反应结果。什么是致病因素？只有“因病始知病源之理”（王履）。

什么是治疗因素，其具体的“愈疾之功，非疾不能以知之”（王履）。

什么是养生因素，只有“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吕览·尽数》）。

环境变量之为利害药毒，完全取决于人的生生之气对它们的主体性反应具体结果；因为环境变量的利害药毒对人的生生之气“发生影响的东西，都是由人的生生之气独立地决定、改变和改造着的东西”。

因此，环境因素的“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从致病作用中去发现其可被利用的治疗作用的“知丑，知善”，这种对环境因素的积极态度，正是为“聚毒药以供医事”，将之转化利用为“生生之具”创造必要的前提。从而有《淮南子》的“天下之物，莫凶于溪毒，然而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有孙思邈的“天生万物，无一而非药石”的壮语。

状态变量中的“病形”的证，是“五脏发动，因伤脉色”的证。因为“非其位则邪，当其位则正；邪则变甚，正则微”（《素问·六微旨大论》）。所以“善者不可得见，恶者可见”（《素问·玉机真脏论》）。生理功能在平时不易被发现。往往是在病理状态下，由于出现功能亢进（邪则变甚的非其位）时，才能发现和认识隐藏在病理现象背后的原有生理功能（当其位则正的正则微）。从病理中发现和认识生理，从非其位的邪则变甚的功能亢进的病理，去发现发掘其“当其位则正”的正常生理功能，是辨证诊断认识的又一重要任务。

对环境变量的“知丑，知善”，称之为“去粗取精”，是指发掘其治疗作用的积极面。

对状态变量的“知病，知不病”，称之为“去伪存真”，就在于人们对功能亢进的“病形”反应，往往视之为消极的病理破坏，视之为治疗的对抗压制对象；不容易将它如实地看做是由“五脏发动”的功能亢进的“正祛邪”抗病反应；不容易将它视为因势利导的依靠对象。

“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是辨证求本的诊断认识要求，包括养生莫若知本的发现“人体正气”的自我健康能力，治病必求于本的发现“病人正气”的自我痊愈能力。这是从健病之变的出入信息去发现人的生生之气这个中介主体。包括“观其脉证，知犯何逆”；“谨守病机，各司其属”；这是从“粗守形”到把握“上守神”，“由实知虚”地从抗病反应去发现其自组调节。

辨证求本是对人的生生之气的理论模型建构，包括人体正气的“正”，是人的自我健康能力的理论模型；病人正气的“症”，是人的自我痊愈能力的理论模型。

1.人体正气的“正”，是形气神三者的统一

“形者生之舍也”，是整体边界屏障功能和界面全息效应，它以和为贵；“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

“气者生之充也”，是主体性开放的流通自组织演化，它以通为顺，“气止则化绝”。

“神者生之制也”，是对流通自组演化过程的稳态适应性目标调节，它以稳为健，“神去则机息”。

2.病人正气的“症”，是正虚、邪实、传变三要素，是“虚实之变”。疾病是“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是“邪气盛则实”和“精气夺则虚”的对立统一。虚实之变是关于自组织演化调节发动的正祛邪抗病反应的传变时态特征。

正气虚，正气主要指五脏阴阳对气血津液流通自组演化的目标调节，“虚”指失衡为虚和不足为虚，即五脏阴阳调节的失衡为虚，气血津液流通自组的不足为虚。

邪气实，是指“非其位则邪的邪则变甚”，是原有功能亢进的正祛邪抗病反应的发动，是亢则为邪和郁则为邪。“亢”指五脏阴阳调节失衡的正反馈放大反应：阳盛则热，阴盛则寒等；“郁”指气血津液的流通障碍：气郁，血瘀，津聚为痰等。邪气盛则实是由精气夺则虚发动的，所谓“五脏发动，因伤脉色”：如“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寒收引，皆属于肾”；“诸热瞀瘛，皆属于心”等。因此要求“谨守病机，各司其属”，即从邪实以求正虚这个根本。

