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刺血疗法的基础理论

第一节 刺血疗法的起源及发展

一、刺血疗法的起源

刺血疗法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史前文化时期，其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远在石器时期，古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由于环境和劳动条件恶劣，身体常常会被尖石和荆棘碰撞，有时甚至被碰伤出血。但有时在碰撞及流血后，却因此使某些原有的病痛减轻或消失（如一些经久不愈的头痛，筋骨酸痛等）。显然，这种出于偶然的经验，最初不可能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在若干年、若干次的相类似经历不断重现时，这种源于实践的经验，就会促使人们注意到身体的某些部位，通过人为地刺激或使之出血，可以收到医治疾病的效果，这样便有了最古老的朴素的放血疗法经验，应运而生便有了最原始的石制医疗工具——砭石，《说文》：“砭，以石刺病也。” 传统的针刺放血疗法，古代称为“刺络”“启脉”，是祖国医学中一种独特的针刺外治疗法，广泛流传于民间。

新石器时期，人们还学会了用动物骨骼和竹子，做成像石针一样的针具来治疗疾病。到了仰韶时期，黄河流域发展了彩陶文化，破碎的陶片成为人们进行刺血等医疗活动的砭石替代品。在最早的医学文献——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脉法》中有“用砭治脉”的记载，即以砭石直接作用于人体皮肤上对浅表血脉施术，造成创伤，治癫。《五十二病方》也有刺血治疗癫痫的记载，《五十二病方》和《脉法》是有关中医脉法方面最早的两部著作，也是目前考古学发现的有关砭石治病的最早文字记录。此外，《黄帝内经》中亦载有关于砭石疗疾的记述，如“东方之城……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砭石疗法正是刺血疗法形成的雏形。

二、刺血疗法的发展

刺血疗法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以下5个阶段。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就对刺络放血非常重视，书中对放血疗法的针具、原则、瘀血阻络的诊断、适应证、取穴及操作手法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如《灵枢·九针十二原》篇：“锋针，长一寸六分……锋针者，刃三隅以发痼疾”，《灵枢·九针论》篇：“四曰锋针，取法于絮针，筒其身，锋其末，长一寸六分，主痈泻热出血”，即“锋针”用于放血治疗疖肿、热病、泄泻等疾病，这也是在古人使用砭石治疗皮肤痈疡方法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素问·血气形志篇》说：“凡治病必先去其血。”《灵枢·九针十二原》篇中还提出了“凡用针者，虚则实之，满则泄之，宛陈则除之”的治疗原则。《灵枢·官针》中“络刺”“赞刺”“豹文刺”等刺法，虽针具、方法不尽相同，但都属于刺络放血疗法的范畴。《灵枢·血络论》还进一步阐明刺血法的应用范围，如血脉“盛坚横以赤”“小者如针”“大者如筋”等，并指出有明显瘀血现象的才能“泻之万全”。总之，《黄帝内经》中记载了许多刺络的适应证和禁忌证。据统计，明确指出刺血疗法的论述就有40多篇，从而形成了经络与气血学说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刺血疗法的理论基础。

《黄帝内经》以后，历代医家不断摸索、总结并掌握了针刺放血的许多方法。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与弟子过虢国，治疗虢太子尸厥症时，令其弟子子阳“砺针砥石”，在太子头顶百会穴处针刺出血，太子即醒。汉代名医华佗曾用针刺出血，治愈了曹操的“头风眩”。《新唐书》记载唐代侍医张文仲、秦鸣鹤，用针刺百会及脑户出血，治愈了唐高宗李治的风眩，目不能视症。宋代名医娄全善，曾治一男子喉痹，于太溪穴刺出黑血半盏而愈。刺络放血，虽在《黄帝内经》里就有大量论述，唐宋以前也有不少关于放血治病的记载与传说，但直到金元时代，针刺放血才正式发展成为流派，趋于成熟。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非常重视放血泻热、驱邪。他在“药略”中说：“大烦热，昼夜不息，刺十指间出血，谓之八关大刺。”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出血泻热，治实热证的方法。又如他治疮疡以“砭射之”“石而泄之”；治太阳中风刺至阴出血 ；治热无度不可止，于陷谷放血；治腰痛不可忍，刺委中、昆仑放血；治百节疼痛，刺绝骨出血；治金丝疮（即红丝疗），“于疮头截经而刺之，以出血”等。刺血疗法的运用正是源于刘氏提出的“六气皆从火化”的理论。

