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行医后，赵炳南在中医外科界总算有了一席之地。就连北京的洋车夫遇有皮外科病家乘坐，也主动介绍到他医馆诊疗。但赵炳南来自底层人民，深知劳苦大众的看病不易。对那些无力就医的穷人，他秉承“穷汉子吃药，富汉子还钱”的师训，免费看病吃药，分文不取。一次，几位农民从西直门外抬来一位“对心发”（背部蜂窝织炎）的患者。他见病人就诊不便，主动提出免费出诊。经他细心诊疗，亲自上药，坏死组织很快脱落，二个月后，疮面长平痊愈。左邻右舍闻讯凑钱给他送了块木制的义匾。在他行医生涯中，送来的木匾、玻璃匾、铜匾、银盾、银瓶不下百八十件，但唯独这块义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赵炳南把治病看作救命，把救人看作救火，反对那种见钱眼开、不顾病人的医疗作风。他常讲，旧社会有人把大夫比作“神仙·老虎·狗”。意思是：瞧好病，称大夫是神仙，歌功颂德，加倍酬谢；瞧不好，骂得大夫狗血喷头，名声扫地，一文不值；要想赚钱，就得预支保金，狠狠捞一笔，先当老虎。可在当时，赵炳南却一反俗例，遇有病家就医，先治病要紧，不言明诊金。治好病，随病家酬谢，各尽各心；不能治的，声明看不了，请另就高明，但从不讲是不治之症；有的病人病入膏肓，难以救治，虽舍医赔药，也心甘情愿。有感于当时“庸医杀人不用刀”、“不伤于病，而伤于药者多也”的医弊，赵炳南诊病时总是详询病情，细察脉色，辨证认真，处方周密，医嘱详尽，态度谦和，一时认不清的病，宁可不看，也决不敷衍。

当然，请他看病的，也有达官富商之类的阔人，从中也得到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他除了把这些收入用来维持医馆外，还为社会公共事业略尽绵薄。当时的北平中医公会缺乏经费，他解囊相济；华北国医学院需要资金，他慷慨捐款；建立妇产医院，他竭力资助；开办普济施诊所，他义务应诊。到头来，只乐得两袖清风，俭朴度日。

赵炳南蔑视那种意逐荣势，企踵权豪，而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的混世者。他常说：“现在社会上的某些不正之风，在旧社会是正大光明。那时候，一个人有了名气，想滑下坡或攀富贵都很容易。”

一九二五年，清末皇帝溥仪退居天津“关起门来做皇帝”，曾由溥的老师陈定琛、朱益藩二人介绍赵炳南前往诊病。溥仪患的是“白刃疔”（唇疖），有破相之忧。赵炳南采取外用提疔办法，内服清热解毒、托里透脓的中草药。三天后，栓出脓尽；一周后，基本痊愈，没留瘢痕。通过接触，溥仪对他颇有印象，提出要聘他为“御医”。赵炳南说：“家有八十岁老母无人侍奉，我这个年龄，只能尽孝，不能尽忠”，婉言拒绝了招聘。

旧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使赵炳南信守一句话——“万事不求人”。他曾气愤地说：“旧社会我没有一个朋友。”

北平沦陷前，赵炳南怕挂那么多匾招惹是非，悄悄托人拍照后，卸下收藏。谁知这样也难免飞来的横祸。北平沦陷后，人不自由，连挂钟也不自由﹗日本侵略者规定：中国人要按日本时间把钟拨快一小时。他想，在中国的国土上，难道中国人都不能按照中国的时间生活吗？他开设的诊室里的挂钟，就硬是不拨，结果被汉奸狗腿子发现，一进诊所，便把挂钟摔碎了。他们一走，赵炳南就又重新买了一个，照样按照中国时间拨好，挂在墙上。后来又被摔掉一次，他再次买了个新挂钟。

当时，眼看国土沦丧，国难当头，作为一个中国人，赵炳南的心情非常郁闷。他盼呀盼，盼望抗战胜利。认为胜利后，日子可能好过些。谁知道，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更是艰难。地痞流氓到诊所闹事，敲诈勒索，无所不为，再加上物价飞涨，生活毫无保障……在这种日子里，他心灰意冷，虽未满五十，却深感垂暮之年已到，于是，就拄起拐杖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