传变时态，虚实之变的由流通自组演化调节发动的功能亢进的抗病反应的传变时态，历代如《玉机真脏论》的：

“风者百病之长也，今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或痹，不仁，肿痛。……

弗治，病入舍于肺，名曰肺痹，发咳上气。

弗治，肺即传而行之肝，病名曰肝痹，一名曰厥，胁痛出食。……

弗治，肝传之脾，病名曰脾风，发瘅，腹中热，烦心出黄。……

弗治，脾传之肾，病名曰疝瘕，少腹寃热而痛，出白，一名曰蛊。……

弗治，肾传之心，病筋脉相引而急，病名曰瘛。……

此病之次也，然其卒发者，不必治于传，或其传化有不以次。不以次入者，忧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

急虚，身中卒至，五脏绝闭，脉道不通，气不往来，譬于坠溺，不可为期。”

在外感病，有《伤寒论》的六经传变，温病学提出的三焦传变、卫气营血传变，以及病邪间的传变。

在内伤病，则有阴阳之变，五脏之变，气血津液之变，以及经络传变。

中医对疾病的辨证诊断要求回答虚实之变，回答证候反应的目标动力学，即证候作为主体性反应的目标指向过程，它要干什么？到哪里去？谁发动的？目前处于什么发展阶段的时态特点，依此作为因势利导的依靠对象。

辨证与辨病，在务本论道上不同的旨趣和指向，在于不同的目标对象选择和不同的认知方向：

辨证求本的养生治病必求于本的“目标动力性实践”中，

在天人之际中“以人为本”，（人的自我生化之宇为本，环境非我利害药毒为标）。

在医患关系中“病人为本”，（病人为本，医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

在正邪相争中“正气为本”，（正气为本，邪气为标；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在神形统一中强调“上守神”（粗工守形，上工守神）。

鉴于人的正气的生命活动，是自组演化调节“神转不回”的时间不可逆性目标指向过程，故辨证求本的认知方向是向前、向上、向内地去发现证候反应的功能目标动力学。

辨病求本的识病必求于本的本质原因性认识中，

重视环境致病因素的“以邪为本”，

重视医生诊治手段的“以工为本”，

重视微观形态结构的“上守形”，

重视环境非我物质世界的科学。

它信奉溯因分析的认识论，微观实体本质论和线性因果决定论；认为是致病因素决定疾病的性质，病理变化决定疾病的转归。故辨病求本的认知方向是：向后、向下、向外地去发现疾病的本质原因性诊断；回答病从何来？病在何处？什么性质和什么原因？并依此作为医疗手段对之直接对抗和补充的目标对象，希冀能通过针对性消除病因，纠正病理，消除病灶，达到征服疾病和消灭疾病为医学的目的和本质功能。

在20世纪里，辨病求本的关于病因病理病位的诊断认识水平，被看成是医学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成为医学科学化的样板。由此，用辨病求本的观点看待中医辨证论治，曾经错误地认为中医落后和不科学；后来又是要用辨病求本的诊疗思想，去研究和证明中医药的疗效及其原理，却又收效甚微。原因在于：用认知方向为“后下外”的知识和方法，未必能够有效地评价和证实认知方向为“前上内”的实践智慧。识病必求于本的“溯因分析性认识”，未必能够有效地说明养生治病必求于本的前瞻性的“通变合和性实践”。“以物观人”的物质科学知识，未必能够指导以“助物向人生成”的中医学生生之道。

20世纪初，梁启超感慨于：“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其愈病之理由喻人”。

陈独秀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的“医学不知科学，既不解人体之构造，复不事药性的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所以，胡适断言：“西医，能说清楚他得的什么病，虽然治不好，但是，西医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他的病，就是（因为）说不清楚得的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

到1980年12月《医学与哲学》发表署名文章，还在指责“中医是极端原始和不科学的”。其立论的根据是：“经中医辨证成为证候之后，反而与疾病不沾边了，并不能正确反映疾病的本质。”由此他断言：“党的中医政策从来也不是为了单纯地永远保存中医，中西医在理论方面是否有结合的可能？过去没有过，估计今后也很难实现。因为把科学的理论和不科学的理论掺和在一起，这本来是很难想象的事，也根本没有必要。”