攻下派代表人物，金代著名医家张从正师承刘完素放血之术，进一步发展了此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不少疑难危证，张氏常用刺络泄血而取效，他说：“出血之与发汗，名虽异而实同。”认为泄血除热，攻邪最捷。张氏刺络泄血的学说，是继承《灵枢·九针十二原》“宛陈则除之”的治则发展而来。他认为气血宜辨多少，泻络当重“三多”。指出“治病当先识其经络”“血出者宜太阳、阳明，盖此二经血多故也。少阳一经不宜出血，血少故也。”张氏审证精详，胆识过人，在针灸临床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泻络“三多”风格，即运用徘针多，放血部位多、出血量多。徘针又名铰针，形如剑锋，刺激体表，创伤面较大，出血较多，张氏放血部位之多很惊人，多者竟达百针以上，如治湿癣，“于癣上各刺百余针”。除了在病变部位上多点刺放血外，还用多穴位放血，如对目疾实热，红肿赤痛者，必刺神庭、上星、囟会、前顶、百会五穴放血。张氏放血量多，有的以升斗计数，有的则以杯盏作计量单位，如“出血二杯”“血出约一盏”等。其放血量之多，远非现今之数滴者所可比拟。张氏娴于刺络放血，胆大却又不孟浪，在施术时有明确的禁忌证，他认为刺络放血法主要是用于各种实热火证。而虚寒证则不宜使用，如他说：“雀目不能夜视及内障，暴怒大忧之所致也，皆肝主目，血少，禁出血。”除此之外，张氏还指出在出血之后，应忌“兔、鸡、猪、狗、酒、醋、湿面，动风生冷等物，及忧忿劳力等事”的具体禁忌。

补土派代表人物，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杲很重视针刺放血技术，用针刺放血调整营卫气血的平衡，如在其《脾胃论》中记载：“三里、气街，以三棱针出血”“于三里穴下三寸上廉穴出血”以治疗痿证，“刺足少阴血络”以治疗瘀血腰痛的经验。李杲的刺血攻邪理论在其弟子的继承下得以完善，在其代表著作《卫生宝鉴》中记载有详细的放血治病经验。医家王国瑞在其《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中指出针刺太阳出血可以治疗“眼目暴赤肿痛，眼实红”；针刺委中出血可以治疗“浑身发黄”“风毒瘾疹，遍身瘙痒，抓破成疮”“视物不明”等疾病。

明代著名医家薛己对针刺法有自己较为成熟的见解，多用于外科急证，且以破脓放血的攻邪法为主，通过泻邪的作用，达到治疗效果。

历代医家选用的放血工具不尽相同，如李东垣用三棱针，张从正多用铍针，薛己则用细瓷片，薛氏《保婴撮要》十一卷云：“砭法……用细磁器击碎；取用锋芒者，以箸头劈开夹之，用线缚定，两指轻撮箸头，稍定，令磁芒对聚血处……频击刺出毒血。”清代郭又陶乃用银针，其著《痧胀玉衡》谓治痧甚效，并认为银针无毒。

刺血疗法在古代藏医书籍中也有不少记载。如藏医学家宇妥·元丹贡布《四部医典》中明确指出放血疗法可以驱除脉病，下泻血病，止痛消肿，防止腐烂，培育新肌，愈合创口等，在诊断疾病很准确的情况下须放出适当的或全部的病血，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此外，在刺血篇中对刺血的工具、适应证、刺法及取穴、禁忌等均做了详细论述。

社会的变革直接影响着医学的发展，在封建社会，出于儒家思想渗入医学领域，宣扬“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谬论，加之刺络术比针灸较难掌握，因此阻碍了针刺放血疗法的发展。到了清代，日趋衰落，清朝太医院曾明令撤销针灸科。自新中国成立后，刺血疗法才被医学界所重视，并得到了较大发展。近30年来，刺血疗法的适应证不断扩大，临床疗效不断提高。同时，对一些疑难杂症，运用刺血疗法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我们相信，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刺血疗法在挖掘、整理和总结提高过程中，通过民间和医界同仁的共同努力，结合和借鉴现代科学技术，必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和提高，使之在医疗保健事业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