1977年恩格尔尖锐地指出：“今天统治着西方医学的疾病模型，是生物医学模型。这种模型已成为一种文化上的至上命令，即它现在已获得教条的地位。它认为疾病的一切行为现象，都必须用物理和化学的原理来解释，这是还原论的办法。它认为任何不能作如此解释的，都必须从疾病范畴中清除出去，这是排外主义办法。它把敢于向生物医学疾病模型的终极真理提出疑问，并主张建立更为有用的模型的人视为异端。”

这种疾病医学解释模型，是西方工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它的机械构成论观念的认知方向是向后向下向外的，向后专注溯因分析认识论，向下坚持微观实体本质论，向外信奉线性因果决定论。它的主要以疾病为对象的医学观，纯粹消极的疾病观和直接对抗补充的疗效观，认为是致病因素决定疾病的性质，病理变化决定疾病的转归。诊断认识的任务主要在发现疾病和确诊疾病，向后追溯“病从何来”，向下寻找“病在何处”，向外确认“什么病因”。19世纪以来，用“人体构造”知识建立其病理学及其解剖定位，用“菌毒传染”知识建构其病原学和毒理学，用“药性分析”的化学知识建立其药理学和愈病之理。由此不断发展疾病分类学诊疗思想体系，发展能针对靶点进行直接对抗和补充的替代性物质手段，企求通过消除病因，纠正病理，清除病灶来实现征服疾病和消灭疾病的医学目的。近代西方医学已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疾病及其对病因病理病位的认识，来决定其防治行为和效果评价的医学。发展诊查手段以提高发现和确诊疾病的能力，成为医学的科学性和现代性发展水平的根本标志：疾病医学模型也就因此成为一种文化上的至上命令，在20世纪里获得了教条的地位。

医学的根本问题是一个“效”字，认为“中医尽能愈病”，就是因为没有用疾病医学模型的观点和方法，去回答治的什么病及其所以愈病之理，因此被指为落后和不科学，在北洋政府（1914）和南京政府（1929）期间先后要取消他。

余云岫（1935）用疾病医学的“识病必求于本”的认识论要求，去误读和误批中医“治病必求于本”的实践论学术思想。认为“阴阳五行、三部九候之谬，足以废中医之（诊断）理论而有余；治病必求本、用药如用兵二语，足以废中医之治疗（思想）而有余；（只要用疾病医学诊疗思想去）研究国药，试用成方，足以发扬国产药物而有余”（《中华医学杂志》1935，7）。这种用疾病医学观点方法，对中医药的疗效和价值作出“现代科学方法”的证实和说明，企图从中医药里寻找针对病因病理病位直接对抗补充的有效药物和有效成分，可惜这种以“弃证就病，废医存药”的中药现代化研究，却是收效甚微：

1961年全国首届药理学会交流的实验研究表明，用针对病因病理病位直接对抗补充的疗效观筛选中药，却是阴性结果居多，少数阳性结果者，比之同类西医又大为不如。

1971年全国性筛选慢性支气管中药，针对咳、喘、痰、炎，得到18味草药，可惜又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百余年来从中药里能成功分离为化学药物，从麻黄素开始，迄今还不到60种。为什么命中率这样低，真是中药无效？还是实验方法问题？更是什么样的疗效观的指导思想问题？

1997年8月，世界卫生组织（WHO）会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讨论了对传统医学研究和评价的方法论问题。首先是关于有效成分这个难题，认为“有效成分这个问题很复杂，其定义非常困难。而大多数生药制剂的化学活性成分尚不可知，因此必须将生药制剂整体作为有效成分，并针对制剂整体制订质量标准”。至于什么是有效性？认为“通过体外实验或动物实验观察到的生物作用，未必能够完全照搬到人身上，其作用必须通过临床研究确认”。而在临床研究上，认为“随机试验和安慰剂对照，都未必适用于生药制剂的临床研究，至于盲试验，在医生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治疗，是困难的、不实际和不可能的；特别是在评价非药物疗法，如针灸、手法、外科、理疗等”。认为“还必须考虑时间因素，应在适当的时间阶段进行治疗，以明确可能的有效性”。最后特别强调：“脱离传统医学的实践标准和无视传统医学的理论文献，可能会在研究中犯各种错误。”这是对运用疾病医学的观点方法研究中药的历史经验的初步总结。这是因为中西医学在医学观、疾病观和疗效观上存在的差异，更是因为疾病医学并不能充当医学的科学化和现代化的代表，它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医疗危机。

1993年《医学的目的国际研究计划》尖锐指出：“当代世界性的医疗危机，根本上由于近代医学模式的只是针对疾病的技术，统治医学的长期结果。”而WHO在关于《迎接21世纪的挑战》报告中指出：“21世纪的医学，不应该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领域，应当以人类的健康作为医学的主要研究方向。”

这是因为：自从1962年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揭示以农药为代表的直接对抗和化肥为代表的直接补充，带来了对人类及其生存环境的化学污染和生态破坏，从农业而反思医学领域，人们发现近百年来大量使用化学合成药的化学疗法，带来与药物有关的化学污染，人体不断受到化学物质的冲击，对人类产生长期的不良后果，并造成与治疗目标相反的反目的性效果：

1.“消除病因”的抗代谢性化学疗法，很快出现耐药甚至“多元抗药”。一方面加速药物淘汰，增加新药研制的难度和费用；另一方面是加速病原体的变异，制造新病原和新的疾病。

2.“纠正病理”的受体或通道的阻滞剂广泛应用，以期纠正病理亢进，却出现“受体超敏”，加重对药物的依赖，减药停药就反跳；加重内环境的振荡，使慢性病变和复发增加。

3.“清除病灶”的针对靶点的化学药物长驱直入，加剧体内化学污染，使抗原负荷过重而免疫应答错误，免疫超敏和自身免疫病增多。

4.外源性直接对抗，导致内源性激发作用；外源性直接补充却导致内源性的功能抑制。

5.近几十年来，人类外周白细胞数下降1/3以上，男性精子数和活动度显著下降。

化学界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根本性，由此提出绿色化学和环境友好化学的概念，发展组合化学技术等，以期能适应对人类及其生存环境有利的生态学要求。

呼吁医学模式的转变，恩格尔虽然提出在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实行历史性转变。由于心理和社会因素只是在人类中才具有，故可认为应从生物医学前进上升为人类医学。医学的现代化发展，需要一种建设性和积极进取性的医学；这里有一个医学本质功能重新理解的问题，既然人成为医学主体，那么就应当从对人的理解中去揭示医学的本质功能，去规定医学的现代化发展道理。

拜因豪尔等在1970年已指出：“医学的发展具有质的飞跃，其主要标志在于对调节机制和防卫机制的活动原则能有所阐明。”因为生命有机体的本质是：“物质过程的自组织性和自我调节”（贝塔朗菲）；“目标指向过程的出现，可能是生物界的最突出的特点”（迈尔）。而生理学的主题，也是健康医学的主题则是：“稳态和适应是如何实现的！”

医学现代化的发展取向将是：

1.从化学层次寻求物质基础的医学观，前进上升到生命层次寻求自组演化目标调节的医学观。

2.从生物学前进上升为人类医学。

3.从疾病医学前进上升为健康医学。

4.从对抗医学前进上升为生态医学。

21世纪，中医学向何处去？

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中医学的生生之道。如何理解辨证论治的养生治病必求于本的本质功能要求：是旨在发现和发展人的生生之气的自我健康能力和自我痊愈能力，是依此去发展对环境非我关于利害药毒的识别能力和对之转化利用为生生之具的能力，是旨在谋求实现天人合德生态共演的生生之效。中医学应该坚持：

作者从1945年学医以来，业师陆渊雷的“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章次公的“欲求融合，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章太炎先生的“取法东方，勿震远西……道不远人，以病者之身为宗师”，向自己的服务对象学习等教导，一直指引着我的为医和为学之路。

北医的30年和中医研究院20年，领导和师友的支持鼓励和切磋之益，永志不忘。

感谢中国中医研究院和基础理论研究所领导的鼓励，人民卫生出版社领导和责编的支持，得以将历年论医文字结集出版。之所以名之为《中医学之道》，意在是对中医学术思想、实践观念和发展道路的学习和探索这条主线。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